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過去三十余年幾乎不計代價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問題。特權階級的資源壟斷，環境污染，資源耗竭等已成為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對政治經濟體制及社會領域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亮相后，勵精圖治，在各個重要領域都作出了改革的舉措，透露出革除過去發展之積弊的強烈愿望。然而，畢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絕對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甚至會有惡化的風險。2014年后的整體形勢，對所有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首先是經濟。2013年，中國GDP增速為7.7%,為14年來最低 .經濟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有三駕馬車，分別是投資、消費及出口。中國經濟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投資，這一點從央行的廣義貨幣（M2）發行量及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額便可發現。然而，地方債務問題及單位投資對GDP貢獻率持續下降使得政府對投資工具的操控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而民眾受到購買力的制約消費能力嚴重不足。最近紀委嚴厲打壓“三公”及行賄受賄等行為直接及間接造成的服務業萎靡的現象就似乎可以看出消費動力的真正來源。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眾所周知。勞動力、原材料及能源價格的不斷提升使制造業企業面臨成本日益增加的壓力。在商業環境并未從根本上改善的情況下，企業的利潤空間被嚴重壓縮，無疑使中小企業（尤其是外貿型企業）生存維艱。從2012年5月以來采購經理人指數 （PMI）一直在51上下徘徊 .根據匯豐發布的PMI,今年1月跌破50,新訂單指數低至50.1 .匯豐的樣本主要偏重于中小企業，因此這個數據表明中國中小企業現狀不容樂觀，且短期內將更加艱難。

房價高企，且會繼續上揚。無論如何調控，政府與房地產，官員與開放商已成為利益共同體，一損俱損，因此不從根本上打破其中的利益格局，房價問題無法解決。高房價所帶來的副作用巨大，畸高的房價對收入水平偏低的社會的消極影響尤為深遠。高房價是相對于居民收入而言的，居民收入合理，房價問題便不存在。然而在居民收入增長率一直遠低于財政收入增長率 ,勞動收入占GDP比重甚至連續22年下降 .相反，物價卻持續上升。根據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通脹似乎并不嚴重，但這明顯不符合居民對物價的真實感受。徐以升與曹建海前后就統計局公布的CPI提出質疑，后者認為2013年的CPI應該在11.4% ,前者按照人民幣的購買力計算，1978年至2009年每年的CPI應該在14% .統計局拒絕公布CPI的詳細核算方法，更降低了自己公布的數據的可信度。不健康的經濟結構已經使得中國居民收入偏低，再加上房價、物價等的重重削弱，最終導致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嚴重不足。房價與物價本身就是不健康經濟結構的產物。如果這種經濟結構在五年內不能得到根本的改革，那么必然有占社會絕大多數人口的低層居民無法生存的風險。后果不言而喻。

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分析文章不勝枚舉，何清漣的《改革30年：國家能力的畸型發展及其后果》與岳健勇的 《中國模式的神話》無疑是少有的佳作。兩位學者都對中國經濟結構提出嚴厲地批判，認為整個經濟發展模式過度強調國家主義，經濟增長具有不可持續性與低效性。簡單而言，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勞動力價格低廉，環境污染，資源耗竭，貨幣泡沫的基礎上。中國依靠低人權來維持勞動力價格優勢以實現出口增長，而目前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城鎮化將釋放新一批農村勞動力，從而繼續維持中國的勞動力優勢。然而勞動力是具有可替代性的。富士康使用機器人生產以及大量外資轉移至東南亞這一系列事件證明了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已經受到嚴峻的挑戰。而環境污染問題已非常突出，七大水系輕度污染三大湖重度污染，全國霧霾嚴重，全國土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屬污染等等一系列問題表明中國的環境問題已到嚴重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中國的高能耗也是十分嚴重的問題。2010年，鐘偉教授指出：“目前的中國，以20%的人口，耗用約全球30%的資源，提供了全球約10%的產出?！?就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建立在這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模式上的經濟都是以實現工業化結束的。然而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為發展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工業化程度卻依然低下。以人均生產總值、就業結構及城市化率來計算工業化率具有誤導性，因為這些都無法揭示出國家發展的生產效率問題。目前中國的工業附加值，高新技術出口額，勞動生產率等核心指標，在剔除外資貢獻的情況下，民族企業的技術化與現代化程度仍然十分低下。岳健勇稱之為“無技術工業化” .這種發展模式在經濟發展史上沒有先例且不符合經濟學一般規律，因此國外經濟學家，甚至諾貝爾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屢屢提出錯誤的看法不足為奇。然而國內經濟學家卻對中國經濟屢屢提出誤導性的建議，王健的“國際大循環”拉開了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序幕，而林毅夫的“后發優勢”理論則基本奠定了中國對外依賴的經濟結構 ,以及極低的內部整合程度。目前的中國，基本應驗了楊小凱當年對“后發劣勢”的擔憂，即制度變革的停滯和創新能力的嚴重缺失 .因此，對中國來說，經濟發展問題遠遠沒有解決。

