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農村勞動力轉移越來越成為中國當前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國家統計局發布的 《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 261萬人,比上年增加983萬人,增長3.9%.農村勞動力轉移既是一個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也是一個空間行為過程,是農村勞動力從轉出地出發,到達轉入地,并可能在轉出地和轉入地之間不斷流動的過程.其中,就業地決策是其行為核心,它將直接帶來農村勞動力就業和生活方式的變化,進而對轉出地與轉入地社會經濟產生重要影響[1-4].因此,理解這一行為過程及其機制,對探尋中國當前農民工市民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路徑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地決策是指農村勞動力對轉移就業地點的選擇,其空間特征,既反映就業地和轉出地的社會經濟環境差異,也反映農村勞動力的選擇特性.中國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就業地決策,雖然到中西部地區打工的人數有較快增長,但是其基本趨勢仍是越來越集中流向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越來越集中流向少數省份和少數城市[5],省內就近轉移和跨省異地轉移并存并更多傾向于跨省轉移[6].這是受中國當前基本區域結構因素制約的,區域間經濟差距、城市化水平、產業發展狀況等效用因素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就業地決策[7-8].然而,這種宏觀因素還要受個體屬性因素影響,通過個體認知,最終對就業地決策產生作用.正如Pasquale的研究,信息的理解過程對個體空間抉擇十分重要,遷移決策是根據對機會的感應而做出的[9].從根本上看,更為重要的正是這些機會的感知差異,而不是對諸如經濟上的工資率浮動等某些 "客觀"因素的反應,甚至也不是對簡單的 "推""拉"機制的反應[10].徐波等的研究也表明,農村勞動力對就業的感知直接影響到其就業決策行為[11-12].顯然,在區域結構因素的制約下,就業地決策就是農村勞動力對就業機會的感應乃至做出決策的過程.
環境認知是對不同抉擇機會的區位和相對可獲得性的感應[10].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認知,就是指農村勞動力面臨多樣化的就業地和就業環境,對其進行的環境外觀感覺 \\(環境感知\\)以及整體認識和綜合解釋過程,這將對其后來的行動意象產生直接的影響,進而產生具體的就業行為[13-14].
本文以安徽省四個樣本村為例,使用多項Logistic方法,探討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就業環境認知對就業地決策的影響.從微觀角度解釋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地的決策機制,加深這一空間行為的過程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地決策與環境認知的量度.
嚴善平、王格瑋等人認為,預期收入 \\(地區間經濟差距\\)作為宏觀結構因素,空間距離作為成本因素,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地決策的兩個基本因素[8、15].一般來說,農村勞動力都期望到離家近、預期收入比較大的就業地打工.但是,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這兩個因素往往不能同時兼得,農村勞動力對就業地的最終選擇往往是在兩者間權衡的結果.中國的行政區劃,往往反映了地區的經濟特性.因此,以轉出地為基點,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地劃分為本市、省內市外、鄰省、省外 \\(除鄰省\\)四個區域,探討就業地空間特性,能夠較好地考慮這兩個因素對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地決策的影響.
收入和距離對農村勞動力的影響需要通過勞動力個體的決策反映出來.認知心理學認為信息的理解過程對個體空間選擇十分重要,因此勞動力個 體 決策的 基礎是環境認知[13-14].通過 文 獻 總結[16-19],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環境認知包括就業地與就業市場2類環境信息認知,細分為6個方面:一是關于城市規模、職能、等級、經濟發展狀況等的認知,是對就業地整體形象的認識,定義為就業地形象;二是關于就業地與原居地的距離、交通方式、社會聯系的認知,定義為就業地距離;三是關于就業地勞動收入、勞動強度、勞動保護、所需技能等的認知,定義為就業屬性;四是對就業地的居住、教育、醫療、商業環境等的認知,定義為就業地生活設施;五是對就業地風俗習慣、文化娛樂、人際關系等的認知,定義為就業地社會環境;六是就業地氣候、植被、水文、生態環境等的認知,定義為就業地自然環境.據此,設計了就業地形象、就業地距離、就業屬性、就業地生活狀態、就業地社會和自然環境 \\(由于當前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影響還不是很大,因此將兩者合并\\)5個量度量表,包括55個量度題項.
