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時期，我國社會處于重大的歷史變革與轉折之中，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開始土崩瓦解，在文化界，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文人向中國舊的文學制度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這期間，西方偵探小說被大量翻譯并引入中國，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一道奇特的風景線。對于當時西方偵探小說在中國的翻譯引入和盛行情況，著名文學理論家阿英曾做評價“:當時的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p>
一、清末民初西方偵探小說盛行的文化背景
在中國傳統文學視域下，偵探公案類小說是非主流文學的代表，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文學家都視偵探公案類小說為非正統文學，因此，偵探公案類小說在中國一直是遭受歧視或被忽視的文體[2]63.晚清時期，外國小說在我國翻譯家的積極譯介之下，開始大量融入中國，西方的學說以及相對應的文學創作技巧，對國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而西方偵探小說也就在此期間開始傳入中國，其之所以能夠沖破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的桎梏，在近代文學歷史上獨領風騷，與當時的文化大環境密切相關。
西方偵探小說引入中國，在本質上是中西文化融合與交流的體現。清朝初期，李之藻、徐光啟等人在西方傳教士的影響之下，已經意識到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重要性，并為了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而積極努力。但當時清政府將“西學”視為“奇技淫巧”,國人以“天朝上國”自詡，也不愿意去接觸“西學”.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打破了國人“天朝上國”的美夢，在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面前，清政府不得不承認落后的事實。由此，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而有了“洋務運動”.但“西學”對于中國的影響顯然不僅僅于此。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使得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意識到，僅僅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是不夠的，還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文化。以推動政治變革為目的的維新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相繼爆發，昭示著中國不僅僅要在軍事和科技領域學習西方，還要在教育、經濟、文學等方面發揮“西學”的作用。1902 年，梁啟超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庇纱?，近代小說界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把小說視為“改良政治”的良藥。而偵探小說，既有內容新奇特點，又有啟迪民智的作用。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中國文人不再刻意去排斥偵探小說，一些翻譯家開始大量翻譯偵探小說，以順應當時社會改良的文化需求。
二、清末民初西方偵探小說譯介的特點
偵探小說最早出現在西方國家大體上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 40年代。在我國傳統的文體中，根本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偵探小說這種類型，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學中沒有類似的體裁，中國古代有公案小說。在大多數學者看來，公案小說與偵探小說雖然都是以案件的偵破與審理作為核心內容，但二者無論在文體結構還是敘事方式上，都有較大差別，是兩種不同的文體形式。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清末民初翻譯界對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不僅僅是內容方面的翻譯，還涉及對偵探小說這種文體的引入和移植[3]108.具體來看，清末民初西方偵探小說翻譯呈現出三個方面的特色。
1.以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翻譯為主。1896 年，張坤德完成了對柯南·道爾四篇偵探小說的翻譯，并將其發表在《時務報》上，這是清末民初時期所能考證的最早外國偵探小說。自刊登外國偵探小說之后，《時務報》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對于當時該報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梁啟超曾做如此描述“: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边@形象地反映出當時人們對西方偵探小說的熱衷，可以看出西方偵探小說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從時間跨度上來看，清末民初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以 1907 年為界，1907年以前為第一階段，此階段為西方偵探小說翻譯的初期；1907 年以后，直至民國初年，是西方偵探小說翻譯的高峰期。具體來看，在西方偵探小說翻譯的初期，翻譯家們主要翻譯的是柯南·道爾所著的福爾摩斯系列偵探小說。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當時柯南·道爾被視為英國一流的作家，其作品大多數為偵探小說，在英國乃至全世界范圍內都頗具影響力。1901 年，黃鼎、張在新翻譯了柯南·道爾的七篇偵探小說，并將其編入《泰西說部叢書之一》，于當年公開出版。
