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論,狹義江南主要指太湖流域。就江南地形而言,大體是沿海崗身高阜懼旱,內地低洼患潦。濱海地帶又時遭海溢,鹽堿化嚴重,土地貧瘠。海鹽水利行動兼具河海,是歷史江南水利行動的縮影。以海鹽為重心,可對江南水利及環境變動的關系,窺斑見豹,并對學界 “治水社會”和 “水利社會”的理論分析模式作相應的回應。

一、河道水利行動———疏堵結合,力求系統

傳統中國以農立國,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誠如 《三吳水利論題辭》所言: “吳,水國也,國之需仰給于東南,東南之要莫過于水利”。農田水利為國家、社會利益之淵藪,其水利行動關系到農業生產的成敗和社會安定,更關系到人類的生存環境。
海鹽地勢南高北洼,東南水利職在防旱,西北重在防潦。漢唐時期,江南河渠的大體框架已基本定型。為使太湖之水順暢下泄于江海,其治水立意是縱則有浦,橫則有塘,浦者通江海,塘則分水勢,從而形成了 “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的塘浦河渠體系。當時,塘浦寬深,堤岸高厚,沿塘浦又筑堰閘斗門保護圩田,旱則進水,潦則泄水,資灌農田。圩有圩長,護理圩岸。
唐宋以后,海鹽水利有疏有堵,而重在疏浚河渠,完善涇浜,同時輔以堰閘。唐長慶 \\(821-824\\)中,縣令李諤大興地方水利,開西境 “古涇三百”“以御水旱”。此舉為海鹽有文字記載水利行動之端始,應該是中晚唐江南塘浦圩渠建設的一部分,從而使西境水流一體順暢,田地成為腴產。五代錢鏐立國,茍安一方,格外重視水利,有營田軍,又有 “撩清夫”,負責疏浚河道和維護堤岸,所以錢氏百年歲多豐稔。宋咸平六年 \\(1003\\),縣令魯宗道開縣城東南藍田浦9km。淳熙九年 \\(1182\\),嘉興知州趙善悉因海鹽地高病旱,發工疏浚官塘16.5km,澉浦至歟城的招寶塘12.5km,縣城至通元的烏丘塘10km,陶涇塘6km,使境域水流為之一通。
明初,太祖 “遣國子生及人材,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在此背景下,出現了朝廷上下爭言水利的局面。明代政府在海鹽的河道疏浚和加固河岸行動較多。如永樂三年 \\(1405\\),右通政趙居任和縣令畢瑗令地方正副糧長監督圩長、圍長興工,“沿堤栽桑柳茭蒲蔽其岸,俾之堅固”,當時海鹽修圍1640個,其中高圍1318個,低圍322個。從高低圍數量來看,海鹽的圩岸建設成效應當是不錯的,特別是高圍數量占多數,當然這也可能會使灌溉不便。另外,正統和成化年間省府縣三級政府合力疏浚陶涇塘和沿海浦港。倭患平息后,萬歷五年 \\(1577\\),巡撫徐栻發起修筑海鹽海塘,在筑海塘時,利用筑塘取土,修成河道。自縣城至秦山,稱白洋河。自秦山至澉浦東關外裘家壩為新河。清代,江南 “生齒殷繁,地不加增而仰食者日眾”,康熙南巡時諭令 “非修治水利,建立閘座,使蓄水以灌輸田疇,無以為農事緩急之備”。清中后期,巡撫李衛、烏爾恭相繼撥帑挑浚白洋河,并以土夯實海堤。
