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但在家庭的存在形式及其相應的倫理關系上，卻有著一個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變遷的過程。秦漢時期的社會如果從家庭的維度來考察，是由三層結構組成：底層是所謂編戶齊民的三代以內的小家庭，但穿插著強宗豪族；中間是春秋戰國以來逐漸興起并成熟起來的官僚階層；上層是皇家。從這個三層結構來看，底層和上層都是家庭本位，中間的官僚階層雖也受上、下層的影響，但從本質上說是非家庭本位的，是面向社會各地域、各階層的普遍性存在。就這個三層結構中的底層和上層的家庭而言，主要是三代以內的小家庭，雖然宗族的影響還很大，但小家庭在經濟、政治各個領域里都是獨立的，從而使其不同于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的宗法制氏族社會[1]。經過春秋戰國時期劇烈的社會變革，非家庭本位的官僚階層的穩定存在，宗法制被三代以內的小家庭代替，這兩個巨大變化給秦漢時期的家庭倫理以至社會生活帶來了根本性的影響。
一、秦漢時期儒家家庭倫理的確立
有家庭就會有如何處理家庭成員之間關系的家庭倫理，這是一個自然的事情，而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家庭倫理會不斷得到調整完善，但這個過程不是完全自然的，它離不開思想家們的自覺建構。秦漢時期的社會基礎是三代以內的小家庭，在這樣的家庭里，最主要的關系就是男性與女性、長輩與晚輩的關系，簡單地說就是夫婦、父子關系，兄弟、姐妹等關系都是附屬的，兄弟成年后會獨立成家，姐妹成年后會出嫁，所以，家庭倫理主要就是夫婦、父子關系。秦漢時期的各家各派自覺不自覺地都會涉及這個問題，而自覺地思考并提出適應現實要求的家庭倫理的是儒家學派。經過儒家學者的不斷完善，秦漢時期尤其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儒家家庭倫理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秦王朝由于政治、思想上的種種原因而采取了“焚書坑儒”的政策，但在家庭倫理上同樣重視孝悌、貞節等，只是由于受法家學說影響及國祚短促等原因，沒有形成系統化的家庭倫理。西漢初年，儒學逐漸走出“焚書坑儒”的陰影，在社會倫理政治秩序建構中發揮作用，時人對于儒學重視家庭倫理也是有充分認識的，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思想上信奉黃老道家之學，他在《論六家要旨》中評價儒學說：“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2]3289?！彼抉R遷將它寫進《史記》，表明這是當時人的普遍看法。
西漢初年，在對儒家倫理的提倡肯定上，除了活躍在政治上層的陸賈、賈誼等大儒之外，還有一大批從民間走出來的經學家，他們以注解經書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其中關于《詩》的注解中包含了大量的儒家家庭倫理的內容。漢初傳儒家《詩》學著名的有今文的齊、魯、韓三家和古文的毛氏，他們在宣傳儒家家庭倫理尤其是宣傳婦女的貞節、順從之道方面不遺余力。魯《詩》的申培在解《周南·芣苡》時，歌頌“蔡人之妻”雖丈夫有重疾卻從一而終不改嫁；解《邶風·柏舟》時，歌頌“衛寡姜夫人”未入門夫死而守貞；解《邶風·燕燕》時，歌頌“黎莊夫人”失意于丈夫仍然“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3]。韓嬰解《周南·關雎》之義為“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4]636；解《召南·行露》時，歌頌待嫁之女堅持婚姻必須禮儀齊備。
毛《詩》同樣有很多歌頌婦女貞節、順從之德的，同時還有很多批評婦女淫亂的，如解《衛風·氓》，小序中說：“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4]862?！倍凇睹姟烽_篇的《詩大序》中則把家庭倫理的教化作為《詩》教的根本，所謂“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4]807?！对姟肥强诙鷤鞒?，通過解說《詩》，儒家家庭倫理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影響著社會生活。
