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前七子派與茶陵派的關系，學界時賢已就古人論述做出了相當深入細致的疏解，并得出了一些發人深思的結論①。本文則從明代文學的寫作和品評權利下移的宏觀運動趨勢著眼，深入到當初兩派相爭的實際情形，對近代陳田《明詩紀事》就有的“壇坫下移郎署”說再做延伸探討。指出前七子派從茶陵派的脫壘自立到張大高揚的過程，除關系到當時政治斗爭的格局外，從文學流派的起伏興衰來說，其實乃是前七子派或主動或被動地向高踞社會政治等級體制之上、又具有文化制度優勢的臺閣派代表茶陵派爭奪文壇話語霸權的過程。這番斗爭的結果，是身居郎署的前七子派獲得空前勝利，徹底改變了明代文學的書寫品評權利一直在高層官僚文人中間相傳的發展進程，從而造就了明代文學流派演變中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學話語權力交相更替的特殊景象。由此可見，前七子派與茶陵派的文權之爭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思想價值和文學流派論爭研究意義。
一、文權“下移郎署”說的提出
關于茶陵派和前七子派的關系，明清人多糾結于兩派是文學同盟還是一正宗一邪派的討論，還不能特別有意識地從“文權下移”的文學流派發展角度，來看待兩派后來確實存在的明顯分裂的爭論。繼承前七子派文學主張而起的后七子派，在看待興起之初的前七子與主宰文壇的茶陵派關系時，多認為是先后繼起的文學同盟關系，主張茶陵興起了前七子派。王世貞說: “長沙公少為詩有聲，既得大位，愈自喜，攜拔少年輕俊者，一時爭慕歸之。雖楷模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之于何、李也，其陳涉之啟漢高乎?”［1］1044語氣確實輕佻，有李東陽茶陵派為草莽、七子派為正宗之意。胡應麟也說: “成化以還，詩道傍落，唐人風致，幾于盡隳。獨文正才具宏通，格 律 嚴 整，高 步 一 時，興 起 何、李，厥 功 甚偉?！保?］345雖放棄了世貞略顯露骨的陳涉、漢高比喻，但還是認為李東陽的文學史功勞，除本身的文學成就外，就在于“興起”了前七子派。這自是為后七子派的再度崛起張本。
其實不獨后七子派如此，其他人也多這樣認識。在世貞前，即有“論詩不主一格”［3］30的徐泰，海鹽人，弘治十七年舉人，著《詩談》稱: “我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間。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于今為烈?！保?］1208又有文學主張傾向李夢陽的袁袠，嘉靖五年進士，與唐宋派王慎中為同年，其《少司馬陳公集序》一文，被臺灣學者判定是“認為李東陽之文學論在于辨體裁，李夢陽則開正宗之途……由此言之，乃欲引二李為前后相承之同派也”［4］227。在世貞后、應麟前，又有穆文熙，嘉靖四十一年進士，也說: “李公才情兼美，于李、何有倡始功，大似唐之燕、許?！保?］1109正面肯定東陽“倡始”李、何的作用。
而之如此，是這些明人看到了前七子派在興起之初，確有一段追隨李東陽茶陵派文學思想，奉其領袖成員為師友，其實是同派的時段。對此，當代學者或稱之為“第一階段: 在茶陵派卵翼下”［6］74，或稱之為“雙向接受”期［7］125。在那個時期，按李夢陽的流派意識，都還是“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發回千鈞”［8］卷二十《徐子將適湖湘》，奉楊一清和李東陽為文壇宗師。但兩派到正德三年左右，還是由于政見和文學主張的巨大差異和沖突而發生了本質的裂變，演出了激烈的紛爭，導致文學書寫權利的下移郎署。
于是，著眼于此者，就分出了派別: 或站在后來居上的前七子派一邊，或站在視為文壇正宗大雅的李東陽茶陵派一邊。
