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評論派”得名于同人刊物《現代評論》,是“五四”退潮之后較早出現的現代自由主義政治文化派別,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知識分子中有著重要影響,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學術研究的政治化傾向,“現代評論派”在學界研究中長期處于被遮蔽、壓抑的位置,即便出現相關的書寫中也往往被貼上“段祺瑞章士釗的走狗”、“一小撮買辦階級的無恥奴才”等類似的反動政治標簽,直到新時期到來,“現代評論派”才重新進入學界視野,并獲得了學理高度的觀照?？傮w來看,新時期以來的“現代評論派”研究大致以1990年代初期前后為界分為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既在研究視角和維度上呈現出各自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歷史文化內涵,又形成了頗有內在關聯的邏輯關系與衍變風貌,從而構成了新時期以來“現代評論派”研究的歷史脈絡,而已有研究在視角、方法及思維模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將成為“現代評論派”后續研究的著力之處。
一、重評:政治“松綁”與史料挖掘
新時期初期,“現代評論派”重新進入學界視野,出現了一系列“重評”文章,這些文章突破意識形態的禁錮,爬梳原始資料,重新評估其歷史功過,極大地扭轉了以往欠缺公允、乖違史實的批評傾向,開創了“現代評論派”研究的新局面。
1.政治上的重新定性。新時期“現代評論派”研究打開局面的首要工作是對其進行政治上的重新定性。重評文章放棄了對“現代評論派”簡單否定的粗暴做法,開始采取審慎的分析態度,對其進行全面、客觀的歷史評價。陳金淦的《關于“現 代 評 論 派”》\\(《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叢刊》,1980.3\\)一文認為,對于“現代評論派”“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給以正確的歷史評價,切忌簡單化的否定一切和打倒一切?！标愊瘸醯摹吨卦u現代評論派》\\(《近代史研究》,1989.4\\)一文認為,“在現代評論派成員和《現代評論》的撰稿人中,有相當一部分,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以后,都不能劃入反動陣營,”并進而對其作出了“民族資產階級性質的知識分子集團”的階級屬性界定。甘競存的《我們應 當 怎 樣 評 價 陳 源》\\(《云 南 師 范 大 學 學報》,1986.4\\)則最早對“現代評論派”主將陳源的階級性質進行了重新判斷,認為陳源“并非帝國主義的走狗或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而是具有愛國思想的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绷种竞频摹对u魯迅與陳源的論爭》\\(《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1988.4\\)也側重于對陳源進行重新評價,認為“整個來看,陳源不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走狗,他是自由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一系列現實斗爭中屬于中間勢力而向右傾斜”?？傮w上來看,“重評”文章排除了“左”的干擾和歷史的成見,將其放在一定的歷史范圍之中來展開具體討論,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但也顯示了較為單一的政治視角,仍然拘囿于階級論的評價范疇,未能突破政治定性的闡釋框架,這自然是由于前一個歷史階段的“現代評論派”研究本身就是純粹政治性的,政治成見構成了對于“現代評論派”的極大遮蔽,因此移除這種成見成為了“現代評論派”研究走向深入和拓展的前提性條件。
當然,對于“現代評論派”在政治上的“松綁”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如前面提及的陳金淦的《關于“現代評論派”》一文在對“現代評論派”同人進行成分劃分時,就依然認為胡適、陳西瀅屬于“具有較多的買辦性或封建性,在一些問題上立場觀點反動的人”,并最終“轉化成買辦資產階級文人,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边@種判斷的生成實際上是由“撥亂反正”的性質本身所決定的。
如果說“撥亂”是展開對“文革”歷史時期的批判的話,那么“反正”則是要重新接續“文革”前的價值判斷和觀念體系,因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術思 潮 和 學 術 作 風 在 新 時 期 依 然 產 生 了 影響。
