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消費者權益維護的問題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呈現出新的特點.盡管有法可依，但是維權難的現狀依舊存在。為此，我國法學界學者也作出過多種論述，關注了相關的熱點問題。如消費者權益維護的公益訴訟制度建立、新消費領域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消費者維權新途徑探究、重大產品缺陷與消費者權益保護等。但是將消費者權益維護尤其是群體權益的維護與企業責任掛鉤的相關論述卻很少，消費者群體權益的維護應當追根溯源，經營者的責任確定很重要.針對出現規模性消費者群體權益受損事件分析，作為義務承擔主體的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確立和具體化能對此起到積極的作用.本文擬從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的承擔問題著手分析，確立群體性消費者維權難問題的新思路。

一、相關概念的分析

（一）企業法律責任定義分析

理解企業外部法律責任概念，應當界定為法律責任中的一種。最先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是英國人奧列弗·謝爾頓（OliverSheldon），在我國，對企業責任的研究則是先從經濟學領域開始，繼而到法學領域.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僅僅局限于企業的權益維護（主要是營利權的實現），更關注企業在源源不斷從社會獲得利益同時所應當承擔的義務，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與整個社會利益衡平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2005 年修改的《公司法》和2006年修改的《合伙企業法》均把企業法律責任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確下來。對于企業法律責任學者們有不同的認識，如認為企業法律責任是由具有法律強制約束力的“硬法”來調整的，是企業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法律對這種社會責任大多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及責任實施標準，如未履行相關的責任則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上的否定性后果.

企業法律責任是對企業的“硬約束”,是以國家強制力作為其現實履行和潛在保證的義務，它是指法律上規定的、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在謀取自身及股東最大經濟利益時，應遵守法律、法規，不得違背社會和諧及社會發展的要求，并因此而為相關利害關系人履行相應的社會義務.結合已有概念分析，可總結出共性表現：首先企業法律責任必須是法律法規所規定的，并非道德或者其他方面所導致的；其次企業法律責任必須是為了相關利益人利益保障而設置的；再次這樣的法律責任不是一種引導性的，若不遵照執行則要承擔對自己不利的后果，也就是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梢?，學界對于企業法律責任含義的界定，已經基本達成一致.

（二）企業外部法律責任辨析

就企業法律責任分類而言，通說是看這種責任是所對應的相對人內外標準進行劃分為內部責任和外部責任。內部責任所對應的主體包括：

1.股東、投資人等企業的委托人；2.企業的聘用人員，這里的聘用人員包括了企業的高級管理者乃至一般員工.對于企業內部責任的細化，已經有《公司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的約束。外部責任則是企業存續期間與相對人發生一系列法律關系而產生的責任，這些相對人諸如其他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政府及相關行政部門、交易相對人、消費者等?？梢哉f，這種外部責任針對的主體是多樣化的，結合對于這種外部法律責任承擔問題，國家已經進行了相關的立法，有關消費者權益維護主要體現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之中，而對于外部責任在消費者群體權益維護方面的系統化和具體化規定，則仍處于一種空白狀態。企業在經濟領域通過經營獲得利益，而利益實際的提供者則為消費者。獲利的同時應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種責任的承擔同時是逐步實現社會利益的過程。接觸企業外部法律責任問題，帶來的收益絕非僅僅消費者個體本身，它所造福的必然是影射到相同或者類似的消費群體乃至對社會利益產生影響。

（三）消費者群體利益

何謂消費者群體利益，迄今并無定論。消費者群體利益則經常與公益訴訟聯系在一起.公益訴訟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相關的公民根據法律的規定，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針對侵犯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違法行為，向法院提起的訴訟，由法院通過司法程序追究和制止違法行為并藉此維護公共利益的一種法律制度.

對于消費者群體利益的理解，并不是簡單把其視為一個普通群體這么簡單，可以把其界定為消費者群體因某種共同消費法律關系而產生的共同利益.其特征是消費者不再局限為個體，而是有一定人數的群體；這種群體在受到侵害時是基于相同的消費商品、服務的供給使用關系。如“三鹿奶粉事件”導致的不特定消費者或者使用者權益受損，這就是消費者群體利益受侵害.

有學者認為，應當將群體訴訟和公益訴訟區分開.這種觀點無可厚非，但是群體利益是否可轉化為公共利益，仍然是值得期待的.

二、企業外部法律責任與消費者群體利益的關聯性分析

從“蘇丹紅”到“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國家已經在立法上做出相應的反應，但是法律永遠滯后于社會形勢的變化.新出臺的《食品安全法》面對層出不窮的企業造假售假現象，在質量檢查技術標準、檢查的力度、食品的質量和安全保障上仍然存在不少的難題.最近的一系列諸如“蜂蜜造假”“、蜂膠造假”、“液化氣中摻入二甲醚”等事件也一再刺激消費者脆弱的神經，共同點體現在涉及的受害消費者人數眾多、個體維權困難，即使部分消費者獲益，在全國范圍內因此而同樣收益的消費者卻無法將利益“同等化?！北M管已經有《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強化經營者責任的法律加以護航，可是在質量監督、技術標準把握等方面依舊仍有許多難以通過現行法律解決的問題。尋求有效的約束機制已經成為立法的重要內容，此時確定企業的外部法律責任對于消費者群體權益的維護是十分關鍵的.這種關鍵體現在責任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地鞭策企業積極監督自己的行為，改變以往的行政外部監督和社會監督的非主動性.通過消費者群體權益的維護使得企業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從而預期將來要支付的成本，這種成本不僅僅是違法成本甚至是對其未來經營產生影響，那么就會使得它將眼光放遠，自覺維護市場秩序。而就消費者群體權益保護而言，權利的實現就不再是“單槍匹馬”而是群體行為甚至是擴大至不特定消費領域的全民維權。

