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后殖民\\(無論其作為主義、理論或批評方法\\)進入中國語境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間有過激烈的論爭,也有過平和的討論,更多則是冷靜的分析和扎實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實績。二十年后,在變化了的學術語境中,從歷史和邏輯的雙重視野出發,追溯后殖民在中國學界旅行的“路線圖”,考察其留下的印跡,反思其引發的問題,預測其可能的走向和前景,無疑是一件很有意義和價值的“知識考古”工作。
一、話語的引進與事件的發生
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末進入中國的其他“后”學,后殖民“理論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開始就不是作為純學術話語,而是以一種貌似激進的姿態,作為一個話語事件而受到國內學者關注的。這里,事件\\(occurrence\\)一詞是從?？潞偷侣囊饬x上說的,指話語溢出了文本,引起了廣泛關注,契入了現實進程,釋放出巨大的社會能量,進而生產出更多的話語和更多的文本,形成互相纏繞、互為因果的話語鏈。為了準確地把握其走向,有必要先來一番歷史現場的“還原”。
1990年1月,《文學評論》發表了張京媛的《彼與此———評介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主義〉》一文,對后殖民批評的領軍人物賽義德及其代表作《東方主義》做了評介。同年6月,《讀書》雜志發表了張頤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點》一文,文章呼吁中國學者在世界性的“后現代性”的潮流中,打破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控制、壓抑和吸引,在巴赫金式的“對話”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吊詭的是,張文借用的理論資源恰恰是來自第一世界的美國文論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遜的著名論文《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換言之,作者是借用了來自西方“他者”的話語“發出自己的聲音”的。但無論如何,上述兩文為后現代主義在中國語境中的后殖民轉向埋下了伏筆。
作為一種學術話語,后殖民正式登陸中國語境是在兩年后。
1992年10月,《讀書》發表了旅美學者劉禾的書評:《黑色的雅典———最近關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論爭》。作者介紹了其時走紅歐美學界的馬丁·波納爾的新著《黑色的雅典娜》,描述了因此書的出版而引發的學術論爭,以及國際學界對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霸權的批判,進而引出了后殖民主義理論。應當說,作者的態度是認真的,描述是客觀的,對后殖民主義的學術背景和理論淵源的概括也是精到、準確的。作者在文章最后強調指出:“我認為,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當迫切的。但這種批判必須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趨向成熟?！?/p>
然而,此番告誡似乎并未引起國內學者足夠的關注。
1993年9月,《讀書》編輯部推出了三篇出自海外中國學人之手的文章———張寬的《歐美人眼中的“非我族類”》、錢俊的《談薩伊德談文化》和潘少梅的《一種新的批評傾向》,再次討論了東方主義或后殖民主義問題。在這組文章前,“編輯室日志”以《他們文明嗎?》為題,介紹了呂叔湘先生早年翻譯的《文明與野蠻》一書,此書借美國作者的口說,“西方人自詡文明,動輒斥東方人‘野蠻’,這本身就已不文明”,編輯室的意圖不言自明。按事后一位中國學者的說法,這本身就是在將后殖民理論往民族義憤的軌道上引導。
一時,后殖民批評及其相關的“東方主義”開始在國內學界熱起來,引發了一系列的討論和爭議。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部分師生就后殖民主義與當代文化熱點問題召開了座談會?！短煅摹?、《原道》、《二十一世紀》,甚至《瞭望》等期刊都卷入了這場論爭。而其時正走紅西方的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則成了大陸學者試用后殖民批評利器的首個攻擊目標。張頤武、戴錦華、孟繁華、陳曉明、王一川等紛紛撰文揭示張藝謀的“西方中心”敘事策略,認為他電影中的“隱含讀者”不是處于漢語文化之中的中國大陸觀眾,而首先是西方的評論家,正是張藝謀為他們提供了“他性”的消費,一個陌生的、蠻野的東方,一個夢想中的奇異的社會和民族。