漢武帝時期，在董仲舒等儒家學者和公孫弘等儒學權臣的推動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政策，儒家經學成為新官學，儒家的家庭倫理遂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在董仲舒看來，父子、夫婦的關系是尊卑關系，并且這種尊卑關系是天道必然，他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陰兼功于陽，地兼功于天?！醯乐V，可求于天[5]?！弊鳛槲鳚h大儒，董仲舒在儒家家庭倫理的建構上作出了巨大貢獻，概括說有兩點：1\\) 確立了家庭倫理中父子、夫婦的等級差異關系；2\\) 以天道陰陽為儒家的家庭倫理作論證。董仲舒的這種等級差異性的家庭倫理和先秦孔孟原始儒學是有差別的，反倒和法家韓非的主張相似：“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6]?！爆F代有些學者認為三綱不屬于原始儒學，而是法家學說，最多也只是援法入儒，筆者認為，從周秦之際的社會結構變化和儒學差異性人倫關系的發展趨勢看，三綱的出現也是自然而然的，并不違背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經學確立了儒家家庭倫理的主導地位，在其之后，儒學內部就相關問題還有一些細致闡述。兩漢之際儒學內部興起今、古文之爭，但都維護以“三綱”為中心的儒家家庭倫理，爭論只在于哪一派更維護儒家家庭倫理的根本精神。當時，古文經學的代表人物賈逵說：“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7]1236?！辟Z逵認為以《春秋左氏傳》為代表的古文經學比以《春秋公羊傳》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更正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左氏》義深于君父”。針對今文經學主張君王無父、感天而生的觀點，古文經學堅持圣人有父，歷代帝王都來自于共同的貴族世系，古文經學家許慎的《五經異義》說：“《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圣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蹲笫稀氛f：圣人皆有父?！秷虻洹罚骸杂H九族?！磮蚰笐c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8]15899?！眲㈧У摹度y歷》《譜》中提出了一個從伏羲以來的帝王世系，他的結論是“圣人皆同祖”“伏羲為圣王始祖，為百王先”[9]。應該說，古文經學的圣人同祖說更加重視家庭倫理，政治上的保守性更強，天下變成了一家的永久性私產。
儒家經學是兩漢思想的主流，它在儒家家庭倫理的理論建構和現實應用上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一些信奉儒家經學的學者在史學、子學、文學等方面致力于宣揚儒家的家庭倫理，其中西漢后期的大儒劉向和兩漢之際的班彪一家尤為突出。
劉向是當時著名的學者，他與其子劉歆主持編寫的皇家收藏圖書提要《七略》成為后來班固編著《漢書·藝文志》的主體，在思想文化上也頗有建樹，尤其熱衷于宣揚儒家的家庭倫理。在劉向編著的子學著述《新序》《說苑》中，有大量關于家庭倫理的內容，他還單獨編著了《孝子傳》《古列女傳》，把歷史上忠臣孝子、賢妻良母的事跡匯編在一起，集中宣揚以孝順為中心的儒家家庭倫理。劉向的《孝子傳》在繼承先秦儒學的基礎上加以通俗化，其中所選的孝子實例多為后世的《二十四孝》傳承。在《古列女傳》中，劉向借孟子母親之口宣揚婦女的貞節道德，“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10]5058”。劉向是漢宗室楚元王后裔，考察其著書旨趣，可以說他是想利用儒家家庭倫理來重振劉氏皇族的權力，抑制以王氏為代表的后戚的權力，而他關于孝子、烈女的著述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班氏家族在兩漢之際的社會政治上勢力很大，班彪著《王命論》維護劉漢皇統，其子班固著《漢書》的根本宗旨也是維護劉漢皇室的正統性，另一個兒子班超出使西域直接服務于劉漢王朝，而其女班昭則著有《女誡》，系統闡發儒家家庭倫理中關于婦女的教條。班固根據漢章帝“親臨稱制”的白虎觀會議記錄整理而成的《白虎通》一書，在繼承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基礎上，糅合古文經學以及讖緯，對儒家家庭倫理作了更加系統的闡述，明確提出了“三綱六紀”說：“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衷唬骸粗T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沃^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11]?！卑嗾言凇杜]》一書中大力宣揚夫為妻綱，主張婦女要絕對順從丈夫，她說：“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7]2790?！彼€在傳統的婦女“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三從”說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婦女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四德”說，后世很多關于婦女訓誡方面的通俗讀本可以從這里找到源頭。
