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解決王朝危機， 道是王安石再造秩序的核心理念， 法度、人才、理財則構成道衍伸的三個核心范疇。道與法的貫通必須經由術而實現， 士大夫在宋代治理結構中十分重要， 王安石通過對儒家經典的改造， 實現了對意識形態的重塑和強控制。此外， 皇權是變法啟動的原動力， 同治格局以君臣對道達成共識為前提， 儒生君權的結合為秩序再造提供了超級組織力量與實踐動力。然而， 變法的國家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使改革脫離了原有的社會基礎， 變法即失于勢。
關鍵詞：王安石； 秩序； 結構； 偏離； 國家； 社會；
學界對王安石變法已有不少研究， 法學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法史學和部門法學， 從法理學視角探討王安石變法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 特別是從北宋治理結構中闡釋王安石變法困境的研究成果依然少見。眾所周知， 北宋中期， “積貧積弱”的現狀造成了民眾的日益窮困， 國家對內不能維護國內秩序， 對外無力對抗遼夏的干擾， 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其主要表現為機構重疊、超編導致的冗官問題突出；“兵賑”引起軍隊擴張極為嚴重以及隨之而來的財政危機；豪強兼并勢力膨脹及其沉重的賦役負擔等問題， 王安石的新法措施主要致力于解決上述問題。本文嘗試從道、術和勢三個維度闡述王安石變法的具體理論與實踐， 以期為我們還原和理解王安石的思想及其實踐提供一個獨特的角度。
一、“道”:再造秩序的核心理念
在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邏輯架構中， “道”構成了再造秩序的邏輯前提， 而作為具體法度的禮樂刑政則構成了“道”的延伸， “法”由道生則是其最為純粹與經典的表達。王安石的“大全之道”論為我們理解王安石的秩序理念提供了一條隱微的路徑。王安石認為， “道有本有末， 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 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 故不假乎人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 故待人力而后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 則是圣人可以無言也， 無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萬物以成， 則是圣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 無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 必制四術焉。四術者， 禮樂刑政是也， 所以成萬物者也?！盵1]《老子》723所以， 王安石認為“道之本”與“道之末”的區別在于：道之本出于自然所以“圣人”無法參與， 而道之末關涉人事則是圣人可以通過制定“四術” （禮樂刑政） 而有所作為。因此， 王安石通過將“道之末”的禮樂刑政納入“道”的范疇為秩序再造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此外， 王安石對北宋面臨的秩序危機進行了深入的闡述。他說， “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 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 天下之財力日益窮困， 而風俗日益衰壞， 四方有志之士， 諰諰然?？痔煜轮貌话??！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0因此， 王安石認為王朝危機從宏觀方面來看主要包括內部危機 （如何實現富國強兵） 和外部危機 （如何扭轉與遼、西夏的被動局面） 兩個方面， 從微觀方面來看則包括如何解決“財力”和“風俗”危機兩個層次。從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實踐來看， 由“道”衍伸出的“法度”“人才”“理財”構成了王安石再造秩序的三個核心范疇。
1.“法度”是秩序再造的中心
“法度”是秩序再造的中心， 秩序危機的產生正源于“不知法度”.①王安石認為， “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 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 ……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笔聦嵣?， 從北宋中期暴露的問題來看， 正是長期奉行“祖宗之法”導致既得利益固化的必然結果?！氨彼握鄰钠浣⒅蹙唾x予豪紳大地主以種種特權， 后來這就成為北宋王朝的一種傳統政策?！盵2]北宋初年， 為了避免重蹈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弊端， 因而制定了寬柔的治國策略， 實現了武將政權向文官政治的轉變。在“不殺士大夫”和士大夫享有諸多特權的“祖宗家法”的庇護下， 士大夫的政治、經濟地位得以迅速發展， 同時也導致了豪強兼并勢力的迅速發展， 最終導致了危機的發生。
王安石認為“祖宗不足法”, 王朝的秩序再造必然要通過“法先王”來實現。他說， “賴非夷狄昌熾之時， 又無堯湯水旱之變， 故天下無事， 過于百年”[1]《本朝百年無事劄子》444, 所以， 本朝百年無事的原因并不在于奉行祖法。相反， 王朝危機正是長期奉行祖宗之法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王安石認為， 危機產生的原因在于“方今之法度， 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0此外， 王安石認為， “夫圣人為政于天下也， 初若無為于天下， 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 其法誠修也?！薄吧w君子之為政， 立善法于天下， 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 則一國治?！盵1]《周公》678因此， 先王之法為秩序再造提供了實用的歷史經驗， 而且先圣們使天下得治的經驗正在于修法和立善法。
然而， “法先王”當“法其意”, “權時之變”則構成法其意的核心內涵。王安石認為， “古之人以是為禮， 而吾今必由之， 是未必合于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為義， 而吾今必由之， 是未必合于古之義也?！裰藧鄲嗳磺蠛嫌谄溘E， 而不知權時之變， ……事同于古人之跡而異于其實， 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矣， 此圣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盵1]《非禮之禮》713而且， 王安石認為， “是故星歷之數， 天地之法， 人物之所， 皆前世致精好學圣人者之所建也。后世之人， 守其成法， 而安能知其始焉?！盵1]《禮樂論》702因此， 法度雖然是先圣們建立起來的， 但是要適時地予以變更， 而王朝“所遭之變”和“所遇之勢”構成了“法其意”的重要依據， 最終為王安石的變法改制進行了正當性的論證。
總而言之， 我們可以將王安石的法度理論概括為修法、立善法和變法三個層次。具體包括：其一， 修法度， 即宏觀意義上的“立法”問題。其二， 立善法， 即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認為的“良法”治理的問題。其三， 變法。如何立善法？王安石認為， 法度要適時的予以變更， 以趨圣人 （先王） 之意。
2.“人才”是秩序再造的重要內容
王安石認為， “人才不足”是王朝秩序再造的阻礙。他說， “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 合于先王之意， 其勢必不能者， 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1“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離婁上》） , 王安石同樣認為， “制而用之存乎法， 推而行之存乎人?！盵1]《周禮義序》878因此， 法的實踐最終還是由人“推而行之”.此外， 天下治亂與賢才是否得用密切相關。他說， “蓋夫天下至大器也， 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 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t才不用， 法度不修， ……曠日持久， 則未嘗不終于大亂?！盵1]《上時政疏》424