在此情勢下,《讀書》編輯部又不失時機地組織了王一川、張法、陶東風、張榮翼、孫津等學者座談。從欄目標題來看,這個座談一開始就預設了“邊緣·中心·東方·西方 ”的二元對立框架。但總的來說,這場討論還是以學理為主,比較客觀、冷靜的。討論中有人提到:“中國學者對這個話題\\(按指東方主義———引者\\)的興趣同樣難以割開民族情緒。因為客居他鄉的留學生總是比別人更容易產生文化戀母情結?！边@是符合事實的。還有人指出:“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總是擺脫不了民族化與現代化的悖論性焦慮,對東方主義的聲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知識分子的本族中心主義的情緒,它與最近幾年來文化討論中的文化保守主義、東方文化復興論以及反西化思潮是有內在聯系的?！?/p>
但這種理性、冷靜的聲音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最終還是淹沒在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的眾聲喧嘩中了,以至于香港《中時周刊》一篇特別報道稱,“中國大陸思想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義’思潮”;1994年5月21日上海的《文匯讀書周報》也說,“反西方主義”的幽靈正在中國知識分子頭腦里徘徊。一些海外學者也以各種方式加入了國內的論爭。趙毅衡斷言西方的“后學”在中國引起了新保守主義的思潮;徐賁則敏銳地注意到,一些知識分子發現了“本土”這個民族身份對于身份危機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增勢”\\(empowerment\\)作用,并有意識地利用這種身份來提升他們的自尊心和社會地位,確立自己作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
一些長期從事外國文學教學和科研的學者也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回應。
1994年,《外國文學評論》發表了易丹的《超越殖民文學的文化困境》。全文以三個設問式小標題貫穿成篇,語氣咄咄逼人———“我們在哪里?”“我們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是我們的策略?”凸現了一名外國文學教學和科研工作者的“角色困境”。作者認為,外國文學研究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扮演的是一種“殖民文學”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拔覀兯鶑氖碌氖聵I,從本質上看與那些外國傳教士們所從事的事業沒有什么不同……我們簡直是完美的外國文化的傳播者,是杰出的‘殖民文學’的推銷者?！?/p>
如作者本人所料,這一番偏激的“民粹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甚至“儒教原教旨主義”的言論傷害了大多數辛辛苦苦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專家,盡管作者一再聲明,其撰文的目的“無非是要將我們所面臨的困境推到一個極端,以便從中發現一些平時隱匿在我們滔滔不絕的話語里的荒誕”,但易文還是遭到了國內同行的質疑和批駁。
差不多同時或稍后出現的一些相關論文也間接地對易文做出了回應。它們巧妙地避開了糾纏不清的意識形態論爭,試圖將其引導到更具學理性的討論上。在《外國文學研究方法談》一文中,黃寶生主要從方法論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從國內中外文學研究現狀來看,似乎不存在外國文學的研究方法和中國文學的研究方法這樣兩種不同的文學研究方法。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只是研究對象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沒有根本的區別。實際上,所謂中國和外國的文學研究方法也只是表現形態不同,本質仍然是相通的。
盛寧在《“后殖民主義”:一種立足于西方文化傳統內部的理論反思》一文中,對“現在已經叫得很響的所謂‘后殖民’\\(post-colonial\\)的文化批評,究竟能否稱得上一種‘思潮’,是否需要作如此大張旗鼓的討論”,表示了適度的懷疑。在他看來,后殖民文化批評說到底仍是西方文化傳統內部的一種自我揚棄和整合?！皩Υ?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我們應該有自己的問題意識,即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把西方‘后現代’文論家們的關懷,誤以為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p>