儒家的家庭倫理適應了秦漢時期社會生活的實際，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穩定服務，這使其成為全社會的主導思想，同時，它也成為評價其他各家各派思想的標準。西漢時期黃老道家之學還有一定影響，其在家庭倫理上尊重個體而與儒學相沖突，因此而遭批評，“老子不率宗族，單绔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7]559兩漢時期，有些士大夫在個人行為上會追慕老子、莊子的自然、逍遙，但在立身處世上還是要遵循儒家的家庭倫理。
漢代傳入中國的佛教本義是非家庭的，但在受到源自家庭倫理的質疑時，常常有意識地向儒學靠攏，把信佛說成是大孝大仁，“須大拿睹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12]”這種意義上的儒、佛融通成為其后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秦漢時期的家庭倫理與皇權
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創了大一統帝國的新格局，如果把秦制和周制比較，這種新格局的特點就顯示出來了。秦制是皇帝家庭代表天下的家庭來統治，以丞相為代表的官僚階層是這種家庭式家天下的服務系統，它所統治的對象是在下的編戶齊民；周制則是王代表姬姓及其聯盟宗族來統治，以太宰為代表的管理階層只是王室的奴仆系統，它所統治的對象則是被征服的異族和處于周文邊緣的野人。從周制到秦制，從最高權力上說，則有一個從宗族的家天下到家庭的家天下的轉換，這是周秦之際的歷史大勢。
秦始皇、李斯等人自覺地認識到這一點并付諸實踐，這就是立郡縣而廢封建。秦王朝建立之初，一些守舊的人物紛紛提出實行周制的分封制，其中有不治而議的博士，也有居高位的丞相，但秦始皇、李斯從天下大勢的角度予以否定?！柏┫嗑U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蓟氏缕渥h于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后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蓟试唬骸煜鹿部鄳鸲凡恍?，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痔煜乱詾槿?，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2]238-239。秦始皇、李斯立郡縣廢封建，將周制中分割的王權收歸為一，這個一就是皇室，但在皇室內部，皇權需要進一步集中到家庭層面，而非傳統的宗族層面，在這一點上，秦始皇由于其特殊的功業而實際做到了，作為其繼任者，秦二世則進一步從集中皇權的目的出發，對皇室宗族內部進行清洗，保證家庭的家天下的鞏固。
秦王朝享祚短暫，劉漢王朝代秦而起，在皇權依托宗族還是家庭問題上有過反復，也就是在周制和秦制之間斟酌取舍。西漢初年分封制、郡縣制并存，而分封制對于皇權的擁有具有雙面性：一方面，以家庭為依托的皇權仍然需要宗族的支持，這從西漢初年鏟除呂氏后戚集團重新確立劉漢天下的過程中可以看出，當漢文帝即將進京履位而猶豫不決時，臣下宋昌贊同進京，其中一條重要原因就是：“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圣仁孝，聞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13]106?！绷硪环矫?，宗族的家天下會威脅皇權的存在，漢景帝時期，吳、楚“七國之亂”，“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甾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系訊治，以侵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奸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13]1909-1910。在吳王劉濞的觀念里，天下是劉氏宗族的，所以他有權力召集宗族親屬清君側。
西漢初年的分封制所體現的宗族的家天下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現實，當時的一些明智之士曾反復論述其中的利害，尤以賈誼為甚，他說：“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而制也？[14]121”經過君臣上下的反復斟酌，尤其是經過西漢初年的政治實踐檢驗，家庭的家天下大概到漢武帝時期才算最終確定，這距離秦始皇一統天下也有了近百年的時間，這是新、舊制度在轉型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身在其中的人對這種轉型的認識需要實踐的檢驗。
