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國華先生的《文學與權力:文學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既是追溯文學權力之來龍去脈和前世今生的史著,又是窺測文學未來之命運的“占卜書”。作為史著,朱著討論了文學權力在漫長時段中的歷史演變,從口傳時代,中經文字印刷時代,最后,不出所料地落實于、終了于大眾媒介時代。
在可以征用的中西理論資源聲援下,可謂處心積慮、睚眥必報,且算無遺策。作為“占卜書”,《文學與權力》以略帶悲喜交加的口吻知會我們:雖然將來的文學在資本與欲望澆筑的場域中,很可能只擁有婢女的身價與地位,卻又永不消失;在通往死亡或壽終正寢的道路上,文學將像曹植筆下那只神秘的鳥兒一樣,遙望歸程或來路,總是“將飛而未翔”\\(曹植《洛神賦》\\)。
沒有人比朱國華更清楚,所謂史著和“占卜書”,僅僅是《文學與權力》高空飛行時需要仰賴的兩只翅膀。前者揭示了文學權力一步步走向衰竭的內在原因,展示了文學權力以加速度為方式,大踏步走向枯竭的內部機制———“也就是說,文學是在何種程度上,何種意義上,以及以何種方式迫使自己成為權力的表意策略的”\\(《文學與權力》,第107 頁\\)。后者則承續前者給出的邏輯遺產暗示我們:“伴隨著傳播媒介技術的變化,文學權力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文學與權力》,第 102頁\\);雖然在漫長的時段中,貌似強大的政治并沒有令文學權力,還有文學的合法性停擺、歇菜,甚或消失殆盡,但大眾媒介時代以及與之恰相匹配的資本邏輯,卻給文學及其合法性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在此基礎上,《文學與權力》緊接著繼續暗示我們:像帝國主義一樣“垂”而不“死”的文學,將在尺度多大的時間范圍內,保持它“垂”而不“死”的狀態;有如福山認為歷史將終結于全球資本主義一樣,文學及其合法性將終結于衰竭和枯竭,與“將飛而未翔”的優雅造型恰相對仗———當然,只能在反諷的意義上相對仗。
明眼人不難看出,“合法性”是《文學與權力》的三個關鍵詞之一\\(另外兩個是“文學”與“權力”\\)。
國華兄從歷史主義特別鐘愛與寵幸的渡口出發,認口傳時代、文字印刷時代、大眾媒介時代,為文學權力以及文學合法性逐次遞減的序列時代\\(或時代序列\\),且遞減的過程,是以加速度的態勢來呈現、來進行的。無論對文學權力還是文學的合法性,前兩個伸懶腰、打呵欠一樣的時代似乎都影響些微,僅僅是傷及了它們的皮膚與毛發,甚至說不上真正的“傷及”,至少未曾達到傷筋動骨的程度;大眾媒介時代則裹挾著基本上屬于它自身的資本邏輯,“越俎代庖,變成了裁決文學高下的最高裁判”\\(《文學與權力》,第 141 頁\\)。在這個時代,受資本邏輯支配,受資本權力調教,文學喜劇性地躍遷或悲劇性地下墜為商品。和其他所有型號、所有體態的時代相比,大眾媒介時代似乎更有理由認商品為神話,更有底氣視商品為春藥。精英文學曲高和寡,少人問津,冒犯了商品的尊嚴,無視春藥綿長醇厚的藥力,因此,喪失了在前兩個時代曾經擁有的權力,也喪失了合法性\\(在《文學與權力》中,“文學”基本是指“精英文學”或所謂的“純文學”\\);通俗文學離資本邏輯更近,與人民群眾的小心田和小心思更是比鄰而居、心心相印,因此,“在現代社會,在文學場中占據統治地位的精英文學并不能使通俗文學俯首稱臣,”\\(《文學與權力》,第 133頁\\)倒是喜劇般地“剿匪不成反被匪剿”,被通俗文學趕到了媒介時代的邊疆或深山,像被秘密包養的“二奶”或“小三”,偏居一隅,在讀者的視野之外,眼巴巴打量讀者,符號權力、符號暴力、符號資本\\(或象征資本\\)等現時代能量巨大的尤物因此與之絕緣,\\(精英\\) 文學由此失去了合法性,更不用說權力……如果剝離國華兄運用得十分精熟且恰到好處的中西理論資源,去仔細打量、細致品味《文學與權力》,便不難察覺,“合法性”的基本含義,似乎更跡近于黑格爾的著名斷言:存在即合理。
