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具體案件的裁判都是抽象的法律規范在具體事實中的適用。刑事裁判的過程就是裁判者在認定案件事實之后，尋找合適的法律依據作為裁判規范，做出裁判結果的過程。只有把抽象的、普遍的刑法規范與具體的、特殊的事實相耦合，法律的實踐才能得以進行，而這個將法律規范與事實相對接的過程，就必然借助法官的實踐操作，即必須由法官在具體個案中完成把“法律文本”轉化為“裁判規范”,做出最終裁判結果的任務?！叭绻堰m用刑法的活動比作一幕話劇的話，那么，法官便是該劇的總導演，沒有法官這個總導演，適用刑法這幕話劇就無法上演?！?所以，在刑事裁判過程中，法官的介入和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他對刑事裁判過程以及裁判結果的形成，具有不容小覷的影響。

一、法官解釋法律對刑事裁判的影響

法官在刑事司法活動中，依法行使裁判權，將法律適用于具體個案，就必然要解釋法律，因為不經解釋即可適用的法律是幾乎不存在的。關于法官在刑法適用過程中對法律的解釋，又稱法官適用解釋、法官刑法解釋、法官解釋等。

對于法官解釋法律應如何定性，在我國的理論界一直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存在各種不同觀點，不同學者在分析法官解釋法律的性質時，所立足的理論基點是不同的，研究視角決定其對法官解釋法律的定性。但是不管這些觀點之間如何分歧，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法官解釋法律這一現象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是存在的，并且大量存在著，而承認這種存在就是我們研究的前提。

（一）法官解釋法律的必要性

法官解釋法律是有必要性的，或者說是有現實基礎的。法官解釋法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律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刑事裁判領域內作為裁判依據的法律包括刑事立法、刑事立法解釋和刑事司法解釋。

首先，罪刑法定原則下的刑事立法具有普遍性、明確性、穩定的特征，卻又帶有語言的模糊性、內容的不完整性、滯后性等天然不足。所以，在具體案件中適用刑法時，對普遍的人來說是公正的法律規范，可能對特定人來說就出現不公正；本來明確的法律條文，可能由于犯罪現象的復雜性而變得模糊起來；面對不斷發展的社會現實和觀念，具有穩定性的法律規定從頒布的時候就已經成為落后的“死”教條。所以這些法律的局限性需要法官在適用過程中，通過解釋法律和自由裁量，才能實現法律自身的公平和正義。

其次，我國的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都具有較強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具體案件的裁判中，法官仍然要對這些有權刑法解釋進行再解釋，才能準確適用。立法機關所做出的立法解釋仍是一種立法，擺脫不了立法本身的局限性，而司法解釋也不是針對具體案件的裁判，是面向全部司法機關而發布的司法文件的，具有準立法的性質，是對“世”的，而不是對“事”的，是抽象的規定，而不是具體的說明，因而很多情況下不能直接適用，而是需要對司法解釋進行解釋才能適用于具體案件。法律文本在制定過程中的原本含義，由于種種原因，即使在立法者那里，也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清晰。因此，由立法者或法律制定者之外的法律實施者解釋法律，尤其是由司法裁判者在利害雙方或多方充分參與的情況下解釋法律，更符合客觀公正地實施法律的要求。裁判永遠是針對個案的裁判，刑法在個案中的解讀才具法律效力，法律的生命力也是在個案解釋中得以保持。

