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從影近七十年的人生，重溫與一代影星白楊、趙丹、陶金、吳茵、上官云珠等同臺出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影片的情景，回想與沈浮、史東山、鄭君里、蔡楚生、孫瑜、陳鯉庭等一流導演合作默契的拍片經歷，上海電影制片廠著名老影人高正非常感嘆老一輩藝術家的敬業精神！歷經半個多世紀，藝術魅力依舊不衰的經典名片，居然就是在當年昆侖影業公司那如此簡陋的設備、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創造出來的！如今，當年的合作者都一一離世，高正作為唯一的健在者，又豈不百感交集。
最近，我們采訪了榮獲2013年第十四屆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獎“特別榮譽獎”的高正先生，聽他緩緩講述自己當年十七歲單槍匹馬闖蕩上海灘……在昆侖影業公司（后合入上海電影制片廠）與名演員、編導之間的往事。

這個臨時拉來救場的“代戲”者，三天之后，竟成了上海灘話劇舞臺的“當紅小生”

我原名郭震，1922 年出生于北京，六歲隨全家遷到哈爾濱。從小喜愛話劇，1938 年，我和王人路（電影《松花江上》的男主角）、劉國權（電影《青松嶺》的導演）等幾個年輕人在哈爾濱成立“紅星”業余劇團，自編自演，很受觀眾歡迎。1939 年，我們在長春成立職業的“電波”劇團，演出《原野》《雷雨》《日出》等名劇，幾乎場場客滿。
然而，自發成立的劇團沒有演出經費，每去一地演出，籌措旅費只能靠典當行李；有時一天只能勉強吃一頓飯，零下三十幾攝氏度的嚴寒，幾個男演員只能合蓋一條破毯子御寒。最惱火的是偽滿軍警和日本憲兵不是看“白戲”就是搗亂破壞。我們渴望有一個安定的環境，于是決定去上海，由我先到那里闖蕩一番。東北當時是偽滿、日寇統治的地區，沒有通行證，無法出山海關。我們商量了下，決定冒險闖關。于是，我懷揣著哥哥東拼西湊借來的二十四塊錢，通過同學的父親在鐵路局工作的便利，趁深夜敵人不注意時，獨自爬上火車。趴在貨車頂上，得緊緊攥著捆綁雨布的麻繩，身體緊貼在雨布上，一動也不能動。當時北方的冬夜能凍死人，在通過山海關洞的那一刻，撲面而來的狂風幾乎要把我拖下去。我身體幾乎凍僵，雙手被粗麻繩勒出鮮血，稍不留神，隨時會從飛馳的火車上摔下來……就這樣，我南下到了上海。
到上海才發現，此時的上海，并非我所向往的戲劇之鄉。我先是被拉洋車的敲詐走四塊錢，又被一在上海的老鄉兜頭澆一通冷水：就你這個窮小子還想當演員？上海的少爺、小姐捧著金條還都演不上戲呢！你趁早還是把行李變賣了，買張車票回家去吧！
———回家？我當時想起自己從火車頂上爬下來，雙手被麻繩勒得鮮血淋淋的情景，想起臨行前哥哥寫給我的“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兩句詩，又燃起闖蕩的勇氣。
我沒有找到工作，只能從兩塊錢一天的小旅館換到兩毛錢一天的“鴿子籠”棲身；沒錢吃飯，每天只吃四個生煎包子或一套大餅油條充饑。盡管常常餓得頭昏眼花，我告訴自己必須堅持下去。
就在此時，正好趕上話劇《茶花女》的導演梅阡急于找人為劇中男主角阿爾芒“代戲”，他一眼便看中我。梅阡導演提出的條件是讓我必須當晚背下阿爾芒的全部臺詞，記熟舞臺位置，第二天晚上登臺“代戲”。
我從未演過《茶花女》，且還要頂著“北方當紅小生”的頭銜獻演，連票房掛出的票價都跟著“當紅”的招牌水漲船高。被逼上梁山，我徹夜拼命背臺詞，結果居然成功地演完阿爾芒的戲。連演三天之后，我，這個臨時拉來救場的“代戲”者，竟真正成了上海灘話劇舞臺的“當紅小生”。

“鄭君里慧眼識才，一定要我當場報名”