冗官問題是王朝危機產生的重要動因。宋代官員的冗濫主要表現在官僚機構重疊、腫脹， 編制龐大；員多闕少， “天下有定員無限官”, 嚴重超編；官員素質低下， 驕橫、貪婪、無能三方面。[3]金觀濤認為， 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腐化是政治結構中主要的無組織力量。這種無組織力量的增長， 導致一體化調節功能逐步喪失， 官僚機構老化腐朽， 國家趨于崩潰。[4]89于是， 人才的冗濫和低效成為了秩序再造亟需解決的問題。
王安石認為， “陶冶失其道”是人才不足的主要成因。他說， “先王之時， 人才嘗眾矣， 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 非其道故也?！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1他認為， 傳統科舉取士太過于注重“強記博誦”而忽視了對“世事”的關注， 最終敗壞人才。他說， “方今取士， 強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辭， ……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 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 育不必博， 略通于文辭， 而又嘗學詩賦， 則謂之進士?！虼硕扑弥寄?， 不足以為公卿， 不待論而后可知?！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8于是， 王安石闡釋了其“眾建賢才”的方案， “所謂陶冶而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2因此， 人才在王安石秩序再造的理論與實踐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中已蘊含了王安石意圖改革經義科舉制度的長遠規劃。
3.“理財”是秩序再造的重心
如何解決財政危機是王安石秩序再造的重心。宋代是一個“因養兵而亡國”的朝代。[5]在“內外相維”治國策略和遼夏的襲擾下， 北宋王朝必須不斷增加軍隊數量。此外， 兵賑和募兵制也是軍隊擴張的重要原因。從宋太祖建國初年到宋英宗治平年間， 宋的軍隊幾乎增長了6倍。以宋太祖建國初年為基數， 宋朝的軍隊在仁宗慶歷年間達到頂峰， 雖然在英宗治平年間雖稍有回落， 但軍隊總數整體仍處于高位運行。[6]21而且， 根據蔡襄的統計， 皇佑中 （1050年前后） 軍隊每年支出總額達四千八百馀萬， 占全部收入的的六分之五。[7]總之， 從仁宗慶歷以后， 北宋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王安石認為“財力日益窮困”的原因在于“治財無其道”“理財無法”.他認為， “自古治世， 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 患在治財無其道耳?！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7在分析北宋中期的財政危機時， 王安石說， “其于理財， 大抵無法， 故雖儉約而民不富， 雖憂勤而國不強?！盵1]《本朝百年無事劄子》446于是， 王安石提出了“蓋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 取天下之財， 以供天下之費”[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7的方法來解決本朝財政危機， 最終實現富國強兵。
綜上所述， 法度、人才、理財三個范疇構成了王安石秩序再造理論的核心范疇。正如王安石在《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中所寫：“夫合天下之眾者， 財；理天下之財者， 法；守天下之法者， 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 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盵1]《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861因此， 法度、人才與理財在王安石再造秩序的理論體系中既相互聯系又辯證統一， 其三者對王朝秩序的重建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術”:秩序再造的內在邏輯
在王朝危機的背景下， 再造秩序的具體實踐最終要通過“法”來實現， 而如何將“道”與“法”貫通起來， 還須論及秩序再造的方法 （即“術”） 問題。再造秩序從“坐而思”向“起而行”的轉變有著復雜的邏輯關系。而“以天下為己任”“大一統觀念”“道非權不立”與“致君行道”四個方面分別解決了王安石變法改制中所涉及的治理主體問題、意識形態的重塑問題、啟動的原動力問題、共同目標的達致問題， 為秩序再造的具體實踐掃清了理論與實踐上的障礙。
1.“以天下為己任”:士大夫對秩序再造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帝制的治理格局中， 士大夫既是秩序的維護主體又是秩序的變革主體。秩序的維持和再造也必然要通過各級士大夫的輔助才能實踐來自頂層的決策和命令。歷代王朝就是依靠流動性極大的官僚搭成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機構的骨架， 由各級官僚指揮軍隊和帶領辦事人員 （吏） , 從而組成巨大的官僚機器， 維護封建大國的統一。[4]29在文彥博“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非與百姓治天下也”[8]5370的陳述中， 可以看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對于王朝秩序再造的強大影響。
北宋士大夫政治主體意識的凸顯有著深刻的歷史動因。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的生發與北宋科舉制度、經濟制度和治國策略的改變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首先， 科舉制度改變了傳統門第制度對于應試人員的限制， 打破了傳統門閥政治對士人產生來源的壟斷， 士大夫得以滲透到各種政治機構而廣泛參與政治生活， 擴大了士大夫階層的社會基礎。其次， 宋初采取“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經濟政策， 為士大夫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經濟制度的變革重塑了北宋政治權力的基本結構。[9]于是， 王朝秩序再造也必然要反映士大夫階層的要求和利益。最后， “崇文抑武”的治國策略進一步強化了士大夫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北宋立國之初， 為了避免重蹈五代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以及基于對唐衰落經驗的反思， 確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鄧廣銘認為“重文輕武”只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疗渌园盐某嫉牡匚粩[在同等級的武臣之上， 則只是希望藉此使其能夠發生牽制的作用。[10]因此， “崇文抑武”的治國策略進一步強化了士大夫階層在國家治理結構中的重要地位。
“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是北宋秩序結構的鮮明特點， 并貫穿了整個宋朝的政治實踐。從范仲淹慶歷新政之后， 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主體意識愈見凸顯， 逐漸成為士大夫的主流價值取向， 并成為皇帝治理家國天下的重要依靠。王安石認為， “墨子者……方以天下為己任”[1]《楊墨》723便體現了其以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來闡釋墨學的政治意圖。余英時認為“以天為己任”可以視為宋代“士”的一種集體意識， 并不是極少數理想特別高遠的士大夫所獨有。[11]219可見， 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主體意識有著相同的實踐歸旨。雖然具體的實踐模式存在著“行之天下”與“驗之一鄉”“本朝”和“下位”之間的區別， 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在秩序再造的終極目標上并沒有本質差異。