\\(二\\)數據收集
安徽省農村勞動力眾多,人口分布極不平衡,以安徽省為案例地,能獲取多種類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樣本.安徽省緊靠長三角發達地區,省內經濟欠發達,農村勞動力跨省轉移就業數量龐大.本研究根據人口、經濟發展、經濟地理位置的差異性,選擇轉移就業模式有較大差異的阜陽、合肥、馬鞍山、黃山四個市的典型行政村作為樣本地,進行實地調查,獲取屬性數據和空間數據.
2012年1月15日至21日,利用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回鄉過春節的時期,研究團隊分成四個小組,分別在阜陽市太和縣雙鐘村、合肥市肥西縣周樓村、馬鞍山市含山縣湯徐村、黃山市徽州區仙和村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問卷和訪談,共發放問卷1200份,收回有效問卷1093份,問卷有效率為91.1%,平均每個村樣本在250份左右,基本能滿足數據分析的要求.
\\(三\\)分析方法
使用SPSS17.0進行數據分析.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法分析環境認知的內部維度.因子分析法是用少數幾個因子來描述許多指標或因素之間的聯系的統計學分析方法.使用該方法可以從環境認知各測量題項中,提取出少量因子,使其既能夠反映原有變量大部分的信息,又可以對原始變量信息進行綜合和反映,從而達到降維的目的.其次,使用聚類分析方法探討環境認知的基本類型.聚類是對數據空間中數據對象進行分類,位于同一類中的數據對象之間的相似度較大,而位于不同類之間的數據對象差異度較大.為了探討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環境認知的基本類型,使用K-均值聚類法進行類別判定.最后,使用多項Logistic回歸模型探討環境認知對空間決策的影響.多元回歸分析可以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探討某一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并通過對自變量與因變量取值的標準化處理,比較各個自變量影響力的大小,且可以很好地反映它們對因變量的共同效果.由于這里涉及的變量都是多分類變量,因此選用多項Logistic回歸模型.
三、研究結果分析
\\(一\\)調查樣本社會人口統計特征
分析調查樣本的社會人口統計特征 \\(表1\\),可知:抽樣勞動力更多是男性;居于21-40歲之間的勞動力比例較高;大部分外出打工者的文化程度為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比例較低;已婚人數遠遠大于未婚人數;四個村外出就業的職業類型有較大差別,太和雙鐘村以制造業為主,肥西周樓村和徽州仙和村以建筑業為主,含山湯徐村則以服務業為主.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空間決策特征
圖1和表2反映了農村勞動力最終轉移就業地與其家鄉之間的空間關系,可知:各樣本村都各自形成了以一個或兩個重要就業地為核心的輻射范圍廣泛的轉移就業空間.其中:\\(1\\)將本市作為主要就業目的地的有周樓村和仙和村.合肥作為省會城市,加之近年城市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其對省內勞動力的吸引作用已較為明顯,對周邊農村的作用則更強.黃山雖然核心帶動作用不是很明顯,但由于仙和村離黃山市工業區的距離在10公里以內,距離對收入產生了強有力的替代作用.\\(2\\)以省內市外為就業目的地的人數很少,說明安徽省缺乏核心城市,對勞動力的吸引力有限.只有雙鐘村到合肥、蕪湖等地打工的人較多.這說明,這些城市的發展,對省內經濟水平較低的偏遠農村,已經產生一定的吸引作用.\\(3\\)鄰省就業的人數在每個樣本村都占有很大比例,主要集中于長三角地區.顯然,該地區與安徽省鄰接,是中國近年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地區,從而成為安徽省農村勞動力最為重要的打工目的地.\\(4\\)省外 \\(除鄰省\\)就業的人數在雙鐘村和湯徐村較多.湯徐村比例最高,主要趨向北京方向.該樣本村雖然離合肥、南京等大城市的距離都較近,但這些城市與該村的交通聯系和社會經濟聯系都欠缺,吸引力不足,而省外大城市能夠獲得較高收益.雙鐘村省外 \\(除鄰省\\)就業以深圳、廣州為主.阜陽市雖然經濟落后、人口眾多,但地處南北要沖,對外交通發達,深圳等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對該地農村勞動力有較強吸引力.
如果以地級城市 \\(包括直轄市\\)為基準,計算各樣本村打工人數位居前五位的城市,以及各樣本村就業地數目與調研總人數的比例,可以得出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地的空間集聚特征 \\(表3\\).
