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坊，即是我國舊時書店的泛稱。漢代已有專門售賣書籍的店鋪； 唐代中葉，四川、安徽、江蘇、浙江和洛陽等地設肆刻書已很普遍； 兩宋時期，書坊刻書、售書日見興盛； 明代的書坊更為發達，坊肆遍布全國，其中戲曲刊本層出不窮，是之前任何時代不能比擬的。明代官刻、家刻和坊刻中均有戲曲刻本，尤其是書坊所刻戲曲，占現存明刊戲曲的絕大部分。
本文主要探討明代書坊刊刻戲曲的概況、地域特征、階段特征及其對戲曲文學的影響。
一、明代坊刻戲曲概況
筆者依據杜信孚和杜同書《全明全省分縣刻書考》與《明代版刻綜錄》、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董康《曲?？偰刻嵋?、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和《明代傳奇全目》、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等書目，并結合筆者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圖書館所查閱的資料，統計明代書坊刊刻戲曲的情況如下：
江蘇地區刊刻戲曲的書坊有 46 家，共刻戲曲230 種。俞為民在《明代南京書坊刊刻戲曲考述》中認為明代南京刊刻戲曲的書坊有13 家,但據筆者統計，共有 27 家，分別是積德堂、少山堂（ 胡少山） 、富春堂（ 唐對溪） 、世德堂、文林閣（ 唐錦池） 、廣慶堂（ 唐振吾） 、唐晟、德壽堂、繼志齋（ 陳大來） 、環翠堂（ 汪廷納） 、師儉堂（ 蕭騰鴻） 、文秀堂、長春堂、周敬吾、胡東唐、烏衣巷、博古堂（ 周時泰） 、懷德堂（ 周氏） 、麗正堂（ 鄧志謨） 、必自堂、匯錦堂（ 孔氏） 、兩衡堂、三元堂、石渠閣、天章閣、文盛堂、奎壁齋（ 鄭思鳴） ,括號內為書坊主人的姓名。據張秀民先生推斷，明代南京書坊刊刻的戲曲作品當有二三百種[2]349,筆者依據現存刊本統計為 196 種。
蘇州刊刻戲曲的書坊有 19 家，包括起鳳館（ 曹以杜） 、書業堂、萃錦堂、寶珠堂、毛恒所、蒸文館、螂麟齋、葉戊廿、寧致堂、尚友堂（ 安少云） 、嘉會堂（ 陳勖吾） 、玉夏齋（ 葉啟元） 、志鄴堂、柳浪館（ 袁于令） 、陳長卿、德聚堂、許自昌、周之標、汲古閣（ 毛晉） ,共刻戲曲 34 種。
浙江地區刊刻戲曲的書坊有 23 家，共刻戲曲54 種。其中杭州書坊 14 家，分別是文會堂 （ 胡文煥） 、容與堂、翁文源、天繪樓、陽春堂、凝瑞堂、鐘人杰、靜常齋（ 李氏） 、西爽堂（ 吳敬、吳仲虛等） 、讀書坊（ 段景亭） 、安雅堂、山水鄰、崢霄館（ 陸云龍） 、高一葦，共刻戲曲 32 種； 紹興書坊有會稽縣的半野堂（ 商濬） ,及上虞縣的泥蟠齋（ 車任遠） ,共刻戲曲 3種； 湖州書坊有吳興縣的雕蟲館（ 臧懋循） 、茅彥徵，及烏程縣的閔齊伋、閔光瑜、凌濛初、凌玄洲、凌延喜，共刻戲曲 19 種。
安徽地區刊刻戲曲的書坊有 11 家，共刻戲曲21 種。包括歙縣的百歲堂、玩虎軒（ 汪云鵬） 、尊生館（ 黃正位） 、敦睦堂（ 張三懷） 、劉次泉、四知館（ 楊金） 、觀化軒（ 謝虛子） 、還雅齋（ 黃德時） 、青藜館、存誠堂（ 黃裔我） ,以及休寧縣的黃嘉惠。
福建地區刊刻戲曲的書坊有 28 家，共刻戲曲41 種。其中建陽書坊 26 家，分別是進賢堂、余新安、種德堂（ 熊成治） 、與耕堂（ 朱仁齋） 、忠正堂（ 熊龍峰） 、喬山堂（ 劉龍田） 、忠賢堂（ 劉龍田） 、三槐堂（ 王會云、王敬喬等） 、游敬泉、楊素卿 、葉志元、自新齋（ 余紹崖） 、長庚館（ 余氏） 、余少江、劉齡甫、愛日堂（ 蔡正河） 、陳含初、四有堂（ 周靜吾） 、燕石居（ 熊稔寰） 、集義堂、劉應襲、崇文堂、文立堂、歲寒友、萃慶堂（ 余彰德） 、清白堂，共刻戲曲 39 種。此外福州府閔縣金魁、漳州府李碧峰與陳我含，共刻戲曲 2種。