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就是站在李東陽茶陵派一邊的代表人物。其言: “國家休明之運，萃于成、弘，公以金鐘玉衡之質，振朱弦清廟之音，含咀宮商，吐納和雅，沨沨乎，洋洋乎，長麗之和鳴，共命之交響也。北地李夢陽一旦崛起，侈談復古，攻竄竊剽賊之學，詆諆先正，以劫持一世; 關隴之士，坎壈失職者，群起附和，以擊排長沙為能事。王、李代興，祧少陵而禰北地，目論耳食，靡然從風?！辈⒐敉跏镭懙纳鲜霰扔?，以為文壇正統仍在李東陽的雅正臺閣一系，而李夢陽及所帶動的前后七子派，才是竊據一方的草莽，他們干了“詆諆先正”的犯上行為，且聲稱世貞晚年后悔其早年的這段為爭奪文權而發的未定之論［9］254-257。不過，這也是評論者的有意“遮飾”“改造”，遭到曾受其指導獎掖的清人王士禛的揭露。他引徐泰《詩談》上引之論曰: “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及西涯之門。牧齋《列朝詩集》乃力分左右袒。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后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誤后學不淺?！?/p>
［10］345指出李夢陽、何景明曾為李東陽弟子，兩派實有割不開的承傳聯系。但王士禛也僅是就兩派在弘治朝的情況而論，卻沒有顧及到正德、嘉靖間兩派的分裂事實。
再后，沈德潛《明詩別裁集》又在王世貞和錢謙益兩造之間作調停，以為李、何是繼東陽而起，“廓而大之”，造就文學盛世的大好局面［11］75，但也沒有直接點明文權的變換問題。
直到近人陳田方揭出這一重要命題。其言:“胡元瑞謂孝廟以還，詩人多顯達。茶陵崛起，蔚為雅宗，石淙、匏庵、篁墩、東田、熊峰、東江輩羽翼之，皆秉鈞衡、長六曹，挾風雅之權以命令當世，三楊臺閣之末流，為之一振。然蹤希宋體，音閟盛唐，樂府或創新制，疊韻競侈聯篇。迨李、何起，而壇坫下移郎署。古則魏、晉，律必盛唐，海內翕然從之。譬之力侔賁、育，則勇夫奪氣; 音?！渡仨挕?，則他樂不請。取法乎上，勢不得而阻也?！保?2］931提出了從“三楊”臺閣派到李東陽茶陵派都是達官貴人“挾風雅之權以命令當世”，結果到李、何為首的前七子派崛起，才“壇坫下移郎署”。這就是明代中期的文權下移說。
不過，追論起來，何景明當初似即有了此種自覺爭奪文權的意識。他要求在不能“倡于上”之時，要自覺地“倡于下”。其《漢魏詩集序》結尾言: “夫文之興于盛世也，上倡之; 其興于衰世也，下倡之。
倡于上，則尚一而道行; 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齊也。故志之所向，勢之所至，時之所趨，變化響應，其機神哉! ”［13］卷三十四后來王世貞在為何集作序時也有此深刻感受: “是二君子挾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向之利而自為德。於乎，難哉! ”［14］卷六十四《何大復集序》認為李、何等人改變了文權一直在臺閣上層間傳遞的狀況，而開辟一個屬于“草莽”“微言”風行天下的時代，這其實和陳田的“壇坫下移郎署”說一致，只欠點明而已。
二、為文權而分裂的兩派關系指實
兩派最為明朗的公開分裂事件發生在正德三年\\( 1508\\) ，作為翰林修撰的康海，并沒有按“舊例”將去世父親的各種墓文寫作交給同一個體制下的館閣諸公，而是給了一幫志同道合、品級較低的文社好友，自己作《行狀》，王九思為《墓志銘》，李夢陽寫《墓表》，段炅作《傳》。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記載: “戊辰，先生同考會試?！瓱o何，丁母憂，歸關中。往時，京官值親歿，持厚帑求內閣志銘，以為榮顯。而先生獨不求內閣文，自為狀，而以鄠杜王敬夫為《志銘》，北郡李獻吉為《墓表》，皋蘭段德光為《傳》。一時文出，間者無不驚嘆，以為漢文復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西涯見之，益大銜之，因呼為子字股。蓋以數公為文稱子'故也。若爾，非大銜也耶?”［15］卷五十三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亦云: “其年秋，太安人棄養，公將西歸合葬平陽公。諸翰林之葬其親者，銘、表、碑、傳，無弗謁諸館閣諸公者，公獨不然。