根據該表:四個樣本村除了太和雙鐘村前五位城市的就業累積比例為44.04%之外,其它幾個樣本村的累積比例都達到70%以上,第一位城市的就業累積比例都達到50%以上,說明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的區域相當集中,特別是向首位城市集中、向發達城市集中;從就業地數與調研總數的比值看,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地較為分散的是太和雙鐘村和徽州仙和村,肥西周樓村和含山湯徐村涉及的打工地較少.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環境認知特征與類型
分別對 "就業地形象""就業地距離"等5個環境認知量表做因子分析,根據初期結果,刪除了一些因子載荷比較低、重復量度以及很難解釋公因子的量度項,最后剩下48個量度題項.再次做因子分析,KMO統計量分別為0.807、0.806、0.781、0.789、0.823,Bartlett's球形檢驗都拒絕各變量獨立的假設.使用主成份分析和正交旋轉方法抽取這5方面的潛在維度,共提取 "經濟發達""距離接近"等14個公因子 \\(表4\\).根據各因子得分值,可知: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環境認知包括就業地形象、距離、就業屬性、生活設施、社會自然環境認知五個方面;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首要選擇的是經濟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家鄉城鎮則是距離吸引下對外省工商業城市的一種替代選擇,說明經濟因素仍是勞動力外出打工的首要因素;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距離接近和社會聯系都有很強烈的傾向,但對后者的傾向不如前者,說明距離對勞動力外出打工影響很大,當家鄉附近城市經濟條件好轉時,農村勞動力回流趨勢就會增強;農村勞動力對外出打工 "需要一定勞動技能"有較高的正向認知,而對就業保障、就業強度、就業收入等的認知都有不盡人意的地方,特別對 "勞動保險""勞動法""就業機會""勞動時間""勞動收入"等的認可度不高,說明當前農村勞動力對外出打工環境并不滿意,主要表現在勞動收入、勞動強度、勞動保障等方面;農村勞動力對就業地的生活設施比較滿意,其中對便利性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基礎服務,對住房需求滿意度最低,特別是家鄉附近城市就業的勞動力對住房需求明顯強于其它勞動力,說明這部分勞動力市民化的傾向很強,而其它勞動力外出打工主要為了掙錢,對在打工地的生活要求不高;農村勞動力對就業地社會自然環境的整體認可程度不高,但對自然環境的認可度要高于社會環境,說明社會環境對農村勞動力融入城市社會將可能會起到明顯的阻礙作用.
為了進一步理解不同地域、不同個體農村勞動力對就業地的環境認知差異,對五個環境認知量表,使用各功能因子作為聚類變量對農村勞動力分別進行聚類分析,尋找感知功能相似的農村勞動力特征.因為事先不能確定分為幾類,所以用K-均值聚類法分別對兩分類、三分類和四分類方案進行運算,尋找理論上具有較明顯差異,農村勞動力分布也較合理的勞動力類型.表5列出了各聚類類型,表6反映了各類型在不同樣本村的人數分布.據表5-6:從就業地形象認知來看,肥西周樓村勞動力家鄉城鎮的傾向更高,太和雙鐘村則對外界就業環境的要求較高;從就業地距離認知來看,太和雙鐘村和徽州仙和村勞動力對距離接近的傾向更高,含山湯徐村則兩種傾向都較低;從就業屬性認知看,含山湯徐村、肥西周樓村對在外打工滿意度比較高;從就業地生活設施認知來看,徽州仙和村住房限制型比例較高,肥西周樓村服務限制型比例較高;從就業地社會自然環境認知來看,肥西周樓村和徽州仙和村勞動力對就業地的適應程度最高,含山湯徐村適應程度整體呈中等水平,太和雙鐘村則對就業地的社會適應性較弱.
\\(四\\)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環境認知對就業地決策的影響
為探討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環境認知對就業地決策的影響,使用多元回歸進行分析.首先將環境認知各功能類型與就業地決策的各類型做Crosstabs交叉分析,探討環境認知與轉移就業地各類型的相互關系,通過卡方值可以分析它們之間差異的顯著性.由表7可知,就業地形象認知、距離認知、就業屬性認知、就業地生活設施認知、社會自然環境認知與就業地決策有一定的相關性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不同環境認知功能類型勞動力,其轉移就業地存在顯著差異.進而將通過顯著性檢驗的環境認知功能類型納入到多項Logistic回歸模型中,以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地作為被解釋變量,以被解釋變量中 "外省 \\(除鄰省\\)"為參照組,考察各功能類型對轉移就業地的影響程度,分析估計結果如表8.