北京地區僅有金臺岳家弘治戊午季冬重刊印行《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及永順堂成化八年刻《新編劉知遠還鄉白兔記》； 陜西地區只有鳳毛館（ 盛以弘） 在萬歷年間刊刻的顧大典撰《重校白傅青衫記》。
綜合以上統計可知，明代可考的坊刻戲曲中，共有 111 家書坊，刊刻戲曲 349 種； 另外，還有所處地區不詳的書坊 20 家，即春山居士、紹陶室、崇義堂、清遠齋、陳曉隆、來儀山房、云林別墅、余會泉、七峰草堂、槐堂九我堂、梁臺卿、岑德亨、楊齡生、紉椒蘭館、林于閣、漱玉山房、柱笏齋、映旭齋、慎馀館、章慶堂，刊刻戲曲 20 種； 刊刻地區及書坊名稱均不詳者有戲曲 203 種。由此得出結論： 包括現存本、已佚本和翻刻本在內，明代坊刻戲曲共有 572 種。與此同時，筆者還對一些刊刻信息進行了訂正和考證。如關于起鳳館的主人，《全明全省分縣刻書考》認為是徐履道，估計是因為起鳳館所刻《滄州集》，書后有徐履道跋，但是《元本出像西廂記》有陽文方印“曹以杜印”,因此起鳳館的主人應該是曹以杜。又如《全明全省分縣刻書考》認為許自昌所刻書籍為家刻本，但是筆者認為許自昌為書商?！陡镌S氏家乘》收有許自昌與陳繼儒的十多封信，其中談到《唐類函》的刊刻問題，陳氏提出了建議：
其書局促不甚利益，弟半置之高閣。即使纂續，雅俗參半，前后糅雜，操翰之人，反多掊擊，不如姑止之。即刻不行，即行不廣。
這就充分說明許自昌刻書的出發點是暢銷與否。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認為題為“梅花墅改訂”的《玉茗堂批評節俠記》和《玉茗堂批評種玉記》出自同一個書坊，可能是許自昌刻印的。所言甚是，以許自昌豐富的刻書情況來看，他刊刻本人改訂的戲曲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明代坊刻戲曲的地域特征
依據上述數據可知，明代南京書坊所刻戲曲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地區?？梢哉f，與坊刻小說不同，坊刻戲曲中心不在建陽，而在南京。筆者以為，南京成為坊刻戲曲中心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第一，演劇之風盛行。余懷《板橋雜記》云：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云，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王叔承在《金陵艷曲》中描寫南京濃厚的歌樂之風： “春風十萬戶，戶戶有啼鶯?！笨梢?，明代南京是歌舞升平之地。雜劇、弋陽腔、青陽腔、海鹽腔、昆曲都曾在南京劇壇流行。第二，戲曲創作和理論豐富。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物，南京的秀美山河，培育出眾多群賢才俊。南京還是明朝的陪都，強大的社會背景也有利于學術團隊的形成，正如梅新林先生所說： “都城（ 南京） 可以通過經濟、政治、文化資源轉化或積淀為文學 資源”.第三，大量外地商人、文人、藝人流入南京，進行戲曲活動。據《松窗夢語》所載： “金陵乃圣祖開基之地。北跨中原，瓜連數省，五方輻輳，萬國灌輸。