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頻發的企業非倫理事件引起廣泛關注，員工作為企業各項決策的直接執行者，其倫理行為對組織倫理產生直接影響，以往研究對人的行為進行歸因時大多采取二分法： 要么歸因于個體因素，即“爛蘋果”理論；要么歸因于組織和環境因素，即“染缸”理論（吳紅梅、劉洪，2006）。 在這些研究中，我們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企業的倫 理 缺 失 往 往 是 領導 指 示 下 屬 從 事 非 倫 理 行 為 引 起（Whittington & Pany，2009），企業主為獲得更多的利潤 ，要求或鼓勵員工實施了非法或非倫理的行為，如三聚氰胺事件、蘇丹紅事件、地溝油事件等。 很顯然，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上司和員工在服從犯罪中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上司的命令盡管是導致員工服從性犯罪的條件之一，但作為追隨者的員工也應該具有自己的獨立的判斷能力，對上司非倫理指令采取抵制的態度。
追隨力理論的興起為非倫理指令下的追隨行為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追隨理論指出，追隨者在追隨的過程中不僅僅表現出被動的、消極一面，還會表現出積極的、主動的一面。 Carsten 等（2010）發現，有些追誰者會把自己定位在傳統盲目順從和服從的角色，有些追隨者卻自己定位為領導者的伙伴。 很顯然，追隨者對自身的定位不同將會影響追隨者的行為，在非倫理指令情境下，有些追隨者會表現出服從，有些追隨者會抵制來自領導的非倫理的要求。 本文以追隨者認知為切入點，提出一個基于非倫理指令情境下員工倫理決策模型，從追隨者認知的角度來探討組織的倫理建設。
一、基于追隨者認知的倫理決策模型
Swanson 指出，源于社會心理學的意向模型，如理性行為理論 （TRA）， 是研究用戶行為決定因素的潛在理論基礎，理性行為理論認為個體態度和主觀規范決定了個體的行為意向，繼而影響個體行為（如圖 1 所示），行為態度是指個體關于采取目標行為所持的正面或負面的感受，它來源于一系列行為信念（Attitudinal Beliefs，Bi），并受制于行為結果的評價 （Evaluation of Behavioral Outcomes， Ei），如公式 1 所示。 主觀規范是個體關于重要他人對目標行為執行與否所產生壓力的感知。 它是規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 Nbi）和 服從愿望 （Motivation to Comply，Mci） 交 互的結果，如公式 2 所示。 非倫理指令情境下的個體一方面受到來自領導的壓力，顯然，對壓力的感知取個體對追隨者角色的認知，認為追隨者應該是被動的、消極的個體規范信念更弱，服從愿望更強，從而更容易執行來自上司的非倫理指令，反之，認為追隨者應該是積極的，主動的個體則會有更強的規范信念， 更有可能抵制來自上司非倫理指令，或者針對上司的非倫理指令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Rest（1986）認為 ，人在做出道德或者不道德行為時 ，一般會經歷這樣四個階段，即倫理意識、倫理判斷、倫理意圖以及倫理行為，前三個階段就是個體心理的倫理決策過程（如圖 2 所示）。 但需要指出的是 ，該模型并不是說個體的倫理行為都必須經歷這樣四個階段， 只是綜合來看，它呈現四階段特征。Rest 的四階段劃分得到了倫理決策研究者的認同。 本研究有一個假設的前提，即個體能意識到上司要求自己執行的是一個非倫理的行為，追隨者的認知特別是對自身角色的認知決定了個體的倫理判斷，這一過程還會受個體道德發展水平以及獎懲期望的影響，基于理性行為理論、個體倫理決策過程模型以及追隨理論，本研究提出非倫理指令下追隨行為的決策模型（如圖 3 所示）。