由于海鹽 “據禾城之上游,環山濱海水無停蓄”,“每十日不雨,車戽一動則水立涸,農田龜坼,是以堰閘之設較他邑尤為務”。嘉佑元年 \\(1056\\),縣令李惟幾于官塘大渠與嘉興接壤的橫塘處置牐束水,名為常豐牐,由此境內之水有所潴蓄,灌溉無虞,歲獲豐稔。當年李惟幾建堰30有余,趙善悉又增至81堰,用以捺水,時在海鹽地域為42個,在平湖地域為39個。 “每歲二月筑塞,九月始開”,“潴泄有時,水利大興焉”。
海鹽南鄉地勢較高,狀如天井,十年七旱,修筑堰閘壩等水利設施是南鄉水利建設的重心和亮點。為了蓄水灌溉,李惟幾和趙善悉大規模的修堰筑閘,其中相當一部分位于南鄉。自宋以降,南鄉修筑了一個相當技術化的、充滿智慧的小型水利系統。
這一系統早在宋代就已經初具雛形。澉浦鎮西有永安湖 \\(今稱南北湖\\),宋以前原為農田,后改為湖,潴蓄澉地西南諸山之水,灌溉澉浦、澉墅、石帆三村的8300畝農田。據常棠 《澉水志》記載,南宋時鎮四周開始建立堰閘。鎮之西北有六里堰,為惠商、澉浦、石帆三村堤防之所,西北4里鳳凰山下孫灣有孫家堰,西南半里有沈家堰,永安湖有北湖堰,鎮中又有鎮閘。元時,永安湖的東際開始 “石砌斗門,木板為閘,以時啟閉”,“每遇天旱開閘放水下流灌救田苗,或天雨連綿湖水漲溢,又有東南葛母山下古渾水閘放泄入?！?①周邊湖田成為腴田。
入明,澉人進一步完善其水利系統。洪武十九年 \\(1386\\),為防倭患,筑起了澉浦土城。城四周為濠河,濠外又有中河相環。永安湖湖水經永安大閘東流進入中河,中河又分三支,眾流合而東趨入鎮西南海邊的張老人閘,并由此閘入濠河,或者水溢時直接排泄入海。據 《續澉水志》,澉浦的堰壩較宋時有了明顯的增加。嘉靖時,澉浦有堰壩10座,閘5座。五閘分別為南湖閘、北湖閘、轉水閘兩座、鹽水閘,其中,兩座轉水閘為嘉興府通判張岫所置。同時,一些古堰閘不斷得到重修。如地方水利專家朱文才于六里堰堰底置瀛洞。平時扃而不漏,旱則開啟,引下河之水灌溉上河之田。他還在城東長墻山下的大窳湖建立湖閘,灌溉良田800余畝。天啟七年 \\(1627\\),布衣徐光治又在新河、白洋河交接處設置長川壩,以便蓄水。這樣,新河及南鄉東北境長川壩的修筑,標志著南鄉水利系統的形成與定型。自此,在整個南鄉地域,東西南北分別為長川壩、六里堰、張老人閘、金水堰,東南則有大窳湖閘,從而在較大范圍內建立了以澉浦為核心的南鄉水利系統,可謂獨具匠心。
澉人視水為寶,視永安湖為母親湖。保湖、浚湖關系到全體澉人的利益。元代鎮守圍湖占田行為及乾隆年間鹽官名族陳氏改孫家堰為閘引水西行的行為,均因地方紳民反對而告輟。至于浚湖方面,清代官紳多次疏浚永安湖及相關水道。如乾隆四十一年 \\(1776\\),里人張彥遠、張大經父子開浚永安湖西北邵灣附近的水道,“遂足灌溉二千余畝之田,遇亢旱亦無慮”。
同治十一年 \\(1872\\),巡撫楊昌俊撥帑8000兩挑浚澉浦城河、長河 \\(即六里河\\)、新河,共4800余丈,并修筑閘堰四處。