①同時,思想僵化的狀態雖然已經破冰,但突破思想的禁錮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1990年代中期,仍然有學者就《現代評論》是否為反動刊物而展開討論。又如重評文章在涉及到“現代評論派”與魯迅的論戰時,一種普遍性的邏輯前提依然是幾乎不妨害魯迅的絕對權威和崇高地位,吳三元的《試評〈西瀅閑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4\\)就依然斷定“當年魯迅對于陳西瀅的批判沉重而準確”,對于魯迅并不全面的評價則以“由于戰斗的急迫,形勢多變,魯迅無暇顧及這一工作”來進行實際上說服力不足的開脫;而林志浩的《評魯迅與陳源的論爭》在著重對陳源言論的兩面性進行分析的同時,卻又將魯迅的論爭置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中予以合理化解釋,從而放棄了真正意義上的辯證分析。即便是在“重寫文學史”思潮之后、甚至遠至新世紀以來的部分著作中,論戰中的魯迅形象也是近乎完美無缺的,而對“現代評論派”的基本態度則是批判的,②這種研究局面和傾向尚有待進一步的扭轉。
2.史料的挖掘與重現。由于史料的挖掘和重現本身就構成對于1950—1970年代極度簡化“現代評論派”歷史敘述的一種反撥和解構,因此是與政治上的撥亂反正聯系在一起的。史料的不斷補充和修正,也使得“現代評論派”的真實面目得以多層次地逐漸顯現,作為研究對象的豐富性得以提升。在這方面,陳漱渝的《關于“現代評論派”的一些情況》\\(《中國現代文學叢刊》,1980.3\\)和 《“現代評論派”史料 拾 零》\\(《魯 迅 研 究 動態》,1989.9\\),黃裔的《追本溯源:重探現代評論派》\\(《中國文學研究》,1991.4\\),以及馬光裕整理的“現代評論派”同人錢端升、陳翰笙、沈從文談《現代評論》的系列文章,都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效用,提供了研究的重要文獻成果。但即使是作為親歷者的“現代評論派”成員關于史事的記述也不盡相同,甚至出現相互抵牾之處。如有關“現代評論派”的創辦與國民黨的關系的記述,錢端升談到“《現代評論》與國民黨有關系。皮宗石對我講過,開始辦《現代評論》,是汪精衛拿出來的一筆 錢?！?/p>
陳 翰 笙 記 述 為 “國 民 黨 拿 了 一 筆錢,”但“主要策劃籌辦這一刊物的除石瑛之外,主要是另一右派政客胡漢民?！?/p>
沈從文則只提及“《現代評論》當時即和國民黨有些關系,我并不明確具體情形?！倍愇鳛]則認為是“汪精衛主張在北方辦一個刊物,由段\\(祺瑞\\)拿出一千銀元 作 開 辦 費 用。 這 筆 款 是 李 石 曾 先 生 轉到?！?/p>
這種回憶性記述的浮現所帶來的差異性,以及研究者掌握相關史料的有限性,也導致了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存在較大的分歧。例如對胡適與《現代評論》關系的考證和定位,陳金淦編撰的《胡適研究資料》與吳福輝的論文《現代文化移植的困厄及歷史命運———胡適與〈現代評論〉、〈新月〉派》\\(《文藝爭鳴》,1992.3\\)均將胡適記述為《現代評論》“主要撰稿人”,石原皋認為“胡適在一九二四年就創辦《現代評論》”,白吉庵則指出胡適“早年編輯《努力周報》、《現代評論》和《獨立評論》……”類似的史料研究中存在的種種爭議,說明了史料本身的難以窮盡和史料研究本身尚有開闊的上升空間,因此,“現代評論派”研究中史料挖掘與整理這一維度一直延伸至今。
由姜文、姜淑紅編寫的《民國思想文叢:現代評論派 新月人權派》是有關“現代評論派”史料整理的最新成果,主要收錄了“現代評論派”和“新月人權派”基本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性文章與專著,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較為完整的原始資料。在“重評”文章逐漸剝除其政治外衣之后,伴隨著史料的不斷豐富,“現代評論派”研究也體現出學術上的連續性,走向了進一步的拓展與深入。
二、深化:拓寬研究向度與回歸歷史情境
1990年代初中期以來,大陸學界的“現代評論派”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基礎上頗有收獲。一方面是在研究視野與角度上更為開闊,觀照的對象上更為具體、豐富,另一方面則顯示出了回歸歷史情境的趨向和走向“細化”的特征。
1.研究視野與角度的拓展。這一階段出現了“現代評論派”研究的首部專著,即倪邦文的《自由者夢尋———“現代評論派”綜論》,該著作將“現代評論派”放置于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背景中,從宏觀文化角度闡釋了該派復雜的思想體系,揭示了該派作為歐美派自由主義政治文化派別的文化模式,并對其文化貢獻與歷史局限進行了評價,顯示了開闊的視野和透辟的邏輯分析能力。稍有欠缺之處在于對作為“現代評論派”主要思想文化資源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論述過于籠統,未能對其自身的復雜變遷作出梳理;同時對“現代評論派”為實現文化理想而作出的學理性探討和實踐性努力未作區別,因而在評價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亂,但總的說來,“是一部值得學術界關注的著作”。而就學術論文而言,對單個“現代評論派”同人的研究也紛紛出現?？讘c東的《試論丁西林劇作的唯美傾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2\\)一文,從藝術技巧、審美趣味、戲劇觀念、戲劇風格等方面論述了丁西林劇作的唯美傾向,文章從文本出發又歸于文本,并對比前人觀點進行充分論述,顯示了作者進行“內部研究”的不俗實力和評論功底。