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在發達國家的討論由來已久，但是迄今為止，研究結論不但沒有呈現一致性，反而有越來越復雜的趨勢。
對健康問題的研究最初只是醫學領域的范疇，直到 20 世紀中期， 健康的決定因素開始受到一些社會學者的關注，從貧困的視角探索健康不平等現象。 研究以既定的貧困線為切點，分析貧困線以上與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健康是否存在差異，探索貧困對健康是否產生影響。 1982 年，英國著名的布萊克報告出版。 報告指出盡管英國實行了單一支付方的全民健保體制，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在健康指標上卻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距。 自此，社會經濟地位開始被認為是發達國家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從社會經濟地位的視角研究健康的文章快速增長，用不同的樣本、不同的方法討論收入、 教育和職業以及不同人口統計特征的人群在健康結果與健康風險上的不平等是這個時期研究的焦點，目前發表的文章數以百計。 盡管這些研究中也有些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的方向是不定的，即健康也會影響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但對社會經濟地位是健康決定因素之一的認同卻是壓倒性的，絕大多數的實證數據證明了這一點。
20 世紀 90 年代后， 社會經濟地位會對健康產生影響逐漸明朗，但是二者之間的機理如何開始受到關注，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政策干預的過程，使得問題更具有可操作性。 到目前為止，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機制已經有了一定的探討，但是對于整個的作用機制仍然不夠明朗，許多問題仍困擾著相關領域的研究者。 從作者在 EBSCO、Springer、Wiley 和中國期刊網上檢索到的 66 篇相關文獻看，已有的研究多數集中在歐洲和北美的樣本中，針對發展中國家樣本的還較少，對發展中國家樣本的研究仍集中在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的檢驗上，在機理研究上考慮物質因素較多，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樣本的研究結論也未呈現一致性。 研究者在探索相關議題時，往往根據研究目的關注于不同的中介變量，在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度量指標的選取上也不盡相同，這也導致了研究結論的差異。
目前針對我國樣本檢驗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之間關系的研究已有很多，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收入、教育程度與健康公平性的關系上，關于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影響機制的綜合研究還較少涉足。 本論文試圖較全面地對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中間機制及其影響結果進行綜述。
一、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研究框架進展
（一）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研究階段進展
Adler（2010）將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研 究進展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討論基于貧困線的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問題。 在英國與歐盟國家，健康不平等被直接定義為由于社會經濟地位而引發的健康結果差異； 第二階段為收入、教育程度與職業梯度對健康的影響；第三階段在基于第二階段的討論上加入生活方式、社會情境因素等中間變量；第四階段則開始考慮多水平影響中獨立變量發揮的作用；第五階段不只考慮獨立變量的作用，更考慮變量之間交互作用機制的復雜討論。
目前發達國家關于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研究已經處于 Adler 提出的第五階段， 而我國多還處于 Adler 提出的第二階段。 近期一些學者開始涉獵第三個階段。 比如黃潔萍等（2013）分析了社會經濟地位如何通過生活方式對我國城鎮勞動力健康產生影響；王甫琴（2012）以自評健康狀況為健康測量指標，得出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居民體育鍛煉的時間，進而影響自評健康狀況。 總體來看，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機制在我國樣本中的研究還非常欠缺，很多問題仍然是個黑箱，存在較大的研究空間。 發達國家與我國關于研究框架的進展對比如圖 1 所示?！緢D1】
（二）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影響的中間機制