或勸之，乃大怒，曰: 孝其親者，在文章之必傳耳，官爵何為?于是自述《狀》，以二三友生為之?？碳瘸?，題曰《康長公世行敘述》，遍送館閣諸公。諸公見之，無弗怪且怒者?！保?6］卷中兩文都作于康海去世的嘉靖十八年\\( 1539\\) ，距當時事件發生的正德三年，已有三十年之久。即便如此，對于這場有關前七子派和茶陵派、臺閣派關系的重要事件，兩文還是做了可以互相補充的記載。其間容或有揣度夸張的成分，然據王九思與康海的一世朋友加兒女親家的交情，則前七子派確曾因為康海父親墓文的寫作問題，而與當時臺閣派和茶陵派的雙料代表李東陽發生激烈沖突這個事實，是可以肯定的。并且，這場沖突的本質，是身居下位的前七子派，以關中康海為代表，主動向高據社會政治文化高位的茶陵派、臺閣派爭奪俗世文章寫作權的文權之爭，即使為之得罪現管的上級亦不恤。
而這場沖突之發生，關鍵即在于兩文提到的墓文寫作必找館閣大臣的“舊例”。明人提及此點的很多，與李東陽有深厚交情的陸容，講到了社會各階層人們都出重金求內閣大臣作墓文的情況: “今仕者有父母之喪，輒遍求挽詩為冊，士大夫亦勉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蓋卿大夫之喪，有當為神道碑者，有當為墓表者，如內閣大臣三人，一人請為神道，一人請為葬志，余一人恐其遺己也，則以挽詩為請。皆有重幣入贄，且以為后會張本?！?/p>
［17］189李東陽門生羅玘，則講到更為多樣的求館閣大臣寫亭臺記、器物銘和墓文、壽詩等情形: “有大制作，曰: 此館閣筆也; 有欲記其亭臺、銘其器物者，必之館閣;有欲薦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館閣; 有欲為其親壽者，必之館閣?！?/p>
［18］卷一《館閣壽詩序》再比照記錄康海父親墓文寫作事件的文字: “康對山以狀元登第，在館中聲望籍甚，臺省諸公得其謦咳以為榮，不久以憂去。
大率翰林官丁憂，其墓文皆請之內閣諸公，此舊例也。對山聞喪即行。求李空同、王渼陂、段德光作墓志與傳。時李西涯方秉海內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對山遂落職?！保?9］126也稱翰林官員丁憂、墓文皆求內閣諸公作是“舊例”?！芭f例”和“故事”一樣，具有不成文法的威力，破壞它就要冒風險。
康海去破壞了，就可能引起惡果。果然，正德五年，劉瑾以謀反罪伏誅，作為同鄉的康海和王九思受到牽連，先后落職還家，從此再沒能重返仕途。
其次還在于康海、李夢陽等人由于學習秦漢文而形成的互相稱“子”、被館閣大臣蔑稱為“子字股”的文風，迥異于當時以“和平暢達”流行天下的李東陽茶陵派文風。這在七子派的歷史追述眼光看來，也是“得罪”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上引張治道文外，還有朱應登之子曰藩也以此重述這段文權斗爭史，且涉及的范圍更大，擴展到整個前七子派成員:“弘、德時，海內數君子出，讀書為文，溯自韓、歐以上，稍變前習，一時士大夫翕然趨焉，而柄文者顧不之喜，目其文曰字子股。乃數君子亦抗顏不之恤，各以其志勒成一家之言，行于世。然以天下公器趨舍相誚，識者非之?！?/p>
［20］卷二十八《袁永之集序》何喬遠則集中到王九思一人前后學習之變來重述: “李夢陽起而倡古文辭，九思一洗舊習從之。東陽因呼九思、夢陽文為子字股，蓋以其互稱子為重也?！?/p>
［21］李夢陽嘉靖六年為朱應登生平作的《凌溪先生墓志銘》，則將弘治十二年朱氏登第后前七子派所面對的控壓目標擴大為兩個: 一是以理學著稱的臺閣派人物，“執政者”劉健，對文學予以徹底地否定，聲稱李白、杜甫只是酒徒，不足多道; 二是茶陵派首領，“柄文者”李東陽，稱前七子派之作是“賣平天冠”。在他們的聯合打壓下，“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8］卷四十五。李夢陽代表前七子派，發出了對于茶陵派、臺閣派的政治和文學控訴。