非倫理指令情境下的追隨行為主要表現在服從和抵制， 最具影響力服從犯罪研究是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米爾格拉姆（1963）用實驗方式研究了權威對個體的影響，一組實驗表明， 即使是主試不具有強制權力的情況下，大約有 65%的受試者接受來自權威的非倫理指令， 對扮演“學生”的角色施加最高級別 450 伏的電擊行為 ，情境因素往往被認為是影響個體在非倫理指令下做出服從行為的重要因素（Blass，1991），然而，情境因素不能單獨解釋非倫理指令下的追隨行為，米爾格拉姆認為人格特征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他認為，服從和反抗一定有一個復雜的性格基礎（Milgram，1974），后續的研究也認證了一些性格特征與服從存在聯系，道德發展水平、社會智力、獨裁主義、控制點、人口統計學變量、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等都與非倫理指令下追隨行為有一定的相關性（Blass，1991）。 盡管這些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但這些因素普適于個體倫理決策的情境，對非倫理指令情境不能做出準確的解釋。 我們的模型從個體決策的角度出發，對個體追隨者認知因素在非倫理指令情境下的追隨行為影響進行探討，在特殊情境下對米爾格拉姆的疑問做出回應?！?-3】
二、研究假設
1. 責任推脫（Displacement of Responsibility）。 Bandura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提出了道德推脫的概念，試圖通過道德推脫來解釋人們為什么會從事不道德行為的過程。
Bandura 研究中發現， 道德推脫在道德自我調節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可以使道德自我調節功能有選擇地激活或失效。 當個體違反其內部道德標準時，可以通過道德推脫使道德的自我調節功能失效，進而擺脫內疚和自責，因此，具有高道德推脫的個體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行為。 特別地，當個體認為他們的行為直接來自權威要求時（如老板告訴我這樣做），會將自己行為的責任歸因于權威人物，并否認自己在不道德行為中的責任。 Milgram 認為，服從的本質在于個體把自己當作另一個人實現意愿的工具，不再認為自己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假設 1： 責任推脫正向影響執行領導非倫理指令行為。
2. 獎懲期望。 追隨者在領導的非倫指令下選擇服從行為，更多是處于免受懲罰或尋求獎勵的考慮，如果追隨領導采取不倫理的行為所獲得的收益超過了不追隨的收益，反對他們要付出的代價高于附和他們的代價，那這個時候追隨者往往會選擇服從，根據期望理論可以為追隨者的行為提供解釋，用公式可以表示為：服從水平 =勝任水平 * 效價。 勝任水平是人們判斷自己達到某種目標或滿足需要的可能性的主觀概率，效價是指達到目標對于滿足他個人需要的價值。 例如，領導要求你對賄賂政府官員以獲得某個項目的經營， 假如個體主觀判斷勝任水平是 0.8（注 ：完 全能實現為 1，完全不能夠實現為 0），領導暗示升遷的價值為 8（假設價值處于區間[10，-10]內），期望值為0.9。 因實現非倫理行為產生的道德困擾傷害為-6，期望值為 0.8， 則服從水平表為： 服從水平=0.8*1/2 （8*0.9+（-6*0.8））=0.96，其服從水平為正值 ，在這一非倫理指令情境下，個體很可能做出服從行為。
假設 2： 獎懲期望調節責任推脫與執行領導非倫理指令意圖關系，具備強烈責任感的個體可能因為懲罰期望過大而服從領導非倫理指令。
3. 領導—部署協同信仰。 領導-部屬協同信仰是追隨者對領導-部屬關系的認知， 個體對自身在領導過程中角色的定位是不同的，Carsten 等（2010）在大學生樣本中進行了大規模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存在著三類不同的“下屬原型”：（1）消極觀（39% 的被試），認為下屬就是遵守和執行命令，順從領導者，并對領導者命令保持忠誠和支持；（2）主動觀（32%的被試），認為下屬應該在被領導要求時提供意見，但不管是否同意領導行為都應保持順從和忠誠；（3）能動觀（29% 的被試），認為下屬更應是領導的工作伙伴而非從屬者，隨時向領導提供建設性的，甚至是挑戰性的意見和行為。 Carsten 在追隨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領導-部屬協同信仰的構念， 它指個體認為追隨者應該在領導過程中充當領導者的伙伴意識，Carsten 認為弱領導-部屬協同信仰的個體支持追隨與服從和順從相關，因為他們相信領導有更多專業知識，相信領導為集體能做出最好的決策；強領導協同信仰的個體認為領導者和追隨者是伙伴關系，他們一起共同提升整個集體的效能，有研究表明，具備強領導-部屬協同信仰的個體更易于表現建言和向上影響行為，他們的行為沒有受到權力和地位的影響。 這些發現對組織中的倫理行為是有一定意義的，弱領導—部屬協同的追隨者對領導指令不提出任何質疑，他們更有可能服從領導的非倫理指令，另一方面，強領導—部屬協同信仰的追隨者當他們面臨領導的非倫理指令時更有可能表現出建設性反抗，這樣的個體把追隨者當成是領導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當他們感知到領導的非倫理指令對組織造成威脅或損害時更有可能挑戰領導的權威。
