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文學”的發展現狀不容樂觀,雖然發表的數量越來越多,好的作品卻越來越少。底層打工者為了抒發打工生活的孤寂,為了排遣“監獄式”管理對心靈的壓迫以及其他種種不公待遇,往往會把親歷的或聽聞的苦難在作品中真實地再現出來。讀者,尤其是打工讀者,看到描寫自身境遇的作品自然就會有所偏愛。就像曹征路小說《問蒼?！分械拿靡粯?雖然不懂詩歌,但看到柳葉葉在公司黑板報上寫的關于匯款的小詩時也被深深打動。讀者如此買賬,批評家們和期刊編者自然不會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于是雷同和苦難見諸大部分底層作品當中,其中不乏精英作家之作。最后,隨著“底層文學”成為時尚,苦難也就演化為“底層文學”的標簽,至于行文粗糙、人物干澀、情節突兀等缺乏文學“詩性”的方面都被掩蓋了。好作品和題材有關系,但二者沒有必然聯系。判斷一部作品是不是好的作品,除了語言之外,筆者認為應該主要看其是否寫出人性的深度,這種深度不會因為作品不寫貧困的底層而打折,也不會因為作品未采用創新的文體而遜色。其深度如何關鍵是要看作品中是否體現出審美的超越性———超越歷史和當下、超越世俗道德、超越宗教,最終抵達人性深層的所在。因而大量的以苦難作為噱頭的“底層文學”,即使是取自生活中真實的實例,仍免不了讓人懷疑是作者為“悲劇”的震撼效果故意把主人公往死路上趕。如尤鳳偉的小說《泥鰍》中,進城打工的姑娘要么去當小姐如寇蘭,要么被逼瘋如陶鳳;進城的小伙子如果不做違法的勾當,結果是非死即殘。這種過于刻意或者模式化的寫作導致“底層文學”噓聲四起。盡管文學期刊中一如既往地刊登“底層文學”作品,《文藝理論與批評》等期刊仍舊開設“底層文學專欄”,但讀者仍然懷疑:“底層文學”作品是數量重要還是質量重要。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尷尬的局面?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們對“底層文學”的研究狀況難脫其責,其中既有研究本身的局限亦有邏輯建構問題。
一、“底層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底層文學”的邊界模糊,很多分歧意見和難題在“底層文學”的相關研究過程中頻繁出現。當代文學批評者品格的缺失以及批評實踐中的懶惰在此顯露無遺。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底層文學”大多只是歷史性的描述卻很少文學描述,因此在評價該類作品時,所要考慮的一些根本性的因素當中,往往不會包含人物、語言、象征、意象等,這具一定的合理性?？墒菃栴}卻隨之而來,因為無法歸納出“底層文學”的藝術邊界,于是我們往往只是憑借印象而定或者不再思考“底層文學”究竟包含哪些作品。由于“底層文學”的范疇不確定,造成相關的討論并沒有圍繞相類同的內容進行,這就導致了評價結果的巨大差異,同時也讓當代文學批評的惰性展露無遺。像前面所說,對“底層文學”評價不是基于文學藝術水準,而是更多地考慮是否合乎事實,因此在評價“底層文學”優劣時,最主要的評價因素并不是它的人物形象、語言推進、細節展現、氛圍營造等。這種狀態如果發展下去,一個臨時的“底層文學”無法準確地勾勒出它的藝術范圍,究竟什么作品算作“底層文學”,什么作品不能界定為“底層文學”就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就所處的經濟地位來說,農村留守的老幼病殘、進城打工人員、失業的城市貧民可以算做純正的“底層”,以此為題材,描寫刻畫他們的生存境遇,揭示他們的人性內涵的文學作品,可稱作“底層文學”。
第二是樣本問題?！暗讓游膶W”研究對于樣本的選取是有很大局限的,這主要是因為樣本選取主要是近年來發表在大型文學期刊上的作品。這種選取方式造成了一些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優秀作品被漏掉,導致了研究的片面性和狹窄性。另外樣本選取還主要集中在知名作家身上,這就更局限了研究的視野。由于知名度高,以知名作家的作品作為討論的起點勢必更容易為大部分研究者接受。然而,有些知名作家從未在底層生活過,即使是去底層體驗過生活,更多的只是走個過場,底層的內心想法他們是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他們的“底層文學”創作純粹是出于“想象”,或基于已有的主題及事先設定的故事模式。而那些出自“無名之輩”的作者之手的作品難以成為研究的對象,無論它們是如何的優秀。研究樣本的選取局限暴露了“底層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合謀”現象。作協中的精英作家的創作與研究所或高校的研究者的研究都指向了底層關懷和構建和諧社會。
前者在創作中演繹這種既定的思想,后者帶著相同的思想來解讀作品,兩者演出了一場精彩的“雙簧”。