我這個人心直口快，經常仗義執言，愛打抱不平，出演的也多是傾向進步的劇目，不知何時已被列入特務的黑名單。在天津演出話劇《日出》，我剛走出后臺就被從南京一路盯梢到天津的女特務“關山月”等人押走了，罪名是“進行赤化宣傳”。
我后來才想起，自己喜歡名人格言，在給觀眾簽名時，總隨手題上一段名言。女特務“關山月”混在遞簽名冊的觀眾里，我記得給她的簽名冊上題的是：“世上本沒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薄皷|南西北都可以走，但終歸要走到你的目的地?！本鸵蜻@幾句話，我遭到特務的嚴刑拷打，灌辣椒水，陪綁假槍斃。我當時并非共產黨員，也不知道特務們想要我提供的東西；最后特務只好把被打得皮開肉綻的我放了出去，另派特務一路跟蹤我回到上海。
后來才得知，那三個多月，特務始終形影不離地跟蹤著我。住地早已被洗劫一空，只得另起爐灶，我與邵華等人加入杭州的“中流劇團”，繼續演出《雷雨》等劇目。
如果說被女特務“關山月”誤當共產黨關進監牢時，我還只是因為思想激進，那么，1946 年我陪朋友報考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昆侖影業公司，及至自己后來也考進昆侖，則是我不失時機地做出了選擇。
當時昆侖影業公司剛成立，已經云集田漢、夏衍、于伶、史東山、蔡楚生、孫瑜、沈浮、陳鯉庭、鄭君里、陽翰笙、陳白塵等中國電影界最具才華的編導，形成無與倫比的主創陣容。這是我所看好的。但我當時并沒有報考意愿。巧的是，負責招考演員的導演鄭君里一眼就相中我，并且一定要我當場報名。
當時作為話劇界當紅小生，我出場費上千，而在昆侖一個月只能拿四十多元，這對剛從饑寒交迫中走出來的自己來說，落差確實很大。但是我想自己當初闖蕩上海，不就是沖著有一個好的發展環境來的嗎？雖然那時“昆侖”待遇不怎么好，工資低，但在藝術上思想上很成熟。

“我凍得瑟瑟發抖，手里還得搖著扇子，頭上噴水，假裝冒汗。但是嘴巴不爭氣，一開口說話就會冒哈氣”

進入“昆侖”，我接演的第一個戲是名聞中外影壇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這也是“昆侖”拍的第一部戲。史東山導演要我出演反派人物、接收大員周家榮。我之前演過五十多部話劇，演的幾乎都是正面人物，演反派人物還是第一次，心里緊張，怕演砸，給“昆侖”丟臉。史東山導演啟發我，要想做好一件事，不但要有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有為什么要做的意識；又強調說，對壞人的塑造在京劇里是做丑角處理，電影卻不是，而是看演員思想行為和感情的表露。我要的不是壞人的尖嘴猴腮（臉譜化），要演出人物的多面性。演員不僅要有決心演好，還要有信心，加倍努力。史導演直言不諱地說，我認為你可以演，能演好，就看你有沒有決心。
時已入冬，可影片拍的卻是夏天的場景，周家榮必須光身穿一套紡綢的衫褲，風度翩翩。我凍得瑟瑟發抖，手里還得搖著扇子，頭上噴水，假裝冒汗。但是嘴巴不爭氣，一開口說話就會冒哈氣。為了不讓嘴里哈熱氣，開拍前得猛喝一大杯涼水，把氣管、食道里的熱氣都壓下去。一次拍不成，重喝，重拍……寒冬臘月，穿著單薄的綢衫還要喝涼水，那滋味確實難以形容。史東山導演說“：一定要真，如果不真就不可信，不可信就不感人?！?br>拍攝快結束時，史東山導演滿意地對我說，你演得不臉譜化，很好！趙丹說我演出了周家榮的本質，外表仍很英俊。
我當時心頭一熱，想起自己扮演接收大員與被占去房子的老太爭吵起來的那場戲。正在拍攝時，錄音師說，不行，我的機器有問題，聲音破了。導演史東山說，還可以，我認為可以過，往下錄！錄音師要求重錄，應當面對現實?，F場一時僵持不下。史東山也火了“：公司沒錢買機器！”又說“：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利用現有條件呢？你們看過劇本嗎？這出戲表現的是一個窮老婆子在與國民黨接收大員爭房子，她爭的是保命的房子，當然要激動起來，這很合理；聲嘶力竭地吵，聲音喊破了也符合當時的場景，合乎情理，合乎戲的內容，這樣處理為什么不可以？”我覺得史東山導演講得很有道理。為了劇情的需要，寧可把失真的聲音錄下來，一個錄破了的聲音，體現了他對劇情的嚴格把握。
拍攝《一江春水向東流》時有一場戲：白楊、吳茵扮演為搶戶口米被敵人趕進臭水溝的農家婦女。那是蹲在冰冷的河水里實打實地拍，而且一泡就是半天，皮膚都泡白了。不像現在，可以穿塑料內衣，那時根本就沒有塑料內衣。當時我也在現場，跳下水去，把熬好的姜湯遞給她們?！袄觥钡睦弦惠呺娪八囆g家演戲的認真態度，我至今難忘。