二、海塘水利行動———不吝財物,力求穩固

歷史上杭州灣北岸一帶,自然地理變化極大。大致情況是杭州灣、錢塘江口潮水洶涌,岸線日益內坍。為此,筑塘防海,勢在必然。 《新唐書·地理志》云:鹽官 “有捍海塘堤,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 \\(713\\)重筑”。這是正史對海塘修筑的最早記錄。從中可知,唐代以前浙西沿海就有捍海長塘。宋元海塘形勢日益危急,政府先后修筑柴塘、土石塘,投之以竹籠木柜,但收效甚微。海鹽縣城外圍原有18條捍海塘,36岸沙,縣城外數十里尚有寧海、望海兩鎮,但至元末以上衛海設施與市鎮已相繼淪為海域?？h城馬嗥城距海岸不足300步。
?；纪淌砂毒€,威脅到江南人群安全和國家漕糧財賦重地。明清政府對修塘空前重視。乾隆四次巡視海塘,他曾說:“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明清海鹽水利任務正是這一時期政府在江南整治水利的一個范例。明代,政府治海重心在海鹽,清代移至海寧。海鹽縣城面臨海潮,潮漲時波濤洶涌,所以,海鹽的治海任務較重。相對于宋元以前的修塘,明清時期杭州灣北岸的海塘修筑是卓有成效的,從海鹽的情況看,體現了以下特征。
一是經費投入較大。治理海塘,不僅符合海塘所在府縣的利益,更符合江南區域的共同利益,若海塘不修、塘決而垮,“潮水下瀉,嘉湖蘇松悉為魚鱉”。所以修筑海塘不完全是海塘所在府縣的責職,更是江南諸府及所在行省的共同責職。明清修筑海塘,大臣 “必檄蘇松九郡財力”。除了嘉興府轄七縣的參與外,也有蘇、松、常、鎮、湖、杭、紹、嚴諸府的支援,更有朝廷督撫乃至帝王的大力支持,從而為修筑海塘提供了較為充裕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這里,經費的相對保障是根本。明代弘治年間,開始征收嘉興七邑塘夫銀,歲為7000兩,萬歷三年 \\(1575\\)又征杭嘉湖三府歲修海塘銀。塘夫銀雖然加重了民眾的負擔,但為海塘修筑提供了常年經費。清代,杭州灣北岸的海塘建設包括鹽平塘、海寧東西塘、仁和的海塘在內,更是得到了朝廷以及地方督撫的重視,清初至乾隆三十五年 \\(1770\\)以前,有方方面面的支持,不僅有帝王和大臣的督促,而且在經費上也由中央政府直接撥款修筑,從而增加了筑塘的頻率,也使大規模采用巨石筑塘成為可能。如,海鹽在明代260余年中筑塘32次,在清代更是頻繁,至1874年230余年中共修筑48次?！肚鍟洹穼咸凉?\\(江蘇沿海的海塘\\)和浙西塘工用費都有記載,從其經費來看,清代對浙江兩塘 \\(浙西海塘和浙東海塘,主要是浙西海塘\\)格外重視。其中云:“江南海塘每年于節省平余銀內撥銀4000兩,交蘇松道經管”, “浙江于本工余勝銀撥銀50萬兩,發商生息,歲得息銀6萬兩,作老鹽倉迤西歲修新舊塘之用,又于本工經費項下,撥銀50萬兩,歲得息銀6萬兩,作東西兩塘歲修加貼之用,又于鹽務項下,每年節省銀27000兩有奇,備零星籌項之用,又于西湖生息本銀20萬兩及積存藩庫銀生息6萬兩內撥銀16000兩作兩塘掃工歲修……如不敷奏明動用程費銀兩,凡應修筑之工,承修之官會同地方正印官確估”?？梢?清代對浙江海塘的重視達到了歷史的頂峰。如此錢銀數據,連對海塘極為重視的明代也大為不及。正是在此財力支持下,才有浙西大石塘的完美修筑。
二是治塘技術大有進步。以土、柴、竹、石為原材料修筑海塘是明代以前杭州灣北岸的主要筑塘方法,然而由于技術的、自然的原因,這些石塘、土塘、柴塘、土石塘收效甚微,導致海岸線不斷內移,沿海大片土地為海浪所吞沒。因為風急潮高之處,并非單純用石料疊砌修筑就可,還需要講究砌石的方法。弘治十二年 \\(1490\\),海鹽知縣王璽在筑塘時用縱橫交錯的方法砌石,有一縱一橫,有二縱二橫,微采陂形,比之以前的石塘更為耐久,成為樣塘。嘉靖二十一年 \\(1542\\)水利僉事黃光升在海鹽修筑石塘時,在前人樣塘的基礎上,增加為五縱五橫,號稱魚鱗大石塘,魚鱗大石塘每丈費銀300兩,然而較以前的普通石塘抵御風潮的能力大大加強,成為沿海重要地段的標準海塘,并在平湖、海寧等地推廣。
三是管理趨向規范。海塘修建后的管理也極為重要,有人專管才能及時洞悉海塘的情況。若有塘坍塘裂,即向上一級匯報,可及時加固修筑,減少損失。浙江水利僉事黃光升在修建魚鱗大石塘的同時,把沿海海塘用千字文標明號段,每段設塘夫、塘長負責,增加了管理力度?？滴跷迨拍闬\(1720\\),朝廷又在嘉興府增設同知一員加海防銜,專門負責海鹽、平湖兩縣海塘。雍正十一年\\(1733\\)至清末基本上由100余名海防官兵分澉、鹽、平三汛分汛巡防。
四是地方官紳重視沿海山體的天然屏障作用。澉浦、乍浦、黃灣一帶群山列布,為海上天然屏障。明清海塘修筑大規模使用塊石,沿海私山的山主或為了個人利益出售山體,用以開石,或塘工為了貪圖山體近海的便利,隨意在近海山體上采石,而山體夷為平地或者松動,必將使其喪失抵御海潮的作用。在雍正年間乍浦湯山公案下,海鹽相繼發布了禁止開采瀕海諸山的文告,主要有 《請禁長墻長采石》《永禁葫蘆山采石》《永禁秦駐山采石》《永禁高陽山黃沙塢采石》。沿海諸山的保護不但有利于防御海潮,同時也保護了沿海的自然生態與景觀。
正是在社會上下的重視下,才在杭州灣北岸主要地段筑起了 “海上長城”,抵御了海潮的不斷侵襲。不但海岸線得以鞏固,且海溢災患也明顯減少。