王寧在其主編的《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的前言中也呼應了此前相關的論爭,指出當前有兩種危險的傾向值得警惕:以文化全球化來取代本土化只能導致中國文化特征的喪失;反之,過分強調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來文化的影響,也容易滋生另一種形式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
二十年后,回顧20世紀90年代初短短五年間有關后殖民的討論和論爭,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是情景的錯位與問題的誤置: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知識分子在第一世界學術體制中對“少數話語”和“差異政治”所做的政治/文化訴求,在當代中國語境中被轉譯為對西方霸權主義的全面批判和清算。其次是理論的失語與聲音的替代:大多數參與論爭的學者感興趣的不是后殖民批評本身的學理和邏輯,而是它對當下中國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討論雖然激烈,真正的“對話”卻沒有發生。爭辯雙方大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場“獨白”,避開或繞過了理論本身,既不關心“后殖民”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不關心其復雜的理論背景和問題意識;關心的是能否從這些時髦的舶來品中找到某些可操作的關鍵詞用于當下的話語實踐,掌握話語權和合法性;采取的是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的態度。
從這兩點來看,后殖民理論在中國語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文化表征或文化癥候,從中折射出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思想界的現狀、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焦慮和身份困境,以及不同學術背景與價值取向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政治訴求和對話語權的爭奪。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期踏上改革開放之路不久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持續升溫的文化熱,包括文學中的“尋根熱”、理論界的“方法熱”、民歌中的“西北風”和電影中第五代導演的輝煌崛起等。錯綜繁復的文化支流背后則是擁抱“藍色文明”的自由主義話語和堅守“黃色文明”的民族主義話語之間的張力性沖突。
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及敵視更激發了民族主義情緒的激烈反彈,而后殖民主義的引入正好為這股涌動的“社會能量”提供了一個既適用又時髦的標簽、一條既合法又合理的宣泄途徑。
正如馬克思早就指出的:“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p>
本土語境的“接受條件”\\(conditions of acceptance\\)不但決定了某種理論的流向和速度,甚至改變了它的話語方式和最終面貌。就像五四時代的“啟蒙”任務因抗戰的爆發而被“救亡”使命推延那樣,20世紀80年代中期匆匆進入中國語境的后現代主義理論,立足未穩即被后殖民話語所取代,來自第一世界的詹姆遜的名聲很快就被來自第三世界的賽義德所壓倒。這就是后殖民理論在中國學界旅行的第一階段的命運。
二、編譯、評述與“種子”的播散
按照賽義德的說法,“理論的旅行”要經過從“起點”、“穿越”、“接受”到“安家落戶”等不同的階段。落實到話語操作層面,上述過程其實也是包括翻譯、匯編、編輯和評論等在內的一系列重寫。外來的理論只有在經歷了“重寫”或“改寫”之后,才有可能轉換為本土的資源,但此時它的基本精神可能已經與其源語地相去甚遠。
1998年底到1999年間,可以初步確定為后殖民理論在中國語境旅行的第二階段。一系列后殖民批評的代表性著作與選本在中國翻譯出版了,初步改變了依靠二手甚至三手資料互相轉抄、以訛傳訛,進而導致情景錯位與問題誤置的現象。
\\(一\\)經典文獻的選編和翻譯
