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包括了戴名世、姚鼐、方苞、曾國藩等一大批文學大家,這些前輩在義理、經濟、書卷、詞章、考據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而不凡的成績,蔚為縱貫清代文壇的大流派,雖然有錢玄同在后來批駁其以“桐城謬種”之號,然而只是五四運動背景下的特殊思潮,桐城派之人、之學都給現代文學以重要影響.它的反對駢體、倡導古文、師法《史記》、傳續韓柳的精神,時至今日仍不能說沒有意義.
一、桐城派的文學觀梳理.
桐城派亦被稱之為古文派,由于其代表人物姚鼐、方苞等人都是桐城人,因此而有此名.桐城派在清代的散文流派中影響力是最大的,其作家人數之多、流播范圍之廣都是中國文學史上一種獨特現象.
桐城派產生于明末清初,當時的桐城文人戴名世、方以智等在豐富的古文理論與文藝創作實踐基礎上,初步產生了一些被后世所認可的桐城派特點,是為此派先驅.到了方苞、姚鼐、劉大櫆等人的文學創作鼎盛時期才發展為一個顯赫卓著的文學創作流派,也正因為如此,方、姚、劉三人被后人尊之為桐城派的三祖.其中方苞能夠師法明代歸有光的古文優良傳統,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義法”的理論觀點:義要符合封建正統;法應善于形式技巧,一“義”一“法”,一經一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用現代文學理論可以闡述為內容同形式的統一.此外,方苞同時強調文章需要既雅且潔,去除雜質、還原本質,遵守質樸嚴謹的文風.方苞認為,古文要學習《左傳》,也要學習《史記》,還要繼續師法韓、柳、歐、蘇,但師法的是其義理,而非其辭章浮藻,這對于人們學習古文算是一條正確的途徑.劉大櫆的觀點與方苞一致,他肯定了文章思想的重要性,卻也指出文字要有音節、字句之妙,要有氣之韻、神之骨,“神氣”即便不能被看見,但是卻能通過音節和字句表現出來,這一點無疑符合我國詩歌的古典韻律學說.而劉大櫆說: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這句話已經成為桐城派文人行文的圭臬與不二法門.姚鼐則進一步指出義理、詞章、考據三位一體,讓桐城派的理論更嚴密豐贍,而他所提出的陰陽剛柔說則成為古代散文風格特征的關鍵命題之一.姚鼐還編了《古文辭類篆》,用以輔導子弟學習古文.桐城三祖以后,二十世紀以前,梅曾亮、方東樹、管同、姚瑩、曾國藩,曾的弟子張裕釗、薛福成、吳汝綸、黎庶昌,姚永樸、林紓等各竟文壇一時之秀,使桐城學派大放異彩,儼然一代文學名門大派.總結而言:桐城學派論文有觀點、講邏輯、煉辭句;寫景文傳神之筆屢見,讓山水木石皆能展現盎然生機;紀事文明達流暢、扼要簡潔、清新平易.該派散文名篇包括《獄中雜記》、《登泰山記》等等.
二“、桐城謬種”之稱辯析.
如果沒有五四運動,桐城學派可能會一直在中國文壇上流傳開來,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五四運動是除舊布新的大事,其中有太多值得稱道與珍視之處,但是卻也有值得我們深刻反思之處.本文不主張清算五四的是非功過,單從那時所提出的“桐城謬種”一詞著手,表明其給桐城學派本身造成的遏制性影響.現下不用說一般百姓,即便是中文專業的教授,如果不是對桐城學派有一定了解,也會對其抱有先入為主式的敵意,認為桐城派與落后、腐朽、封建、僵化等詞同意,桐城派作家是封建衛道者,桐城派文章是八股文等.此觀點原因正在于五四時期的批評,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提倡白話文為目標,自然而然地傾向于反對古文,當然更會反對古文義、法兼優的桐城學派,比如胡適在 1917 年的《新青年》雜志上所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即明確說明惟陳言之務去,陳獨秀則繼起響應,在《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更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桐城學派,說歸有光、方苞、劉大櫆、姚鼐及明代前后七子是“十八妖魔”.陳獨秀見解獨特,指出了桐城派的弱點所在,這種文藝批評本無足厚非,然而同一期錢玄同寫給陳獨秀的信則引起了誤解,錢玄同說他見到了《新青年》雜志上胡適先生的《文學改革芻議》一文,非常佩服,說胡適指叱駢文有語法不通之處、主張白話文學的觀點非常精辟,只是不知道文選妖孽、桐城謬種見到這篇文章不知道怎么咒了.錢玄同的文章雖然不在于直接罵戰桐城學派,但是與陳獨秀的文章出于一刊,于不經意間便導致了后來人較長時間對桐城學派的誤解.