三服之官，內給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賈爭赴?！苯鹆杲洕睒s，吸引富商巨賈蜂擁而至。陳書錄先生曾指出： “中華文化以長江為界，分為南北兩大文化，江蘇正處在南北文化的交匯點上，因而形成了金陵文化的主要特征： 交融性、互補性、開放性和創造性?！蹦暇┘嫒莶⑿畹牡赜蛭幕攸c，又吸引了四方來客。這些外來人口有的是寓居南京從事戲曲創作的文人； 有的是在南京開設書坊的異地商人，如徽商汪廷訥到南京開設書坊刊刻戲曲，富春堂、世德堂、師儉堂書坊都是外地人在南京所開設的； 也有到南京謀生的刻字工人，如歙縣刻工多半移居南京?？傊?，南京戲曲稿源充足、受眾廣泛、出版商聚集，三者合力共同推進了戲曲坊刻的蓬勃發展。
江南交通發達、文化昌盛、士子文人眾多。15世紀末，途徑江南的朝鮮人崔溥曾這樣描述道： “江南人以讀書為業，雖閭里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識字?！钡锰飒毢竦牡乩憝h境和濃厚的人文氛圍使江南的戲曲創作欣欣向榮。王國維曾云： “至明中葉以后，制傳奇者，以江浙人居十之七八”.因此，除了南京外，江南其他地區的戲曲刊刻也較為突出： 蘇州府藏書之富，甲于天下，對于刻書來說，有助于版本?？?，提高刊本的學術含量。如毛晉就是著名的藏書家，所刻《六十種曲》是我國古代篇幅最大、流傳最廣的戲曲選集，與臧懋循《元曲選》堪稱雙璧?；罩莅婵提绕?，得益于刻工精湛的技藝，特別是黃氏家族的刻工，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常常受邀到外地刊刻戲曲。杭州書坊就喜歡聘用徽州刻工，插圖風格與徽派接近，尤以容與堂為代表，圖繪生動，版刻亦佳，并大多署名“李卓吾評點”,開啟了名家評點戲曲的風潮。湖州位于太湖南岸，四通八達，經濟雄厚，刻書業在南宋已經形成。隨著雕版印刷發展，閔氏和凌氏兩大富豪投入刻書業，使湖州一躍成為明末刻書業的中心，所刻戲曲善用套印技術，版刻精美，質量上乘。
江南刻書業興起后，建陽在刊刻戲曲方面失去了優勢，但是仍有不少書坊刊刻戲曲。建陽是弋陽腔、青陽腔的主要流行區，所以刊刻這兩種聲腔的戲曲選本占了很大比例，包括《大明春》、《全家錦囊》、《樂府菁華》、《詞林一枝》、《樂府玉樹英》、《樂府萬象新》、《八能奏錦》、《樂府名詞》、《堯天樂》、《徽池雅調》和《滿天春》。北京作為京師之地，對書籍的需求量大，理應成為全國的圖書集散地。但據史料記載，北京的書坊并不多，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統計為 13 家，[2]359且大部分并不出名。根據胡應麟《經籍會通》中“每一當吳中二，當越中三，紙貴故也”之語[12]42,很有可能是北京地區不產紙，用外地的紙張成本高，所以刻書較少，戲曲刊刻也不例外。
至于山西、山東、江西、上海、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廣東等地，筆者未見明代坊刻戲曲刊本，但并不代表這些地區沒有書坊刊刻戲曲，像山西平陽是宋金元時期全國四大雕版印書中心之一，戲曲藝術更是歷史悠久，有“戲曲文物甲天下”之稱，明代應該也有書坊刊刻戲曲，可惜均已失傳。據筆者統計，現存明代無坊刻戲曲刊本但有家刻本的包括山西定襄縣張宗孟刻《中山狼》； 山東李開先刻《寶劍記》、《改定元賢傳奇》、《一笑散》； 江西湯顯祖刻《湯海若先生批評琵琶記》、《臨川四夢》，徐奮鵬刻《新刻徐筆峒先生批點西廂記》，劉云龍刻《昆侖奴》； 上海博山堂刻《夢花酣》、《花筵賺》和《鴛鴦棒》。
三、明代坊刻戲曲的階段特征