1902 年，文明書局出版了《續譯華生包探案》，其中包含了多篇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1903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補譯華生包探案》也正式問世，其中以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為主。1904 年，由周桂笙、奚若出版的《福爾摩斯再生案》中，收錄了他們二人翻譯的 13篇西方偵探小說，其中柯南·道爾的作品占據半數。1906 年，新民叢報編印了《最新偵探案匯刊》，其中翻譯了四篇西方偵探小說，有一篇為柯南·道爾的作品。至于散見于其他雜志或報刊的西方偵探小說更是不勝枚舉。但由于當時譯者與譯者之間、出版社與出版社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加上利益的推動，使得大量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重復出現，以柯南·道爾《A Study in Scarlet》為例，這篇小說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就有奚若、黃人、林紓、周瘦鵑、陳彥等譯者對其進行了翻譯，并出版在多本譯著之中[4]244.這些譯本所述內容基本一致，但翻譯質量卻良莠不齊。當時這種西方偵探小說重復翻譯的亂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讀者的閱讀體驗。
2.翻譯速度快，翻譯作品數量眾多。到了 1907 年，譯者們在翻譯西方偵探小說的過程中，選材開始豐富了起來，除了翻譯柯南·道爾的作品之外，還大量翻譯其他國家的偵探小說。比如法國偵探小說家鮑福、埃米爾·加博里奧、伯格貝，日本偵探小說家黑巖淚香，美國偵探小說家勞倫斯·林吉、喬治·麥沃特斯等的偵探小說，都在1907 年以后被大量翻譯并引入中國?？梢哉f，1907 年到新文化運動期間，國內偵探小說的翻譯達到了頂峰期，與西方偵探小說翻譯的第一個階段相比，呈現出了翻譯速度快、幾乎與原作的出版同步的新特點。在這之前，由于國內翻譯水平有限，很多歐美國家的偵探小說都是由日文翻譯過來的。而在此時期，譯者們直接以原著為藍本進行翻譯，翻譯步伐比日本還要快。有學者評論道“:在這個特殊的文藝領域里基本與世界文學潮流同步?！蓖瑫r，法國著名偵探小說家瑪麗瑟·勒勃朗所著的以俠盜亞森羅蘋為主角的系列偵探小說，經國內譯者翻譯引入之后，在中國掀起了一場“亞森羅蘋熱”.此時期，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隊伍十分龐大，所翻譯的偵探小說作品占據了當時翻譯小說的大部分，據后來的史料考證，此時期一共出現了近千部翻譯小說，而偵探小說就有 500 多部，這也證明了當時文學界和翻譯界對西方偵探小說的熱衷。
3.積極引入西方小說的表現手法。著名翻譯家周桂笙曾經指出：“讀中國小說，如游西式花園，一入門，則園中全景，盡在目前矣；讀外國小說，如游中國名園，非逼歷其境，不能領略個中況味也?！边@反映了中國小說表現手法與西方小說表現手法在本質上的差異。我國傳統小說一般都先定宗旨，讓人閱讀之時，只要讀其精華，明其宗旨，便能預料全書所述之事跡[5]179.但西方小說不同，其情節曲折，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很容易摸不清頭腦，直到全文閱讀結束之時，才能知曉結局。因此，清末民初的譯者翻譯西方偵探小說，也積極將西方小說的表現手法引入中國。比如周桂笙在翻譯偵探小說《毒蛇圈》時，他如此描述道“:起筆處即就父女問答之辭，憑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從天外飛來。雖然，此亦歐西小說家之常態耳。爰照譯之，以介紹于吾國小說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譏之?！睆倪@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周桂笙對西方偵探小說的表現手法給予了高度贊賞。西方小說的表現手法的引入，直接挑戰著我國傳統小說中以平鋪直敘為主的敘事方式，對于中國當時的小說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三、清末民初西方偵探小說譯介的歷史價值
清末民初是我國翻譯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此時期大量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現象。從目的性上來看，此時期的小說翻譯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大眾教化與治國救國的任務。但站在文學的角度來看，此時期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對中國近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給當時寂寥的我國文壇帶來了新的氣象。一方面，通過大量的西方偵探小說翻譯，使得國內文學界歧視、排斥偵探小說的現象有所改觀，特別是當時翻譯界許多知名的翻譯家如林紓、吳趼人、周瘦鵑等都積極參與到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之中，使得文學界開始接受偵探小說這種文體，并將其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現象展開研究。另一方面，正是以周桂笙為代表的翻譯家們在翻譯西方偵探小說的過程中積極引入、推介西方小說的表現手法，使得清末民初的很多小說家在創作活動中往往嘗試改變以往平鋪直敘的敘事方式，代之以突兀起筆和悲劇結尾，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小說的藝術表現力，也直接推動了中國此時期的文學發展。
基于此，總體來看，清末民初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與引入這一文化現象，是很值得肯定和研究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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