1998年11月,英國學者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與后殖民文學》由盛寧和韓敏中翻譯出版,填補了國內該研究領域的一項空白。全書以“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為認識前提,將1719年笛福發表《魯濱孫漂流記》始、到1993年圣盧西亞詩人沃爾科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止發生的重要事件和文本全部囊括其中,展現了殖民/后殖民文學研究和批評的宏闊視野?？上в捎趪鴥葘W界對相關背景的隔膜和眾多作品的陌生,此書的觀點和方法要多年后才慢慢產生影響。
1999年1月,張京媛主編的《后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一書出版,收錄了賽義德《東方學》中的章節《想像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東方化東方》、斯皮瓦克的《三個女性主義文本與帝國主義批判》等后殖民批評的經典文獻。編者在前言中對后殖民做出了簡明的解釋,認為post-colonial或postcolonial有兩種含義:一是時間上的完結,即從前的殖民控制已經結束;二是意義的取代,即殖民主義已經被取代,不再存在。文章介紹了后殖民批評的幾個關鍵詞,如“東方主義”、“文化身份”、“族裔散居”等,指出后殖民批評的視野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文學文本中的“文學性”,而是將目光擴展到國際政治和多國、跨國公司、超級大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以及研究這些現象是如何經過文化和文學的轉換而再現出來的。作者在前言最后一節“我們的處境”中特別強調:“當代文學批評話語并不是通用的、毫無民族區別的、非政治和中立的,不能簡單地從一個語境移植到另一個語境。使用后殖民論述的術語與方法,也有復制或重復后殖民理論所批判對象的邏輯和認可其權力范圍的危險?！薄拔覀儽仨殞徱暱疾煲饬x的生產和合法化的過程,選擇我們自己的理論批評立場與途徑?！?/p>
同年4月,羅鋼、劉象愚主編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出版,在該選本前言中,編者全面客觀地介紹了“后殖民”一詞的內涵和外延,并根據不同的理論背景區分出三種流派,以賽義德、斯皮瓦克、霍米·芭芭為代表的后結構主義流派,以莫漢蒂為代表的女性主義流派,以阿赫默德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全書圍繞“東方主義”、“文化表述”、“文化抵抗”和“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四個專題展開,試圖“在推動中國思想界以一種更加積極的姿態介入國際性的后殖民主義討論,并進而在這場討論中發出自己宏亮而獨特的聲音方面作出一點微小的貢獻”。
相比于國內學者編選的后殖民批評論文集,1997年英國學者巴特·穆爾-吉爾伯特編撰的《后殖民批評》涵蓋面更廣,收集的資料更豐富,除了精選的后殖民理論家和批評家的經典篇章外,書末還提供了一份詳盡的“西方后殖民批評推薦讀物”,彌補了國內學界在這方面的不足。楊乃喬等三位學者及時將此書譯出,為拓展國內學界的后殖民視野做出了貢獻。值得一提的是,譯者之一楊乃喬寫了一篇長達48頁的序言,追蹤了從殖民主義到后殖民批評的學緣譜系,指出了國內學界對“殖民”的誤讀,厘清了一些基本概念,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后現代主義之后的后殖民批評問題,一個潛在的癥結就在于過于急功近利地把后殖民批評僅從概念的形式上拿過來,變化為本土的民族保守主義理論話語使用,沒有在學緣譜系上反思后殖民批評在世界后現代文化上寓意更為深遠的歷史背景”序,27。楊文視野廣闊、引證豐富、分析精到,但遺憾的是,作者在最后提出“我們的后殖民討論及后殖民文化批判所依據的學理背景,應該是以儒道釋文化傳統為宗教血脈的華夏東方,而不是賽義德們的伊斯蘭情結之東方”序,42,則又明顯落入了他自己批評過的“民族保守主義”的話語中了。
\\(二\\)經典代表作的翻譯
1999年5月,薩義德的《東方學》中譯本出版,填補了國內學界的一大空白。譯者王宇根特別對Orientalism這個詞的翻譯做了詳細的說明。為了完整地表述該詞的多重含義,譯者采取了變通的方式,將原文在學科意思上使用的Orientalism譯為“東方學”,而將作為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的Orientalism譯為“東方主義”。筆者認為,這種處理方法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因為它從學理上指出了Orientalism從知識到權力轉換的歷史線索。