戲曲刊刻史不等同于創作史。比如，邱濬《五倫全備記》、邵燦《香囊記》、沈采《千金記》、沈受先《馮京三元記》、姚茂良《雙忠記》、陸采《明珠記》等作品均完成于嘉靖之前，但是要到萬歷年間才有刊本。筆者根據現存明刊戲曲的狀況，從刊刻的角度將之分成三個階段，并總結歸納每個階段的特點。
前期： 明初至正德時期?，F存明代前期的坊刻戲曲本僅有 3 種： 宣德十一年南京書坊積德堂刻《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永順堂刻《白兔記》、金臺岳家本《西廂記》?？緮盗可?，稿源以元雜劇和南戲為主，是明初戲曲刊刻的特征，原因可從兩個方面分析。一是戲曲創作蕭條，稿源匱乏。何良俊說：“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恥留心詞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傳?！泵鞒醯奈娜吮梢晳蚯膶W。而且，政府為了鞏固自身統治，誅殺功臣，排除異己，大興文字獄； 在思想上倡導程朱理學，以八股文取士，凡是與程朱相違背的書籍，都遭到禁止。在這樣的形勢下，文壇創作一片沉寂，遑論通俗文學發展，書坊就算愿意刻書也缺少足夠的稿源。二是明初統治者不斷制定各種戲曲禁令，雖然未能遏制戲曲繁榮的趨勢，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戲曲發展。關于明初頒布的戲曲禁令，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有詳細記載，此不贅。從禁令可知，明初統治者對戲曲嚴厲控制和打擊。如此繁復和殘酷的刑法，使書商噤若寒蟬。就算有少數書坊敢于冒險刻書，物以稀為貴，昂貴的書價也使讀者望而卻步。
中期： 嘉靖、萬歷時期。明中葉起，政治上的嚴酷統治有所松弛，城市工商業勃興，社會風氣轉向重文輕武。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坊刻戲曲逐漸興盛。筆者統計，嘉靖時期刊刻戲曲有 13 種，即選本《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風月錦囊》、《雜劇十段錦》； 雜劇《璧筠齋古本北西廂》、《古本董解元西廂記》、《洞天玄記》、《梁狀元不伏老》、《僧尼共犯》； 戲文《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記》、《荔枝記》、《荔鏡記》。嘉靖時期的小說、戲曲作品都比較少，書坊主親自創作小說以補充稿源，而戲曲稿源則主要來自當時的舞臺表演本。像《詞林摘艷》是內府演出的本子； 《風月錦囊》的全稱是“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戲式”即可供演劇與觀劇之用； 《荔枝記》與《荔鏡記》都是適合于舞臺搬演的戲文。萬歷元年至萬歷二十年之間，已知刊刻年代的戲曲僅有 14 種，包括《西廂記》3 種，《琵琶記》2 種，雜劇選本 2 種，戲文 7 種。萬歷中期開始，坊刻戲曲刊本迅速增加，蔚為大觀。傳奇作品、戲曲選本、評點本的刊刻也都集中于此時。值得注意的是，戲曲刊刻呈現家族化傾向。比如南京著名的家族刻書有唐氏、周氏、陳氏、王姓等，刊刻戲曲的是唐姓書坊，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閣、廣慶堂均有戲曲刊本，是南京較為龐大的同族經營刻書集團； 建陽蕭氏刻書比較有名，其中蕭騰鴻所刻戲曲很有特點，書名一般加“鼎鐫”兩字，且多由陳繼儒評點； 蘇州葉姓一族的葉戊廿和葉啟元刻有《荊釵記》和《玉夏齋傳奇十種》； 杭州吳氏家族刻書中，吳敬刻有《玉茗堂樂府》，吳仲虛后人以“西爽堂”的堂號刻有《萬壑清音》。
