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闡釋”是中國社科院張江教授 2014 年提出并在多篇文章中傾力闡釋的概念，主要用來指證 20 世紀西方文論的“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前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這一主要特征和根本缺陷。①它已引起國內和國際學界的回應和關注②，對它的內涵、價值和意義，許多學者也已進行了延伸闡述③。筆者對此不擬再加評論，僅就學習“強制闡釋”時的一些體會和疑惑表述出來，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當代西方文論”確指為何？
“強制闡釋”的主要指向是當代西方文論。那么，當代西方文論的確指為何？ 《強制闡釋論》開篇提出：“從 20 世紀初開始，當代西方文論以獨特的理論力量和影響登上了歷史舞臺，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徹底顛覆了自古希臘以來的理論傳統，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動能沖擊、解構了歷史和理論對文學的認識?！仡櫚倌隁v史，我們體會到，當代文論的缺陷和遺憾同樣很多?！雹茉凇懂敶鞣轿恼撊舾蓡栴}辨識》（ 下文簡稱《問題辨識》） 中，論者說： “20 世紀的西方文藝理論，與此前的現代文論和古典文論相比，確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枰f明的是，百年來的當代西方文論思潮迭涌、流派紛呈，其豐富性和駁雜性史所未見?！雹倏梢?，論者是把 20 世紀以來的西方文論命名為了“當代西方文論”.從論者分析的一些理論流派，如形式主義、新批評、精神分析、敘事學來看，也是從 20 世紀初開始算起的（ 俄國形式主義產生于 1913 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產生時間還要更早） .這樣，就出現了“當代西方文論 =20 世紀以來的西方文論”的等式。筆者的疑惑是： “當代”就是“20 世紀以來”嗎？ 依據什么把 20 世紀西方文論定義為“當代西方文論”?
大體而言，這是國內學界約定俗成的用法，如國內學者編撰的諸多版本的《當代西方文論》、《當代西方美學史》，基本都是從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開始講起的。但是，學界還有一種約定俗成且更為常見的用法，即把“當代”的時間界定為 1949 年之后，如諸多版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史》都是如此。面對兩個“約定俗成”的“當代”,何去何從？
張江教授新近發表的《關于西方文論分期問題的討論》中的一些論述可以看作是對這個問題的補充說明。他認為，歷經 3000 余年的西方文論發展到 20 世紀時，已度過了一個由“混沌發生期、穩定共識期、震蕩調整期、系統整合期四個階段”組成的完整周期?！皬?20 世紀初葉開始，西方文藝理論步入一個新的混沌震蕩時期。這個時期的開端，在哲學上，實際上由此前的尼采開啟?！系鬯懒恕@個驚世駭俗的口號，徹底顛覆了人類的理性膜拜，推動了 20 世紀西方文論的根本轉向?！雹诠P者基本認可這種表述?？傮w而言，20 世紀西方文論的“非理性轉向”和“語言論轉向”確實讓它與此前的文論在許多方面有了質的差別。但是，我們似乎不能由于此前的文論已完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周期分化，且兩個時期的文論之間存在著“根本轉向”和“質差”就把 20 世紀西方文論名之為“當代”的，在二者之間找不到任何可以對它們進行等價轉換的前提和條件。作為一個概念，“當代”內涵豐富，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時間范疇和標識。
論者也沒有把“當代”僅僅看成一個簡單的時間范疇和標識，“西方文論史的階段劃分，不是以時間為節點的，盡管它有時間的概念。一個階段更根本的標志，體現在它的性質上?！雹劢Y合上述的周期觀和這里的性質觀，論者斷定形式主義“隆重開啟了 20 世紀文藝理論新階段”.因為由此開始，西方文論發生了重大變化： 從專注于文學以外的社會歷史批評轉向專注于文學形式的批評?！拔膶W就是文學，對文學本身主要是文學形式的研究不予重視，專注于文學以外的社會歷史批評，這種理論一定要變革?！雹苓@符合文藝理論的發展事實，對此筆者同樣予以認可。但是，類似這樣“走向極端就要破產進而一定要變革”的理論轉換在 20 世紀還有幾次，如由于對形式論的不滿，接受美學開啟了“讀者論轉向”; 由于對純文學研究的不滿，文化研究/文化批評開啟了“文化論轉向”.依據什么要把形式主義而不是同樣處于 20 世紀的后兩種文論界定為“開啟了 20 世紀文藝理論新階段”而名之為“當代”的開端呢？
