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典論?論文》①（以下簡稱《論文》）一向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界的一篇重要著作，很多學者從文學角度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多方面的闡釋。的確，《論文》提高了文學的地位，區分了文學體裁，提出了“文氣說”，還注意到了文學的審美特質。一言以蔽之，《論文》在文論史上的貢獻和創舉不言而喻，在此不作贅述。本文在這里要探討的是曹丕作此文章并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學理論創作，更和他所處的政治立場密不可分。
一、《論文》與曹丕所處的時代背景
關于《論文》的創作時間歷來存有爭議，先后有不同學者提出三說：一是黃初初年說；一是太子時期說（建安二十二至二十四年）；一是建安十六年前后。
而按歷史時間先后來看，建安十六年曹丕被封為五官中郎將，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曹丕被立為太子，黃初初年曹丕廢漢稱帝。且不論這三說何為榷論，因為無論《論文》作于三說中的哪個時期，都不影響本文探討的主題。其實，雖然學者們在研究爭論《論文》創作時間的問題上各執一詞（當然這是學術之爭，無可厚非），但曹丕創作此文時大的時代背景是一致的，即處于漢末動亂、政權更迭的社會變革時期。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維系兩漢統治地位的儒家傳統在漢末黨錮之爭的逆流中被破壞殆盡，中央集權被嚴重削弱，于是世家大族紛紛舉旗造反，朋黨頓起。不同集團、幫派之間相互競爭與打擊的現象頻頻發生，成為那個動蕩社會的縮影。一開始，朋黨之爭還僅停留在物質權力層面，但在建安時期情況卻逐漸惡化，擴展到文化思想層面。人生價值、人生信仰、行為準則、人際關系、生活方式，以至于思維方法，都在重新尋求，重新衡量，取無定向，人各異趣。實際上，士這一階層，從思想到生活都正處在一個變動不居的時期。
于是“文人相輕”的現象便隨即成為當時的主流，在曹氏統治下的鄴下文人集團亦然。因此曹丕在《論文》中開篇就提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又針對七子各有所長，自恃甚高指出“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這里明確提出了文章創作的動機與目的。而這顯而易見的表述背后卻不那么簡單，在這個戰亂頻仍，糾紛百出的社會中，曹丕為何非要特別糾正文人相輕這一小小的不和諧現象呢？細審之下不難發現這一現象與政治統治的關系，上述已說漢室衰微正是由于朋黨之爭引起的，這既是曹氏政權得以搶奪政權的契機，同時也是其取得政權之后要肅清的不良因素之一。而文人相輕正是這一因素在形而上層面的表現，而始終有著政治野心與眼光的曹丕怎能對這一日趨嚴重影響政權穩定的現象視而不見呢？因此，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同時身為鄴下文人集團首領之一的他便藉由文章指斥文人間的互相輕視，實際是呼吁包括建安七子在內的所有鄴下文人停止紛爭，團結一心，共同為鞏固曹魏政權的穩定盡自己之所長。
二、《論文》與曹丕兄弟的太子之爭
曹丕與其同胞弟弟曹植的奪嫡斗爭歷來被渲染成殘酷的兄弟相殘，并且人們都對曹植抱以同情，給曹丕冠以“惡人”之名。毋庸贅言，曹丕的確是迫害過曹植及其擁護者，但歷史上“勝者王，敗者寇”的清除異己之為是很多帝王尤其是有識帝王所選擇的，這是一種必要的政治手段，本不應該帶上感情色彩。
那么，我們從客觀角度去看待這場政治斗爭，雙方必然都會針鋒相對，更何況，二人爭奪太子之激烈程度是被歷史所證實的。支持曹植的楊修，丁儀兄弟，邯鄲淳等，支持曹丕的賈詡，崔琰，吳質等人都使盡渾身解數幫助自己的“主子”登上政治寶座?！度龂?曹植傳》注引《世語》楊修“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雷訌闹?，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
修與賈逵、王凌并為主簿，而為植所友。 每當就植,慮事有闕, 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數十余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p>
又有崔琰露板答曰: “蓋聞《春秋》之義, 立子以長, 加五官將仁孝聰明, 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p>
毛王介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 覆宗滅國。廢立大事, 非所宜聞?！?/p>
太祖又問之于邢, 邢對曰:“以庶代宗, 先世之戒也。
愿殿下深重察之! ”
而且這種敵對關系不僅僅止于行為方面，眾所周知，曹氏兄弟皆賦文學才華，因此在自己文章中暗藏“投槍匕首”是可想而知的。