兩漢之際的史學家班彪就這種轉型及其利弊總結說：“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7]1323?！?/p>
把皇權建立在家庭倫理基礎上，而非建立在宗族倫理基礎上，這是秦漢專制皇權的基本特征，秦漢時期的皇權持有與傳承都是以此為依據的。家庭倫理成為皇權傳承的依據，它阻止了在正常情況下皇權在家庭之外的宗族內傳承的可能，比如竇太后溺愛幼子梁王劉武，希望漢景帝傳位于其弟，即遭到包括竇太后侄子竇嬰在內的朝中大臣的反對。西漢哀帝是成帝的侄子，因成帝死后無子而由外藩入繼，按照皇權依據家庭倫理的原則，他只能奉元帝、成帝為宗，但他卻出于個人私情，竭力尊奉自己的生父母以至祖母，此舉受到師丹等儒學名臣的反對，而此舉更造成了西漢末年權力分割上的混亂，加劇了西漢王朝的衰亡。
立郡縣廢分封，反映了秦漢時期在皇權傳承上依據家庭倫理，但在家庭倫理與皇權的獲得上，劉漢王朝建立時即遇到一個難題。劉邦是由平民通過武力直接奪取天下的，這在中國傳統社會是史無前例的一件大事，在劉邦之前，除了傳說中無法實證的遠古帝王以外，歷代統治階層和最高統治者都出身于氏族貴族，他們的權力合法性來源于他們的血統、身份，這就是中國上古時代親情倫理與政治統治合一的宗法制度。劉邦出身于秦王朝開辟的新帝國的一個編戶齊民之家，只擔任過社會政治權力最底層的亭長，劉漢王朝的天下是劉邦打下來的，但“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當劉邦一躍而成為像秦始皇一樣的最高統治者時，如何論證其權力合法性便成為當時學術、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從西漢立國之初時人的議論看，劉邦皇權的依據是他的德行和能力，如韓信等人在推尊劉邦即天子位時說：“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13]52?！钡谄浜?，關于劉邦及其家庭持有皇權的依據愈來愈乞靈于天命和血統。在先秦時期，天命就作為皇權的依據，但就西周時的“天命論”和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來看，都在論證王朝迭興的合法性，卻不能論證出身于平民的劉氏皇權的合理性，所以，天命在為最高權力作論證時是采取天生圣人的方式進行的。從劉邦造反開始，關于他個人的神化即已開始，后來則逐漸發展出了劉邦出身的神話，“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2]341。這個粗鄙的神話在兩漢時期甚至成為官方學術的主題，這就是今、古文經學關于“感生”說和“有父”說的爭論，而最后自然是調和兩種觀點而加以融合的結論占了上風，“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渡添灐吩唬骸烀B，降而生商?！^娀簡吞鳦子生契，是圣人感生，見于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為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圣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8]15899關于劉邦出身的神話將皇權的取得與家庭倫理聯系起來了，但它只是為皇權增加了一重血緣親情的合法性而已，在最高皇權面前，家庭倫理仍然是輔助性的工具，所以，在漢人的努力下，劉邦進入了神圣家族，但他的父親劉太公卻不能進入神圣家族，與皇權沒有關系，“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2]2860。而且在臣下的指導下，這位劉太公屈尊于“兒皇帝”贏得了一個“太上皇”的虛名，“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蟾咦娉?，太公擁帚，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
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2]382。
在宗族與家庭之間，秦漢時期的皇權是依據家庭倫理的，而在家庭倫理和皇權自身之間，家庭倫理是依附皇權的，這是秦漢專制政權的根本特征。但作為最高權力的皇權不可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上，用家庭的家天下取代上古三代的宗法政治，它極大地削弱了宗族的權力，但卻必然會導致皇權在家庭內部的分割，這就是作為皇帝的妻子皇后及其家族的權力膨脹，還有作為“被閹割”的“皇帝”的宦官的權力膨脹，這是家庭的家天下所必然帶來的后果。
三、秦漢時期的家庭倫理與治道