其次是政治。2013年，新的領導班子在萬眾期待中啟動了改革。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出臺的各項政策，知識界不約而同地對此進行極為正面的解讀。欲了解當今中國政治的現狀及動向，了解知識分子的話語主流極為重要。眾所周知，知識界在政治與經濟領域皆有“左”、“右”之分。這原本是源自西方的政治術語，其涵義在中國卻被扭曲。就政治價值而言，在西方，“左”強調社會公平與正義?！坝摇睆娬{個人權利與自由。在各個國家略有不同。但無論如何，公平、正義、法治、自由等基本人類價值都是左與右的共識，只是側重不同。然而，中國的左派在強調社會公平的同時，摻雜了強烈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而右派在強調自由民主的同時，也存在虛無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傾向。由此看出，中國的左派與右派基本沒有政治價值共識。民族主義、虛無主義、民粹主義等對兩派來說更多表現為謀取個人利益的工具而非由真正的價值主張。具體表現為左派與右派在進行政治表述時常常不顧邏輯與客觀的基本要求而使用煽動性的語言。而政治立場處于中間或堅持價值中立的學者，由于話語權被“左”與“右”壟斷及利益空間被壓縮，出現被邊緣化的現象。這就解釋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學者的觀點越來越帶有民粹傾向。這些問題都反應了學術界急躁的求名求利心理而缺乏對真理的追索精神。

民眾政治觀點大多根據自身的教育背景、成長背景及經濟狀況等形成的偏好進行選擇。由于中國民眾整體教育水平低下及缺乏獨立思想，因此極易受到蠱惑與蒙蔽，政治觀點的選擇十分盲目。學者的影響就變得非常重要的。但是學者整體學術水平之低下及基本操守之惡劣，對整個社會造成了極為消極的影響。許多不信任學者或對政治選擇逃避的人，形成了群體性犬儒心理。他們盡管心里有一定的政治立場，但出于個人安全考慮或存在絕望情緒，選擇不關心政治。

基于中國政治思潮的現狀，對中國領導人來說，不穩定因素顯然來自“左”與“右”.因而習近平上臺之初去深圳緬懷鄧小平，爾后紀念毛澤東。這都表明這一屆領導人有著團結左與右的愿望。但這并不表明中國會順應極左的要求回到毛澤東時代，或搞三權分立等右派所主張的。去年習近平對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一度使得左派對形勢作出誤判，他們忽略掉目前特權利益集團仍然壟斷社會資源和架空國家能力的現實。而強大的特權利益集團及其附庸不會允許中國回到毛澤東的時代。同樣，右派也常常對政治改革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其實習近平紀念鄧小平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了領導層的態度 - 完成鄧小平未竟之業。鄧小平理解的政治改革與右派理解的以三權分立為主要特點的政治改革完全不同，后者恰恰是鄧小平所厭惡的 .他理解的政治改革是“要在堅持和發揚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勢的前提下，革除政治體制方面的弊端 ”,即解決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作風等問題 ,最終達到鞏固共產黨政權的目的。這準確來說是行政改革。值得一提的是，蘇聯解體及東歐巨變給中國領導人所帶來的震撼至今未消，畏懼與疑慮所產生的抵觸心理在權力集中的政治框架內使得權力擁有者不會容許任何失去其權力的改革?；谶@樣的前提，這一年由改革所引起的權力集中化趨勢，卻會增加由于缺乏合法機制而產生權力內部裂變的風險。