同年8月,王逢振和希利斯·米勒主編的《知識分子圖書館》推出了《賽義德自選集》,收錄了《東方主義·導言》、《世界·文本·批評家》、《文化與帝國主義·導言》等代表性論著;另外,還收錄了1993年在多倫多召開的現代語言協會年會上,一些美國學者就《文化與帝國主義》展開的專題研討會發言,為國內學界比較全面地了解賽義德的價值取向、學術思想和學術影響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同年1月,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翻譯出版。校訂者郭英劍在出版說明中,趙修藝在《解讀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中,都肯定此書既是“一本具有理論深度的著作”,又表現出了對于西方文化對中國滲透的憂慮不安。
\\(三\\)相關專著
1999年,北京大學王岳川出版了《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此書被稱為國內第一部專論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的學術專著。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在后現代和后殖民語境中,我們在研究各種西學“主義”時,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語境”,即我們面對的是方法論問題還是本體論問題?這些問題是怎么來的?屬于哪個層面的問題?是新問題還是舊問題甚或舊題新出?是西方的問題還是人類的共同問題?是民族國家的本土問題還是全球性問題?盡管從二十年后的眼光來看,此書資料不夠豐富,論證也較為粗疏,但在當時情況下,它的出版畢竟為國內讀者了解后殖民理論提供了一幅較為完整的視圖。
同年10月,海外學者劉禾的專著《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在國內出版。該書雖然沒有用后殖民這個術語來統貫全書,各章的論題似乎也有些分散,涉及“個人主義話語”、“國民性理論”、“民族國家文學”、“現代漢語敘事模式的轉變”等,但作者用“互譯性”這個大主題將各章有機地貫穿在一起,其實探討了后殖民批評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即“理論的旅行”與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問題。在之后另一本著作《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中,作者在導論中專辟一節,進一步闡釋了“旅行理論與后殖民批判”的問題。
集中出版于1998—1999年間的相關譯著、選本和專著,雖然數量不多,但影響頗大。編、譯、作者們主要是借助翻譯和編纂這種瑣碎細致的工作,從事著跨文化對話和交流事業。他們的意識形態立場并不明顯,其學術觀點大多暗含在所編譯的正文之外的出版說明、譯文注釋、評點標注,或前言后記之類的“次文本”中,這些“次文本”之間雖未發生實際的爭論,卻形成了潛在的互文性關系,暗含了微型的或潛在的“對話”。編、譯、作者們追求的是概念的明澈和學理的深入,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批評和意氣用事的爭辯,當然,也缺少了早期引介者們那種介入當下、關注“世事性”\\(worldliness\\)的熱情。上述譯/編著中暗含的問題意識和理論“種子”在世紀之交慢慢孕育、成熟、播散,而其成果則要在進入21世紀后的十幾年間才逐步呈獻。
三、視野的拓展和問題意識的更新
進入21世紀后,后殖民理論在中國語境的旅行進入第三階段,其學術影響主要表現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中國知網中鍵入“后殖民”和“外國文學”這兩個關鍵詞,共找到10 407條結果,從2000年到2012年間,共發表各類論文8 978篇,總體呈逐年遞增趨勢,12年間增長了5.3倍,如表1所示:
比論文數量擴張更重要的是視野的拓展和問題意識的更新。在后殖民批評影響下,21世紀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逐漸走出了歐洲中心論的藩籬,擴展到亞洲、非洲、大洋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后殖民文學研究。研究對象上,從對后殖民批評“三劍客”理論的研究發展到對后殖民文學“三劍客”及其他少數族群作家和作品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上,理性、客觀、冷靜的研究取代了早期那種姿態逼人而實績有限的現象,顯示了研究的成熟和逐步走向深入;問題意識上,主要集中于以下幾組關鍵詞:
\\(一\\)流散文學與文化身份認同