就業地形象認知對就業地決策有顯著影響.經濟環境吸引型和高等綜合吸引型的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外省 \\(除鄰省\\)就業,中等綜合吸引型和家鄉吸引型的農村勞動力則更傾向于市內就業.這說明,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受距離和經濟環境影響很大,對就業地形象的認可程度與就業地決策有很大的相關性,傾向距離接近的勞動力更多在市內就業,而傾向于經濟環境好的勞動力則更多在外省就業.
就業地距離認知對就業地決策有顯著影響.密切聯系型和距離接近型的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市內就業和鄰省就業,聯系適中型勞動力則更傾向于省外 \\(除鄰省\\)就業.可見,對距離與社會聯系比較依賴的勞動力,更傾向于在離家近的地方尋找工作,而對距離和社會聯系傾向不強的勞動力,則具有較強開拓性,在省外 \\(除鄰省\\)尋找工作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前者.對安徽省來說,鄰省 \\(主要是長三角\\)兼顧了距離接近與經濟發達,因此成為各種類型勞動力共同傾向的就業目的地.
就業屬性認知對就業地決策有顯著影響.就業屬性認知為收入保障限制型和高滿意型的的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外省 \\(除鄰省\\)就業,強度限制型勞動力則傾向于市內就業、鄰省就業.外省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滿意度明顯高于其它就業地,外省就業的限制性因素主要為收入保障因素,而市內就業更多受勞動強度限制.進一步說明不同就業地就業屬性的差異:外省、鄰省就業的總體環境好于省內,農村勞動力在外省就業更多考慮收入保障因素,省內城市就業則更多考慮勞動強度因素.
就業地生活設施認知對就業地選擇有一定影響,但不顯著.住房限制性和服務欠缺型農村勞動力,其市內就業的比例較高,住房限制型農村勞動力外省 \\(除鄰省\\)就業的比例則最低.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對就業地生活設施感知良好,說明目前安徽省農村勞動力還是以轉移就業為主,定居遷移的趨勢不強,因此對就業地生活設施等的要求還不高.而對住房和服務較不滿足的勞動力集中于市內就業,說明這些勞動力定居趨勢強,對住房和服務要求較高.
就業地社會自然環境認知對就業地決策有顯著影響.與外省 \\(除鄰省\\)就業相比,高適應型農村勞動力比中等適應型、低適應型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市內和市外省內就業.說明在家鄉附近城市就業的勞動力其適應性明顯大于外省城市,其總體生活感受要好得多,其定居的意向也較強.
四、結論
\\(一\\)安徽省農村勞動力主要向長三角等經濟發達、距離接近的城市轉移,而且集聚特性明顯,以行政村為單位,表現出向首位城市集中、向發達城市集中的特征.相對來說,省內城市的吸引力有限,主要對本市農村地區有較強的吸引力,經濟發達、距離較遠的全國性大城市對一些交通不便、遠離省內外中心城市的農村地區也有較強吸引力.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環境認知是農村勞動力對外界就業地和就業環境的整體認識和綜合解釋的過程,包括就業地形象、就業地距離、就業屬性、就業地生活狀態、就業地社會自然環境五個方面的認知.當前安徽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首要選擇是經濟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對距離接近和社會聯系都有很強烈的傾向,對就業屬性不滿意的較多,對就業地的生活設施比較滿意,對就業地社會自然環境的整體認可程度不高.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就業環境認知是農村勞動力就業地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對就業地經濟環境有較高傾向、對距離與社會聯系要求不高、對就業屬性要求較高、對就業地自然社會環境適應度不高的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外省特別是除鄰省之外的地區.而對家鄉城鎮有較高傾向、對距離與社會聯系期望高、對就業屬性要求不高、對就業地適應度高的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市內就業.這說明,對農村勞動力來說,對就業地和就業環境的認知直接影響其就業決策.農村勞動力在對就業地的形象、距離、就業屬性、生活設施和社會自然環境做出綜合性評價基礎上,選擇適合自己的就業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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