2.“大一統觀念”:意識形態對秩序再造的意義
意識形態對再造秩序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儒家經典的闡釋來實現。儒家學說認為， 經典是王朝秩序再造的最終依憑， 秩序再造也必然要從經典中尋找正當性依據。然而， 當傳統的意識形態已經不能滿足秩序再造的現實需要而發生危機時， 儒生們便必須擔負起對作為意識形態來源的儒家經典的“改造”與“調試”工作， 最終實現對王朝意識形態的重塑和強控制。熙寧年間， 儒家經典依然是儒生們解決秩序危機的重要依憑。儒生們相信經典是先圣們治國理政而留下來的“跡”, 通過對“跡”的學習我們可以把握先圣們治國理政的實踐經驗。伴隨著北宋中期儒學復興的浪潮， 儒生們側重于從宏觀的義理層面來解讀先王之“跡”為秩序再造提供了整全的方法論基礎。
北宋中期儒學復興有著特殊的時代氛圍。一方面， 宋初國內外的復雜形勢有效地分散了統治集團的注意力， 客觀上為儒學復興創造了一個寬松的思想環境。另一方面， 傳統漢學的內在治經理路， 由于過分重視“家法”和“師法”的傳承關系， 極大的阻礙了漢學本身的進一步發展。因此， 發端于唐末由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逐漸確立了儒家的“道統”學說， 為混亂而又模糊的思想世界確立了合法性與合理性依據。①一方面， 釋道學說在唐代迅速發展， 大有凌駕于儒家之上的趨勢。另外， 佛道主張消極無為的學說， 削弱了儒學維持世道人心的功能和儒學對宋朝政治的影響， 最終導致了韓愈等人的排佛運動。[12]另一方面， 儒、佛、道學說在唐代三足鼎立的形勢之下既相互沖突又相互融合， 最終使中唐以后的中國文化有可能從“三教園融”走向“三教歸儒”, 實現宋代儒學的全面復興和新儒學的崛起。[13]最終， 發端于中唐的儒學復興運動到北宋已經形成了一股普遍的社會思潮。
儒學復興以“疑經”為特點， 以經世致用為目的。儒學復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 從治學方法來講， 宋儒致力于從宏觀的經義來闡發儒學經典， 擺脫了漢儒注重從微觀的章句注疏來解經的傳統理路， 而“創通經義” （錢穆先生語） 形成了一種不同于漢學的新方法。其二， 從內容來講， 宋學以“疑經”為價值指向。慶歷年間以后， 疑經之風大盛。在疑經的基礎上， 宋儒擺脫了傳統漢學注疏的限制， 出現了一種有別于漢儒的新的治經方法 （自由解經） 和新的經學形態 （宋學） .其三， 從目的來講， 宋學更加強調“經世致用”.為了解決秩序危機， 宋學的落腳點都致力于實踐儒家的內圣外王之道。[14]因此， 從儒學復興的進程來看， 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實現秩序再造。
在“祖宗不足法”的口號下， 王安石相信儒家經典中存在著關于“先王”經世的具體理論與實踐。王安石認為其頒行的新法均合乎先王之意， 他認為， “免役之法， 出于《周官》， ……保甲之法， 起于三代丘甲……市易之法， 起于周之私市， 漢之平淮?！盵1]《上五事劄子》440而且， 王安石認為先王治理天下國家的原則和精神是“一致”的。他認為， “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余載， 一治一亂， 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 所遇之勢， 亦各不同， 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 本末先后， 未嘗不同也?！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0而且， 王安石意圖將先王的“致一”原則和精神納入其認識論框架。他說，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 能精其理則圣人也。精其理之道， 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埬苤乱灰跃煜轮?， 則可以入神也。既入于神， 則道之至也?！盵1]《致一論》707因此， 王安石認為， 世間萬物均有其“萬殊一致”之理， 并且這種“致一”之理構成了道的核心。
3.“道非權不立”:皇權對秩序再造的核心作用
從中國傳統王朝的治理結構來看， 皇權是危機下秩序再造的核心?！翱鬃又?， 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 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之不能遠， 無損于道；政之不能善俗， 必危其國?！薄笆枪实婪菣嗖涣?， 非勢不行” （《說苑·指武》） .在政治秩序主體層面上：以己-家-君 （國） 為秩序的承載者， 己是起點、家是單元、國或者君是秩序的樞紐。[15]因此， 在中國傳統“普遍皇權”的籠罩下， 皇權是政治秩序的樞紐與核心， 其對秩序再造的成敗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具體實踐來講， 秩序再造必始于皇權的支持?！霸谡晤I域內， 王或者皇帝自然是人倫秩序的中心點。因此， 任何方面的政治改善都必須從這個中心點的價值自覺開始?！盵16]而且， 在秩序再造的過程中， 皇權是中國封建王朝秩序的象征和政治權力的最后源頭， 因而也是秩序再造的核心。這些抱著改革理想的士大夫只是思想領域的原動力， 因此僅能鼓吹變法， 卻不能發動變法。只有皇帝才能發動變法， 因此他是政治領域的原動力。[11]254此外， 在秩序再造的具體實踐中， 皇權的任何一種傾斜都會對變法的進程和方向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漆俠認為， 王安石不是把帝王看做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誰也不敢觸其“逆鱗”的人主， 而是把帝王推到能夠“創法立制”“移風易俗”的“圣者”的地位。[6]87-89王安石在多篇奏章中提到“伏惟皇帝陛下， 有恭簡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 有仁民愛物之意”[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1, 在變法遭遇“流俗之言”侵襲的時候， 王安石希望神宗能夠及時察明， 以便將變法堅持下來， 均表明皇帝在秩序再造中的核心作用。
皇帝的核心作用主要是通過維持官僚機構的流轉來實現的。金觀濤、劉青峰認為， 歷史上有為的皇帝大都充分意識到和實行著這一調節功能。他們任用賢相和有識之士， 常常把一些資歷深淺而有抱負的官員提拔到高位上， 使官員常處于循環流動之中。[4]83熙寧二年 （1069年） , 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而啟動變法正是源于皇帝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特殊地位， 其可以通過官僚機構的流轉對王朝的官僚系統進行調整， 為皇帝所賞識的士大夫能夠迅速通過官僚系統的流轉而為君主所用， 進而為王朝秩序的維護或再造發揮重要作用。
4.“致君行道”:君臣共治對秩序再造的重要意義
如前所述， 士大夫階層自北宋初年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便發揮著重要作用， “同治天下”的背景由此生發。與此同時， “與士大夫治天下”本身就意味著文官政治相比于武將專權在國家治理中發揮的作用更加穩定， 正因為無論是皇權亦或是士大夫階層都需要對方的緊密協作才能夠真正的實現國家治理。正如余英時所言， 無論是建立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新社會秩序， 宋王朝都非依賴他們的積極合作不可……任何社會都不能缺少一個具有實際組織能力的領導階層 （即今天所謂“精英”“Elite”） , 這在宋代只能求助于士。[11]206
同治格局對秩序再造存在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 同治格局的出現意味著儒生 （士） 有參與國家秩序維護與重建的主體資格， 并且具有相應的“權力能力”和“行為能力”.余英時認為， “與士大夫治天下”這句話顯然蘊含了一個觀念， 即“治天下”的責任也同時落在士大夫的身上， 并不是皇帝一人所能單獨承擔得了的。[11]222另一方面， 同治格局在秩序再造的具體實踐中表現為“共定國是”.“國是”就是我們現代通常所認為的“最高國策”或“正確路線”.“國是”在宋代是一個法度化的觀念， 因而成為權力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11]251因此， “共定國是”中存在著現代“契約精神”的要素， 其為秩序再造提供了正當性支持， 其代表了唯一正確的“治道”, 并具有類似于“憲法”的地位和效力。于是， 皇帝和士大夫必須遵守這個“憲法”, 并且完全按照法律條文的內容行事， 任何一方都沒有擅自違約的權力。