流散文學是后殖民批評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涉及文化無根、族群記憶、身份認同和民族敘事等后殖民和全球化時代的諸多前沿問題。從目前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國內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始于21世紀初。張德明、生安鋒、童明、陶家俊等分別以拉什迪、霍米·巴巴、斯圖亞特·霍爾等后殖民作家/批評家的創作和理論為依據,探討了該詞深刻的文化內涵。雖然他們在翻譯上差異較大,有“流亡”、“流散”、“散居”、“族裔散居”、“離散”、“飛散”等不同譯法,但總體上均認為diaspora一詞已超越了猶太意義上的集體流亡和回歸家園之義,而“逐漸成為一種對當代后殖民文化與認同經驗的總體解釋”,是“表述當今知識特征的一個重要符號”,“為后殖民研究轉向、為后殖民族裔散居認同的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提供了有力的支點”。流亡文學不僅僅是“純”文學的表現,更是一種文學行動和文學展演,其背后體現的是一種要求得到“承認”的差異政治。
與流散文學和流亡詩學相關的另一重要關鍵詞是文化身份。
20世紀90年代初,identity一詞尚未找到確切的漢語譯名。但幾年后,“文化身份”及相關的一系列詞語,包括“文化無根”、“角色困境”、“身份危機”、“混雜或雜交身份”、“文學/文化表征”等,已經成為頻頻出現于國內學者筆下的關鍵詞。對相關問題的探究突出表現在加勒比英語文學、非洲英語文學和印度后殖民英語文學中。
上述不同英語區后殖民移民作家的共同特點是,均具有多重或混雜的文化身份,同時兼有東西方雙重教育背景,因而能借助邊緣/中心的雙重視野\\(double vision\\)展開自己獨特的觀察,其書寫方式是多元的、混搭的、解構的和反諷的。國內較早關注加勒比地區英語后殖民文學的有梅曉云、任一鳴、瞿世鏡、張德明等。
2003年9月,任一鳴、瞿世鏡合著的《英語后殖民文學研究》出版,這是國內學者撰寫的第一部涉及英語后殖民文學、流散族群和移民文學的著作,集中介紹了非裔英語、加勒比地區英語和亞裔英語后殖民作家作品,為其中一些重要作家做了文學史上的定位,并分別對不同作家獨特的藝術風格做了簡要的點評。同年10月,梅曉云出版了《文化無根:以V.S.奈保爾為個案的移民文化研究》一書,這是國內學者撰寫的第一本有關后殖民作家奈保爾的研究專著。
2007年,張德明的《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構:當代加勒比英語文學研究》出版,這是國內第一部完整、系統地論述當代加勒比英語文學的學術專著。該書在運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充分吸收了國內外同行在相關課題上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跨文化和跨學科的視角,從文化語境、語言表述、主題形象和敘事策略等四方面系統地追溯了加勒比地區英語文學的生成譜系。全書以文化身份的建構和文學敘事的關系為切入點,涉及現代性、大流散、殖民/后殖民、文化身份認同等諸多全球化時代的前沿性問題。
在后殖民批評影響下,印度文學研究也取得了新的進展。石海軍的《后殖民:印英文學之間》探討了奈保爾、納拉揚、拉什迪、吉卜林等多位具有印英雙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對印度的書寫,突出了現代與傳統、鄉村與城市、民族主義與后殖民主義、本土文學與流散文學、世界主義與文化“雜交”之間的張力。尹錫南從2003年起在《南亞研究季刊》上發表了系列論文“殖民與后殖民文學中的印度書寫”,分析了福斯特、吉卜林等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作家的印度書寫,以及奈保爾、拉什迪等具有印巴血統和東西方雙重教育背景的作家的印度書寫,涉及了歷史敘事、英聯邦文學、身份認同和文化沖突等諸多后殖民文學的問題。
\\(二\\)經典重讀與表述困境
長期以來,西方文學經典一直是以普世價值承載者的身份,作為啟蒙解放的工具被引進中國語境,得到翻譯、研究和傳播的。但后現代和后殖民批評視野的引入使國內學者逐漸破除了對西方經典的迷信,認識到經典的譜系是人為建構起來的,其中隱含著復雜的權力關系;西方經典的傳播與歐洲帝國的擴張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借助?？碌摹斑吘夐喿x”策略和賽義德提倡的“語文學”審視,可以發現經典中被壓抑的歷史和被遮蔽的聲音。
21世紀外國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是從后殖民批評視野出發,重新解讀從古希臘一直到近現代的西方經典。眾多經典中,首當其沖的是近代英語文學經典,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伊麗莎白和維多利亞這兩個時期,這一點自然不難理解。因為英國是近代以來最大的殖民帝國,英語是近代以來最強勢的國際化語言,上述兩個時期既是英語文學最為繁榮的兩大高峰,也是大英帝國建立和殖民擴張的兩大轉折點。莎士比亞、多恩、笛福、吉卜林、狄更斯、康拉德、福斯特、毛姆等經典作家,均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了“帝國主義的文本化”過程。