第三,慣性思維也是影響“底層文學”作品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的關鍵因素。例如,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讓很多研究者把“底層文學”作品中展示的復雜矛盾簡單地納入城鄉對立的邏輯思維當中。至于作品中所展示的人性弱點與社會的不公,研究者除了習慣思維當中固有的幾種思維模式之外,就找不到更有效的剖析方式。
第四,鮮有創見的觀點重復。眾多的學者通過解讀不同的作品闡釋大致相同的問題,已經成為痼疾。
這種沒有創見,重復他人的作法實際上是一種學術剽竊。比如關于“底層文學”過度渲染苦難的觀點,就在幾十篇論文當中出現過,當然所選用的例子是經過替換的,這就是所謂的“舊瓶裝新酒”,表面上是豐富了文本研究,實質上是一種學術懶惰的表現。鑒于作者的名氣以及洋洋灑灑的流暢行文,即使有上述弊病,仍能占領各大權威期刊的陣地。
第五,“闡釋大于創作”,這是一個“底層文學”研究當中容易忽視的問題。文學的信仰時代已經遠去,再也不會出現1980年代時的情形:社會熱點題材的電影一公映,便萬街空巷。這不僅僅是因為讀者素質的的提高,更主要的是無論是文學還是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它們都無法解決經濟學家都難以解決的難題。曹征路的小說《那兒》中的主人公工會主席“我”的小舅朱衛國因為享受正處級待遇早已被工人階級看成是“外人”,他兩次集資救廠,均以工人血本無歸收場。加之初戀情人杜月梅做妓女夜歸時被朱衛國所養的狗嚇癱瘓了,原本自視為工人階級代表的他,生存支柱轟然倒塌,在打了一大堆鐮刀斧頭之后,他用自制的氣錘砸癟了自己的腦袋。曾經以共和國“主人”自居的工人階級一夜之間淪為失去了起碼的生存保障的社會棄兒,不能接受欺騙過他們一次的工會主席的第二次“欺騙”,因為他們知道了廠方給朱衛國股份的事情。作為解釋更是為了捍衛心中的理想,朱衛國選擇自殺作為扭轉工人困境的籌碼,小說中工廠的非法并購被終止。但是稍有生活經歷的人都知道這更多只是一種幻想,中國內地國有資產借著盤活的名義很多都流進了權勢者的腰包。當然我們不能苛求《那兒》給我們提供解決經濟問題的有效方案,但是小說設計主人公的自殺情節來博取讀者的同情心,目的是為了撥開政府宣傳的虛假幻象,從麻木中撥開迷霧,逐漸去改變各種社會的不合理的事實。這些自然無可厚非,但是賺取讀者淚水的過程,加之人物形象虛假,結尾的失真都讓《那兒》在實現思想主題時留下了生硬的痕跡。為了免受質疑,曹征路多次在訪談中和會議中闡釋自己作品的創作初衷和目的。一些對曹征路持贊賞態度的批評家,也對小說進行了過度闡釋。莫言所提倡的“為老百姓寫作”演變成“主題先行的寫作”。就經濟問題的解決而言,讀《那兒》顯然沒有讀郎咸平的一篇學術論文更有意義。文學活動或文學創作需要厘清自身的限度,除去生動的語言、細膩的細節、豐富的想象,文學作品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實際上沒有多少作用可言。
因此如果處理不好創作意圖與文學表現之間的關系,文學創作就可能成為一種僭越,既解決不了紛繁復雜的現實問題,也發揮不了文學獨特的社會作用。
二、“底層文學”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入開展
\\(一\\)如何表達底層生存。在做這個層面的研究之前,需要確定一個前提:暫時拋開目前的爭議,把“底層文學”的創作主體限定為精英階層作家和從“打工”等底層身份逐漸成長起來的底層書寫者。于是,需要我們花費精力且用心面對的是如何更好地表達“底層”,以及精英階級是否被允許書寫底層就一點也不重要了。如何更好地表達底層。其一,“底層文學”的“文學性”與“大眾性”,即“雅”與“俗”的問題?！暗讓游膶W”若想成就當代及后世的經典作品,“文學性”是撇不開的內容,而“底層文學”作為一種新的文學范式的獨特性又要求其符合“人民性”的要求。一種只講求形式的文學不可能既有效地獲取豐富和復雜的底層經驗,又飽含深邃的審美意蘊。二者既然不是水火難容的宿敵,如何才能找到最佳的“黃金結合點”?其二,“底層文學”和左翼文學究竟存在怎樣的關系,后者的某些光榮傳統能否成為前者的典范?其三,“底層文學”如何脫離現實主義的束縛?真正抵達了那些默默無聞的弱者的精神內部,真切地融入到生命的性靈當中。其四,情感距離的把握?！暗讓游膶W”作家的理性思考因為同情心的“泛濫”而缺失在很多作品中普遍存在。如曹征路的小說《問蒼?！分袑⒒鈩谫Y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的法律維權意識的覺醒上,顯露出作者對問題理性分析的不足。作者站在打工者的立場上完成小說的敘述當然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囿于對打工者的同情心理,否定資本在經營管理中所承擔的巨大風險,則是根本未觸及當今社會經濟復雜問題的實質。洪治綱毫不留情地道破問題的癥結所在:“作家普遍地陷入了某種迷惘性的同情誤區,缺乏必要的敘事節制和獨特有效的理性思考?！?/p>