為何判斷企業外部法律責任制度確立能更切實有效地保護消費者群體，分析如下：

1.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的確定更具備

自律性。法律對社會主體起著規范、教育、引導、強制作用的。對于社會每一個主體而言，權利與義務的相對應可以督促主體的完成應有的社會義務，當這樣的義務變得切實可行且具有約束力的時候，那自然就達到了法律立法所追求的目的。同樣，如果企業對于消費者產品或者服務的提供能夠清楚地界定為直接責任并一并適用于這一領域的消費群體時，責任的加重自然也就能在成本上使得企業放棄原本要從事的違法行為。2.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的確定是消費者群體維權的重要法律依據。法律上的邏輯是“無救濟則無權利”（RemedyPrecedes Rights），消費者群體要使得自身的權益得到維護，必須相對應的要求企業承擔責任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鑒于現行的訴訟法并無將公益訴訟納入其中，而另一方面小范圍的群體訴訟在消費領域中又存在著難以集中消費者、難以達成一致共識而無法快捷地維權.若是明確的救濟方式能夠以明文法律規定的形式確立下來，群體利益才能以更快速、公平的方式實現。3.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的確定能使消費者群體利益維護更加具有可行性.我國審理案件的基本原則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企業外部責任承擔的細化具體到實處，對于消費者群體維權是更有利的。這樣的優越性體現在如由企業承擔相關的舉證責任，調整在信息不對稱的不公平消費關系中的消費者舉證難的弱勢地位.

由此可斷定，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的確立與消費者群體利益的實現有著直接而實際的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研究，這對于消費者維權的私益轉向群益再轉向公益是大有裨益的.

三、以保護消費者群體利益為目的的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的構思

（一）基于對消費者群體利益保護的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立法模式

《公司法》、《合伙企業法》等法律盡管已經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入法，但是何謂企業責任、企業責任的類型、責任的承擔、如何履行、責任不履行的救濟措施并未詳細規定，這樣的原則性條文無疑是空洞的.鑒于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類型不一，相關法律制度也并不完善，缺乏統一的企業責任法?；谖覈洕l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國家考慮更多的是扶持企業發展，若要馬上起草完成這樣的法律是不現實的，即使完成也是不成熟的。故排除掉大一統的企業責任立法，選擇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增添消費者群體保護的條文，這樣更具有專業性和可操作性。這種立法拋棄以往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一對一的負責模式，群體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就是企業法律責任的承擔問題，更能夠從各個方面約束企業行為，起到威懾的作用，將消費領域的侵權遏制或者消滅在萌芽階段。同時，消費者維權無論是個體或是群體都能直接尋找到法律依據，降低了維權的成本。

（二）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確立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的內容

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對于企業外部責任主要是規定經營者責任，這樣的主體定位有利于消費者最大限度地找到求償主體.但是對于消費者群體利益問題的發生，絕大多數出在具有相當經營規模的企業身上。對此，有必要進行區分。責任性質問題，應當明確為法律責任，這是立法的基礎。責任承擔，確立是存在著過錯的企業經營者.責任的分類，應當是一種綜合責任，根據所違反的法律分為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首先是確立新的賠償模式，即個體的受惠應當推及群體，將賠償的標準規范化和量化，并按照程度的輕重加以賠償分配，強制性的規范條款能夠達到這樣的效用。新的賠償模式有別于以往的單獨割裂賠償模式，也能消除分別賠償基于相同的受損事實而因種種原因出現的不公.其次是賠償方式的創新。

這樣的創新體現在應當引導消費者群體進行協商處理賠償事宜，解決任何群體事件時在無法得到企業足額賠償時，協商賠償機制有利于督促問題實際快速解決.可由消費者受害群體推選代表，在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協調下進行處理，更利于賠償款項能夠直接確定和兌現。再次應當關注企業的舉證責任問題。按照民事訴訟一般規則，采用的是“誰主張，誰舉證”,如果不能舉證則將承擔對自己不利的后果。這種傳統觀念的羈絆和束縛，對于消費者群體利益維護是不利的.基于信息獲取和披露問題，企業本應承擔更重的責任。這種責任不僅僅體現在維護消費者的知情權等方面，更應該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有所凸顯?？稍凇断M者權益保護法》修改時確立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平衡消費者群體與企業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三）維護消費者群體利益的企業外部法律責任監管

筆者結合企業信用缺失問題，擬建議增加新的監管主體.即在出現相應消費者群體受損事件時，將企業信譽根據事件等級輕重納入到企業的信用檔案中，并加強監控.一定時間后依舊存在問題的應當在其生產的產品或者提供的服務中降低其質量評價等級，以此達到警示企業的效果.考慮到一些企業情愿選擇終結企業經營而轉移資金、人員東山再起，可以把主要經營者的信用信息進行掛鉤入檔，改變以往對企業行為監控不嚴的局面。由此可加大企業違法成本，在維護消費者群體利益的同時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