秦漢時期，皇家是權力的擁有者，而實際的治理主體是以丞相為代表的官僚系統，皇權是政權，相權是治權。以丞相為代表的官僚系統是從上古三代王室內部的仆役系統發展出來的，它是皇家的仆役，但對于編戶齊民的家庭來說，它又是父母官，具有管理和教化的雙重功能。上層是皇家，下層是編戶齊民之家，夾在其中的官僚系統卻是非家庭性質的，它以德行、事功、學問為標準，具有自身的普遍性品格，但它又從根本上受制于上下層的家庭，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為家庭服務的，這就使具有普遍性品格的官僚階層與特殊的家庭倫理結合起來，成為秦漢時期治道的基本特征。
西漢初年，作為劉邦軍事集團中的大謀士，陸賈造作《新語》向新朝的新貴們普及學術文化，他認為政治是為家庭倫理的實現服務的：“是以君子之為治也，……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親；于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后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15]”陸賈所論是一幅朝廷論忠、家庭論孝為基礎建構起來的理想的和諧社會。反過來，如果家庭倫理出了問題，這在秦漢時期的官僚階層看來就是天大的災禍，西漢宣帝時期的名相魏相在談到當時的治道時說：
“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13]3136?！睆那貪h時期的政治、社會基礎來看，魏相的判斷是敏銳而準確的。
治理的目的是為了家庭倫理的實現，而在治理的方式上也自然地會把家庭倫理作為手段，這一點正是秦漢以降禮治、教化政治的根本依據所在。秦漢時期治理中如何看待家庭倫理問題也出現過曲折，秦王朝由于推崇法家學說，在治理中有忽視家庭倫理的地方，劉漢王朝建立后，很多學者從批評亡秦的立場出發，反思秦王朝對家庭倫理的破壞，要求重建家庭倫理以維護社會政治穩定。賈誼是較早從家庭倫理的角度批評秦政的，他說：“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鋤杖帚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并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
蹶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失之術也，悲夫！[14]96”賈誼等學者批評秦王朝忽視家庭倫理導致社會政治混亂，這個批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盡然，其實秦始皇、李斯等人雖以法家學說為本，但在家庭倫理問題上仍然主張尊卑有序，在著名的《會稽刻石》中即宣告天下：“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2]262?！鼻鼗嗜绱?，漢武亦然，在封禪大典的泰山刻石中，漢武帝昭告天下：“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7]3163?！倍麄€兩漢時期，統治階層倡導以孝治天下，皇帝頒發了各種勸勉孝悌的詔書，舉“孝廉”更成為兩漢時期與“經學”同等重要的仕進之途，其目的不外乎是通過倡導家庭倫理來達到天下的治理。東漢末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為了擴大政治勢力不惜招求不忠不孝之人，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肯定家庭倫理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根本意義，并以敗壞名教之名殺了當時的大名士、孔子后人孔融，其詔令中就說：
“大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虛名，少于核實，見融浮艷，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余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16]?！?/p>
和帝王的倡導相應，兩漢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循吏”，而在他們的政績中往往有一條就是推動所管轄地區的家庭倫理建設①。東漢“循吏”仇覽有一個通過家庭倫理化民成俗的經典案例，“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7]2480?！把簟睂嵤┘彝惱斫袒绕潴w現在少數民族或邊遠地區，兩漢時期這樣的例子很多，如任延治理越地，“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余人。是歲風雨順節，谷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嗝訛椤巍?。于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7]2462。這種治理方式同時又是文化傳播、民族融合的過程，它顯示出了儒家家庭倫理在當時的先進性。