21世紀以來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進展。近年來一些后殖民作家創作的經典改寫本,如簡·里斯以夏洛特·勃朗特的《簡·愛》為本改寫的《藻海無邊》、庫切根據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改寫的《?！返?引發了國內學者解讀和探究的持續興趣。這種改寫究竟是改寫者向經典致敬的一種方式,還是解構經典的一種修辭策略?抑或只是后殖民作家借經典“上位”、從邊緣進入中心的一種權宜之計?有論者從此類作品中發現了后殖民作家的文化身份危機和“表述困境”———既要借助經典的話語力量為自己增勢,又試圖通過顛覆經典形象、話語和結構模式來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由此形成后殖民作家與前帝國作家之間在話語權轉讓過程中既互相敵對又合作共謀、既商討博弈又互相交換的復雜關系。
\\(三\\)翻譯理論與批評實踐
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是在后殖民批評語境下建構起來的一系列有關翻譯的概念、判斷及喻說,其知識譜系至少可追溯至薩依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也卓有建樹。但作為一個命題的正式提出,應歸功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羅賓孫、巴斯奈特、坎潑斯等人。它主要關注翻譯在殖民化過程中所播散的權力機制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抵抗的歷史”、挪用的歷史、間隙的空間、分裂的空間等。國內學界對后殖民翻譯問題的關注可追溯到世紀之交海外學者劉禾在國內出版的兩本專著:《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和《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作者的主要觀點是,翻譯的問題絕不僅僅是眾所周知的本源語\\(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語\\(target language\\)之間的語際互相作用,而是涉及一些更大的問題,如知識/權力關系等;“跨語際實踐的關鍵不是去研究翻譯的歷史,也不是去探討翻譯的技術層面,而是對不同語言之間最初的語際接觸所產生的話語實踐進行研究”。吳文安在其專著《后殖民翻譯研究———翻譯和權力關系》中詳細地介紹了后殖民翻譯研究的學術譜系,區分了后殖民寫作與后殖民翻譯的異同,介紹了印度的翻譯式寫作,尤其是拉什迪的寫作和翻譯為反殖民和后殖民文化開拓空間上使用的語言策略。
除了對后殖民翻譯基本理論的引介之外,國內學界也把探究的目光放到對具體翻譯文本的分析中。英譯中國文學名著《水滸傳》等成為從后殖民視角展開翻譯研究的典型案例,其中賽珍珠翻譯的《水滸傳》成為爭論的焦點。有不少學者將賽珍珠譯本結合杰克遜、沙博里譯本進行比較分析,借用霍米·巴巴等后殖民批評家的譯論,認為賽譯在對原作人物形象的再現和語言風格的把握上存在嚴重偏差,產生這種偏差的原因不是譯者的語言功底,而是種族主義偏見在起作用。但也有學者通過細節分析提出不同意見,認為當賽珍珠用本該承載西方文化的英語去傳達東方最古老的文化與文明的時候,她完全擯棄了東方主義者們所構建的話語霸權,而讓漢語及其所代表的東方去主宰這兩種相異文化之間的話語傳遞。
除了上述三個焦點問題外,后殖民語境中的非母語寫作、后殖民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旅行文學和游牧性等主題也漸漸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顯示了后殖民批評走向多元化和“塊莖狀”發展的趨勢。
四、學科的反思與前景的預測
作為一個話語事件,后殖民進入中國語境后引發的爭論已經煙消云散。但是,作為一種理論視野、思考方法和文化批評/文學研究模式,后殖民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它的學術能量尚未耗盡,并且還在不斷增殖和播散中?！拔覀兠媾R的不是什么樣的語詞可以準確地替換‘后殖民主義’的問題,因為任何一個理論語詞的大旗,不管是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是‘后殖民主義’,都無法完全覆蓋現今多元歷史與多元權力的世界新形勢”,而是如何借助其理論視野和問題意識,展開對本學科的自我反思和學術史的重構。