洪治綱又進一步指出:白壁德作為一位新人文主義的大師,他認為只有用判斷與思考來制約同情,同情才不會泛濫,人文主義才能與其身份相符?！罢嬲娜宋闹髁x者在同情與選擇之間保持著一種正當的平衡?！北救耸鞘仲澩橹尉V的觀點的,我認為如何克服情感對于思考的僭越是“底層文學”創作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二\\)作品文本價值的評價。文學基本價值的分析和認定,是所有文學研究都不能動搖的核心,“底層文學”當然也是如此。目前對“底層文學”文本價值體現出兩種取向:一種是從文學性角度的“棒殺”或從關注現實的角度的“捧殺”;另一種是“和稀泥”式的價值判斷,先說出作品的價值所在,接著再找幾點不足,這樣既不得罪作家,也顯得考慮周全、思路周密,但是在分析文本藝術價值的不足時,大多是籠統地討論,很少有較強說服力的細致剖析。這些停留在作品主題、人物和情節層面上的分析,因不能深入文本的內在肌理,既不能闡釋作者的審美追求,也無法做出準確的價值判斷。文學藝術的本性決定了“底層文學”優秀作品的篩選絕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時間的磨礪和淘洗。我們若想建立對單篇作品乃至“底層文學”整體進行準確有效的綜合評價體系,光憑借理論話語的堆積是實現不了的,只有進入個體文本中去發現其審美的獨到之處,并且還要杜絕片面、角度單一的毛病才有可能。
實際上,文本分析做得如何直接關系著文學研究的發展。通過文本分析可以評判文本傳達是否有效地表現了作者的主觀創作意圖,從而把作品與經過時間檢驗的經典作品作出比較,為進一步的價值判斷作好基礎性的工作。只有富有見地的文本評析,才能找到作品中真正的“詩性”所在,從而建立作者提升作品藝術空間的方向和目標。在“底層文學”創作的一線作家中,有很多人對自己的作品,不僅充滿自信,而且在訪談錄中為自己的創作理論尋找經典作家的言論支持。例如陳應松就與李云雷的訪談中說:“有一天我讀高爾基終于看到了他的這么一段話:‘對人類和人類的各種情況作真實的赤裸裸的描寫的,謂之現實主義?！@段話就讓我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好像找到了組織?！?/p>
現實主義是否是“底層文學”的“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在冷靜地仔細研讀作品并提供各種卓有成效的藝術分析之后才能做進一步的判斷。
\\(三\\)“底層文學”接受者研究?！暗讓游膶W”把當下社會底層民眾的生活作為書寫對象,社會底層小民的窮苦傷悲成為其關注的重點,無論能否成為當代或未來的經典,它都要面對當下的接受群體———主要為高校學者、大學生或中產階級等不為生活所累的人群構成的讀者圈。他們中除去原本來自底層而正在求學的大學生們以外,都對底層社會的生活實際所知甚少\\(即便是出自底層的學者、中產階級對曾經的底層生活體驗已今非昔比\\),而他們對“底層文學”優劣的價值定位是“底層文學”向前發展中極為重要的環節。但在以往的相關研究中,我們幾乎看不到關于“底層文學”讀者接受層面的研究。與此同時,“接受美學”早已在中國“扎根落戶”,其他范式文學的相關研究基本上已經深入人心。當下“底層文學”研究明顯缺乏從“接受美學”意義上對讀者群的分析和綜合,這種缺憾是當前“底層文學”研究需要花大力氣解決的重要難題。
此外,“底層文學”經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的實現要取決于讀者的接受情況,即讀者是否“買賬”。
黃也平教授在2005年談到文學經典能否產生的問題時,不贊成于蓋生所重視的“‘典’代表當時寫作的最高水平并對后世發生較大影響的文學文本’的觀點。而是取決于人們是否把文學文本當作經典來閱讀,取決于人們對文學文本是否采取了‘經典態度’?！?/p>
可實際上,底層讀者的經濟狀況、文化水平和審美情趣等決定了他們無法介入“底層文學”的創作和爭論。他們與“底層文學”是存在隔膜的,導致其閱讀范圍往往局限在冒險、色情、兇殺等低俗讀物上,這種局面如果無法改變的話,經典就難以真正產生。
在文學理論的研究中,無論理論界爭論得多么熱鬧,無論創作技巧上總結得多么有力,無論評論界闡釋得怎么深刻,必須對底層讀者對“底層文學”的整體接受狀況及接受效果展開有效的研究,否則基于“底層文學”的研究和討論必定是不完整的。底層平民的生活是“底層文學”主要展現的對象,如果他們對“底層文學”的好壞漠不關心,實在有些尷尬,然而這些不利局面將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有所改變。
與此同時,文學相關理論的研究畢竟不同于瑣碎的日常生活,它們更加獨立并且能夠超越日常生活本身,這種特點讓它可以擺脫大眾文化程度和審美情趣高低的束縛。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講,如果缺乏“接受美學”的研究,任何研究都是難以健全的,特別是“大眾化”的文學現象研究。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本文提倡應該在兩個層面對“底層文學”的讀者展開研究,是作者的審美出發點與接受效果,即創作主體與閱讀主體之間的隔裂與錯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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