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 2014 年 7 月 8 日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強調指出: 中國的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兩個要素: 環境和經濟，它們兩者的關系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達一個新的高峰，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工作將會越來越受重視，尤其是農村生態環境［1］。而在剛剛過去的二十年里，圍繞城市環境治理和改善的相關研究十分完善，從研究方法上來講定性和定量皆有，研究尺度既有微觀具體分析也有宏觀區域比較，研究視角既有時序分析也有空間差異分析，研究內容也從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的對策分析延伸到了對區域、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投資的效率評價等多方面［2 －5］。而針對農村生態環境，學者的研究視角則以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改善和承載容量等內容為主［6 －8］，關于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評價的成果并不多見，研究視角、尺度和方法相對城市而言也稍嫌不足，針對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空間異質性的綜合比較分析尚屬空白。數據包絡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簡稱 DEA，是當前廣泛應用在城市環境治理效率評價的主要方法之一，很多學者運用 DEA 對大、中、小區域的城市環境治理效率進行了綜合評價，對該區域城市環境的治理和改善提出了寶貴的實證建議［9 －10］。將 DEA 運用到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方面，既能實現農村大、中、小區域的環境治理效率評價，還能根據各區域效率值進行比較分析和空間異質性規律的探討，這對認清當前中國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空間分布形勢以及完善區域間農村環境治理投入的政策及措施大有裨益。為了探討各區域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異質性變化規律，文中首先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理論體系分層次構建了 2011 年 31 個省\\( 市、區\\) 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投入 － 產出指標體系，然后以區域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超效率值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為切入點，借助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綜合評價矩陣［11］，對 31 個地區進行了聚類對比分析; 根據分析的結果進行當前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科學評價，同時對地區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環境治理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力求為改進各區域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緩解農村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日趨加劇的供需矛盾，促進地區經濟與農村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和實證建議。

1 材料與研究方法

1． 1 數據來源

研究的原始數據為 2011 年結果，數據來源為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的統計數據、《2012 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年鑒 2012》。雖然原始數據的單位不一，但是因為 DEA 方法中決策單元的最優效率與投入產出指標值的量綱選取無關，所以無需對原始數據進行量綱標準化處理［12］。

1． 2 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投入 － 產出指標體系

環境治理的投入指標一般主要包括財政支出、污染治理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和環?？蒲屑敖逃С龅确矫妫?3］，產出則多半圍繞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等方面［14］。因農村與城市在功能和定位、產業構成等方面差異顯著，且農村環境相關數據體系的完善程度遠遠不及城市，因此研究構建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投入 －產出指標體系在定位、內容細分等方面與城市的并不相同?；谥笜说目刹僮餍?、合理主導性、科學性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等原則，研究中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投入指標主要從與農村相關的農村資源環境改造、農業生產環境治理投入、農村生活環境治理投入等角度進行劃分，而產出指標則以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三方面構成［15］。具體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投入 － 產出指標體系如表 1 所示，正向和反向指標分別以 "+ " 和" － " 來表示。正向指標一般意為指標數值越大，效率越優，負向指標意為指標數值越小，效率越優，對于投入 － 產出的效率評價而言，一般"高產出，低投入"為最佳，因此產出指標多為正向指標，投入指標多為負向指標，但也有例外，一般在投入或產出內部都設定為同向指標為優，如產出指標中的農業總氮、磷排放等負向指標，如設定為排放減少量即為正向指標，否則應根據以下公式進行歸一化轉換:

投入指標體系中的正向指標和產出指標體系中的負向指標需采用以下公式轉換［16］：

式中: xi為指標原始值，Zi為處理后的指標值，max\\( xi\\) 為所有樣本指標的最大值，min\\( xi\\) 為所有樣本指標的最小值。

1． 3 研究方法

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空間異質性可表現為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反映變量隨著空間位置變化呈現出相關屬性差異的綜合測度。測度多方面反映變量屬性的綜合差異可通過首先進行合理的可量化的治理效率指標體系構建，然后采用科學的定量方法對指標體系進行效率綜合評價來達到。文中首先采用超效率 DEA 以 31 個省\\( 市、區\\) 作為決策單元，根據表 1 的投入 － 產出指標體系運用效率測量軟件 EMS\\( Effi-ciency Measurement System\\) 進行各地區的超效率值計算，根據計算出的超效率值可進行地區間的治理效率排序和比較，如果超效率值大于 100%，則該決策單元是相對有效的，即該地區規模收益為不變的類型;如果超效率值小于 100%，則該決策單元是相對非有效的，該地區規模收益為遞減的類型，非有效的原因一般有面向產出和面向投入兩種: 一是保持投入不變的情況下，產出不足，二是保持產出不變的情況下，投入過大。根據我國農村環境治理的情況，文中投入 － 產出模型基于面向投入構建，即在保持產出不變的情況下，確定非相對有效決策單元效率要達到有效在投入上需要改進的幅度［17］。

得到運用超效率 DEA 測度的各地區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值之后，為了更加直觀地從多方面多角度展現地區間的差異程度，研究結合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構建綜合評價矩陣對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進行了系統和合理的聚類。因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并非僅由農業發展來決定，為了能更科學、客觀地反映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真實情況，評價矩陣選擇了 2011 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作為測度標準，構建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綜合評價矩陣\\( 表 2\\) 。根據表 2 所示，分別以所有地區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值和 2011 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大小排名為劃分標準，據此將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分別劃分為兩個評價等級，通過劃分等級的兩兩組合可將 31 個地區劃分為"效率高 － 經濟強、效率高 － 經濟弱、效率低 － 經濟強、效率低 － 經濟弱"四類。

2 結果與分析

2． 1 區域農村環境治理效率的比較分析

根據 EMS 分析結果，我國31 個省\\( 市、區\\) 中有5 個地區的超效率值特別大無法顯示，它們分別是:

上海、海南、西藏、青海和新疆。其余 26 個地區的超效率計算結果\\( 表 3\\) 。根據 DEA 分析結果來看，我國 31 個省\\( 市、區\\) 農村環境治理效率的一般形勢尚可，但仍存在一定的地區差異。31 個地區中，有 8個省\\( 市、區\\) 農村環境治理效率為非相對有效，相對有效決策單元所占比重為 74． 2%。除上海、海南、西藏、青海和新疆 5 個地區超效率值較大以外，天津以絕對的優勢排名第 6，重慶、云南、廣東和甘肅位列第 7 －10 名，其中 6 －8 名的分值相對第 9 －10 名優勢比較明顯，尤其是天津優勢非常明顯; 湖南、湖北、黑龍江、河南、江蘇、江西、內蒙古和北京有效值最低，位列最后 8 位，它們的超效率值小于100% ，為非相對有效。根據地域劃分來看，農村環境治理效率較優的決策單元在西北、華南、華東、西南、青藏地區皆有較多省份，東北和華北地區有少數省份; 治理效率一般的地區以華北、華南和西南地區居多，東北，華東和西北地區有少數省份; 而農村環境治理效率較劣的地區則多分布在華北和華中地區，東北和華東有少數省份。從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空間異質性來看，東、西、中部地區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上與地區整體經濟發展情況并不十分對應，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傾斜和地方農村環境保護政策實施力度的影響，西部地區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上相對較低的投入導致較高的治理效率，而東部部分地區對農村農業較高的環境投入勢必引發效率的相對偏低，因此其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優勢并未如其地區綜合經濟實力那樣顯現出強勁的競爭優勢，中部地區這方面表現得更加明顯，以農業作為核心產業的發展導向無法避免其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上的劣勢地位。

2． 2 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空間異質性的綜合評價

圖 1 基于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綜合評價的分類結果圖Figure 1 Classific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matrix on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僅憑超效率值得到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區域差異分界并不十分顯著，圖 1 為我國 31 個省\\( 市、區\\) 結合各地區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值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所處的位次，運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綜合評價矩陣進行聚類的結果，圖 1 中可以看出我國東、西、中部地區在效率綜合評價上顯著的空間差異。其中，圖中左下方標示的第一個形容詞指的是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評價等級，第二個形容詞指的是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等級，如"高 － 強" 型代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高且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依此類推。