這種誤解阻斷了桐城學派的正常發展,使之不再有明顯的師承關系,而只是讓現代文學中有些作家受其文風影響而已.
三、桐城學派對現代文學的影響.
\\(一\\)桐城學派是現代文學的先行者.
現代文學因為五四運動的影響而較少受到桐城學派的直接影響,然而流波所及,桐城學派的義理方法卻并沒有完全消失.若是從文學史的宏觀角度進行觀察,可以發現桐城派實際上給中國現代文學是造成了足夠深遠的影響的.新文學運動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它不是突然形成的,也不會突然因為某種事件而斷裂,而是有其自內向外的漸進過程.新文學的產生發展同桐城派的盛衰關系藕斷絲連、難于離分,桐城派也給新文學運動產生了一定影響,起到了大于普通人認為的推動作用.周作人先生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文中給桐城學派以如下論斷:到吳汝綸、林紓、嚴復等人起來……他們一方面紹介西洋文學,另一方面紹介科學思想,從曾國藩開始放大范圍的桐城派,是與新近興起的文學聯系起來的.像后來在新文學或者說五四運動中有較大影響的梁啟超,甚至胡適、陳獨秀,更甚至錢玄同等人,雖則對桐城學派貶斥有之,可也都能從其文字中看出受過他們的影響.因此可以說,新文學運動得以發展,追根溯源,還是離不開桐城學派的,實際上也還是被桐城學派里面的主要人物所引出來的.首先,桐城派的核心人物到了近代多數立主文字、語言的全面改革,他們用古文翻譯介紹西方文學,確實給古典文學走向現代帶出了一條新路,給新文學運動以一定的引領作用.不可否認,桐城學派在語言的大眾化、普遍化等方面做得不夠好,這是與時代大環境相脫節的,然而卻并非完全與“新”文學南轅北轍.郭嵩燾、黎庶昌在用桐城文章方法給中國人介紹西方風俗、政治、生活方式,林紓在用桐城文章方法給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學,他們同時把數量眾多的國外新名詞帶到古文中來,這在客觀上帶動了近代文體的革命.新事物、新名詞、新思想讓桐城學派的語言展現出全新色彩,而對西方各類作品的譯介得以讓國外著作通行海內,使中國的文學理論也走向現代.
\\(二\\)現代作家多以桐城學派為師法.
以上所論是整體發展趨勢,而若單獨論及作家作品,則既無傳統意義上的師承關系,桐城學派給現代文學造成的影響就不容易發現了.實際上桐城學派這一名詞在五四以后雖然消失在文壇無可再現,它的間接影響卻一直持續不斷.現在說桐城學派起到了古典散文同白話文間的橋梁紐帶作用,這種說法已經得到了文藝研究工作者的普遍贊同,如果失去了這個橋梁紐帶,則白話文難以出現后來的興盛繁榮.更由于桐城學派在創作理論上非常講求“雅潔平樸”,提倡文從字順,這就獲得了現代很多作家的青睞,并從中得到啟發.比如汪曾琪、臧克家及舒蕪等人,他們的文章顯然都是受到桐城學派的風格影響.其中汪曾祺之師便是桐城學派的最后傳人韋子廉,汪曾琪的文章與姚鼐的文章有幾分相似,同樣屬于清靜、簡潔、平和、厚重一類,我們讀汪曾琪的《受戒》,開頭部分:明海出家已經四年了.他是十三歲來的.這個地方的地名有點怪,叫庵趙莊.句句平實,直奔主題,毫不累贅,便足見其受桐城義法影響之深.