我們在肯定秦漢時期的治道與家庭倫理相一致的同時，也要看到其相互矛盾、對立的一面。秦漢時期的統治階層從社會政治穩定的角度出發，將皇權從宗族中脫離出來與家庭倫理結合，而在社會層面，編戶齊民的家庭往往是三代以內的小家庭，但這樣的小家庭隨著財產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往往會形成聚族而居的宗族。換句話說，在上層，皇權為了鞏固自身，自覺地打擊宗族而與家庭結合，而在下層，卻形成了強宗豪族，這對官僚系統的治理構成了威脅，甚至對最高皇權也構成了威脅，所以秦漢時期對地方強宗豪族的打擊成為國家政治的大事，這是治道對家庭倫理的干預。
秦漢時期皇權和官僚系統維護編戶齊民小家庭而打擊強宗豪族的方式可分為疏導與封堵兩種方式。所謂疏導的方式最主要的就是把各地的強宗豪族遷徙到京城附近，一方面便于控制，另一方面使其脫離原有的宗族而力量削弱，這是“強本弱末之術”，它和政道上的立郡縣廢封建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秦始皇建國伊始，即將山東六國的王室以及大貴族等遷徙到首都咸陽，而劉漢王朝建立伊始也同樣如此，而且這種措施在王朝穩定以后還經常進行。所謂封堵的方式就是利用政府力量，尤其是利用“酷吏”，直接打擊強宗豪族?！妒酚洝た崂袅袀鳌分杏涊d的郅都“族滅瞯氏首惡，余皆股栗”[2]3133；《漢書·酷吏傳》中記載的嚴延年對于大姓西高氏、東高氏，“窮竟其奸，誅殺各數十人?？ぶ姓鹂?，道不拾遺”[13]3668；《后漢書·酷吏列傳》記載的董宣對于大姓公孫丹，“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余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系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7]2489。關于這樣的記載在《史記》《漢書》《后漢書》中還有很多。
而漢代“刺史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詔”中就有兩條直接與打擊強宗豪族有關：“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鶙l，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也[13]742?！笨梢姶驌舻胤綇娮诤雷鍖τ诨蕶嗪驼闹匾?。
秦漢時期治理的目的是服務于家庭倫理，治理手段也重視家庭倫理的教化，但作為治理主體的官僚系統本身卻是非家庭的，其治理手段也有非家庭倫理的層面，這個意義上的治理之道可以是非家庭倫理的，但不必然是反家庭倫理的。兩漢時期在關于家庭倫理教化之外的治理方式上展開了論爭，當時的學者往往會以周初分封時魯、齊兩國的治理方式不同來展開論述，《淮南子》中寫道：“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唬骸攺拇巳跻?！’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芄唬骸笫辣赜薪贇⒅?！’其后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17]?！蔽鳚h初年的《淮南子》對此兩種治理方式評價相當，而到了西漢末年，劉向在記述大致相同的故事之后，更重視以家庭倫理為核心的教化政治，認為“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10]5471。
四、秦漢時期的家庭倫理與民眾生活
秦漢時期的社會政治以三代以內的小家庭為基礎，家庭是社會生活的主體，具體的個人依托于家庭而存在，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也是依據家庭倫理做人做事。所以，子女對父母的孝敬、妻子對丈夫的順從、幼對長的禮讓等就成為人們在家庭內外生活的基本倫理規范，它適用于社會各階層，對秦漢時期的民眾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秦漢時期家庭倫理中子女的孝和婦女的節成為社會大力推崇的德行，史書中相關孝子、節婦的記載很多?！逗鬂h書》中有很多關于孝悌的記載，其中著名者有鮑永、毛義、趙孝、江革、劉般、蔡順、黃香等人，鮑永為孝順母親而出妻，毛義為親而出仕，趙孝為救兄弟而自愿舍身，劉般身為王子而主動讓位，江革、蔡順是至誠孝順母親，黃香是至誠孝順父親，趙孝、江革、黃香等都成為后來《二十四孝》中的人物[7]1017,1294,2613?！逗鬂h書》中關于節婦的記載更多，單列有《列女傳》，其中著名者有河南樂羊子之妻、吳許升妻、安定皇甫規妻、南陽陰瑜妻等。河南樂羊子之妻、吳許升妻都是因遇匪人而以死守節，安定皇甫規是東漢末年的名將，其妻不屈于董卓而被殺，南陽陰瑜妻出身潁川大族荀氏，為著名大儒荀爽之女，夫死誓不再嫁，多方設法最終守節自盡[7]2792。東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被后世作為愛情名篇，而其所描述的故事與荀氏之女的事跡頗相類似。