此外， “同治天下”的形成以作為共治主體的君臣對“道”所達成的共識為前提?！疤煜掠械绖t現， 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孟子·告子下》。從儒家的政治實踐來看， 儒生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前提是“天下有道”.所以， 只有君主的行為符合儒家對“道”的要求才能吸引儒生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因此， 雖然官員由皇帝任命， 但是官員并不僅僅是皇帝的家臣， 同時也是“替天行道”的“使者”.因此， 如果君主的行為已經背離了儒家學說對道的要求， 那么作為儒家學說踐行主體的儒生則負有“引其君以當道”的責任。王安石認為， “若夫道隆而德駿者， 又不至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 而與之迭為賓主”[1]《虔州學記》858他認為， “有道之士”和皇帝完全處于平等的地位， 而沒有君臣之別。此外， 王安石“以道進退”……皇帝如果不能接受他的原則， 與之“共治天下”, 他們是絕不肯為做官之故而招之即來的。[11]225
因此， 君臣對道達成的共識是同治格局形成的基本前提， 當這種共治格局進入國家權力結構中時， 作為意識形態踐行主體的儒生和作為權力結構核心的君得以結合， 最終為王朝秩序再造提供了超級的組織力量和實踐動力?？傊?， 在“同治天下”的權力構造中， 王安石找到了一條思想與權力的互動路徑， 其不僅為王朝秩序再造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同時又依托皇權為秩序再造找到了強大的組織力量與實踐動力。
三、“勢”:秩序再造的結構失衡
變法改制本身就是變法派與守法派在力量上展開的一場較量 （即“勢”的問題） .由于“不知法度”是王朝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 所以王朝秩序的再造必然要上升為“立法”問題。余英時認為， 北宋士大夫所面對的是一個轉變了的社會結構， 他們不得不設計新的制度來重建儒家秩序。[15]而且， 王安石變法并不是一次單純探討王朝“治道”的學理問題， 其改革的的制度實踐必然涉及對宋初確立的權力結構和利益關系的重新劃分。在富國強兵理念的指導下， 王安石先后頒行了以扭轉風俗衰壞為指向的選舉立法；以解決財力窮困為目標的經濟立法；以解除懼于夷狄為綱領的軍事立法。但是， 這種在皇權支持下具有國家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的“主流”活動， 卻在“調整”的過程中逐漸使國家的改革活動脫離了原有的社會基礎而最終導致了變法的失敗。主要原因如下：
1. 選舉立法中的“致一”論和實用主義導致意識形態認同缺失
王安石的選舉立法改革先后從科舉制度改革、經義一統等路徑來實踐其人才理論。王安石認為， 經術的最終目的仍然在于“經事務”, 他反對科舉考試中博聞強記而使天下士人困于無補之學的局面。于是， 王安石進行了以實用主義為導向的科舉制度改革。王安石通過廢除明經諸科而改考進士科， 確立了以經義論策取士的原則。另外， 士人對經義的不同理解很容易導致思想世界的混亂。他認為朝中“異論紛然”的根源在于“不能一道德”, 為了順利推行變法， 就必須一統“異論”, 實現“道德一于上而習俗成于下”的效果。此外， 王安石認為：“今人材乏少， 且其學術不一， 一人一義， 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 異論紛然， 莫有承聽， 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 則修學校， 欲修學校， 則貢舉法不可不變?！盵18]因此， 為了改變這種混亂局面， 王安石組織編纂了《三經新義》， 并頒行于科舉， 使其成為士人學習經世務的終極依據和行為準則。最終， 這種以王安石的“致一”之理和對“道”的體悟來推進其“一道德”的理論結合中央太學和地方學校改革而最終取得了意識形態的地位。
但是， 王安石堅持“致一” （“一道德”） 的思想理論及其實用主義的改革策略對儒家傳統士大夫的意識形態認同提出了十分嚴峻的挑戰， 并且這種思想一統的策略實質上并不被廣大士大夫階層所接受。劉子健認為， 他的所作所為卻使正統的議題浮出了水面。他的保守的反對派秉承源自北方黃河流域的古老風氣， 主張讓不同的理論“共存” （“兼存”） , 而不是“選擇一個為定論” （“定于一”） .[19]于是， 王安石在依靠皇權的支持而使其思想獲得了獨尊的地位后便限制了其他儒生對經典的闡釋空間， 使原本可以多元的儒學闡釋體系變得唯一， 而多元思想背后本身就意味著改革路徑的多元化取向。
事實上， 在北宋的治理結構中， 這種使思想世界“定于一”的改革方案也引起了諸多士大夫的反感 （如司馬光、蘇軾、二程等） .葛兆光認為， 相當多的士大夫并不贊成這種方式， 他們似乎更趨向于采取一種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與高調的理想主義立場。[17]166顯然， 王安石的致一實用的改革策略并沒有給這種溫和漸進的改革策略留有足夠的空間。然而， 正是這種強調通過文化傳統和道德理性的改革策略， 在北宋中期以后的改革思想中開始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此， 王安石“致一”論的經義改革使得其他改革思想及其實踐路徑被拒之門外， 削弱了士大夫階層對其具體改革構想的認同基礎。
2. 經濟立法中的國家主義侵奪了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
在富國強兵思想的指導下， 王安石先后頒行了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等立法， 進而實現對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利益關系進行重新劃分。王安石認為秩序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故今官大者， 往往交賂遺， 營資產， 以負貪污之毀， 官小者， 販鬻乞丐， 無所不為?！譀r委法受賂， 侵牟百姓者， 往往而是也?！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6因此， 大小官員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對國家的整個商業的控制十分嚴重， 進而造成了侵牟百姓， 與民爭利的程度是秩序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漆俠認為， 變法派與反變法派在經濟領域里的斗爭， 就集中在封建國家與豪強瓜分地租這一問題上。[6]248
從采取的具體措施來看， 王安石在經濟領域中也致力于解決國家 （皇權） 和社會 （官僚地主） 之間的關系。王安石通過進行一系列的經濟立法， 使國家成為市場運行的主體， 新法改變了既有的京城物資供應體系 （均輸法） 、商品流通體系 （市易法） 、借貸系統 （青苗法） 、賦役系統 （免役法、方田均稅法） 等。通過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 最終使國家參與并掌控經濟的整體運行， 將原本屬于社會 （官僚地主） 掌控產業和利益收歸國有， 最終實現了富國的目的。而且， 葉坦認為從這次變法的實際效果來看， 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利益的損害是最為明顯的， 一系列的經濟立法奪取了原本屬于這個階層的經濟收益。[20]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清楚地發現新法對各個階層利益損害的狀況 （斜線部分表示各階層財富被“歸之公上”的部分） .可以看出“新法”對一等戶和客戶的影響最為嚴重。從實際情況來看， 新法實質上對客戶的影響相對較小， 但因為客戶整體人數較多， 所以呈現出與一等戶相同的趨勢?？傊?， 新法的國家主義傾向對豪強兼并勢力的影響最大， 嚴重損害了該階層在國家治理中的組織效能。
3. 軍事立法中的保甲法加強了對社會底層的控制