而《受戒》全文邏輯性較強,各段落既充滿張力同時不失聯系,使得整篇小說渾然天成,也全是桐城派作文方法.
比如臧克家的詩,重視凝字煉句,風格含蓄深沉,亦得桐城學派之三味.再比如關于臧克家一件逸事:
作家徐遲將自己曾經寫過的報告文學作品《在湍流的渦漩中》一文拿給老師臧克家,要求指正,臧克家看了作品看開便說,你的文章寫得不夠簡潔,太長了,我的意見是你先看看方苞寫的《獄中雜記》,《獄中雜記》里面雖然記了很多事情,但是寫起來不雜、不亂,很有條理,所以也就很短,你把這篇文章好好讀讀,然后你就明白該如何刪減自己的文章了,也就明白怎么把主題突出出來了.徐遲按照臧克家老師的吩咐,把方苞寫的《獄中雜記》仔細研究過了,再修改自己的《在湍流的渦漩中》,最終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這件事說明的問題就是:現代文學大家在進行文學創作的過程中,雖然不再聲稱自己是桐城學派,但是因為文章創作的需要,會不自覺師法桐城派的名家名作,用以提高自身修養,并將這種師法功夫傳承下去、擴展開來.此外,著名的語言大師老舍曾經在自己的散文中坦承:自己早年苦讀桐城派的文章,雖然五四運動時接受了新知識、新思想,但是古典文學的底子并沒有落下,并對自己的文字錘煉提供了借鑒.
\\(三\\)桐城學派主流的漸趨式微.
無論從文學理論,還是創作實踐,我們都能夠發現其給現代文學造成的顯著影響,這也可以說明桐城學派在現代文學史上的不凡成就,這種成就不是顯著的一人一文的,而是隱性的、指導性的,且富于民族性象征意義的.我們應當肯定這種成就,但是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桐城學派所具有的明顯局限及這些局限帶給現代文學的負面影響.桐城學派一直堅守衛道立場,又極重視文氣傳統,過多地宣傳文章的正人心、興教化功能,堅持理學、封建色彩較濃,而且這一派的作家創作風格多趨于保守,在文學要求革新、文學領導革新的時代,習慣文以載道的思維使得桐城學派魅力漸失,一些抱殘守缺之士在新文學陣地上負隅一角,明顯是不合時宜的.吳汝綸等人為了避免桐城學派受到新思潮過多沖擊,對相關的古文理論進行了變通改造,讓桐城派古文的政治色彩稍稍減弱,以適應時代發展需要,使其勉強在新文學的大環境中存活下來.清王朝滅亡以后,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反對封建思想、批駁倫理綱常,革新團體還大量開辦白話文為主要格調的報刊,用更易為大眾所接受的白話文進行革命宣傳,桐城派一直固守程朱義理,當然會受到革新刊物的攻擊,這使得主流的桐城派難以在民主潮流中產生大的作為.在社會思潮大步發展之際,在其給桐城學派僅存主力造成威脅的時候,桐城派沒有了再進一步變革的勇氣,他們不再如林紓、吳汝綸等人的因時而變,而是走向了強化古文義理的反路,力圖用高雅向通俗宣戰,這注定了其最終走向失敗,使得在現代文學中再也難覓桐城學派正宗的身影.
桐城派在清代極富影響,是一支重要的文學流派,它出現于明末清初江山易代之際,力主用征圣宗經為文、經世致用為務,可以說給當時的不良學風改革以很大啟發,讓明時的空疏無學之氣大大消減.桐城學派是清代影響最深遠的散文派系,其作家人數之多、流播范圍之廣,都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極為獨特的現象,而迨至現代,它給文學創作、傳播造成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視的.既說是影響,則可以評之為積極的、亦不能忽略其消極的,而無論積極消極,都應該從桐城派產生、傳承、辭章特點等基礎因素抓起,而不能舍本逐末,以政治環境與政治需要為取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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