具體而言，結合圖 1 和表 3 來看，上海、天津、廣東、吉林、福建省\\( 區、市\\) 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和農村經濟發展皆優，位列"效率高 － 經濟強"的等級，其影響原因并不完全相同: 上海和天津主要原因在于其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上的低投入，而廣東、福建和吉林則主要歸功于高產出。從與農業發展的協調來看，農村環境治理效率綜合評價皆優的地區中農業發展水平較高省份比較缺乏，部分地區農村的發展主要得益于其城市發展的帶動效應。四川、廣西、陜西、山西、湖南和河南位列"效率低 － 經濟弱"等級，主要原因在于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投入上相對較多的冗余，且產出相對較低，同時農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因此這些地區應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并著力改善投入冗余和提高產出。其他如海南、西藏、青海、新疆等省\\( 區、市\\)位列"效率高 － 經濟弱"等級的原因在于自身較強的資源優勢致使它們在效率上明顯的低投入，而河北、浙江、山東、遼寧、湖北等地位列"效率低 － 經濟強"等級的原因莫過于重視農村、農業發展帶來的對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上較高的投入和相對較低的產出，如農業污染物的排放方面，因此這些農業發展優勢明顯的地區其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并不理想［18］。

2． 3 農村環境治理效率非相對有效地區的改善分析

湖南、湖北、黑龍江、河南、江蘇、江西、內蒙古和北京地區的超效率值小于 100%，為效率非相對有效的決策單元，根據輸出結果中的投入冗余，可以確定這 8 個地區優化效率的指標改進幅度\\( 表 4\\) 。

從表 4 中可以看出，農村環境治理效率非相對有效的 8 個地區中，江蘇和黑龍江皆有 6 個投入指標存在投入冗余，需要改進的指標最多，華北地區的河南、內蒙古和北京皆有 4 個指標存在投入冗余，且內蒙古和北京的投入冗余情況比較類似; 而華中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皆存在 3 個指標的投入冗余; 可見同地域的省份和地區在投入冗余指標上存在一定的趨同性，在效率提升上可結合地域歸屬進行政策實施規劃。

從投入指標來看，9 個投入指標中，水土流失治理和土地整理上分別有 7 個地區有投入冗余; 有效灌溉有 5個地區存在投入冗余，退耕還林和生態建設與保護上均有 4 個地區存在投入冗余，且退耕還林的投入冗余主要集中在華中地區，而生態建設與保護投資的投入冗余主要集中在華北地區; 要想達到有效，這些地區的對應指標投入應該是下一步著力改進的方向。

3 討論

研究從農村環境內容構成和社會、經濟、生態構成的綜合效益角度構建了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投入產出指標體系［17］，在運用超效率 DEA 效率評價的基礎上得到我國 31 個省\\( 市、區\\) 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值，然后結合各地區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構建了綜合評價矩陣，根據矩陣評價結果將 31 個省\\( 市、區\\) 劃分為效率高 － 經濟強、效率高 － 經濟弱、效率低 － 經濟強、效率低 － 經濟弱四個類別。在構建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上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新和探索，如在產出上，不僅僅局限于農村環境治理的污染物排放，更多的是基于農村在功能、要素構成和角色定位上與城市的不同，將其定位在經濟、社會和生態三方面的綜合效益上; 又如實現了農村生態環境改善在研究方法、視角與定位上的大膽創新，最后根據綜合矩陣評價的成果進行了改善分析，其研究結論客觀真實地展現了當前我國農村環境治理效率的區域分布現狀并可為不同地域農村環境治理改善政策和對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實證參考。通過上述實證研究可知: 從與農村發展的協調來看，農村環境治理效率較優的地區并非都是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如海南，西藏，青海等地，而以資源環境優勢較明顯的地區居多，大部分自身資源優勢明顯的地區在農村環境治理上依然保持著領先的優勢，而農村發展優勢明顯和農業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和地區在農村環境治理上則面臨著更大的威脅，這些地區要在實現農業與農村環境協調發展上加大力度，具有資源環境優勢的地區則應在保證環境治理綜合效益的前提下，加快農村發展速度以及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步伐［19］。反觀農村發展水平較高且環境治理效率較優的省份主要出現在華南、東北、華北和華東地區，尤以華南為多，主要原因歸功于城市經濟發展對區域內農村發展水平的帶動，當農村范圍內產業優勢并非主要來自農業時，農業、農村環境治理上的投入自然相對較少，這對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較優而農村經濟發展較弱的地區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當然，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及作者自身水平的不足，本研究設計的投入 － 產出指標體系仍有待改進，另外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的區域差異沒能結合不同時段開展時空融合分析也是研究的一大不足，這些都將是作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4 結論