為了解決“民散”的問題， 王安石在底層社會推行了保甲制度。他認為， “使行什伍相維， 鄰里相屬， 案奸而顯諸仁， 宿兵而藏諸用， ……保甲之法成， 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40通過將民眾編保的形式來解決“民散”的問題?！懊袼远嗥?， 以散故也。故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琢?， 則亦所以使民不散；不散， 則奸宄固宜少?！盵8]5991王安石意識到穩定的地方制度是國家秩序穩定的基礎， 面對秩序混亂的現實情況， 王安石意圖通過保甲將民眾組織起來， 使民眾“什伍相維”, 進而達到“息寇亂”而“強威勢”的效果， 以期解決民“散”之問題。
但是， 隨著保甲法的推行， 世家大族的利益得到了十分嚴重的侵犯。保甲法直接侵奪了傳統宗族對民眾的管理權， 消解了宗族在秩序維護中的重要作用， 限縮了宗族在教化民眾中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士大夫尤其是逐漸膨脹的大宗族卻對這種國家權力相當反感， 因為這種集權型的壟斷管理侵犯了他們的利益， 卻給了其他階層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機會。[17]191王朝秩序的穩定本身內含著底層治理秩序的穩定。在傳統“皇權不下縣”的治理體系中， 秩序的鞏固與維持主要是通過鄉紳階層實現的， 隨著宗族制度在宋朝的迅速發展， 宗族的治理范式對國家秩序的維護就顯得尤為必要， 而新法對宗族勢力的瓦解使得宗族在維護底層社會秩序中的作用大為減弱。
“儒者在本朝則美政， 在下位則美俗” （《荀子·儒效》） .熙寧九年， 王安石罷相， 判江寧府， 宣告了王安石變法黃金時代的終結。從當時的情況來看， 恰好有另一種來自底層社會的聲音反映了士大夫對基層秩序治理模式的不同認知， 其強調通過教化而非打擊的方式來實現對底層社會民眾的組織、教化與管理。王安石罷相同年， 由“藍田四呂” （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呂大防） 主持的《呂氏鄉約》在藍田頒布施行， 這種注重教化的方式對后世的基層治理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秴问相l約》在張載關學的基礎上， 通過以“禮”化“俗”和“善俗自治”的方式開創了基層社會秩序實踐的另一種理路。
四、結論
王安石變法是以富國強兵為目的、以皇權為原動力的秩序再造實驗。為了解決北宋面臨的財力不足和風俗衰壞問題， 王安石以其“大全之道”為理念， 以法度、人才和理財三大核心范疇為秩序再造提供了正當性依據和完美的秩序構想。王安石認為“祖宗不足法”而主張“法先王”, 通過“法其意”的義理生發， 為秩序再造提供了一條嶄新的改革路徑。在“君臣遇和”的背景下， 王安石先后頒行了經濟立法、軍事立法和選舉立法， 以期從策略上對北宋中期面臨的危機作出“調整”.然而， 王安石“立法度”的背后實質上具有著十分強烈的國家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 在具體的實踐中未能處理好國家 （皇權） 與社會 （士紳階層） 之間的關系， 使改革脫離了原有的社會基礎而導致了變法的失敗。但是， 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卻對南宋的浙東學派、理學及其后學都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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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1） 關于王安石“大全之道”的理論， 盧國龍通過對王安石《老子注》內容的梳理更為全面的解釋了這一問題?！醢彩P于有無問題的論述關鍵在于恢復了有無問題的政治哲學之內涵， ……意義在于說明現實的禮樂刑政都有一個更高的價值原則， 有其更根本的合理性依據。按照這個價值原則或合理性依據， 對禮樂刑政可以進行調整， 進行變革。參見盧國龍：《宋儒微言》， 華夏出版社， 2001年， 第125-127 頁。
（1） （1） “法度”的內涵和外延大于“法制”, 體現在國家制度建設的諸多方面。陳顧遠認為， 蓋我國向之所謂法， 偏重于刑， “法制”無非刑罰之制云尓。但在“法制”為稱意外， 另有所謂“法度”一語， 含義甚廣……此不僅民事法見之于法度方面， 即政事法亦然。參見范忠信等編：《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陳顧遠法律史論集》，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6年， 第75頁。
（1） （1） 這個“道統”的確立， 在中唐韓愈那個思想世界逐漸混亂和模糊的當時， 有兩方面意義：一方面在于確立合法性 （validity） 思想的歷史， 把四帝二王周公孔子以后的正統性， 通過孟子延續到當下， 借助這種歷史系譜建立正統思想的權威。另一方面在于確立合理性 （rationality） 思想的歷史淵源， 由于孟子一系的思路是從內在心性向外在政治推衍， 這樣， 主張內在心性與天理優先于外在政治的新思想， 其正確的統緒或系譜也就自然接續。參見葛兆光：“道統、系譜與歷史--關于中國思想史脈絡的來源與確立”, 《文史哲》， 2006年第3期， 第49頁。
（1） （1） 轉引自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15頁。
（2） （2） 古代中國王權是一種“普遍皇權”, 它較一般意義上的帝制更深厚而且穩定， 是因為它將政治統治、宗教權威、與文化秩序合于一身， 所以， 每一個古代中國王朝都經由天地宇宙神鬼的確認， 歷史傳統與真理系統的擁有和軍事政治的有效控制與管理， 它才能獲得合法性， 盡管這種合法性在某種意義上說， 不過就是皇室、士紳與民眾暫時的“共識”.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第二卷） ,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第157頁。
（1） （1） 在當時的政治世界中， 一種相當現實的思想走向與策略仍是占據著主導的位置， 從慶歷革新到熙寧新法時期形成的一種現實思想， 由于它的立竿見影與速見成效， 曾經是當時的時代思潮， 也是皇權支持下的主流思想。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第二卷） , 復旦大學出版社， 188-189頁。
（2） （2） 新法的改革使國家偏離其原有的社會基礎指新法脫離了宋初奠定的與士大夫階層同治天下的治理結構。費孝通、吳晗等認為， 官僚、士大夫、紳士， 是異名同體的政治動物， 士大夫是綜合名詞， 包括官僚紳士兩專名。官僚紳士必然是士大夫， 士大夫可以指官僚說， 也可以指紳士說。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時候的稱呼， 而紳士則是官僚的離職、退休、居鄉 （當然居城也可以） , 以至未任官以前稱呼。參見費孝通、吳晗等著：《皇權與紳權》， 三聯書店， 2013年， 第63頁。
關鍵詞：王安石； 秩序； 結構； 偏離； 國家； 社會；
學界對王安石變法已有不少研究， 法學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法史學和部門法學， 從法理學視角探討王安石變法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 特別是從北宋治理結構中闡釋王安石變法困境的研究成果依然少見。眾所周知， 北宋中期， “積貧積弱”的現狀造成了民眾的日益窮困， 國家對內不能維護國內秩序， 對外無力對抗遼夏的干擾， 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其主要表現為機構重疊、超編導致的冗官問題突出；“兵賑”引起軍隊擴張極為嚴重以及隨之而來的財政危機；豪強兼并勢力膨脹及其沉重的賦役負擔等問題， 王安石的新法措施主要致力于解決上述問題。本文嘗試從道、術和勢三個維度闡述王安石變法的具體理論與實踐， 以期為我們還原和理解王安石的思想及其實踐提供一個獨特的角度。
一、“道”:再造秩序的核心理念