由此可見，在康海、王九思、李夢陽到張治道、朱曰藩等人的認識里，前七子派的文學宗法和政治際遇確實有一個被茶陵派、臺閣派所壓抑的艱難過程。而這又和當時本派成員要么多未能融入翰林臺閣體制，要么即使進入了也因為政治風波而被趕出\\( 如康海和王九思\\) 有關［4］52-81。仕途的隱秘失意和高昂的文學宗法就這樣牽連起來，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難分難解局面。要具體指實所針對者為何人，又為何事去針對，其中肯定有歲光飄忽、時代抵牾之處。何況這些前塵舊事，被前七子派以一種后知的歷史觀念進行了篩選過濾，已經融入了一些后來才清晰的歷史敘述邏輯。
于是，發生在正德三年的這場本來可能無足多道的尋常墓文寫作事件，卻因為關涉到前七子派的文學宗法和政治命運問題，而變得意義重大，成為康海等前七子派成員的生平傳記寫作所必要突出的重要大事，從而體現出敘述者的預設敘事邏輯。
以張治道的康海生平記述為例，他對康海得罪臺閣這個后果的前因作了交代說明: 一是早在弘治十五年\\( 1503 年\\) 廷試，康海制策得到弘治皇帝的大加贊賞，欽點為當科狀元，名震天下之時，即引起了其時臺閣諸公包括李東陽等人在內的不滿，而種下最初的禍根［4］75-76; 二是到弘治十八年\\( 1506 年\\) ，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等人在京城結“為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為其時“為中臺，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為文者，皆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窮仿，以為前無古人”的李東陽所大不滿。這就是張治道基于后來的政局和文壇發展情況而做出的一種預設敘述邏輯，意即從康海一登第為狀元始，即有提倡 先 秦 兩 漢 古 文 和 漢 魏 盛 唐 詩 歌 的 想法［22］卷三《渼陂先生集序》，要與統治文壇的茶陵派一爭高低，墓文行動就是實現文權轉移的重要舉措。結果是前七子派取得了古文宗法的勝利: “一時文出，見者無不驚嘆，以為漢文復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 ”
茶陵派則取得了政治斗爭的勝利，“自立門戶，不為其所牢籠”的李夢陽、康海、何景明、徐禎卿等前七子派中人紛紛被打擊，“在仕路遂偃蹇不達”，與茶陵派的“后進有文者”多官運亨通適相反照［19］127。
三、茶陵派的“虛應”和“暗戰”
雖然后來前七子派\\( 尤其是關中派，或稱西北派\\) 一系言之鑿鑿，將批判鋒芒直指茶陵派首領李東陽，但畢竟都是李東陽下世多年后的記載。所以，要尋找李東陽茶陵派對于前七子派系列“進攻”的反應，便非常困難。在此，只能找一些側面的回應情況。
對李東陽而言，其在正德朝的際遇可謂既喜又悲，喜的可能是個人仕途的飛黃騰達，終于位極人臣，做了內閣首輔，悲的是偏逢艱難時局，宦官劉瑾等頤指氣使，又有同年焦芳虎視眈眈，隨時欲取而代之，正氣日暗，左支右絀，倍感壓抑。偏于柔滑怯弱的個性和戀祿保位的心理，使得士林領袖李東陽處于正德初年政局和文壇的風口浪尖下。人們的議論頗為紛紜，甚至連老門生羅玘都不理解他的苦心彌縫、一直不退，而要求解除師生關系，“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p>
［18］卷二十一《寄西涯先生書》得意弟子喬宇，似也要與他保持距離。李東陽不由得回信喬宇，訴說內心不白之進退苦衷: “近得兩書，寒溫外別無一語，豈有所懲，故為是默默者邪? 計希大于仆不宜爾?；蚯皶^于自辯，致希大不自安? 蓋于希大有不容不盡者。今道路謗責之言洋洋盈耳，仆曷嘗置一喙于其間哉? 顧進退之跡，無以自明，如所誤極，亦理之所必有者。而希大悔其誤，豈于仆之素心亦有未諒者邪?”