\\( 1\\) 根據 2011 年 31 個省區投入 － 產出指標體系的效率綜合分析結果，各區域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按從高到低的排名依次是: 上海、海南、西藏、青海、新疆、天津、重慶、云南、廣東、甘肅、吉林、寧夏、安徽、貴州、福建、河北、浙江、四川、山東、廣西、陜西、山西、遼寧、湖南、湖北、黑龍江、河南、江蘇、江西、內蒙古和北京。

\\( 2\\) 我國 31 個省\\( 市、區\\) 中湖南、湖北、黑龍江、河南、江蘇、江西、內蒙古和北京 8 個地區的超效率值小于 100%，為效率非相對有效的決策單元，所占比重為 25． 8%; 同地域的省份和地區在投入冗余指標上存在一定的趨同性，水土流失治理和土地整理上分別有 7 個地區有投入冗余; 有效灌溉上 5 個地區存在投入冗余，退耕還林和生態建設與保護上均有 4 個地區存在投入冗余，且退耕還林的投入冗余主要集中在華中地區，而生態建設與保護投資的投入冗余主要集中在華北地區。

\\( 3\\) 聚類結果顯示: 上海、天津、廣東、吉林、福建5 個省\\( 區、市\\) 屬于"效率高 － 經濟強"型地區; 海南、西藏、青海、新疆、重慶、云南、甘肅、寧夏、安徽、貴州 10 個省\\( 區、市\\) 屬于"效率高 － 經濟弱" 型地區; 河北、浙江、山東、遼寧、湖北、黑龍江、江蘇、江西、內蒙古、北京 10 個省 \\( 區、市\\) 屬于"效率低 － 經濟強"型地區; 四川、廣西、陜西、山西、湖南和河南 6 個省\\( 區、市\\) 屬于"效率低 － 經濟弱"型地區。

參考文獻

［1］Bartelmus P． Accounting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4\\( 3\\) : 88 －921．

［2］KumarMandal S，Madheswaran S．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the Indian cement industry: An interstate analysis［J］． Energy Policy，2010\\( 38\\) :1108 － 1118．

［3］鄧波，張學軍，郭軍華． 基于三階段 DEA 模型的區域生態效率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1\\( 1\\) : 92 －99．

［4］王親，郭峰，許新宇，等． 中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評估及其時空變異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12，21\\( 4\\) : 153 －161．

［5］郭國峰，鄭召鋒． 基于 DEA 模型的環境治理效率評價 － 以河南為例［J］． 經濟問題，2009\\( 1\\) : 48 －51．

［6］鄧波，張學軍，郭軍華． 基于三階段 DEA 模型的區域生態效率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1\\( 1\\) : 92 －99．

［7］姚華榮，吳紹洪，曹明明． GIS 支持下的區域水土資源優化配置研究［J］． 農業工程學報，2004，20\\( 2\\) : 31 －35．

［8］陳玉娟． 遼寧沿海經濟帶水土資源承載力研究［D］． 遼寧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大連，2012: 5 －31．

［9］王恩旭，武春友． 基于超效率 DEA 模型的中國省際生態效率時空差異研究［J］． 管理學報，2011，8\\( 3\\) : 443 －450．

［10］馬育軍，黃賢金，肖思思，等． 基于 DEA 模型的區域生態環境建設績效評價 － 以江蘇省蘇州市為例［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7，16\\( 6\\) : 769 －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