在全球資本市場擴張和互聯網的影響下,國與國、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界線正在逐漸變得模糊;不同規模的移民群體在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雙向對流正在消解著原先清晰的國界和民族文化身份。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潮流勢必對我們原先設置的、帶有強烈國族主義色彩的“外國文學”這個專業的合法性提出挑戰;而與之相關的“比較文學”這個稱謂也因文化/文學邊界的日益模糊而產生了深刻的學科危機感。那么,有沒有一個更具包容性和涵蓋力的術語來取代它們?如何從學理上來論證傳統學科分類的不合時宜和新的學科重組或調整的必要性?前不久,哈佛學者戴若什\\(David Damrosch\\)對“世界文學”做了新的定義———“穿越時空,能在遠離本土語境之異域廣泛流行的文學作品之集合”,這種作品的主要讀者是以超脫于作品原始語境的視角、迥異于原作者所能設想之身份進行閱讀和闡釋的。上述觀點頗具啟發性,或許能為下一階段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展開一個新的視野。
在后殖民視野觀照下,二十年來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雖然取得了不俗的實績,但學者們辛勤研究的成果尚未被充分消化吸收,也未進入文學史的重寫和文學經典的重編中,而這恰恰是歐美學術體制中的后現代和后殖民批評家們已經做到的。早在20世紀70年代,一些美國學者就把“開放經典”變成了一種“學術事業”\\(academic industry\\),使之正式進入美國和西方學術界的主流,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并乘了全球化的勁風,很快播散到東方和中國。但迄今為止,我國高等院校的外國文學教材基本上還是西方中心模式的一統天下,東方文學或亞非文學要么是作為點綴出現在世界文學史中,要么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游離于這個大框架之外;而眾多的具有多元混雜身份的后殖民作家更是遠沒有進入世界文學或全球文學的交響樂隊,奏響自己應有的聲部。這種做法顯然是不符合已經過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洗禮的世界潮流的。那么,如何從歷史事實和現實要求出發,編纂出幾部整合了東方/西方、殖民/后殖民、本土/全球等多元文化和多重視野的世界文學史及相關的經典作品選集,就成為下一階段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何處理學術與社會、精英與大眾的關系。眾所周知,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立場,只有從學術精英擴展到大學校園,從大學校園普及到整個社會,才能轉化為文化生產力,在啟發民眾、開發民智、培養健全的公民意識、建構和諧的公民社會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后殖民批評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對流散族群、少數族群的文化身份的關注,對“差異政治”和文化表述的訴求。在歐美等國,后殖民、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早已走出校園,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和行動準則。但后殖民批評進入中國語境后,似乎一直無法擺脫被誤讀和被“平移”的命運。如前所述,后殖民理論在中國旅行的第一階段,從“起點”激進的文化批評轉化為“目的地”的文化保守主義;在旅行的第二和第三階段,它似乎擺脫了民族主義話語的思維定式,卻又陷入了體制化的學術圈子,脫離了其應有的對“世事性”的關注,再次背離了后殖民批評的基本精神。眾所周知,賽義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等的著述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乃至突破歐美學術傳統的藩籬,發揮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就是因為他們努力將廣博的文化視野、敏銳的批評意識、深入的文本細讀和縝密的學理分析有機結合起來,正確處理了文學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美學判斷和價值判斷、文學的感受力和理論的洞察力之間的關系。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者只有把這些精髓真正學到手,才能結合本國的實際,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進而在與國際同行展開學術對話時發出真正屬于自己的聲音。最后這一點,無疑將成為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者在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中面臨的最大機遇和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