在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邏輯架構中， “道”構成了再造秩序的邏輯前提， 而作為具體法度的禮樂刑政則構成了“道”的延伸， “法”由道生則是其最為純粹與經典的表達。王安石的“大全之道”論為我們理解王安石的秩序理念提供了一條隱微的路徑。王安石認為， “道有本有末， 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 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 故不假乎人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 故待人力而后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 則是圣人可以無言也， 無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萬物以成， 則是圣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 無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 必制四術焉。四術者， 禮樂刑政是也， 所以成萬物者也?！盵1]《老子》723所以， 王安石認為“道之本”與“道之末”的區別在于：道之本出于自然所以“圣人”無法參與， 而道之末關涉人事則是圣人可以通過制定“四術” （禮樂刑政） 而有所作為。因此， 王安石通過將“道之末”的禮樂刑政納入“道”的范疇為秩序再造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此外， 王安石對北宋面臨的秩序危機進行了深入的闡述。他說， “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 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 天下之財力日益窮困， 而風俗日益衰壞， 四方有志之士， 諰諰然?？痔煜轮貌话??！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0因此， 王安石認為王朝危機從宏觀方面來看主要包括內部危機 （如何實現富國強兵） 和外部危機 （如何扭轉與遼、西夏的被動局面） 兩個方面， 從微觀方面來看則包括如何解決“財力”和“風俗”危機兩個層次。從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實踐來看， 由“道”衍伸出的“法度”“人才”“理財”構成了王安石再造秩序的三個核心范疇。
1.“法度”是秩序再造的中心
“法度”是秩序再造的中心， 秩序危機的產生正源于“不知法度”.①王安石認為， “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 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 ……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笔聦嵣?， 從北宋中期暴露的問題來看， 正是長期奉行“祖宗之法”導致既得利益固化的必然結果?！氨彼握鄰钠浣⒅蹙唾x予豪紳大地主以種種特權， 后來這就成為北宋王朝的一種傳統政策?！盵2]北宋初年， 為了避免重蹈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弊端， 因而制定了寬柔的治國策略， 實現了武將政權向文官政治的轉變。在“不殺士大夫”和士大夫享有諸多特權的“祖宗家法”的庇護下， 士大夫的政治、經濟地位得以迅速發展， 同時也導致了豪強兼并勢力的迅速發展， 最終導致了危機的發生。
王安石認為“祖宗不足法”, 王朝的秩序再造必然要通過“法先王”來實現。他說， “賴非夷狄昌熾之時， 又無堯湯水旱之變， 故天下無事， 過于百年”[1]《本朝百年無事劄子》444, 所以， 本朝百年無事的原因并不在于奉行祖法。相反， 王朝危機正是長期奉行祖宗之法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王安石認為， 危機產生的原因在于“方今之法度， 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0此外， 王安石認為， “夫圣人為政于天下也， 初若無為于天下， 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 其法誠修也?！薄吧w君子之為政， 立善法于天下， 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 則一國治?！盵1]《周公》678因此， 先王之法為秩序再造提供了實用的歷史經驗， 而且先圣們使天下得治的經驗正在于修法和立善法。
然而， “法先王”當“法其意”, “權時之變”則構成法其意的核心內涵。王安石認為， “古之人以是為禮， 而吾今必由之， 是未必合于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為義， 而吾今必由之， 是未必合于古之義也?！裰藧鄲嗳磺蠛嫌谄溘E， 而不知權時之變， ……事同于古人之跡而異于其實， 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矣， 此圣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盵1]《非禮之禮》713而且， 王安石認為， “是故星歷之數， 天地之法， 人物之所， 皆前世致精好學圣人者之所建也。后世之人， 守其成法， 而安能知其始焉?！盵1]《禮樂論》702因此， 法度雖然是先圣們建立起來的， 但是要適時地予以變更， 而王朝“所遭之變”和“所遇之勢”構成了“法其意”的重要依據， 最終為王安石的變法改制進行了正當性的論證。
總而言之， 我們可以將王安石的法度理論概括為修法、立善法和變法三個層次。具體包括：其一， 修法度， 即宏觀意義上的“立法”問題。其二， 立善法， 即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認為的“良法”治理的問題。其三， 變法。如何立善法？王安石認為， 法度要適時的予以變更， 以趨圣人 （先王） 之意。
2.“人才”是秩序再造的重要內容
王安石認為， “人才不足”是王朝秩序再造的阻礙。他說， “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 合于先王之意， 其勢必不能者， 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1“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離婁上》） , 王安石同樣認為， “制而用之存乎法， 推而行之存乎人?！盵1]《周禮義序》878因此， 法的實踐最終還是由人“推而行之”.此外， 天下治亂與賢才是否得用密切相關。他說， “蓋夫天下至大器也， 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 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t才不用， 法度不修， ……曠日持久， 則未嘗不終于大亂?！盵1]《上時政疏》424
冗官問題是王朝危機產生的重要動因。宋代官員的冗濫主要表現在官僚機構重疊、腫脹， 編制龐大；員多闕少， “天下有定員無限官”, 嚴重超編；官員素質低下， 驕橫、貪婪、無能三方面。[3]金觀濤認為， 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腐化是政治結構中主要的無組織力量。這種無組織力量的增長， 導致一體化調節功能逐步喪失， 官僚機構老化腐朽， 國家趨于崩潰。[4]89于是， 人才的冗濫和低效成為了秩序再造亟需解決的問題。
王安石認為， “陶冶失其道”是人才不足的主要成因。他說， “先王之時， 人才嘗眾矣， 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 非其道故也?！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1他認為， 傳統科舉取士太過于注重“強記博誦”而忽視了對“世事”的關注， 最終敗壞人才。他說， “方今取士， 強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辭， ……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 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 育不必博， 略通于文辭， 而又嘗學詩賦， 則謂之進士?！虼硕扑弥寄?， 不足以為公卿， 不待論而后可知?！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8于是， 王安石闡釋了其“眾建賢才”的方案， “所謂陶冶而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2因此， 人才在王安石秩序再造的理論與實踐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中已蘊含了王安石意圖改革經義科舉制度的長遠規劃。
3.“理財”是秩序再造的重心