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機制研究最初考慮結構性因素與文化因素較多，后來研究開始考慮社會心理上的因素。 Kim（2004）等比較中美樣本差異時將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機制劃分為結構機制、生活方式機制和心理機制。 Prus（2007）將其總結為物質、文化與心理因素。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與物質相關的因素影響健康。 比如醫療服務的可及性、醫療服務的質量以及暴露于有害工作與生活環境等，這些也與社會政策相關；社會經濟地位通過與生活方式相關的因素影響健康， 比如飲食、吸煙飲酒和體育鍛煉，進而健康結果產生差異。 如果將生活方式因素排除，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健康不平等會被明顯的減弱；社會經濟地位也會通過人的社會心理狀況影響健康。 比如社會支持、壓力等，有學者將其統稱為社會心理因素，因為這些往往與整個社會環境有關，進而影響人的心理，結果影響健康。 Alder（2010）在總結近期的研究時認為，除了這 3 個方面的影響外，還應加上社會情境與 3 種機制之間的交互作用。 社會情境指個體所居住的社區環境與鄰里之間關系。 生活方式、物質因素與社會心理因素這些中介變量并不是孤立地發生作用，而是交互影響，而且各種不利因素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中更容易產生累積作用。 而結構方程模型與分層結構模型等統計方法的發展也給交互研究提供了可能。Uphoff（2013）的最新研究將物質機制與社會心理機制統稱為社會資本，Alder （2010） 則狹義地定義社會資本為經濟來源。 目前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機理研究總結如圖 2 所示?！緢D2】
二、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研究相關指標的測量
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機制研究中，對相關測量指標的選擇一直沒有統一定論，研究涉及的社會經濟地位、健康以及中間機制變量每一個都是復雜的議題，很難用單一的某個指標或某些個指標完全表述，學者在做相關研究時往往根據研究關注點與數據獲得等因素選擇測量指標，然后建立起對指標選擇合理性的解釋，這也是導致許多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一）社會經濟地位測量指標選擇
對社會經濟地位的度量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有爭議的議題，收入、教育程度和職業變量被絕大多數研究采用，用其中的單個變量度量，或者幾個變量綜合度量，如何選取測量指標取決于研究者的研究興趣。 在檢索到的關于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關系的文獻中，發現社會經濟地位用收入與教育程度測量的比較多，用職業測量的相對較少。 教育程度被解釋為文化的因素， 收入被解釋為物質的因素，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財產。 Dinsa 等（2012）的研究認為職業變量是可以被教育程度變量覆蓋的，但是也有研究選擇了職業變量，認為職業可以包含教育程度與收入，并且認為選擇職業變量可能的缺失值會更少，因為在發達國家很容易獲得完整的就業記錄。 而 Stringhini 等（2010）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對生活方式的影響大于收入對生活方式的影響，同時教育程度對男性生活方式的影響大于對女性生活方式的影響，收入對男性健康的影響要高于對女性健康的影響。 按照這些理論，研究者往往根據研究對象的類型有針對性地選擇社會經濟地位測量變量。 近期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的關系也受到學者的關注。 Gong（2012）的研究強調對于美國社會的移民， 用主觀社會經濟地位測量 SES更易于揭示一些深層問題。
（二）健康測量指標的選擇
健康的度量指標有很多，但是哪個更具有權威性一直困擾著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們。 每個人對于自己的健康狀況都有一個度量的標準，但至少它應有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是測量對我們有意義的健康狀況的各個方面；二是必須能夠以適當的精確度來測量。 對于健康的度量一般從兩個角度，一個是從健康狀況（health status）角度，另外一個從健康風險（health risk）角度。健康狀況側重于客觀地描述目前健康的存量，利用一些單一或者復合指標考察目前健康的形態，可以用于個體測量，也可以用于群體測量。 而健康風險則經常被定義為一種評估方法，評估在一定時間內死亡或者患某種疾病的機會。
在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研究上，專門討論哪些健康測量指標更合理的研究目前還鮮有涉足，多數研究者根據經驗與數據可得性選擇指標。 Uphoff（2013）的研究認為在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的考量中，自評健康狀況（self-rated health）指標被用到的最多，死亡率、患病率等另外一些涉及軀體健康的醫學指標也較經常被流行病領域和社會心理研究的學者采用。 世界衛生組織等一系列研究指出，不健康飲食與久坐的生活方式是導致慢性病的重要誘因，而慢性病是死亡的重要誘因，因此考慮飲食和體育鍛煉中間機制時，將超重和肥胖作為健康結果的文獻最多，身體質量指數（BMI）是最經常被采用的指標，腰圍與腰臀比在有些研究中也會被學者采用。
（三）物質文化因素、生活方式與社會心理因素測量指標的選擇