“大腕”明星教我如何做人

演員首先要學做人，才能演好影片中的人，這是我在進入“昆侖”之后深切感受到的。那時在“昆侖”，大家凡事都問一個為什么：一部戲好，為什么好？不好，為什么不好？怎樣才能演得更好？創作氛圍很濃，大家聚在一起，三句話不離本行，更多的是切磋藝術，談得很投緣，也很有人情味。我清楚地記得，上官云珠向我學普通話的發音，矯正吳語方言中 z、c、s 與 zh、ch、sh 不分的發聲，一點沒有大明星的架子。
記得第一次與白楊合作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她當時在影壇已經很有名望，而我是演話劇出身，一切還得從頭來，心里不免緊張。白楊坦率地對我說：“我比你大一點兒，可以做你姐姐。我只是一個老演員，不是大名人，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來，聚在一起拍戲，是個緣分。我們要考慮怎樣演好戲，要抱成一團?！币幌?，坦誠親切，如親兄弟姐妹。
《八千里路云和月》拍完后，史東山導演對我說：“我給你改個響亮的名字宣傳時用，取郭震的諧音，就叫高正，寓意著你對自己要高要求、高目標，要有高的理想；做人要高品位，要正直、正派，走正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這幾句勉勵的話，我把它作為座右銘，我也從此改名為高正。
當時白色恐怖籠罩，“昆侖”不免要與地痞流氓、國民黨反動派打交道，就不得不想方設法：為掩人耳目，只得用三條被子蓋著才能遮掩嘎嘎作響的破攝影機拍進步戲。演員們幾乎是提著腦袋在演戲。劇社組織“昆侖星期六”，白楊、吳茵和我在電臺演播進步節目，滿懷豪情地迎接大上海的新生；我們在馬路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的折子戲，圍觀的人很多，盡管身后有壞人跟著，但白楊、吳茵無所畏懼。
沈浮導演長我十幾歲，就像個鄰家大哥，很親切。作為導演，他能夠把戲中人物內心深處很深的東西挖掘出來，令人佩服；更令我對其肅然起敬的是，“昆侖”公司經濟拮據，要裁員，他首先把自己的夫人裁下來。
拍攝電影《兄妹探寶》期間，一天深夜，鄭君里突然起床，在家里翻箱倒柜找東西，他夫人黃晨得知丈夫這是為第二天要去太湖看外景的高正找個望遠鏡，想到丈夫平時家里什么事也不管，只顧翻譯和拍戲，卻舍得費工夫為高正折騰半夜，見面提起這件事時忍不住對我說，我可真要吃你醋啦！
孫瑜是中國當時唯一一位曾留美學習電影戲劇的著名電影導演，認真嚴謹、平易近人。我轉行做導演后的第一部戲就是跟隨他拍攝黔劇《秦娘美》。攝制組到貴州后，不巧他病倒了，無法拍戲。孫瑜提議由我先做起來，由他審驗，然后再去執行。雖然這是我導演的第一部戲，但孫瑜很放手，讓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有了孫瑜的鼓勵和支持，我信心倍增，從寫分鏡頭劇本到現場拍攝，再到后期工作，都是獨立完成。做每件事之前，我都給孫瑜審驗，向他說明自己的想法。孫瑜很耐心地指導，一點也不敷衍。拍攝完回上?？礃悠?，大家感謝孫瑜導演又拍了一部優秀的影片。孫瑜顫顫巍巍地站起來，說：“我必須說明，如果這部戲有成績的話，應該歸于高正；如果這部戲有什么不足和缺點的話，應該由我孫瑜負責。因為這部戲從開始到完成，都是高正負責的，但是每場戲都是我點頭同意的，如果有什么不足和缺點，是我的問題，因為我是老導演，我沒看出來……”能夠在電影之路上得到像孫瑜導演這樣德高望重的老前輩的教導、指引，我感到很幸運。
在演藝生涯中，我感觸很深的還有一件事?！拔母铩敝?，我執行導演的影片《白求恩大夫》于 1965 年拍攝完畢后，在送往中央審查時，遭到江青等人無端責難。由于江青和導演張駿祥早年的一些個人恩怨，加上藝術處理手法的不同，江青將這部影片獨自帶進釣魚臺，深鎖冷宮，不允許公開放映。于是，我被貼大字報，說我擔任執行導演的《白求恩大夫》是在跟毛主席唱“對臺戲”；說我出任《聶耳》的制片主任，是赤膊上陣，為田漢、周揚、夏衍、陽翰笙等“四條漢子”樹碑立傳；我被指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接班人”“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寵兒”。這時，正是上海電影制片廠的那些背道具、做布景的老工人無所顧忌地站出來，紛紛澄清事實真相：《白求恩大夫》不是高正自己要拍就可以拍的。選擇他當《聶耳》的制片主任是領導布置給他的任務，怎么能說是為‘四條漢子’翻案呢？高正不過是三十年代演過戲，說他是“三十年代文藝黑線接班人”完全是無稽之談！工人們紛紛對大字報憤憤指責，我沒想到就在上海文藝界重災區的上影廠，居然還會有這么多工人群眾站出來為我辯護。群眾是公道的，人心是把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