如何解決財政危機是王安石秩序再造的重心。宋代是一個“因養兵而亡國”的朝代。[5]在“內外相維”治國策略和遼夏的襲擾下， 北宋王朝必須不斷增加軍隊數量。此外， 兵賑和募兵制也是軍隊擴張的重要原因。從宋太祖建國初年到宋英宗治平年間， 宋的軍隊幾乎增長了6倍。以宋太祖建國初年為基數， 宋朝的軍隊在仁宗慶歷年間達到頂峰， 雖然在英宗治平年間雖稍有回落， 但軍隊總數整體仍處于高位運行。[6]21而且， 根據蔡襄的統計， 皇佑中 （1050年前后） 軍隊每年支出總額達四千八百馀萬， 占全部收入的的六分之五。[7]總之， 從仁宗慶歷以后， 北宋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王安石認為“財力日益窮困”的原因在于“治財無其道”“理財無法”.他認為， “自古治世， 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 患在治財無其道耳?！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7在分析北宋中期的財政危機時， 王安石說， “其于理財， 大抵無法， 故雖儉約而民不富， 雖憂勤而國不強?！盵1]《本朝百年無事劄子》446于是， 王安石提出了“蓋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 取天下之財， 以供天下之費”[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7的方法來解決本朝財政危機， 最終實現富國強兵。
綜上所述， 法度、人才、理財三個范疇構成了王安石秩序再造理論的核心范疇。正如王安石在《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中所寫：“夫合天下之眾者， 財；理天下之財者， 法；守天下之法者， 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 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盵1]《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861因此， 法度、人才與理財在王安石再造秩序的理論體系中既相互聯系又辯證統一， 其三者對王朝秩序的重建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術”:秩序再造的內在邏輯
在王朝危機的背景下， 再造秩序的具體實踐最終要通過“法”來實現， 而如何將“道”與“法”貫通起來， 還須論及秩序再造的方法 （即“術”） 問題。再造秩序從“坐而思”向“起而行”的轉變有著復雜的邏輯關系。而“以天下為己任”“大一統觀念”“道非權不立”與“致君行道”四個方面分別解決了王安石變法改制中所涉及的治理主體問題、意識形態的重塑問題、啟動的原動力問題、共同目標的達致問題， 為秩序再造的具體實踐掃清了理論與實踐上的障礙。
1.“以天下為己任”:士大夫對秩序再造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帝制的治理格局中， 士大夫既是秩序的維護主體又是秩序的變革主體。秩序的維持和再造也必然要通過各級士大夫的輔助才能實踐來自頂層的決策和命令。歷代王朝就是依靠流動性極大的官僚搭成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機構的骨架， 由各級官僚指揮軍隊和帶領辦事人員 （吏） , 從而組成巨大的官僚機器， 維護封建大國的統一。[4]29在文彥博“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非與百姓治天下也”[8]5370的陳述中， 可以看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對于王朝秩序再造的強大影響。
北宋士大夫政治主體意識的凸顯有著深刻的歷史動因。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的生發與北宋科舉制度、經濟制度和治國策略的改變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首先， 科舉制度改變了傳統門第制度對于應試人員的限制， 打破了傳統門閥政治對士人產生來源的壟斷， 士大夫得以滲透到各種政治機構而廣泛參與政治生活， 擴大了士大夫階層的社會基礎。其次， 宋初采取“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經濟政策， 為士大夫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經濟制度的變革重塑了北宋政治權力的基本結構。[9]于是， 王朝秩序再造也必然要反映士大夫階層的要求和利益。最后， “崇文抑武”的治國策略進一步強化了士大夫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北宋立國之初， 為了避免重蹈五代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以及基于對唐衰落經驗的反思， 確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鄧廣銘認為“重文輕武”只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疗渌园盐某嫉牡匚粩[在同等級的武臣之上， 則只是希望藉此使其能夠發生牽制的作用。[10]因此， “崇文抑武”的治國策略進一步強化了士大夫階層在國家治理結構中的重要地位。
“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是北宋秩序結構的鮮明特點， 并貫穿了整個宋朝的政治實踐。從范仲淹慶歷新政之后， 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主體意識愈見凸顯， 逐漸成為士大夫的主流價值取向， 并成為皇帝治理家國天下的重要依靠。王安石認為， “墨子者……方以天下為己任”[1]《楊墨》723便體現了其以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來闡釋墨學的政治意圖。余英時認為“以天為己任”可以視為宋代“士”的一種集體意識， 并不是極少數理想特別高遠的士大夫所獨有。[11]219可見， 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主體意識有著相同的實踐歸旨。雖然具體的實踐模式存在著“行之天下”與“驗之一鄉”“本朝”和“下位”之間的區別， 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在秩序再造的終極目標上并沒有本質差異。
2.“大一統觀念”:意識形態對秩序再造的意義
意識形態對再造秩序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儒家經典的闡釋來實現。儒家學說認為， 經典是王朝秩序再造的最終依憑， 秩序再造也必然要從經典中尋找正當性依據。然而， 當傳統的意識形態已經不能滿足秩序再造的現實需要而發生危機時， 儒生們便必須擔負起對作為意識形態來源的儒家經典的“改造”與“調試”工作， 最終實現對王朝意識形態的重塑和強控制。熙寧年間， 儒家經典依然是儒生們解決秩序危機的重要依憑。儒生們相信經典是先圣們治國理政而留下來的“跡”, 通過對“跡”的學習我們可以把握先圣們治國理政的實踐經驗。伴隨著北宋中期儒學復興的浪潮， 儒生們側重于從宏觀的義理層面來解讀先王之“跡”為秩序再造提供了整全的方法論基礎。
北宋中期儒學復興有著特殊的時代氛圍。一方面， 宋初國內外的復雜形勢有效地分散了統治集團的注意力， 客觀上為儒學復興創造了一個寬松的思想環境。另一方面， 傳統漢學的內在治經理路， 由于過分重視“家法”和“師法”的傳承關系， 極大的阻礙了漢學本身的進一步發展。因此， 發端于唐末由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逐漸確立了儒家的“道統”學說， 為混亂而又模糊的思想世界確立了合法性與合理性依據。①一方面， 釋道學說在唐代迅速發展， 大有凌駕于儒家之上的趨勢。另外， 佛道主張消極無為的學說， 削弱了儒學維持世道人心的功能和儒學對宋朝政治的影響， 最終導致了韓愈等人的排佛運動。[12]另一方面， 儒、佛、道學說在唐代三足鼎立的形勢之下既相互沖突又相互融合， 最終使中唐以后的中國文化有可能從“三教園融”走向“三教歸儒”, 實現宋代儒學的全面復興和新儒學的崛起。[13]最終， 發端于中唐的儒學復興運動到北宋已經形成了一股普遍的社會思潮。
儒學復興以“疑經”為特點， 以經世致用為目的。儒學復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 從治學方法來講， 宋儒致力于從宏觀的經義來闡發儒學經典， 擺脫了漢儒注重從微觀的章句注疏來解經的傳統理路， 而“創通經義” （錢穆先生語） 形成了一種不同于漢學的新方法。其二， 從內容來講， 宋學以“疑經”為價值指向。慶歷年間以后， 疑經之風大盛。在疑經的基礎上， 宋儒擺脫了傳統漢學注疏的限制， 出現了一種有別于漢儒的新的治經方法 （自由解經） 和新的經學形態 （宋學） .其三， 從目的來講， 宋學更加強調“經世致用”.為了解決秩序危機， 宋學的落腳點都致力于實踐儒家的內圣外王之道。[14]因此， 從儒學復興的進程來看， 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實現秩序再造。