家庭倫理對于秦漢時期民眾生活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包括各個階層。西漢初年備受皇帝寵幸的“萬石君”石奮一家，以孝悌恭謹等顯聞于世，使孔子故里的齊魯諸儒自嘆弗如。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思想依違于儒、道之間，但對家庭倫理同樣十分尊崇，以“孝”為人生終極目標，“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2]3295。與這種極度推崇孝道的思想相應，傳為孔子所作的《孝經》在兩漢時期逐漸流行，并上升到和儒家經、傳同等的地位。
秦漢時期人們以家庭倫理立身處世，如果有人違反則將受到社會各方面的指責。西漢時期的楊王孫大概信奉道家學說，身體力行“裸葬”，在給兒子的遺囑中說：“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13]2907?！睏钔鯇O的做法使他的子女很為難，而他的朋友也提出批評，其中主要的理由就是這種做法違背了家庭倫理，“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圣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愿王孫察焉”[13]2908。而對于朋友的勸說，楊王孫雖然沒有接受，但他同樣肯定家庭倫理，只是從節用的角度為自己辯護。楊王孫的做法在漢代是特例，當時人們的喪葬禮儀都是依據家庭倫理的，比如秦漢時期重厚葬，不僅秦皇、漢武等王侯貴族如此，一般民眾也如此，東漢時期隸書碑刻達到鼎盛，而漢墓的畫像精美絕倫，這其中固然體現著對親人的哀思，表達出后人的孝心，而在社會政治的外在影響下，其中也攙雜著功利因素，“成為他們被舉為‘孝廉’，在仕途上邁出第一步的資本”[18]。當朝廷從節用出發立法禁止厚葬時，一些民眾仍然堅持厚葬，而一些所謂“循吏”也站在家庭倫理立場上予以支持，“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也?！w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逾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共豢鲜┬小盵7]1411-1412。
秦漢時期，人們往往將家庭倫理應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這種將家庭倫理應用到超家庭領域的做法會產生相應問題，有時就會和皇權、政治治理之間產生矛盾。從戰國時期的諸子著述中就有一些關于君、父矛盾的故事，這些故事在漢代繼續流行，比如楚昭王時掌管刑法的臣子石奢，他在父親殺人之后，為了維護君權、法制而將自己的父親繩之以法，這是忠君，但隨后自殺向父親謝罪，這是孝父，在兩難之中以死明志，韓嬰的《韓詩外傳》、劉向的《新序》都反復記載這個故事，這反映了當時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糾結。而這樣的糾結并不僅僅是記載在書本上，在《漢書》《后漢書》中有很多相似的實際案例，充滿著血腥與慘烈。比如東漢的趙苞，“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余人入塞寇抄，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高b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磿r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7]2692。
在處理家庭與皇權的關系時，秦漢時期人們的基本傾向是肯定家庭倫理優先，這集中體現在對一些為國捐軀、亡家的忠臣的評價上。漢景帝時期，晁錯為維護中央集權打擊地方諸侯積極出謀劃策，但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也被司馬遷所譏評，“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嘩疾晁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e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饭唬骸隋e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后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2]2747-2748兩漢之際王莽篡漢，作為漢丞相翟方進之子的翟義起義兵，功業不成而遭殺戮，而同樣忠于劉漢王朝的班彪卻從家庭倫理優先的角度批評其不明智，“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于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13]3441秦漢時期社會政治的基礎是家庭，所以當家庭倫理與社會政治治理發生沖突時，社會輿論一般都是站在家庭倫理的立場上，迫使皇權和官僚系統遷就家庭倫理，從而實現社會利益的更大化，這一點突出體現在對待血親復仇問題上?！