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國內、國外面臨著失語的危機。原因復雜多樣，其中之一是文學闡釋的合法性問題。這既意味著理論本身的話語力量，也意味著理論抓取文學現實的效力?？梢哉f，文學理論的闡釋力關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未來的命運。從世界視野來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雖然危機不斷，但是在與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語言符號學的現代遭遇中以新的形態與強有力的闡釋力量奠定了合法性地位，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理論話語空間的重要維度，在當代文學實踐活動中仍然熠熠生輝。這種發展的、創造的、對話的理論姿態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本土化的合法性危機的解決提供了諸多啟示。本文僅從較為寬泛的符號學①（ 語言、形式、敘述、結構等符號學元素） 視角來探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合法性與闡釋效力的問題，從俄蘇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復雜糾結、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模式來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缺失，并試圖尋找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三條本土化路徑。

一、俄蘇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糾結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文學實踐相結合的話語，在中國文學闡釋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在一段時期內是文學闡釋合法性的重要基礎。

但是隨著社會經驗轉型、知識話語的推進與文學實踐的變遷，已有的話語體系的闡釋力日益枯竭。這不獨是理論不關注實踐的問題，而且是理論本身的闡釋力的問題，是理論的真正對話性的喪失的問題，是理論本土化的缺陷問題。我們在實踐俄蘇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時候忽視了后者與符號學的復雜糾結，而這種糾結不斷推動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與轉型。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符號學的關系類似于貓和老鼠的關系，兩者看似各自獨立，彼此不相往來，一個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基，強調物質實在與社會存在的基礎性，一個以符號體系為要旨，注重符號意義的規則闡發。不過，兩者實則生死糾纏，相見恨晚又彼此敵視，彼此糾結在一起。不論是敵視，還是批判與吸收，皆具有對話性。列寧、托洛茨基、巴赫金、赫拉普欽科等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在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糾結中形成了不同形態的文藝理論。

列寧與符號學發生過激烈的對話，他在批判符號論唯心主義的基礎上闡發了唯物主義認識論哲學體系，確立了反映論和實踐論文藝思想。奧地利學者馬赫的作為感覺復合的物體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法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彭加勒（ Henri Poincaré） 的思想和俄國數學家尤什凱維奇的觀點都傾向于實證論和符號學。列寧認為，馬赫把“恒定的核心”對身體的中介作用視為感覺的形成機制，由此物質成為貝萊特所謂的“赤裸裸的抽象符號”.②彭加勒的符號學思想認為，自然規律是人為了“方便”而創造的符號、約定，“彭加勒把具有普遍意義的、大多數人或所有人都承認的東西叫做客觀的東西”.③尤什凱維奇則提出了“經驗符號論”,發表了《從經驗符號論觀點看現代唯能論》一文。這些馬赫主義者追求經驗實在論，重視符號形式與規律，強調“邏輯的先驗”,追求數學的函數關系表達，尋覓因果論的“一切形式”,事實上是符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但是列寧對之進行尖銳的批判，認為這些觀點“幼稚得驚人”,“純粹是無稽之談”,否定了唯物主義的客觀真理，轉向了唯心主義，“我們的尤什凱維奇之流天真到了什么程度。他們把一種什么符號論當做真正的新貨色，可是稍微有點學識的哲學家們卻直截了當地說： 這是轉到批判唯心主義的觀點上去了！ 因為這種觀點的實質并不一定在于重復康德的說法，而是在于承認康德和休謨共同的基本思想： 否認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性，從主體、從人的意識中而不是從自然界中引出某些經驗的條件',引出某些原則、公設、前提?！?/p>

④因此，列寧以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徹底否定了具有符號學特征的馬赫經驗主義思想，甚至否定了后者的基本概念，“恩格斯并沒有說感覺或者表象是物的符號,因為徹底的唯物主義在這里應該用映像、畫像或者反映來代替符號.”⑤列寧所設立的反映論與符號論的基本界限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可以說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基本哲學立場與政治立場，影響到俄蘇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符號學、形式論的長期論戰。

在激烈的復雜的論戰中，俄蘇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獲得了發展，產生一批重要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論著，較為典型的是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巴赫金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等。托洛茨基 1923 年出版的杰作《文學與革命》的第五章即是“詩歌的形式主義學派與馬克思主義”,較為鮮明地在文學理論層面對待馬克思主義與形式符號學的問題。他延續列寧的思路，認為形式主義學派是唯心主義藝術理論，“對于他們來說，太初為詞。而對于我們來說，太初為事。語詞出現在事件之后，有如它的有聲的影子?！?/p>

⑥但是托洛茨基與列寧斷然拒絕的姿態不同，充分地認識到形式主義學派的重要性，認為形式主義者的一些探索工作是完全有益的，“在宣布形式是詩的實質之后，這一學派將自己的任務歸結為對詩歌作品的詞源與句法特征的分析（ 實質上是描述性的、半統計性的條件） ,歸結為對重復出現的元音與輔音、音節、修飾語的計數。這次被形式主義者不按規矩地稱之為詩的科學或者詩學的局部工作，無疑是必要的、有益的?！?/p>