在解釋物質文化因素中介變量時，由于學者較關注于社會經濟地位引致的醫療服務可及性以及醫療服務質量差異帶來的健康不平等問題，因此收入因素考慮的較多。 在生活方式的操作上，測量變量集中在飲食、吸煙飲酒和體育活動四個方面。
在作者檢索到的相關文獻看，幾乎都是采用這樣的操作：選擇四個指標中的某幾個或者全部。 社會經濟地位影響人的活動時間，Aspersen 等（1985）對活動時間界定為“任何骨骼肌肉運動所致的能產生能量消耗的身體移動”。 按照這個定義，多數研究在活動時間上采用的是體育鍛煉，也有一些研究計算了工作時間， 因為其余的運動形式并不容易測量，這也導致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研究對社會心理機制的測量指標選擇大多集中在三個方面： 壓力、負面情緒與認知、社會支持與社會疏離上。
三、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四種中間機制對健康影響的研究結果
（一）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物質或者結構機制對健康的影響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物質機制影響健康的研究相對比較成熟，也是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研究中涉足較早的領域，已有的相關文獻數以百計，包括對我國樣本的研究。 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醫療服務的可及性以及醫療服務的質量， 收入是較經常采用的社會經濟地位測量變量。 但是研究結論呈現差異。
一些研究認為收入越高，健康狀況越好。 因為收入直接影響醫療服務的可及性與質量， 收入越高，可及性與服務質量越好，患病率與死亡率越低。 也有一些研究側重于考量在不同的醫療衛生政策下，社會經濟地位如何影響醫療服務的可及性與服務質量。 魣sgeirsdóttir 等 （2013）對歐共體國家進行了收入與健康的研究，在整個歐共體國家中，普遍存在有利于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公平現象，但是表現出的強度并不相同，他們由此推斷這與相應的社會制度有關。 除此之外，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群體由于物質缺乏，也更易暴露于空氣與水污染、噪音、毒素等不利環境中，這些都會對健康產生影響。
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卻得出收入與健康的關系不具有統計顯著性。 物質機制的作用到底影響有多大，至今仍沒有統一的定論，自從 Lynch（2000）等提出社會經濟地位主要通過物質機制作用于健康以來，反對的聲音就不絕于耳，反對者認為縱觀全球，無論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無論采取什么樣的醫療社會政策，似乎社會經濟地位引發的不平等都有加劇的趨勢，因此這種加劇趨勢應該有物質以外的中介因素。
我國學者對社會經濟地位與人口健康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該領域，考察教育程度、收入等對健康的影響。 齊良書（2006）對收入、收入不平等與健康關系的考察結論為：收入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解決健康不平等問題的關鍵在于加強對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的醫療保障。 毛毅（2011）研究教育與健康的關系得出二者正相關的結論。 但是存在倒U 形結構， 即臨界點以下教育程度對健康的影響較顯著，臨界點以上變得并不顯著。 黃潔萍等（2013）的研究認為收入對健康的影響較小，教育程度與職業的影響較顯著。
（二）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生活方式對健康的影響
1.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飲食與體育活動對健 康結果的影響
Katja（2012）等對芬蘭城市樣本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肥胖、超重有關的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強于其他方面的關系，社會經濟地位與飲食、靜坐的相關性高于與其他生活方式的相關性。 但是影響結果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樣本中呈現出差異。 在發達國家，社會經濟地位低的群體更容易出現超重或者肥胖的結果，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更傾向于消費少量的膳食纖維、水果和蔬菜，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人往往更注重消費健康的飲食，攝入更多的蔬菜和水果，更經常鍛煉身體，這個結論在歐洲、 美國和澳大利亞等的樣本中都是一致的，對不同性別研究結論也是一致的。 但是在油脂和高能量食物的攝取上，對發達國家樣本的研究并未呈現一致性。 而在發展中國家，情況正相反，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群體飲食越不健康， 越傾向于消費更多的脂肪和糖分，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健康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谷物等相比于那些富含高脂肪、高糖分、加工過的食品更便宜，因此低收入的群體更易攝取健康的食物。 