“西方”也是一個看似確定實則復雜的范疇。一般而言，學界對它的理解有三種： 一是地域上的，指與亞洲等東方民族、國家分列而立的歐美地區的民族、國家； ⑤二是意識形態上的，指那些有先進生產力，并且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不同的國家； 三是文化上的，指在人文、風俗等方面與地理上的東方尤其是中國存在迥異的歐美各國。那么，“強制闡釋”文章中提及的“當代西方文論”中的“西方”指的是哪種理解呢？ 都不是。
如果是第一種含義，那么源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應囊括在內； 如果是第二種，那么日本文論就不該缺席，因為它對 20 世紀的中國文論有重大影響； 如果是第三種，那么俄國文論理應出局。但從文章的實際論述來看，馬克思主義文論沒有涉及，日本文論沒有出現，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卻位列其中?？梢?，當代西方文論中的“西方”也是曖昧不明的。
如此，作為“強制闡釋”研判對象的“當代西方文論”由于“當代”和“西方”的不確定就變得疑點重重了。而研究對象不明確，難免會對我們的批判和借鑒造成不利影響。
二、“強制闡釋”是否為當代西方文論所獨有？
在《強制闡釋論》中，張江教授把“強制闡釋”認定為“當代西方文論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是“代表其核心缺陷的邏輯支點”并“給當代文論的有效性帶來了致命的傷害”.① 從上述論斷的修辭上來看，對當代西方文論而言，“強制闡釋”實乃“罪大惡極”,是“腫瘤中的腫瘤”.但是，“強制闡釋”的內涵及其基本特征又不為當代西方文論所獨有，而是在中國古代文論、西方古代文論、中國現當代文論以及其他一些學科和當下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著。對此，許多學者都有發現和論述。蔣述卓說： “‘強制闡釋’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領域是確實存在的，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文學領域也存在于哲學、語言學等領域，也不僅僅是 20世紀 80 年代后才開始，而是在 20 世紀初就已開始。梁啟超、王國維、胡適等學術大師就是先行者?！雹谮w炎秋通過具體的例證---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征用數學和植物學知識對杜甫詩《古柏行》寫夔州孔明廟前的老柏樹的闡釋，論證了“場外征用并不是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特有的現象”③。
陳定家把它的源頭引向了西方古代文論，而且發現了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 “‘強制闡釋’雖然是一個新概念，但這種現象卻很普遍。就西方文論而言，其根源早就隱伏在西方文化的‘二?！搭^之中?！劣诮裉煳⑿?、微博上的眾多明星八卦和歷史戲說，在評說明星言行和闡釋歷史事件時，罔顧事實、混淆是非的情形，則更是把強制闡釋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雹軓埥淌趧t認為，它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一個普遍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報》： 辨明“強制闡釋”這個話語特征，就抓住了當代西方文論的要害。我理解，“強制闡釋”的適用范圍恐怕并不僅限于文學。我們是否可以將“強制闡釋”的討論引向更加開闊的領域？
張江： 這個問題好。我贊成“強制闡釋”不僅存在于文學領域，而且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普遍現象……⑤除了上引例證，李春青在《“強制闡釋”與理論的“有限合理性”》⑥，高楠在《理論的批判機制與西方理論強制闡釋的病源性探視》⑦等文章中也有類似揭橥。如此說來，“強制闡釋”就不是當代西方文論獨有的基本特征，因而也難以成為其核心缺陷的邏輯支點了，因為它古已有之、廣布于各個領域并且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雖然它確實對當代西方文論的有效性造成了致命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