郭汾陽的《“北新書屋”與并非“現代派”的陳翰笙》\\(《魯迅研究月刊》,1999.7\\)一文,試圖說明陳翰笙雖然是《現代評論》的寫家和編輯,但卻與歐美派教授紳士有別;同時強調陳翰笙作為“第三國際”通訊員的身份及其進步性,并最終作出“陳翰笙并非‘現代派’”的結論,文章有著大量細致的史料鉤沉,文風踏實,但結論似乎尚可商榷。陳學勇《論凌叔華小說創作》\\(《中國文化研究》,2000.1\\)一文概覽了凌叔華小說創作的全貌,對其予以了極高的文學史地位;文中援引了有關凌叔華作品的大量評論,勾勒出了凌叔華研究史的線索。此外,其他“現代評論派”同人諸如王世杰、陶孟和、楊振聲、張奚若等,也開始得到發掘和較為客觀的評價。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有關“現代評論派”同人的研究中,對于魯迅最主要的論敵———陳源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較為突出,研究者開始將其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進行觀照,陳源的文化思想、文化人格、文學創作及其成就、翻譯思想、戲劇理論等都得到了較為學理性的闡釋。范玉吉的《被窒息的空間———以陳西瀅為個案分析20年代中國言論空間開創的嘗試》\\(《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2.2\\)與《陳西瀅文化心態初探》\\(《江南大學學報》,2003.2\\)、王樹槐的《陳西瀅“三似說”的符號學意義》\\(《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1\\)、王嵩的《陳西瀅:意態從容,“閑話”天下》\\(《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6\\)、以及丁曉萍的《現代戲劇理論創建期的獨特貢獻———陳西瀅的戲劇觀》\\(《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11.6\\)等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這些研究也共同彰顯了陳源的知識分子身份和思想文化啟蒙立場,階級性在整體上 被 放 逐,也 由 此 實 現 了 研 究 的 時 代 性跨越。
此外,借助于新理論和新視角,“現代評論派”研究空間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畢曉芬的《〈現代評 論〉及 其 文 學 現 代 性 問 題》\\(《東 方 論壇》,2006.5\\)一文,將《現代評論》視為同人闡釋自己價值觀念和爭奪公共領域話語權的媒介,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了其文學的現代性品格。易蓉的《〈現代評論〉“公共性”的表達和實踐》\\(《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9.2\\)一文,運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對《現代評論》作為現代公共媒介的功能和價值進行了闡釋,認為其公共性不僅在于言說著知識分子多元的公共關懷,而且用話語形式展開了政治實踐,參與了民族國家的建構。
沈毅的《〈現代評論〉與新詩傳播》\\(《現代傳播》,2012.4\\)以及《〈現代評論〉與科學傳播》\\(《中國出版》,2012.4\\)兩篇文章則從傳播學視角出發,對《現代評論》周刊的新詩傳播與科學傳播情況進行了分析和評議,認為《現代評論》對于繁榮新詩乃至推動文化發展具有積極的示范意義,而其科學傳播則存在過于專業化、學科分布不平衡、轟動性小等不足之處。范玉吉的《從一本雜志的態度看民國時期的編輯思想———以〈現代評論〉為例》\\(《編輯之友》,2009.12\\)一文,分析了《現代評論》“開放”、“獨立”、“研究”以及“尚實”的四種編輯態度,但文章對民國時期的編輯思想卻并未作出延伸式分析,因此缺乏縱深性和立體感。顏浩的《〈現代評論〉的兩個專欄:“時事短評”與“閑話”》\\(《北京社會科學》,2003.3\\)一文,認為“時事短評”與“閑話”這兩個重要欄目的設置,保證了雜志的辦刊宗旨在技術層面上得以順利實現,并形成了嚴謹有序的編輯風格,對現代期刊的發展有著借鑒意義?？傮w上而言,運用新理論和新視角進行“現代評論派”研究的成果還比較有限,這一向度的評論空間尚有待開掘。
2.回歸歷史情境的趨向。在拓寬研究視野與角度之時,“現代評論派”研究還重視歷史場景的回歸與再現,增強了研究的歷史感。閻晶明的著作《魯迅與陳西瀅》以七章的篇幅較為全面、客觀地追述并評議了1920年代魯迅與陳西瀅之間幾個回合的論戰,該著作在詳盡的歷史敘述基礎上敘議結合,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交代論戰的原由及經過,立論扎實而充分。就單篇論文而言,桑兵的《廈門大學國學院風波———魯迅與現代評論派沖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5\\)、錢理群的《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魯迅研究月刊》,2002.11\\)、傅 國 涌 的 《〈語 絲〉與 〈現 代 評論〉———以“三·一八”事件發生后為例》\\(《文藝爭鳴 》,2003.4\\)、黃乃江的《從〈現代評論〉的兩度“變風”看“現代評論”派》\\(《福建教育學院學報》,2005.