《論文》中曹丕寫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边@顯然是號召人們尤其是文人將時間和精力都傾注在創作文章中以達到青史留名之目的，而從上面所引史料可看出當時文人們并未埋頭案幾，而是忙著勾心斗角積極參與到政治斗爭之中。他們大多不滿于自己只是刀筆書吏的卑微職位，想通過擁立太子成功而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這種追求從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中一句“戮力上國 ,流惠下民 ,建永世之業 ,流金石之功”便可見一斑。而在同一篇文章里，文才橫溢的曹植卻將文學視為“小道”，同作為鄴下文人集團的領袖，為何二人對于文學的態度大相徑庭呢？其實，這更進一步暴露了他們在文章中的政治目的。曹植并非不愛文學，只是更傾心于政治上的勝利，這與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傳統不謀而合。而在爭奪太子過程中巧施計謀又最終勝出的曹丕怎么可能沒有“立功”的野心呢?可見他《論文》中所述之言并非完全出于本心，號召文人“成一家之言”，便是希望他們清心寡欲，遠離政治斗爭。
尤其對于擁護曹植的一派文士，沒有他們的干擾，曹丕的政治生涯就會順暢很多。因此他在《論文》中便借此言論，勸誡他們專注于“立言”之事，意在消磨其斗志，緩和斗爭矛盾。言下亦有警告之意：若安于文學創作，還可文史留名；若急于參政干政，成為我奪權道路上的絆腳石，則小心性命難保！
三、《論文》與曹丕的政治首領地位
曹丕最終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太子，后更公然廢漢稱帝，還是那句話，無論《論文》的寫作時間究竟為何時，但是曹丕終其一生都在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而奮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必然時刻以政治首領自居，從他的《典論》命題便可窺知一二，“典”在此應為“法則，制度”之意，那么“典論”的意思就是討論問題的規范法則。
《典論》本是一部著作，現已亡佚，只剩下《論文》一篇。但可知，他自己對這部《典論》很是自負，還特意將其送給吳國孫權及張昭。而將此書送于與之鼎立政權的統治者及大臣而并非吳國一般文士，則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了。由此也可見此書之中的文字必然也是從曹丕自身的政治立場出發而作的，那么《論文》也不例外，其文中有一句“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歷來被學者們奉為是文學自覺的重要標志來推舉，的確，這句話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文學的地位。但據曹丕的所作所為來看，他說此語絕非自覺地要提高文學地位這么簡單。上文已說過，曹丕和曹植一樣是以建功立業為自己之理想，而其最終選擇的也無疑是“立功”這條道路。其在《與王朗書》中也說道：“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 , 惟立德揚名 ,可以不朽 ,其次莫如著篇籍 ”,也可看出他將“立言”放在“立德”之后的，而在《論文》中卻一反常態。究其原因，是出于其政治目的。曹丕作為魏國政權的統治階級，無論在當太子之前，奪太子之后還是成為魏文帝之時，他的言論必然要為政治大局著想。而當時時事動蕩，文人們也都紛紛抱著顯才揚己的斗志積極參與政事，這產生兩種后果：一是很多文人政治期望過高，對自己所處小小文職不夠滿意，失去工作熱情；一是由于缺乏政治眼光與判斷能力，陷入政治漩渦而喪命。應該說這些都是會削弱同時期文人信心，動搖他們對一個政權信任與擁護程度進而影響統治穩定的事情。對于這種不良因素，曹丕當然不能視而不見，因此在這里他故意抬高文學的地位，把它美化成是可以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永垂不朽的盛大事業。這也就相應地提高了文人及其所作之文案工作的地位，讓他們有了崇高的榮譽與地位。通過這樣，曹丕想要達到安撫文人情緒，提高工作熱情，消磨文人斗志，減少過分干政的政治目的。而這一切，最終都是為了鞏固其統治的穩定。
曹丕作為政治首領的身份還體現在其他一些字句中，“及其所善，揚、班儔也?！辟潛P楊雄，班固這一類為當時政權歌功頌德之人，是期望當時文人以他們為榜樣，作個聽話的明哲保身之人。而批評“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則是勸誘那些重視名節，忠于漢室的名士們不要一意孤行，執迷不悟于對抗實力強大的曹魏政權、恢復名存實亡的衰微漢室了。
而通觀《論文》整篇，曹丕也是站在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位置，提出高瞻遠矚的文理見解，處處不失政治首領之風采。
當然，筆者討論《論文》中提出曹丕的政治立場并不是否認其文學立場，曹丕既是政治領袖，同時也是鄴下文人集團的首領之一，他自己也是詩人，《論文》中的觀點必然有其中肯的文學見解。
但從“知人論世”角度出發，我們僅以單純文學眼光審視《論文》是不全面的。綜上所述，曹丕的《論文》是一篇重要的文學理論之作，但其政治立場也必然會影響其文字表述，不容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