⑦可以說托洛茨基的文學觀整合了形式主義符號理論的積極元素，形成了具有形式與社會的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巴赫金的《文藝學中的形式主義方法》、《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等著述仍然持續對形式主義進行深入批判，展開“正面交鋒”,指出其唯心主義錯誤，但是他充分認識到形式主義的貢獻，所以巴赫金認為，“馬克思主義科學也應該感謝形式主義者，感謝他們的理論能夠成為嚴肅批判的對象，而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礎能在批判過程中得到闡明，變得更加堅實?！?/p>

⑧他在批判西方各種類型的形式主義語言學時候，尤其關注以索緒爾為代表的注重符號內在聯系與邏輯規則的符號學觀點。他在彼此的交鋒中融合了語言哲學，重建了形式符號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創造性地建構了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從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意識形態論的符號學基礎。如果說任何話語都具有對話性，那么語言的意指產生過程始終聯系著特有的社會群體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完全由經濟基礎所決定。話語內含著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也具有符號性： “一切意識形態的東西都有意義： 它代表、表現、替代著在它之外存在著的某個東西，也就是說，它是一個符號。哪里沒有符號，哪里就沒有意識形態?！雹嵛膶W的意識形態使“物體轉換成了符號”.

由此，文學作品、話語、符號意指與意識形態融為一體。巴赫金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由于具有與語言符號學對話的因素，使得其理論獲得了創新性和深刻的闡釋力，甚至獲得了符號學領域的高度認同。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家托多羅夫在評價巴赫金時認為，“米哈伊爾·巴赫金無疑是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里最重要的蘇聯思想家，文學界最偉大的理論家”,⑩他超越關注人的文體學和強調抽象語法形式的結構語言學，注重語言與歷史的相互影響，超越了“形式與內容這個僵死的二分法，建立了意識形態里明確的分析方法”.錢中文在《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的長篇序言《理論是常青的---論巴赫金的意義》中揭示了巴赫金符號學的重要地位，他在伊凡諾夫的論斷的基礎上總結說： “巴赫金的符號學觀點提出于二十年代，而我們知道，符號學作為一個熱門話題則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p>

20 世紀 60 年代以后，俄蘇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改革的浪潮中不斷切入符號學領域，逐漸改變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之間的敵對關系，不僅涌現出頗具影響力的符號學流派塔爾圖學派，而且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符號學的融合。赫拉普琴科的探索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的“綜合藝術形象”的概念充分地整合了符號學的思想。他沿著列寧反映論的思路，對符號學本體論進行批判，但是認識到符號和符號系統在人的社會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因而認為“藝術形象和審美符號的相互關系，是文學和藝術符號學的最重要的理論問題”.綜合藝術形象強調現實的基礎性、獨一無二的創造性以及強有力的概括性，而審美符號強調約定俗成的規則、意義結構的恒定性、符號與對象的替代性，因而兩者具有本質的區別。

但是在赫拉普琴科看來，兩者有密切的聯系： “審美符號的產生，有賴于藝術概括的需要，而在藝術的進一步發展中，這些符號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與現實的、典型的東西的體現保持著特殊的聯系，另一方面作為超感性的和非現實的東西的固定觀念的標志而出現，作為那些用來替代生活的真正圖景的條條和框框而出現。這兩個過程相互之間經?；ハ嘟豢椇桶l生碰撞?！?/p>

正是在歷史結構與符號學的嚴肅的對話性中形成發展的“歷史詩學”,使赫拉普琴科成為“蘇聯語文學科公認的帶頭人和國際學術界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當之無愧的全權代表”.可以看到，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長期與符號學保持著迷漫硝煙的交鋒，這種嚴肅的對話性既促進了蘇聯符號學的繁榮，又迎來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生機和力量。

二、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融合

與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并沒有激烈地敵視符號學，而是積極地介入符號學話語、思維機制與學科意識之中，出現了所謂的語言學轉向。

詹姆遜的態度具有代表性，“以意識形態為理由把結構主義拒之門外就等于拒絕把當今語言學中的新發現結合到我們的哲學體系中去這項任務。我個人認為，對結構主義的真正的批評需要我們鉆進去對它進行深入透徹的研究，以便從另一頭鉆出來的時候，得出一種全然不同的、在理論上較為令人滿意的哲學觀點?！?/p>

這種嚴肅的“拿來主義”形成了具有活力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占據著核心的地位，成為影響馬克思主義疆域之外的文學闡釋力量，既促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與轉型，又帶來了闡釋文化現實的深刻性、敏銳性、有效性。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開放的對話姿態積極介入符號學，獲得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闡釋力，不僅對文學文本的符號體系進行了更為細致的把握，洞悉文學的內在特征，更觸摸到復雜的符號體系與社會歷史的辯證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社會符號學、歷史符號學、政治符號學等核心領域，促進了符號學本身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