稘h書》《后漢書》記載的血親復仇有數十起，絕大多數是子女為父母復仇，偶有為兄長、叔父復仇的。社會輿論對復仇一般都是肯定的，如緱氏之女緱玉為父報仇，按律當死，但社會各方面都為其說情，“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7]1751。申屠蟠因此文而成名，屈法從情的縣令梁配也為人稱美，只有復仇中被殺之人及其家庭的公義沒有得到維護，這應該算是中國傳統社會里家庭倫理進入公共權力帶來“有限的善”的同時所帶來的“必要的惡”。
與血親復仇相聯系的是“親親相隱”，自孔子提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痹谄渲幸印盵19]，“親親相隱”遂成為后世儒家學者以及一般民眾要求政治法律等公權利屈從家庭倫理的依據。西漢昭帝時舉行鹽鐵會議，代表地方士紳的文學站在家庭倫理的立場上要求政府認可“親親相隱”，反對懲罰親屬間的相互包庇，“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聞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20]。而為了維護家庭倫理，西漢宣帝曾下《子匿父母等罪勿坐詔》，承認“親親相隱”的權力。東漢章帝時期一度設立《輕侮法》，“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7]1502-1503。東漢時期還一度接受大臣建議認可“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7]1556。這些違反公義的建議之所以被接受，都是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承認家庭倫理的權威。而令人深思的是，“親親相隱”在當代仍然成為一個學術上以至政治法律上爭論的問題[21]。筆者的理解是，離開歷史文化背景，離開生活實際，關于儒家家庭倫理的相關討論容易走向不同面向的偏執。
五、家庭倫理與社會生活的離合
上古三代中國社會與政治都是以宗法為依據的，而秦漢以后，社會層面以編戶齊民的小家庭為依據，治理層面則主要不是以家庭、宗族為依據，這是其新變的部分，但秦漢社會也有其相對于傳統社會不變的部分，即農耕經濟、鄉村親屬聚落、集權專制制度等，家庭乃至宗族仍然構成社會的基本組織形態，與其相應的倫理政治規范仍然占據著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的主導地位。秦漢時期儒家學說逐漸占據學術思想界的主流，它們借鑒傳統思想資源，對家庭倫理作了進一步細致的規范和理論論證，同時在某種程度上由戰國以來的新傳統中抽身而出，回歸上古三代的舊傳統，進一步將家庭倫理的基本原則推衍到社會政治領域，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巨大影響，為后世儒家全面地以禮入法奠定了基礎。
周秦之際是宗族的家天下向家庭的家天下轉型的時代，而由秦漢時期確立的家庭的穩定形態一直延續到近現代。今天的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在家庭結構與家庭倫理上都出現了“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一方面，今天的中國繼續強化著兩千多年前的那個轉型，政治層面進一步擺脫家庭、宗族影響，而且在社會層面也開始擺脫家庭、宗族影響；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國開啟了一個新的由家庭的家天下向個人的國天下的轉型，這和過去由宗族向家庭、由大家庭向小家庭的量變不同，這是一種性質的轉變，今天的主席、總統不是宗族的代表，也不是家庭的代表，它是代表著億萬個人來統治的，這億萬個人固然也還會“物以群分，人以類聚”，但家庭將逐漸失去其作為根本“群、類”的地位。這是現代的天下大勢，盡管這個大勢中必然會保留傳統的家庭的家天下以至宗族的家天下的遺跡，但總體的趨勢是明顯的，作為傳統中國家庭倫理和社會政治指導思想的儒家學說如何與時俱進，其中須有一個脫胎換骨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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