追隨者對領導—追隨的認知可能會影響非倫理指令下的追隨行為，其中倫理責任起關鍵的作用，倫理責任要求個體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層級和權力不同，追隨者可能認為領導者比自己應該負擔更大的倫理責任， 事實上，在法律的相關判決中，處于領導地位的主犯比處于追隨地位的從犯受到更重的判決。 從組織的角度考慮，最理想的情況是追隨者應該具備強烈的責任感，他們既應該能與倫理型領導合作，也應該能認識到甚至拒絕來自領導的非倫理指令。
假設 3： 具有領導協同信仰的追隨者更有可能執行領導非倫理指；假設 4： 道德推脫在領導協同信仰和執行非倫理指令意圖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4. 個體道德發展水平。 Kohlberg（1969）提出了個體道德認知三層次結構模型模型，該模型為組織中個體的倫理決策提供了一個關鍵因素，在理論和實踐中能很好解釋不同的個體做不同倫理決策。 Kohlberg 的模型把個體道德認知水平分為三個層次，每個層次包含兩個階段，第一階層稱為道德前期或自我中心期，包含了依照規則做決定免被懲罰階段以及確認一切依照規定是為了希望得到獎賞階段，第二階層稱為習俗層或順應社會期，包含了在乎別人的反應階段以及確認符合法律或他人的自主權以避免被責罰階段；第三層稱為道德后期或原則思考期，包括了做出基于倫理原則和人權的決策結果階段以及基于倫理原則的統籌后做出的判斷階段。
有研究表明，處于不同的認知發展階段的個體會做出不同的道德決策。 Kohlberg 和 Candee 在米爾格拉姆實驗上進行進一步的研究，結果發現處于第 5、6 階段道德認知水平上的被試有 75％的人拒絕權威的非倫理命令，停止用電擊懲罰 “學生”， 處于第 3、4 階段道德認知水平的被試中 ， 只 有 12.5％ 的 人 對 權 威 的 指 示 表 現 出 不 服 從 。
Greenberg（2002）研究表明，處于道德水平習俗層的員工在組織中會實施更多的偷竊行為，很多相關的研究表明員工個人道德發展階段與其非倫理行為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
根據Kohlberg 觀點，大多數成年人道德認知水平處于習俗層以下，倫理決策更多處于規避懲罰或自利的動機，其倫理判斷更多依賴同伴或其它重要人物的期許，存在非倫理指令下實施非倫理行為的可能， 而處于原則層的個體，更多依據正義的標準行事，因而不易執行來自領導的非倫理指令。
假設 5：個體道德發展水平在協同信仰與道德推脫的關系中取調節作用。
三、結論與展望
米爾格拉姆表示讓人們了解權力服從的過程可能有利于減少盲目的服從，但如果追隨者接受權威合法性（Le-gitimacy of Authority）的 觀點 ，認為追隨者處于被動 、消極的角色，則追隨者在面臨非倫理指令時則更多服從而不是建設性抵制，加強組織成員的道德責任應該是一個可行的途徑，此外，組織支持也非常重要，組織應該鼓勵員工在領導過程中成為積極的伙伴，加大對工作場所非倫理行為抵制的獎勵力度，建立領導和追隨者能一致遵守的組織的倫理規范，建立保障倫理規范執行的保障措施。個體層面上，創建個體的權力，知道自己對于公司的價值所在，此外，建立廣泛的人際網絡以便在必要的時候獲得支持，利用好自己的信譽度。
本文建構的模型是基于非倫理指令的情境，影響個體決策的因素都是從個體的認知角度出發的，然而，強有力的證據表明，服從行為不僅僅受到理性因素的影響，還會受非認知因素比如情緒的影響，研究表明，追隨者抵抗或是屈服于領導的非倫理指令壓力與下屬的特質性情感有關（Lowe & Reckers，2011），因此，引入情緒因素能使得非倫理指令情境下追隨行為的模型更加全面。 此外，由于非倫行為測量的限制， 實證的研究往往在這方面顯得很欠缺，下一步應該是重點考慮怎么在這方面進行實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