三、水利行動下的環境變動

長期以來,江南的水利建設受到多方關注,并通過諸多途徑和手段加以整治。而海鹽作為典型江南的一個縣域,其水利行動也折射了地域的治水理路,反映在政府行政力量推動、官紳民合力、區域統一行動、注重系統、疏堵結合、先河道后海塘河海兼治、強化管理等方面。如,修筑海塘的主體從縣級政權升級到中央政權,在河道疏浚及堰閘設置過程中也時常見到督撫、府級官員和地方紳民的身影,獨到精致的南鄉水利系統和巍峨壯觀的大石塘體現了治水的智慧和決心。雖然限于多種原因,這些行動并沒有從根本上根治地方的自然災患,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對地域環境變動起到了積極作用。
其一,穩固了海岸線,保障和優化了縣域府域乃至整個流域的自然生態環境。三代及秦漢時期,江南揚州之地長期落后于中原?！队碡暋穼蠐P州 “地惟下下”及漢初司馬遷對楚越之地 “地廣人稀”“火耕水耨”的描述,說明地域的自然生態環境并不適合人類的生存和生產。但漢唐以后隨著江南大規模的水利行動,不僅建立了精致的內河河渠體系,又筑起了巍峨雄壯的浙西海塘,特別是明清魚鱗大石塘的建立,鞏固了自漢晉以來日益內坍的海岸線,從而優化了地域自然生態環境。
其二,促進了地域經濟的發展。海濱地域,海溢不斷,鹽堿化嚴重。腹地低洼,澇災相繼。得益于河海整治,大片土地得到了開墾,并且良田化進程日益加快,“水田之美,無過于浙右者”。
至宋元明清,江南后來居上,是王朝國家的富庶之地和財賦淵藪。 《元史》言: “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就海鹽而言,海塘的修筑使海鹽沿海原有不毛之地成為腴田,而南鄉水利系統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方災情,使海鹽既有魚鹽之利,又有稻作蠶桑棉布之益。水利行動又使海鹽形成特色經濟,在沿海為鮑郎、海沙兩大鹽場和棉花棉布生產;在腹地,河水清純,稻作豐稔,又使蠶利大興。晚明天啟 《海鹽縣圖經》云:“鹽邑素不習于蠶,近三四十年,蠶利始興。今則桑柘遍野,無人不習蠶矣”,至清代全縣 “比戶以養蠶為急務”。市鎮數量和規模是衡量一個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元代,境內市鎮為5個,明代為7個,晚清為12個。市鎮作為聯結城鄉的工貿中心和市場中樞,促進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的市鎮日益繁榮,成為巨鎮。如,海鹽西鄉的沈蕩鎮,明初還只是剛剛形成的商貿草市,至明末 “為大鎮,去縣十六里,水四通”。
其三、促進了人口的繁育。海鹽是嘉興境域成立最早的兩個縣之一,但由于區域不斷開發,屢屢析縣 \\(一析海寧、二析華亭、三析平湖\\),至明清是嘉興府七縣中規模較小的縣之一。雖然規模不大,但海鹽在明清時期是全府乃至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縣域。以道光十八年 \\(1838\\)為例,海鹽人口為52萬多,每平方公里1000余人,嘉興全府則為900余人。

