絨毛用羊（ 主要包括細毛羊、半細毛羊和絨山羊） 產業是我國畜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中西部地區農牧民從事的主要產業，該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不僅關系到廣大農牧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關系到邊疆地區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2013年，中國綿羊毛總產量41. 11萬噸，較1980年增長133.92:,但增量以半細羊毛和粗羊毛產量的增加為主，僅能滿足中國毛紡工業1 /3的原料需求，羊毛已成為中國供需缺口最大的畜產品之一。目前中國既是全球最大的羊毛生產國，也是最大的羊毛進口國，在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轉型的關鍵時期，如何在資源環境硬約束下實現適度的規模養殖以保障中國絨毛產品的有效供給，逐漸成為政府和學界關注的焦點。農牧戶是絨毛用羊養殖主體，因此考察農牧戶絨毛用羊養殖規模的影響因素，對中國畜牧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對絨毛用羊養殖規模影響因素的研究文獻以澳大利亞為主，也有部分是關于新西蘭、美國、中國及南非等國家的研究，這主要是由澳大利亞在世界羊毛生產和貿易格局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決定的。在研究內容大致可分為2個方面。一是經濟因素對農牧戶養殖規模的影響。Dahlberg[1]（1964）、Reynolds和Gardiner[2]（1980）、Hall和Menz[3]（1989） 分別采用動態計量模型、線性規劃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羊毛價格變動對澳大利亞農戶及國家層面養殖規模及產量的影響，并測算彈性。Jones[4]（2004）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羊毛產量大幅減少的趨勢進行了分析，認為國內羊毛需求大幅減少及低水平的羊毛價格是主要影響因素。Gibbon和Nolan[5]（2011） 構建了滿足凈毛價格和不同等級羊毛各自特征之間對于的定價模型，以此分析羊毛生產與價格的影響因素。二是環境因素對農牧戶養殖規模的影響。David[6]（2004）、Salahadin[7]（2009） 等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地區草場整治和管理改善方面的效果進行評價，認為這些有利于治理草場退化問題的措施有助于養殖規模的擴大和產量的提高。此外，Mohammed[8]（2006） 采用結構方程模型，研究西澳大利亞地區農戶生產決策的影響因素，引入了“生命周期”預期因素對生產決策行為的影響，但收入、投入要素、個人激勵等對農戶養殖決策的影響更顯著。D'Haese[9]（2003） 研究了羊毛行業協會體制改革對養殖規模的影響。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農牧戶養殖規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個層面，即從經濟效率[10 - 12]、技術效率[13]等角度分析，政策、環境[14]等非市場因素對養殖規模的影響多為定性分析，量化研究較少； 在研究視角上，對經營規模及產量的影響測度多集中在生豬、蛋雞等標準化規模養殖較高的產業，較少關注規?；B殖程度較低的絨毛用羊產業。有鑒于此，文中利用內蒙古、青海、新疆、四川、山西5省的實際調查數據，運用GMM回歸對影響農牧戶養殖規模的因素進行量化分析，以期獲得對絨毛用羊產業及現代畜牧業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指導價值的研究結論。
1材料與研究方法
1. 1數據來源與樣本情況
研究數據來源于國家絨毛用羊產業技術體系產業經濟研究團隊在2014年度調研活動中收集農牧戶問卷調查數據。調研點所在的內蒙古、青海、新疆、四川、山西等西部5省均為中國絨毛用羊的主產區，在養殖規模和絨毛產量上均位居前列，選取以上5省份10個縣（ 旗）122戶農牧戶數據作為分析對象，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其中問卷有效率100%,細毛羊養殖戶53戶，半細毛羊養殖戶30戶，絨山羊養殖戶39戶，分別占樣本總量的43. 4%,24. 6:和32% .
有效樣本的基本特征（ 表1） 顯示： 生產決策者的平均年齡為44. 2歲，年齡跨度從20歲- 71歲之間，其中40歲以上的受訪戶較多，占71. 1%,而30歲以下的受訪戶則很少，僅占9%,絨毛用羊養殖戶老齡化問題嚴重； 生產決策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主要集中在小學至初中學歷層次，占樣本總數的68. 1%,且有14. 8%的農牧民未受過教育； 受當地養殖習慣的影響，多數受訪養殖戶為子承父業，養殖時間在10 ~ 30年之間的養殖戶居多，占樣 本總 數的58. 1%,具有較好的養殖經驗，但勞動力轉移門檻較高； 家庭常年勞動力數量平均為2. 57個，以擁有1 - 2個勞動 力 的 家 庭 居 多，占 樣 本 總 數 的64:; 養羊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81. 1%的農牧戶養羊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50%以上，僅4. 9%的養殖戶收入不到家庭收入的30:; 此外僅有14. 8%的養殖戶本人或家庭成員擔任村或村級以上干部，加入專業合作社或協會的比例較低，僅占樣本總量的38. 5% .
1. 2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1. 2. 1理論模型與基本假定
農戶是迄今為止最古老、最基本的集經濟與社會功能于一體的單位和組織，是農民生產、生活、交往的基本組織單位[15].Schultz（1964） 提出了“貧窮而有效率”的假設，他認為農戶像任何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一樣，都是“理性人”,其生產要素的配置行為也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農戶的生產行為受利潤最大化的引導，即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是農戶在不同技術水平下的最優決策點。Chayanov（1923） 則強調了家庭規模與家庭結構對小農經濟行為的影響，小農家庭是生產和消費的綜合體，即使邊際收益低于市場工資也會持續投入勞動力，小農的最優選擇取決于自身的消費滿足與勞動之間的均衡。Becker（1965） 在Chayanov小農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了新農戶經濟學理論，該模型的前提假設條件是： 家庭是基本的經濟單位，農戶的目標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農戶正由單純的生產、消費單位變為具有多種經濟職能的載體，這一過程中，農戶行為總體上呈現出市場行為、趨利行為、競爭行為和科技行為均不斷增強的特征，而各種非市場力量在農業中的介入使農戶經濟決策行為變得難以把握[16].在此大背景下研究農牧戶養殖規模這一生產決策行為，理論模型的基本假設為： 農牧戶是集經濟與社會功能于一體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本研究根據調查區域的實際狀況將影響農牧戶絨毛用羊養殖規模的因素歸納為經濟影響因素、政策影響因素、外部環境因素和農牧戶個人及家庭特征4個方面，基本理論假設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