［23］卷十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李東陽大概是顧不得與康、李等人做正面的文學反擊。所以，除能從王九思、康海等人以劉瑾黨羽的罪名被政治打擊，落職罷官，而猜測東陽可能是借機報復泄憤外，其他就只能靠一些側面的評述用語來猜度。黃卓越先生認為李東陽致仕后所寫的《瓜涇集序》中的“鉤棘晦滯之病”“掇拾剽竊于片言只語間，雖有組織繪畫之巧，卒無所用于世也”，《董文僖公集序》中的“詰屈怪誕之語”，《劉文和公集序》中的“朱子深慨夫文之弊，謂今之為文徒得減字法與換字法耳。夫為文而法止于是，又惡知有所謂氣者哉”等語句，“均為七子所發，且甚有忿忿不平之念，與其固有的為臺閣文時的雍容平正相比已屬失格?！保?4］53可參。
李東陽本人如此，其他茶陵派成員的反應也多半如是。即有針對，也大抵是推崇維護李東陽的正面高大形象，而偶爾以旁敲側擊的用詞，向著前七子派圍攻的“虛影”做些“暗戰”的工作，這可以李東陽好友謝鐸《讀懷麓堂稿》和門生梁儲《賀閣老西涯李公七十詩序》為例。前文言李東陽: “出其緒余，發而為文，則根據六經，泛濫百家，隨所欲言，無不如意。 …… 故 獨 立 之 憎，終 不 能 勝 同 俗 之悅?！?/p>
［25］卷三十可看作是不滿前七子派的群攻，算是為朋友和本派文學宗旨護法。后文則以臺閣派一貫的評論尺度，闡明李東陽一生的文學業績，說其文可分兩部分: 一、經世致用之文為大，“若入告奏議之文，代言應制之文，纂修筆削之文”; 二、文學之文，雖為余事，“然敘事如《書》，銘贊如《詩》，簡嚴如《春秋》，雄深雅健如司馬氏，或清新俊逸而有余味，或紆徐含蓄而可深思，或至足之余，溢為奇怪，沛然莫 御，而 皆 安 流?！笨?之“不 專 一 能，兼 具 諸體”［26］卷四，包含了前七子派賴以自詡的古詩文才能，又有他們無法寫作的臺閣用世之文，這無疑是在暗中維護李東陽。而攻擊前七子派古文宗法之意較為明顯的，則是顧清所言: “近世高才之士，以漢唐而下之文為不足法，而必欲力進于古人。其志甚高，論甚偉。后進習聞其說而不得其所以然，擺落拘纏，自出機杼，往往未及釋氏所謂小乘禪、第二義，而骎尋于外道者有之。其剽獵記誦為口耳之資者，又在所弗論也?！?/p>
［27］卷三十九《答聶文蔚論文體書》不過時間已到了嘉靖初年，指責的也是生吞活剝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無名”末流。
至于以不與交往的方式表示對前七子派不滿，據學者梳理，似只有何孟春; 不過也僅限于與康海、王九思，而與李夢陽則還是維持了相當良好的朋友關系［4］48、78。其他如喬宇、儲巏、邵寶等茶陵派人士，與前七子派成員都交情不錯，并未因為后人認定的文學流派歸宿的不同而互不兩立。因此，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所劃出的兩派對立，更多應該是一種無形的派系觀念，不一定要落腳到針鋒相對、你嘲我諷的現實層面。何況兩派在文學思想觀念和創作作風上頗多可交相出入的地方，以至現代人差不多都認為前七子派是宗法嚴格化了的茶陵派的發展①。只要不去窮究堅執其后來之異，又何妨早期的思想相通? 對立是存在的，但不一定要流于顯攻; 斗爭是存在的，但多半會是“虛應”。只有塵埃落定，當事人都逝去，對立斗爭的真相才由似乎凝定了的歷史敘述者之口傾倒出來\\( 主要是前七子派\\) ，顯得當初的過程就是那么肯定激烈。而其實未必。因為，即使在“矯激取名”［28］1485的明正德時期，也還有比文學更為重要的政治。只有當文學牽蔓到政治，文學之士的命運被關注，文學的宗法權利也才跟著被關注。這是筆者考察了時賢關于兩派關系的討論后得出的基本看法。
［參考文獻］
［1］王世貞．藝苑卮言［M］．北京: 中華書局，1983．
［2］胡應麟．詩藪·續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周維德．全明詩話［M］．濟南: 齊魯書社，2005．
［4］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M］．臺北: 學生書局，1989．
［5］朱彝尊．明詩綜［M］．北京: 中華書局，2007．
［6］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薛泉．李東陽研究［M］．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8］李夢陽．空同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錢謙 益． 列朝 詩 集 小 傳［M］． 上 海: 上 海 古 籍 出 版社，1983．
［10］ 王士禛． 池北偶談［M］． 靳斯仁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1982．
［11］沈德潛，周準編．明詩別裁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陳田．明詩紀事［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何景明．大復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