后期： 泰昌、天啟至崇禎時期。天啟、崇禎年間，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明朝統治岌岌可危。但是戲曲坊刻并沒有受到壓制，反而借著萬歷的光輝繼續發亮。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是蘇州和湖州成為戲曲坊刻中心。南京的坊刻戲曲在萬歷時期達到鼎盛，泰昌以后漸趨衰落。雖然也有師儉堂、匯錦堂、必自堂、兩衡堂、三元堂、石渠閣、天章閣幾個書坊刊刻戲曲，但是刊本很少，不能與富春堂等書坊相比。此期，蘇州和湖州崛起。據筆者統計，蘇州書坊除了書業堂、起鳳館、葉戊廿外，其余都是活躍于天啟、崇禎年間。作為后起之秀的吳興，閔齊伋、閔光瑜、凌濛初、凌玄洲和凌延喜雖然刻書不多，但是所刻版本甚佳。吳興閔、凌二家長期合作刻書，難分軒輊，與江蘇常熟毛氏汲古閣，構成明末坊刻戲曲的鼎足。二是更多文人加入出版行列，版刻精良。這階段出現了集文人與刻書家于一身的所謂文人型書坊主，像閔齊伋、凌濛初和毛晉。這些文人本來靠治經起家，有較高的學術造詣和鑒賞能力，加之交游廣，人脈寬，這就使他們所刻刊本在文字校對、圖畫裝飾等方面更勝一籌，成為坊刻戲曲中的善本。三是明末戲曲刊刻與現實關系密切。晚明社會風氣衰敗，戲曲刊刻開始側重有關風化的作品。如毛晉指出他編選戲曲不是為了“窮耳目之官”,而是“俾天下后世啟孝納忠植節杖義”.同時，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得到刊刻。如崇禎刻本《喜逢春》演毛士龍忤魏閹事，《磨忠記》敘述東林黨人與魏忠賢作斗爭的故事。
以上是對明代坊刻戲曲歷程及其特點的簡要分析，從中可知，明代書坊刊刻戲曲主要集中在中后期，且緊隨時代脈搏，刊本越來越精致。
四、明代坊刻戲曲的影響
如果說一個作品的產生，是作者、文本、讀者三者緊密結合的結果，那么書坊要完成一個刻本，就是書坊主、作者、文本與受眾之間四者相互影響的結果。明清書坊主往往身兼多職，既要編輯文本，又要負責發行銷售。也就是說，一個戲曲刊本，不僅體現了作者的精神，而且包含了書坊主對于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學的思考。由此可見，書坊在文學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明代書坊對戲曲文學的積極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書坊促進戲曲刊本的繁榮。明代戲曲以坊刻為主，有利可圖的戲曲刊本大受書坊青睞。在激烈的書市競爭中，書坊在書名、序跋、識語、牌記、版心、正文卷首、附錄等處作廣告，并且聘請文人編輯文本，增加音釋、點板、插圖、評點等輔助性內容，極大增加了戲曲刊本的銷量。
其次，書坊推動戲曲文學的發展。書坊在很多方面刺激了戲曲文學的進步。一是戲曲稿源。據筆者統計，明代共有 9 位書坊主參與戲曲編寫，即熊稔寰、臧懋循、汪廷訥、胡文煥、凌濛初、袁于令、周之標、許自昌、高一葦，書坊主的創作繁盛，佳作疊出，如汪廷訥創作了近 30 部戲曲。二是戲曲插圖?？碳覟榱藵M足受眾的審美追求，聘請名家刻圖，使插圖風格不斷變化，日益精美。三是戲曲評點。根據現存刊本來看，早期評點本多是坊刻本，應是書坊主組織下層文人編寫或本人所寫； 凌濛初、臧懋循等書坊主的戲曲評點，是中國戲曲評點的重要組成部分； 坊刻戲曲評點本的評語，盡管有些是抄襲和拼湊的，但仍存在不少亮點。四是戲曲體制、腳色、關目、曲詞。