1\\)、陳于武的《從教育風潮看教育自由———以〈現代評論〉的相關討論為中心》、盧毅的《魯迅與顧頡剛不睦原因新探》\\(《晉陽學刊》,2007.
2\\)、黃亦君、李曉蘭的《〈現代評論〉與善后會議》\\(《社會科學論壇》,2009.4\\)等文章,也都將研究對象放置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細密考察和鉤沉現象、事件的來龍去脈,注重在原初的歷史事實之中作出謹慎判斷,并觀照歷史本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這些文章在“主體性”反思的知識氣候中,避免了以先入為主的立場粗暴地進入歷史的趨向,也擱置了“主體論”的文藝學闡釋所持的價值尺度,而是在歷史場景之中去觀照對象發生、發展的多重制約因素,力求做到“論從史出”,這種作風在整體上提升了研究的學理性和客觀性。
這種研究傾向在新近出版的另一本“現代評論派”研究專著《現代評論派與192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中也有著鮮明的體現。作者從近代史研究的角度對“現代評論派”的自由主義觀在國內政治、外交、民眾運動等方面的體現,以及該派的歷史困境等進行了論述,詳細爬梳了善后會議等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原了其時中國內政外交的歷史風貌,史料運用扎實、縝密,避免了行文的凌空蹈虛,從而使研究中的“史學”本義得到了彰顯。同時,上述文章及著作在選題上還顯示出“細化”的特征。研究者普遍放棄了宏觀的立論和抽象化的敘述方式,而是從“個案”著手,在歷史細節中追尋現象的原初風貌。這種研究態勢重分解而輕歸納,并由此缺失了一種把握大問題的意識和能力,但又以其縝密、嚴謹的推導糾正了多年來忽視微觀考析的傾向。
三、有待提升與開掘的不足之處
毫無疑問,新時期以來的“現代評論派”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提升了“現代評論派”的學術地位和其作為研究對象的豐富性,拓寬了研究視野和角度,并呈現出回歸歷史場景的傾向和“細化”特征。但總體上而言,學界對“現代評論派”的研究仍然是不足的,在比較的視野之下,這種不足就更為明顯。就流派研究比較而言,“現代評論派”研究大大遜色于“學衡派”研究,后者在“五四”思想史中與“現代評論派”的文化思想和價值理念多有相近之處,并且在新時期到來之前的歷史敘述中同樣備受冷落、遮蔽和批判,但隨著反思全球化而帶來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和“國學熱”的興起,“學衡派”受到了極大關注,成為了研究的熱點和焦點,相比之下,“現代評論派”的研究則顯得稀落、零散。而同作為“胡適派”文人群體的組成部分,“現代評論派”研究在整體上也不如《努力周報》同人研究與“新月派”研究,甚至“現代評論派”同人被分化而散見于二者之中,喪失了自身的整體性和獨立性。就期刊研究比較而言,“現代評論派”最為主要的輿論平臺《現代評論》周刊的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關注。
實際上,為了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尋找新的學術生長點,新世紀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進一步加強了文獻的發掘和整理,由于受到艾斯卡皮文學社會學、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布迪厄場域理論等的影響,對現代報紙文藝副刊和文學雜志的發掘和研究尤有力度,形成了近年來期刊研究蔚然成風的大勢,《小說月報》/《新青年》/《晨報副刊》/《語絲》/《現代》/《論語》等報刊雜志都較為彰顯地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之中,并形成了頗具規模的研究論文和研究梯隊,相比之下,“比較地著重于文藝”的《現代評論》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闡釋。因此,在整體上,新時期以來的“現代評論派”研究不僅并未構成勁勢,甚至并未獲得與其文化史價值與地位相匹配的研究態勢,這就促使“現代評論派”研究需要在諸多方面更新研究觀念、拓寬研究思路、改進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準、最終推動研究走向深入。