（二）法官解釋法律對刑事裁判確定性的影響

詮釋學告訴我們，對于一個文學文本有多少個讀者就有多少種理解與解釋，同一個讀者在不同的時期和情境下閱讀亦會有不同的感受，這是正常的。這種情況在司法領域，在解釋刑法的時候經常出現，如“兩高”的解釋相互沖突、學理解釋間相互對立、不同法官的解釋各種各樣，法律解釋這種的多元性特質，就會影響具體案件的裁判的確定性。但是，在這些沖突中，“兩高”的解釋沖突可以通過立法機關做出權威性的終極決定來解決，學理解釋因為不是有權解釋對裁判的影響是間接的和隱性的，所以法官解釋的多樣性對裁判實踐的影響才是最直接、最重要，因為法官解釋在個案中是權威性的、獨斷性的。貝卡利亞在談到法官釋法的問題時曾指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在不同的時間里，會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因而，法律的精神可能會取決于一個法官的邏輯推理是否良好，對法律的領會如何；取決于被告人的軟弱程度；取決于法官與被侵害者間的關系；取決于一切足以使事物的面目在人們波動的心中改變的、細微的因素。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公民的命運經常因法庭的變換而變化，不幸者的生活和自由成了荒謬推理的犧牲品，或者成了某個法官情緒沖動的犧牲品?！?/p>

另外，作為歷史事實，法律與其時代有一種功能上的關聯性。但是時間并非靜止不動者，立法當時，以立法者所預期的方式發生作用者，其后可能發生非立法者所預期，或非原所愿意認可的作用，因而，規范環境的演變可能導致迄今標準的規范意義之改變--或限縮之，或擴充之。易言之，法官對刑法的解釋，尤其對是規范中某些概念或術語的解釋是與時俱進的。例如，我國刑法有關于“賣淫”罪的規定，同性之間進行性交易行為，是否屬于賣淫行為？按照立法當時的情境來看，立法者顯然對賣淫行為的理解是狹義的，不能涵括同性之間的性交易行為，而且司法實踐中也是如此，在面對首例組織同性賣淫案時，法律適用者對賣淫行為的解釋遵循了立法時的預期，不認為其構成犯罪，但是后來規范所處的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同性性交易行為越來越多，社會危害影響越來越大，固守之前的理解不利于及時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的安定，所以法律適用者改變了看法，將同性性交易行為解釋為賣淫行為。

最后，在形形色色的具體刑事案件裁判中，有時僅僅直接依據法律規范，法官并不能做出比較合理或者能夠真正實現正義的裁判，需要法官進過價值判斷，將法治的精神理念、刑法的基本原則，各項基本刑事政策完美地融匯到裁判活動中，才能實現刑法的價值與刑罰的功能，使裁判結果達到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的統一?！爱斠豁椪椒晌墨I表現出可能會產生兩種解釋的模棱兩可性和不確定性--事實往往如此--的時候，就應當訴諸非正式法源，以求獲得一種最有利于實現理性與正義的解決方法?！倍@個過程中，法官的能動性的發揮，就可能左右案件的裁判。法官在裁判案件時，基于本案案件事實這一特定情境之下，除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還要考量很多因素，例如許霆案，原一審判決嚴格依法辦事，結果受到從法制內到法制外的質疑與反對，最后，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念引入，重新進行價值判斷，重新解讀案件與法律規范，啟動特殊減刑制度，改判結果才具有較高的接受度。

可見，法官在刑法的適用過程中，如何理解和解釋法律條文，以及如何消化和運用法治的理念與基本政策，在一定情況對具體案件的裁判具有決定性影響。

二、法官個人因素對刑事裁判的影響

法官作為一個自然人，進入刑事裁判領域中，不可避免地會將個人因素帶入到工作中，潛移默化地對裁判活動產生影響。這里我們首先排除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為，僅就一個公正、盡職的法官為標準，仍然無法擺脫個人因素的對刑事裁判活動和裁判結果所起的隱性作用。正如蔡墩銘先生所言：“審判既系任由人為之，則人之心理對其所為之審判，不無影響?！北疚闹饕x取以下幾個方面來研究。

（一）法官的個人經歷

法官的個人經歷主要包括家庭經歷、教育經歷、社會經歷等。每個人的經歷不同，成長與生活環境不同，可能會塑造出不同的個性差異，而一個人的這種個體特質又會體現在這個人的活動中。美國法學家波斯納在談到法官經歷對法官審判的影響時，曾舉了一個例子?！坝薪淌诜啥撬饺藦臉I背景的法官，趨于對出庭律師更苛刻，因為與私人從業起家的法官相比，這些法官更少洞悉時間、金錢以及當事人壓力給律師帶來的約束。學界出身的法官的不寬容態度會影響他們對期限以及其他程序規則的執行的嚴格程度，也會影響他對犯錯律師的制裁?！?/p>