理解了這一點，就能明白一切的改革都是針對行政效率而言。最突出的莫過加強紀委和司法的獨立性，以及打擊腐敗和不合理公款消費行為。往后推出的政策，也都會基于這一根本目的。就這些政策的效果而言，對于遏制腐敗，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暫時達到了。但同時也帶來一系列副作用。由于公務員收入偏低，對眾多不具有尋租能力或意愿的公務員來說，要想經濟生活稍微寬裕，則不得不依賴灰色收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恰恰這部分人占公務員群體的絕大多數。如果目前的高壓政策繼續維持，那么必然會出現公務員群體出現集體抗議或集體辭職現象?；诂F實考慮，后者發生的概率更大一些。表現為又一波的“下海潮”.另外，公款消費及“送禮”一直對國民消費，GDP增長的貢獻巨大。一旦無法釋放這些消費能力，對往后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也非常大。最重要的是，這些舉措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問題。因為權力缺乏制約與過于集中的現狀并未改變（甚至更嚴重），一旦政策放松，這些問題立即死灰復燃甚至變本加厲。由于這種結構性缺陷一直存在，任何權力結構或領導集體觀念的變化都會導致政策的調整。反腐運動雖然聲勢驚人，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由特權階級所壟斷的社會資源分配機制。反而從長期來看阻斷了體制結構性問題外化過程，將會導致對問題原因及程度產生誤判。最重要的是，腐敗與合法性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決定手術式反腐將加深合法性危機。

整個國家最大的危機在于尖銳的社會矛盾。對此孫立平、于建嶸等學者分別做過詳盡的分析，高層領導也清楚地知道。社會不穩的的根源在于占社會人口極少數的特權利益集團及其附庸集團壟斷社會過多的資源，同時底層人數又過多。清華大學教授李強2005年發布一項研究顯示，城市的底層人數達55.3%,中層占26.5%,高收入群體組占18.2%;而農村社會則約有96.7%處于底層 .05年以來，中國的基尼系數不斷上升，財富分配不均問題日益惡化。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呈金字塔，準確來說呈“倒丁字型”,那么這個社會一定是動蕩或潛在動蕩的。因為缺少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矛盾沒有緩沖的空間。2012年中國群體性事件達十余萬，且每年呈遞增趨勢。制度性的原因導致地方政府缺乏解決社會沖突的有效方案，這反映了整體的社會治理能力的缺失。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往往依靠暴力手段解決突發性群體矛盾。社會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動蕩是由于暴力的暫時抑制。但暴力只能勉強維持秩序，如果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暴力只會增加民眾的怨恨。下一次的沖突只能由更大規模的暴力才能壓制。這樣，沖突力量永遠存在且逐漸加強，國家暴力卻是有其限度。國家機器對暴力有天然的依賴性，但一旦社會產生“耐暴性”或突破暴力所控的限度，那么整個社會就會陷入混亂。

最后是國際關系。中國的地緣政治形勢十分嚴峻。朝鮮半島、臺灣海峽、南海地區及中東地區，這些地區都處于微妙的平衡狀態。利益、宗教、歷史等因素錯綜復雜，大國的介入更是增加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事實上不僅東亞大國之間的關系一直處于亞穩定狀態 ,整個亞洲的戰略勢力都僅僅達到脆弱的平衡。與歐洲國家相近的宗教、文化、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結構不同，亞洲國家的整體差異巨大。美國、俄國、歐盟國家等大國又在這個地區擁有重要的戰略及利益訴求，這就更增加中國對外政策的難度。