在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群也更傾向于缺少運動的交通方式， 比如走更少的路，乘坐私家車等，這些都使得他們養成不好的生活方式， 但是這種趨勢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到2012 年后會朝著發達國家的趨勢改變。 王甫琴對我國居民社會經濟地位、 體育鍛煉與 健康的關系的研究結論印證了這一假設。 但 是黃 潔萍（2013） 的研究卻認為我國城鎮居民的社會經濟地位并不通過體育鍛煉影響健康。 Dinsa（2012）等的研究進一步說明，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地位與生活方式的關系也在發生著改變，在較低收入國家，社會經濟地位越高，肥胖發生率越高，但是在中等收入國家，這一模式有所改變，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男性肥胖發生率越高，但是女性肥胖發生率越低。
2.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吸煙和飲酒對健康結 果的影響
社會經濟地位影響煙草的攝入量，可以解釋至少一半與煙草有關的死亡率。 教育程度、收入和職業都會對吸煙產生影響，對不同樣本的研究結果呈現不同。 對發達國家的樣本研究顯示，在低教育程度、低收入和手工為主的職業人群中吸煙的發生率高于相應的人群，而在低收入與中等收入國家，高收入群體相比于低收入群體消費了更多的煙草，并且比起中等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的這種差距更顯著。Pampel 等（2011）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在中等收入以上國家，教育引發的煙草消費不平等比起低收入國家更嚴重。 為什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果呈現不同，Lopez 等（1994）的煙草消費 4 階段模型或許可以解釋，Lopez 等將一個地區的煙草消費特征劃分為 4 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男性消費；第二階段為男性消費盛行，女性消費出現；第三個階段為男性消費開始下降；第四個階段對兩性消費都下降，但是比較緩慢，且受經濟地位的影響較顯著。 按照這個理論，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煙草消費乃至健康的不平等不但不會降低，反而有加劇的趨勢，因為至少在低收入國家，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會逐漸增加。
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不但影響吸煙的頻率，也影響戒煙率與戒煙成功率。 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往往難以完成戒煙， 究其原因除了吸煙成癮、緩解壓力等心理學因素的解釋外，還由于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少以及缺少戒煙的動機，因而影響了戒煙的效果，對全球范圍內的調查顯示相比較高社會經濟地位人群，較低經濟地位的人群更易吸煙成癮且難以戒斷。
社會經濟地位與飲酒的關系相比于吸煙的討論要少得多。 飲酒對身體的影響本身就是模棱兩可的。 普遍認為適度的飲酒對身體和社會都是有益的，但是超過一定的量就會損害健康，同時也會引發社會問題。 從消費總量看，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群體似乎消費了更多的酒精， 但是其中輕度飲酒，或者對身體有益的飲酒更多，而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中，酗酒行為更嚴重。 Makela（2011）對芬蘭成人樣本的研究揭示， 在與飲酒有關的死亡中，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與其相關性更顯著。Bonevski（2014）等近期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 45 歲以上群體的研究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更容易有酗酒傾向，而飲酒與吸煙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群體中也更容易產生累加作用。
3.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社會心理機制對健康 結果的影響
將社會心理機制作為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的中介變量研究出現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到了 21世紀研究開始增多。 從檢索到的文獻看，雖然研究的結論呈現不同，但是多數研究認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社會心理機制正向影響健康。 近期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念在心理機制研究中提到較多，主要強調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包括社會排斥與心理因素，進而影響健康。 壓力和負面情緒是衡量社會經濟地位對人的心理產生影響的最重要的指標。
一些研究認為壓力作為社會心理影響變量可以部分解釋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結果之間的關系。