歷史主義的基本口吻是:歷史就是這樣的\\(請注意“就是”一詞暗示的霸道性\\);因此,必須回到歷史本身,以便歷史地看待所有問題\\(據說這樣做,能避免形而上學\\);因此,歷史不能“也許”,也不能“假如”\\(它厭惡所有形式的虛擬語氣\\)……相對于客觀歷史事件,“假如”和“也許”雖然符合我們內心的愿望,卻不“合”歷史之“法”。不需要過多的邏輯演算或心理推演,“歷史就是這樣的”至少約等于“存在即合理”,或至少與后者有大體量的交集。繩之以《文學與權力》的行文思路和邏輯圖示,文學\\(此處特指精英文學\\)不招待見直接等同于合法性的喪失,或合法性被迫認領了它的“衰竭”狀態。這個本來就“存在”,且讓所有人都能直觀的歷史事實,在大眾媒介時代,根本上就是不得不“合理”,且必須“合理”的事情,沒有半點可供商量、可供討論的余地。
面對既定的歷史事實\\(“既定的”與“歷史事實”是一回事,或者:兩者在邏輯上是同義反復的關系\\),研究者只有對它進行如其所是的描述,才是“合法”的,否則,就是篡改歷史,就是別有用心;如果沒有將“歷史”上快速遞減的文學合法性的“歷史”過程給描述出來,以歷史主義的眼光來衡量,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事情。一整部《文學與權力》及其綿密的論證過程能夠證明,國華兄對此心知肚明。
歷史主義的表層結構是描述式的。面對歷史事件,它號稱求真,號稱客觀;它服膺的,是冰冷的信條:歷史就是這樣的;它要求它的被掌控者回到歷史本身;它罷黜所有形式的“假如”和“也許”。如果歷史主義僅止于表層結構,就是令人憎惡且令人望而生畏的,而它定義的合法性,則注定令人痛苦,與讓人無所逃遁于天地間的必然性注定令人痛苦,在性質上恰相等同。
好在歷史主義還有始終存在,卻更愿意彰而未顯的深層結構。歷史主義的深層結構是疑問式的、反詰式的,正好以否定它的表層結構為旨歸。
表層結構強調“所是”\\(is\\),深層結構倡導“應是”\\(ought\\);由“所是”肯定從邏輯上推導不出“應是”,“應是”卻肯定能將自己加諸于“所是”。
在此,吊詭或充滿悖論的結論出現了:歷史主義必須以反對歷史主義才能成就其歷史主義。
就這樣,歷史主義具有了繞口令似的語音特征,卻并不由此具有絲毫的喜劇性。
這中間的要害,僅在于人的愿望:無論客觀歷史事件\\(即 is\\)如何不可變更,如何擁有措辭強硬的一次性\\(黑格爾所謂某個歷史事件在某處第二次發生的那種喜劇性,暫且不予考慮\\),“我”都有權不予接受,只聽憑于內心,一決于內心\\(即 ought\\)。相對于歷史主義的表層結構,深埋內心的愿望才是最終標準,才是力量的來源,才是唯一的加油站,只因為作為被發明出來的觀念物,歷史主義早已被注入了愿望的絲絲縷縷,既狂躁不安,又令人震驚地呼氣若蘭。
很顯然,求真是科學,逐善是倫理學。歷史學不可能成為\\(或“上升”為\\)科學,因為歷史研究的最初落腳點是真,最終的宅屋卻是善,甚至美。不用說,歷史主義的深層結構贊同“假如”和“也許”,拒不承認“存在即合理”的黑心言說或強盜邏輯;它也許可以默認“回到歷史本身”的信條,卻拒絕承認“歷史就是這樣的”擁有任何性質的合法性。
合法性只能源于人的愿望,恰如《沙恭達羅》所言:如果沒有外在的法律條文一決是非,良善之徒的內心愿望滿可以充當標準。無論國華兄對文學合法性的喪失進行了何等精確、精彩和精辟的描述,也僅僅是依據于、駐足于歷史主義表層結構的描述,僅僅自覺地停留于、受制于歷史主義的表層結構,無關乎愿望,無關乎溫暖,無關乎善,只關乎真,只有接近零度的、被羅蘭·巴爾特稱許的“道德性”書寫。