具有悲劇性意味的是，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沒有可靠的盟友。這源于中國80年代以來不結盟的外交傳統及接連錯誤的外交政策。如今中國的地緣政治形勢已大不如前，中國需要做出改變。對周邊國家及西方國家來說，一個政治上不透明、非民主，經濟及軍事上高速發展的國家是可疑甚至可怕的。在國際秩序處于無政府狀態下，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如此。新一屆領導人對俄羅斯一系列的示好行為表明中國似乎有意與俄羅斯結盟。無論是否真實，這都只會是中國的一廂情愿。俄羅斯與中國暫時的友好關系只是蘇聯解體后前者戰略空間受到極度壓縮的無奈之舉。實際上俄國不僅在客觀上與中國存在大量的利益沖突，主觀上對中國也極不信任。地緣政治、歷史因素、意識形態等決定了俄羅斯根本不可能信任中國。事實上中國在領土、資源等問題上作出的巨大的妥協與讓步，都并沒有換取到克林姆林宮真正的信任，反而加深了其對中國的利用。俄羅斯在中日領土爭議問題上的中立聲明及其與印度曖昧的態度就清晰地表明，莫斯科更多的是將北京當作一個（潛在的）對手。而朝鮮雖然與中國具有同樣的意識形態，在經濟方面也受到中國大量的援助，但這絲毫不妨礙平壤方面對北京的不滿與不信任。這主要歸因于中朝在意識形態上的爭議和中國在地緣政治上對朝鮮的利用及控制態度。金氏政權反復進行核試驗已經清楚地表明中國對朝鮮早已完全失控。朝鮮邊境軍隊射殺中國居民的事件也可以折射出其對中國態度最真實的一面。臺灣問題一直讓中國政府頭疼，原因在于臺灣的本土意識，兩地意識形態及政體的差異。同樣，臺灣地區也牽涉到日本與美國的戰略利益，美、日、臺三方最傾向于維持臺?，F狀。但這個問題拖延下去對大陸來說極為不利。臺灣本土意識及“去中國化”風潮空前加強，09年鄭宏泰與黃紹倫的文章指出，臺灣人的本土認同感高達56.7% .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加深的本土意識將增加臺灣與大陸的疏離。時間將更不利于中國。日本與中國的沖突由來已久，主要表現在歷史問題與領土問題。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頑固態度乃是迫于國內形勢?；趪依娴目紤]，中國應該將注意力更多的關注在領土問題上。然而，日本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標志著中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完全破產。即使中國在東海問題上曾作出了對國家利益極大損害的讓步 ,也并沒有獲得日本真正的友誼。而日本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及面對中國日漸崛起的現實顯然使得東京不再滿足于充當美國在亞洲地緣戰略延伸的角色。日本對參與亞洲及國際事務日漸濃厚的興趣會引起中國及韓國的高度警惕，直接導致中韓的迅速靠近，打亂了美國在亞洲的地緣戰略布局。但無論如何，這兩個亞洲大國之間發生沖突對亞洲局勢的穩定極為不利。而中國去年的高調姿態更是打破了亞洲原本脆弱的平衡狀態，迫使周邊國家及利益攸關大國迅速作出戰略調整。美國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調整?！爸胤祦喬币馕吨绹獙χ袊绕鹨鸬膶喼蘧鶆莓a生的“破壞”進行“再平衡”.同時，印度、俄羅斯、日本及東南亞國家之間迅速走近以及東南亞國家出現要求日本重新武裝的要求，都清晰地表明中國崛起，尤其在軍事上的崛起讓周邊國家感到恐慌。

任何國家選擇均勢戰略都是出于自身安全需求的本能之舉。周邊國家逐漸增加的疑懼心理除了由于中國政治的不透明與不民主，也歸咎于中國連連失誤的外交政策。后者導致周邊國家對中國整體實力做出錯誤的估計。亞洲國家之間的差異導致整體缺乏價值共識，惡劣的安全環境歷史及現狀也決定了亞洲的國際關系范式由現實主義主導。所以亞洲國家，尤其是小國，在對自身的安全環境憂慮時會主動要求美國、俄羅斯或歐盟國家介入亞洲事務以平衡局勢。但外部的介入本身又給問題增加了更多不確定性變量。

如果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地挖掘，不僅要問，為什么中國力量的上升會導致周邊國家產生不安？為什么美國實力的增加或德國實力的增加并不會導致加拿大或法國的不安？這是國際關系的經典問題。也是最現實的問題。金融時報發表的一篇題為《深刻反思一戰教訓》 的文章值得仔細體會。中國在外交活動的一系列錯誤表現無疑將自己步步推進修昔底德困境。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實力與軟實力整體上遠遠沒有實現真正意義的強大前，就已經使得自己所處的安全環境如此惡劣。中國發展的前路，陰云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