出于讀者閱讀的需求，書坊組織文人改編戲曲，從而使劇本體制和腳色體制更加規范，情節結構和曲詞賓白也更為精彩。尤為可貴的是，在明初戲曲稿源匱乏之際，書坊聘請下層文人改編宋元南戲，這批下層文人在傳奇發展的崛起期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傳奇發展過程中較早形成且規模較大的創作隊伍。萬歷末年，在劇本案頭化傾向嚴重之際，臧懋循、袁于令等書坊主改編傳奇，使案頭與場上兼擅的美學追求得到進一步實踐。五是戲曲選本。明代書坊主本人編選的戲曲選本有 13 種，即繼志齋《元明雜劇》四種四卷、文林閣《繡像傳奇十種》、胡文煥《群音類選》、臧懋循《元曲選》、黃正位《陽春奏》、山水鄰《山水鄰新鐫四大癡》、毛晉《六十種曲》、周之標《吳歈萃雅》及《增訂樂府珊珊集》、李郁爾《月露音》、熊稔寰《徽池雅調》、凌濛初《南音三籟》和閔齊伋《會真六幻西廂》。書坊主的戲曲選本體現了明確的選曲觀念，在戲曲發展中價值突顯。
最后，書坊刊刻活動反映戲曲文學現象。以出版文化為視角可以加深我們對戲曲文學的理解： 從戲曲稿源和編輯工作可以發現書坊與文人的密切關系，像廣慶堂與紀振倫，師儉堂與陳繼儒、徐肅穎，兩衡堂與吳炳，書坊周圍應該有一批為書坊服務的下層文人，他們之間甚至形成了社團； 從選本的刊刻形態，即選本命名、刊刻時間與地點、版面設計、內容分類，可以考察明人的戲曲觀念，聲腔流傳情況； 從戲曲的版本數量可以窺探讀者對戲曲刊刻的影響，如據筆者統計，有 10 種以上明刊本的戲曲作品是《西廂記》、《琵琶記》、《玉簪記》、《紅拂記》、《牡丹亭》、《邯鄲記》和《拜月亭》，現存評點最多的明刊本是《西廂記》，共 37 種，其次是《琵琶記》18 種和《牡丹亭》7 種，這些劇本由于大眾的喜愛而不斷被修改和刊刻，并在讀者與書坊的互動中逐漸成為經典。
此外，刊刻的作品也可揭示戲曲文學發展的脈絡。比如傳奇的演變軌跡。明萬歷之前，由于稿源不足，書坊所刊戲曲多改編宋元或明初的戲文。進入萬歷年間，傳奇劇目大量涌現，折子戲表演頻繁，于是戲曲選本刊刻十分風行。據筆者統計，明刊傳奇選本共有 43 種，其中 28 種刊刻于萬歷時期。隨著傳奇體制的成熟和劇本演出功能的強化，萬歷末年始，書坊之間掀起戲曲改本刊刻的熱潮，如臧懋循改訂《紫釵記》、懷德堂刻臧懋循改訂《牡丹亭還魂記》、許自昌改訂《種玉記》和《節俠記》、崇禎刻高一葦改訂《金印合縱記》、崇禎十五年刻馮夢龍改定《滑稽館新編三報恩傳奇》、蒸文館刻《墨憨齋新定灑雪堂傳奇》、毛晉刻馮夢龍重訂《楊德賢婦殺狗勸夫》和許自昌改訂《節俠記定本》。
誠然，銅臭與書香相伴是書坊業的特性，書坊刊刻戲曲也存在消極的影響。書坊主為了減低成本，提高銷售額，隨意刪改和偽造作品，書名、插圖、評點、曲辭賓白等都可以作偽，導致刊本粗制濫造，甚至版本混亂。但是總體而言，明代書坊刊刻戲曲利大于弊，我們應該充分肯定書坊與書坊主在戲曲創作與傳播中作出的貢獻。
關于戲曲文學，以往的研究側重于作家和作品本身。筆者試圖跳出這個框架，將焦點轉移到明代書坊。陳大康先生曾說： “‘問世’是指創作的完成，‘出版’才意味著作品開始在較多的讀者中流傳； 前者表明小說史上增添了一部新作品，而惟有后者方能保證產生與該作品相稱的社會反響，從而對后來的創作發生影響。就這個意義而言，在小說發展史的研 究 中，‘出 版’意 義 的 重 要 性 更 甚 于‘問世'.”
這段話雖然說的是小說出版的意義，但對戲曲出版同樣適用。有鑒于此，本文整理明代坊刻戲曲概況、特征及其影響，希望對中國戲曲史研究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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