處于一定社區、家庭、工作環境下的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會更經常處于不利于自身發展的事件或挑戰中，更容易經歷一些負面的事情，這些會帶來潛在的社會心理與行為傷害，長期作用形成了人的壓力，而這種壓力是慢性的，長此以往健康勢必受到損害。 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由于社會資本的缺乏， 也更易于形成一些不利于健康的生活習慣，比如吸煙、飲酒、不健康的飲食等。 但是也有研究認為壓力作為社會心理機制影響變量在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之間起到很小或者沒有作用，即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也可能承受較大的壓力，壓力未必是由社會經濟地位導致。
相比于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群體，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也更易產生負面情緒 （negative emotions）與情緒紊亂（emotional disorder），因為他們各方面資源都比較欠缺， 所以更易陷入沮喪的情緒中，而一旦他們陷入沮喪等情境時，他們原有的社會資源就會變得更加缺乏，這更加阻止了他們擺脫不利的環境，因此會陷入更加糟糕的狀態中。Nabi（2008）等認為控制中介變量后，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的關系可以大幅度降低。 Uphoff（2013）對此研究進行綜述，結論為較多的研究支持社會經濟地位對負面情緒的影響，進而損害健康。 但是另一些研究顯示沒有或者較少的證據支持這一觀點。在社會支持與社會疏離上， 研究認為社會經濟地位不同所獲得的支持與疏離也不同， 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較少的社會支持與較大的社會疏離增加了個體患病的可能性。
值得關注的另外一方面的研究是，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社會心理機制影響健康會持續到整個成年期。 低收入家庭往往會帶給下一代一些不利于社會心理成長的因素，比如家庭關系冷漠、家庭暴力等，而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的這些影響會持續到未來的一生，對未來的情緒控制與壓力等承受能力產生影響，這些情緒又會進而影響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因此社會經濟地位也可以通過社會心理機制在代際之間流動。
4.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社會鄰里環境以及交 互機制對健康結果的影響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上述 3 種中間機制影響健康，也會通過社區鄰里環境影響健康，但是這些中間機制并不是孤立地發生作用，而往往是相互影響疊 加 的 結 果 ， 分 層 結 構 模 型 （hierarchicalandcontextual models）的發展也給交互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方法，Warr 等（2009）的研究認為鄰里之間的不良行為影響了人的健康，這些粗野行為包括濫用酒精和毒品、危險駕駛行為、不安全感、噪音、種族主義等，而這些行為是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 但是社區鄰里環境對健康的影響有多大并沒有太多的討論，Mirowsky（2008）基于伊利諾伊州樣本的檢驗顯示，鄰里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相比于個體經濟地位的影響要小，但是存在。 另外一些研究檢驗了生活方式與社區鄰里環境的關系，認為社區鄰里環境直接影響人的生活方式，影響體育活動的時間，尤其對于飲食的影響，這導致超重與肥胖的發生率升高。 Mohnen（2012）基于荷蘭全國抽樣調查數據的檢驗顯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往往擁有良好的社區環境資本，這使得他們能夠參與更多的體育活動，吸煙的可能性更小，這些行為直接有利于健康的獲得。 而物質資本與社會心理因素同樣會影響到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心理壓力較大往往吸煙與飲酒的頻率更高。 但是相比于單個機制的研究，交互研究相對要少得多。
四、研究評述
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影響機制的研究結論可以總結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四種中間機制影響健康：物質機制、生活方式機制、社會心理機制、社區鄰里環境機制。 這四種中間機制往往不是單獨發生作用，而是交互作用共同影響健康。
（一）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影響的研究框架
目前，發達國家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的研究已經從單純的直接關系討論發展到包含復雜間接機制的綜合探討。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學者們多以貧困線作為社會經濟地位的切點，研究其產生的健康不平等；80 年代到 90 年代之間，研究重點主要拓展為對社會經濟地位內涵的理解———社會經濟地位不僅僅用收入衡量，社會經濟地位梯度的劃分更加細化；到了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研究開始關注社會經濟地位通過何種中間機制影響健康，生活方式、 社會情境與社會心理因素被引入討論框架；目前在繼續深化中間機制研究的同時，一些學者開始關注不同生態區位中間機制的復雜交互關系進而如何影響健康。