四、后論

在傳統社會,水是農業的命脈,更是萬物之源,是一切生物生存的物質基礎。自20世紀以來,對傳統中國水利的研究日益受到國內外學界的關注,成果紛出。學界關于水的敘述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 “治水社會”,一是 “水利社會”。前者以德裔美籍魏特夫為代表,他傾其一生研究東方社會,并于1957年出版 《東方專制主義》一書,提出 “治水—專制主義社會”的理論分析模式,作為其理論依據,并把 “治水社會”與 “東方專制社會”“亞細亞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混同起來;后者以日本學者森田明和國內學者行龍、張俊峰、馮賢亮、錢杭等為代表。森田明的 《清代水利史研究》《清代水利社會史研究》 《清代水利與區域社會》、行龍的 《從治水社會到水利社會》、張俊峰的《水利社會的類型———明清以來洪洞水利與鄉村社會變遷》、馮賢亮的 《近世浙西的環境、水利與社會》、錢杭的 《庫域型水利社會研究———蕭山湘湖水利集團的興與衰》、鈔曉鴻的 《清代漢水上游的水資源環境與社會變遷》、魯西奇和林昌丈的 《漢中三堰———明清時期漢中地區的堰渠水利與社會變遷》等論著,從水利類型、水利制度、水利習俗、生態環境、社會變遷、環境變動等層面考察水利社會的豐富內涵。應該說,兩種研究路向代表了不同的時代,前者是冷戰時代注重政治史、軍事史的產物,“治水”簡化為 “治國”。中間經歷了 “水利共同體”理論后過渡到現當代的 “水利社會”。 “水利社會”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社會史研究崛起下的產物,并與 “治水社會”展開對話。兩者的共同之處都力圖從本體論上詮釋傳統中國的水利,如果說前者為 “東方專制主義論”服務,則后者試圖把水利視作解讀傳統中國社會的鎖鑰。
當然,就前者言,可以看到政府無論對江南河渠還是海塘都有相應的作為,難以 “加以徹底否定”。就后者言,“水利社會”揭示了豐富的社會史,更包含了豐富的水利文化史,視角更為全面寬廣。以海鹽水利信仰而言,從澉浦長墻山山北的石帆村黃道廟 \\(南宋以前建,主渡海舟楫安全\\)到縣城西南20km鸕鶿湖湖畔的黃道廟,從澉浦南門外的天后宮和長川壩海塘上的天后宮 \\(俗稱娘娘廟\\)到澉浦城內塘門弄的金王廟 \\(明初建,全稱為護國隨糧王運德海潮神\\),從澉浦天后宮到關帝廟之東的張六五相公廟 \\(即英濟侯廟,又稱捍沙大王\\),從六里堰的三官堂廟會到烏丘塘上的三官堂 \\(天官、地官、水官\\)廟會,從澉浦農歷五月二十日的分龍會 \\(龍王廟\\)到縣城之東海塘上的海神廟,從通元寧海寺到武原天寧寺寺后的鎮海塔,從唐宋廣陳 \\(明代以前屬海鹽\\)金山顯忠行廟 \\(祀漢代大將軍霍光,主海上貿易安全\\)到當湖湖濱的顯忠廟,再到明代縣城西北的海寧衛圣妃廟,這些神靈信仰的背后是對水的祈禱和對海的敬畏,構解了水利社會與生活的信仰體系,與制度層面、技術層面的水利行動一起,構成了宏大豐富的水利文化,有待于我們深入挖掘整理和重新審視。一切的背后是上世紀后半葉法國年鑒學派的社會史研究的 “文化轉向”和 “歷史轉向”。

參考文獻:
[1]伍余福.三吳水利論題辭 [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1.
[2]歸有光.三吳水利錄:卷1[M]//四庫全書:576冊.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22.
[3]嵇曾筠,李衛.纂修:浙江通志:卷52[M]//四庫全書:520冊.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91.
[4]昆崗,吳樹梅.纂修.清會 典:卷60[M]//續修四庫 全書:594冊.影印 本.上海: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2003:582-583.
[5]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對于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 [M].徐式谷, , ,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6]張俊峰.水利社會的類型———明清以來洪洞水利與鄉村社會變遷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319.
[7]小威廉·H·休厄爾.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 [M].朱聯璧,費瀅,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