明眼人不難看出:文學在最根本的維度上,在骨子的最深處,更關乎命運———個體的與種族的命運。否則,當文學在歷史主義的表層結構處喪失合法性后,就應該立即死去,頂多在等待安葬或火化,不值得學識淵博的國華兄洋洋灑灑十數萬言加以談論,更不必勞他大駕,把《文學與權力》的一小半弄成“占卜書”?！罢疾窌辈皇遣柡账构P下稍縱即逝的“沙之書”,而是未來之書,擁有必不可少的韌性、倔強和近乎于愚蠢的勇氣。
與實證主義者的看法剛好相反,命運不是虛幻或虛擬的概念,既不玄奧,也不神秘,僅僅意指“我”或“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與關心“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相比,命運似乎更關心“‘我’或‘我們’往何處去”。
所謂愿望,就是對命運的深切審視,就是審視過命運的諸多側面與可能性后,繼續保持對美好、善與德的熱切吁請———“往”良善或美好的地方“去”,不是“往”更有錢、更有權或更有“搞頭”的地方“去”。
在此,最為渺小的生活常識,反倒最能夠給出鐵證:即使是真小人,也不希望其他人是小人,雖然他很可能佩服某個小人;真流氓絕不會愛流氓,雖然他很可能佩服某個流氓,只因為被佩服者,在流氓的程度上段位更高。和真擁有的屬性大不相同,美、善似乎更有機會通過直觀,得到直接性的論證或判斷。在歷史主義的表層結構“那”里,文學有可能喪失合法性;在歷史主義的深層結構“這”里,文學的合法性將永存天地之間,雖然很可能會喪失文學權力。但那又能怎么樣呢?
在返回歷史主義特別寵愛的港口前,國華兄有一個不無憂慮的追問:“對文學意義貧困的展示并不能拯救貧困的意義……在既然已經存在了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媒介的今天,文學何為?”\\(《文學與權力》,第 154 頁\\)不用說,國華兄的憂慮建基于歷史主義的表層結構;在表層結構權傾一時的地盤上,包括命運在內的一切情、事、物、人,都可能成為消費品,都必然性地成為了消費品,文學實在沒有理由以文學自身的意義存在,除非它愿意接受商品、戲子、玩物或弄臣的頭銜與身位。
但即便如此,相對于曾經盛極一時的文學權力與文學的合法性,關心和守望命運的人依然存在;這些為數極少的稀缺人群,組成了隱秘的現代遺民集團,像尋找圣杯的騎士,暗中往來于商品和大眾媒介組成的場域,以他們充盈而不竭的愿望,拒絕命運被派定的商品或弄臣身份。
命運不能被消費的強烈意識,既構成了遺民的愿望 \\(愿望具有自我證明的能力或特權\\),構成了遺民們彼此辨識的口令或接頭暗號,也充當著國華兄返港前那個追問的答案:遺民既是文學面對死亡之路能夠“將飛而未翔”的真實原因,也是“占卜書”的真實含義。
考慮到歷史主義的深層結構,國華兄給予文學的未來命運,無疑顯得過于悲觀。
布爾迪厄略帶揶揄地說:自哥白尼、達爾文到弗洛伊德之后,文學藝術成為人類保存自身虛榮心的最后一個自戀情結\\(《文學與權力》也征引了這個觀點\\)。
看起來,求真意志過于強烈的布爾迪厄很是缺乏同情心。
你想想:達爾文宣稱人由猴子進化而來,但“進化”二字既無力阻隔人與猴子的恥辱性關系,也無力阻止動物本性進駐于人身,卻廢除了人跟傳說中的高貴品質間僅存的一點點瓜田李下之嫌;弗洛伊德宣布人的所有理性行為都受制于非理性的力比多,人因此距離動物最終又有幾毫米遠呢?從此,“禽獸不如”不再是修辭,不再是詈言,是真實之人真實的存身狀態?！耙鹿谇莴F”則是對禽獸的侮辱,“他真像個人”恰好是對人的贊美式諷刺。萬古不易的公理是:真實的就是令人痛苦的,因而虛假與虛幻之物擁有心靈維度上的合法性。在這種緊要的關頭\\(或“嚴重的時刻”\\),文學藝術成為人類最后一個撫慰性的自戀情結,又有什么不好,或不可以的呢?自戀情結或許能夠從輔助線的意義上,為文學在當下的合法性提供力道不大,但又是必不可少的聲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