我國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的研究目前多數仍停留在直接關系的討論上，對間接關系的討論剛剛開展，對復雜交互關系的研究還未見諸于文獻。
（二）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影響的研究結論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不同中間機制對健康的影響結論呈現多樣化。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哪種中間機制對健康的影響最大，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路徑與程度是否一致，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各種中間機制如何交互發生作用還不明朗。
在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物質機制影響健康的結論方面，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有利于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群體的不平等現象，但是強度在不同社會政策下有所不同。 而在社會經濟地位的具體指標上，研究結論分化較明顯。 其中分歧最大的是收入是否影響健康，包括對我國樣本的研究。
在生活方式機制方面，發達國家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群體生活方式越健康， 而在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群體生活方式越不健康，但是研究認為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能力的增強，這一現象會朝著發達國家的情況演變。 在我國是否呈現同樣的趨勢仍有待檢驗。
在社會心理機制方面，檢驗結果最不明朗。 一些研究認為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在社會心理上更加脆弱，進而健康受到更大的損害，但另一些研究認為影響并不顯著。
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社區鄰里環境對健康的影響結論為社會經濟地位越低所處的社區鄰里環境越差，健康損害越大。 但研究還有待細化，還需對更多的樣本檢驗。
近期的研究開始關注機制的交互作用，研究相對較少。 一些研究認為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往往處于多重不利因素中， 這些因素疊加共同損害健康。
但是究竟通過哪種機制對健康的損害更大，研究結論呈現出差異性，有的研究認為是物質因素，有的研究認為是社會心理因素，也有研究認為是生活方式因素，但總體上認為生活方式因素貢獻更大的文獻占多數。
（三）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影響研究指標選擇
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所涉及的指標都為復合變量，研究者分析問題時由于指標選擇的差異也會造成結論上的南轅北轍。 但是到目前為止，指標選擇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或者相對統一的標準，學者們仍然根據研究的學科視角或者數據的方便獲取選擇指標。 而針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樣本測量指標是否應該有所區別，仍需進一步檢驗。 總體上，社會經濟地位用收入、教育程度、職業測量的較為普遍，近期也有學者用主觀社會經濟地位測量。 健康指標的選擇上，社會科學與政策科學學者用自評健康、BMI、肥胖指標較多，醫學領域學者用醫學疾病指標測量較多。 在所涉及的中間變量中，生活方式指標意見最具統一性。
（四）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影響研究方法與樣本
在不考慮社會情境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的生態區位差異時，研究方法大多采用一般計量經濟方法，用分類變量的回歸、控制變量后回歸等方法較多。 在考慮間接影響時用路徑分析、結構模型等方法較多，多層線性模型的發展使得研究社會情境對影響機制的交互作用成為可能，但是局限于發達國家樣本的應用， 針對發展中國家樣本的較少，在我國還沒有開展。 因此需要進一步探討其在發展中國家樣本中的應用，以及比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樣本作用機制的差異性。
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社會經濟地位與人口健康的關系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 雖然對兩變量之間直接關系的結論已經達成共識，但是在影響機制上還存在著分歧， 樣本的選擇仍有一定的局限，理論上仍有很多待探索的領域。 在研究方法越來越復雜的趨勢下，也使得這些探索成為可能。 比如四種中間機制哪種是影響健康的關鍵路徑，在不同的樣本中是否表現相同？ 不同的中間變量之間如何交互發生作用，作用的程度如何？ 尤其對于我國樣本的研究，這些還遠未開展。 而厘清這些復雜的機制對于人口健康政策路徑的選擇與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