具體而言,首先是“現代評論派”作為研究對象的獨立性有待進一步提升。由于“現代評論派”長期以來被定性為“魯迅論敵”,這一身份定位實際上造成了對于“現代評論派”的遮蔽,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附屬于魯迅研究。如在有關“現代評論派”與魯迅論戰的研究中,姜振昌、王連仲的《雜文家的窘迫和失重———重評“現代評論”派》\\(《東岳論叢》,1997.5\\),閻晶明的《無所顧忌的作家與教授———我看魯迅與陳西瀅的筆墨官司》\\(《魯迅研究月刊》,1999.7\\),以及徐文海、李淑敏的《“呸!”來“呸!”去的“學者文人”———魯迅與陳西瀅的幾個回合爭斗》\\(《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2.2\\)等文章,雖然已進行了頗為辯證的分析,充分注意到了歷史的復雜性以及論戰的個人性與文化性,使得“現代評論派”不再是一個備受唾棄的研究對象,但基于魯迅在當代中國所獲得的極為顯赫的文化位置,研究文章在整體上依然存在從魯迅單方面取證和論證的傾向,該派與魯迅之間的論戰,往往被解讀為魯迅戰斗性的重要佐證材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現代評論派”作為研究對象的獨立性。
其次,在研究視野上需進一步均衡、全面、清晰。已有研究對“現代評論派”與魯迅的論戰挖掘頗為有力,這也反映出魯迅研究在當代中國學界所具有的極高人氣;但對“現代評論派”的思想文化資源、尤其是英美自由主義思潮的梳理和研究則較為欠缺,單篇論文尚且未有這一選題的研究成果,而倪邦文的《自由者夢尋———“現代評論派”綜論》與孔祥宇的《現代評論派與192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兩部專著對于“現代評論派”所接納和移植的英美自由主義思潮的研究都停留于簡略交代和泛泛而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流變、不同傳統路向、價值要素以及本土化過程都未能真正厘清和進行充分的論述。此外,已有研究對歷時四年、共九卷209期的《現代評論》雜志的觀照總體上也較為薄弱,政論性和文藝性文本受到較多關注,而“現代評論派”有關經濟、歷史、科學、教育、法律等方面的文本尚未被充分開掘,并且諸多研究文章停留于描述性地呈現刊物對某一專題的探討,而缺乏系統性的價值判斷,在文本開掘上還留有較大的評論空間,尤其是《現代評論》進行過著力宣傳并隆重推出的四期增刊與諸種“現代叢書”,尚未在整體上納入“現代評論派”研究領域并得到研究者的充分注意與觀照。同時,一些研究在“《努力周報》同人群體”、“現代評論派”、“新月派”等群體的厘定上仍未明晰,如章清的《“胡適派學人群”與現 代 中 國 自 由 主 義》和 沈 衛 威 的 《自 由 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都將“現代評論派”歸為胡適所引領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但實際上前者更多地是將諸多“現代評論派”成員納入《努力周報》同人行列,而后者則將其收列于“新月派”旗下,忽略了“現代評論派”獨立存在并產生重要影響的事實,從而造成了對于該派極大的遮蔽。再次,應改變在研究框架和格局上普遍較為狹小的局面。
研究文章在著力于具體探討“現代評論派”思想言論的某一側面之時,往往缺少相應的理論框架和對于研究對象背后的思想文化生態等的縱深性透視,論述在整體上較為淺顯,立體感不足,而在整體上也極少將“現代評論派”納入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乃至整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中進行研究,因而也就忽略了對其思想史地位、價值功能以及缺失的判斷與論述。同時,需進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僵化或偏頗的研究思維模式。某些論述受到“左”的模式時期既有權威性觀點的支配,對“現代評論派”仍持嚴厲批判和輕視的偏頗態度,使研究喪失了真正在學理層面進行闡釋的意義,這一傾向在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史著作的寫作中尤其明顯,因此應進一步突破意識形態的禁錮,在學術民主的氛圍中提升“現代評論派”研究的學理性與學術品格。此外,應進一步運用新視角和新理論對“現代評論派”及《現代評論》文本的豐富內涵進行發掘和展示,從而在整體上形成具備立體感和層次感的研究態勢。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修正和改善研究觀念、視野、思維及方法等方面的不足與偏頗,將促成“現代評論派”的研究不斷拓展評論空間并提供新的學術生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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