雖然我國的司法體制與法官任職制度與美國不同，但是這種法官的個人經歷都是可能存在的，對案件裁判可能起到的作用和影響有時是共通的。如果一個法官出身比較清苦，更能體會普通百姓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的艱辛，對與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情感可能更為激烈一些，例如遇到強拆致人死亡的案件，可能在定罪量刑時更為嚴格；如果一個法官有過出國留學經歷，可能對法治和人權的理解與追求更為理想化，對可能判處死刑案件的態度會更為寬容等等。

（二）法官的裁判心理定勢

心理定勢是指個體人格在人的某一較為穩定的職業中的集中表現，幾乎可以概括個體的人在某一特定工作或行為中的全部人格的心理活動態勢。那么，法官的裁判心理定勢就是指法官在長期的審判活動中逐漸形成的對犯罪與刑罰的認識，并將其反映到個案的具體裁判中的一種較為穩定的心理態勢。這種心理定勢的形成原因是多元的，最主要的是法官的職業工作經驗，比如，參加工作的時間、參加審判工作的時間、審理案件的數量、審理案件的類型、審理同類案件的數量、所經辦的案件的上訴率、被發回重審的比率、被改判的比率，等等，這些因素綜合作用，決定法官的裁判心理定勢。法官的裁判心理定勢對具體案件的裁判的影響是很隱蔽的，一般來講，一個法官剛一接觸某一案件，對案情有了基本了解后，就會有一個初步的判斷和大致的裁判結論，這時心理定勢就起了作用，并且在進一步審理過程中，法官會不斷修正其判斷，最終形成裁判結果，這個結果一般不會突破其長期形成的心理定勢。這種裁判心理定勢，有的關乎罪與非罪，有的關乎此罪與彼罪，有的關乎刑罰輕重。

（三）法官的法律素養

這里所說的法官的法律素養是指法官認識和運用刑事法律的能力，包括法律知識、法律意識和法律信仰。這里對法官的刑事裁判活動影響最大的是法官的法律知識，不僅包括刑法條文中的規范性知識，還包括刑法學中的理論知識。首先，我國刑法理論中一直存在的一個未解之題，就是對犯罪行為的刑事違法性的判斷，是采行為無價值論還是結果無價值論？例如把尸體當成活人來砍殺的行為，如果法官擁護結果無價值論，就會認定以上行為無罪，如果法官擁護行為無價值論，就會認定以上行為屬于犯罪未遂。其次，法官對刑罰目的的不同認識影響對相同案件的裁判結果。例如，一位進城務工而沒找到工作的青年因為饑餓搶劫了500元人民幣，我國《刑法》第263條規定搶劫罪的基本犯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并處罰金。合議庭在評議時，有人認為該被告人因為饑餓而搶劫，動機上具有可憐憫性，可從輕處罰，主張對其判處3年有期徒刑，緩刑4年；而另一位法官則認為由于當前進城務工而沒有工作的流動人口比較多，此例一開，必然有很多人以此為借口進行搶劫，從而引起社會的不穩定，主張從重處罰，對其判處5年有期徒刑。緩刑與5年有期徒刑之間相差甚遠。從本案中，主張判處緩刑的人強調的是特殊預防，認為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較小，沒必要判處重的刑罰；主張判處5年有期徒刑的人強調一般預防，認為如果不判處重的刑罰的話，會起不到震懾他人的作用，導致其他人有借口再實施此類犯罪。

法國作家蒙田曾說過：“法官的心情和脾氣天天都在變化，而且這些變化常常都反映在他的判決中?！北M管這種說法有些夸張，但是至少說明法官作為介入因素，對刑事裁判的影響是無法消除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每一個案件的裁判結果都深深烙著法官的個人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