在“祖宗不足法”的口號下， 王安石相信儒家經典中存在著關于“先王”經世的具體理論與實踐。王安石認為其頒行的新法均合乎先王之意， 他認為， “免役之法， 出于《周官》， ……保甲之法， 起于三代丘甲……市易之法， 起于周之私市， 漢之平淮?！盵1]《上五事劄子》440而且， 王安石認為先王治理天下國家的原則和精神是“一致”的。他認為， “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余載， 一治一亂， 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 所遇之勢， 亦各不同， 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 本末先后， 未嘗不同也?！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0而且， 王安石意圖將先王的“致一”原則和精神納入其認識論框架。他說，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 能精其理則圣人也。精其理之道， 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埬苤乱灰跃煜轮?， 則可以入神也。既入于神， 則道之至也?！盵1]《致一論》707因此， 王安石認為， 世間萬物均有其“萬殊一致”之理， 并且這種“致一”之理構成了道的核心。
3.“道非權不立”:皇權對秩序再造的核心作用
從中國傳統王朝的治理結構來看， 皇權是危機下秩序再造的核心?！翱鬃又?， 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 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之不能遠， 無損于道；政之不能善俗， 必危其國?！薄笆枪实婪菣嗖涣?， 非勢不行” （《說苑·指武》） .在政治秩序主體層面上：以己-家-君 （國） 為秩序的承載者， 己是起點、家是單元、國或者君是秩序的樞紐。[15]因此， 在中國傳統“普遍皇權”的籠罩下， 皇權是政治秩序的樞紐與核心， 其對秩序再造的成敗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具體實踐來講， 秩序再造必始于皇權的支持?！霸谡晤I域內， 王或者皇帝自然是人倫秩序的中心點。因此， 任何方面的政治改善都必須從這個中心點的價值自覺開始?！盵16]而且， 在秩序再造的過程中， 皇權是中國封建王朝秩序的象征和政治權力的最后源頭， 因而也是秩序再造的核心。這些抱著改革理想的士大夫只是思想領域的原動力， 因此僅能鼓吹變法， 卻不能發動變法。只有皇帝才能發動變法， 因此他是政治領域的原動力。[11]254此外， 在秩序再造的具體實踐中， 皇權的任何一種傾斜都會對變法的進程和方向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漆俠認為， 王安石不是把帝王看做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誰也不敢觸其“逆鱗”的人主， 而是把帝王推到能夠“創法立制”“移風易俗”的“圣者”的地位。[6]87-89王安石在多篇奏章中提到“伏惟皇帝陛下， 有恭簡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 有仁民愛物之意”[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1, 在變法遭遇“流俗之言”侵襲的時候， 王安石希望神宗能夠及時察明， 以便將變法堅持下來， 均表明皇帝在秩序再造中的核心作用。
皇帝的核心作用主要是通過維持官僚機構的流轉來實現的。金觀濤、劉青峰認為， 歷史上有為的皇帝大都充分意識到和實行著這一調節功能。他們任用賢相和有識之士， 常常把一些資歷深淺而有抱負的官員提拔到高位上， 使官員常處于循環流動之中。[4]83熙寧二年 （1069年） , 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而啟動變法正是源于皇帝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特殊地位， 其可以通過官僚機構的流轉對王朝的官僚系統進行調整， 為皇帝所賞識的士大夫能夠迅速通過官僚系統的流轉而為君主所用， 進而為王朝秩序的維護或再造發揮重要作用。
4.“致君行道”:君臣共治對秩序再造的重要意義
如前所述， 士大夫階層自北宋初年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便發揮著重要作用， “同治天下”的背景由此生發。與此同時， “與士大夫治天下”本身就意味著文官政治相比于武將專權在國家治理中發揮的作用更加穩定， 正因為無論是皇權亦或是士大夫階層都需要對方的緊密協作才能夠真正的實現國家治理。正如余英時所言， 無論是建立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新社會秩序， 宋王朝都非依賴他們的積極合作不可……任何社會都不能缺少一個具有實際組織能力的領導階層 （即今天所謂“精英”“Elite”） , 這在宋代只能求助于士。[11]206
同治格局對秩序再造存在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 同治格局的出現意味著儒生 （士） 有參與國家秩序維護與重建的主體資格， 并且具有相應的“權力能力”和“行為能力”.余英時認為， “與士大夫治天下”這句話顯然蘊含了一個觀念， 即“治天下”的責任也同時落在士大夫的身上， 并不是皇帝一人所能單獨承擔得了的。[11]222另一方面， 同治格局在秩序再造的具體實踐中表現為“共定國是”.“國是”就是我們現代通常所認為的“最高國策”或“正確路線”.“國是”在宋代是一個法度化的觀念， 因而成為權力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11]251因此， “共定國是”中存在著現代“契約精神”的要素， 其為秩序再造提供了正當性支持， 其代表了唯一正確的“治道”, 并具有類似于“憲法”的地位和效力。于是， 皇帝和士大夫必須遵守這個“憲法”, 并且完全按照法律條文的內容行事， 任何一方都沒有擅自違約的權力。
此外， “同治天下”的形成以作為共治主體的君臣對“道”所達成的共識為前提?！疤煜掠械绖t現， 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孟子·告子下》。從儒家的政治實踐來看， 儒生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前提是“天下有道”.所以， 只有君主的行為符合儒家對“道”的要求才能吸引儒生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因此， 雖然官員由皇帝任命， 但是官員并不僅僅是皇帝的家臣， 同時也是“替天行道”的“使者”.因此， 如果君主的行為已經背離了儒家學說對道的要求， 那么作為儒家學說踐行主體的儒生則負有“引其君以當道”的責任。王安石認為， “若夫道隆而德駿者， 又不至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 而與之迭為賓主”[1]《虔州學記》858他認為， “有道之士”和皇帝完全處于平等的地位， 而沒有君臣之別。此外， 王安石“以道進退”……皇帝如果不能接受他的原則， 與之“共治天下”, 他們是絕不肯為做官之故而招之即來的。[11]225
因此， 君臣對道達成的共識是同治格局形成的基本前提， 當這種共治格局進入國家權力結構中時， 作為意識形態踐行主體的儒生和作為權力結構核心的君得以結合， 最終為王朝秩序再造提供了超級的組織力量和實踐動力?？傊?， 在“同治天下”的權力構造中， 王安石找到了一條思想與權力的互動路徑， 其不僅為王朝秩序再造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同時又依托皇權為秩序再造找到了強大的組織力量與實踐動力。
三、“勢”:秩序再造的結構失衡
變法改制本身就是變法派與守法派在力量上展開的一場較量 （即“勢”的問題） .由于“不知法度”是王朝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 所以王朝秩序的再造必然要上升為“立法”問題。余英時認為， 北宋士大夫所面對的是一個轉變了的社會結構， 他們不得不設計新的制度來重建儒家秩序。[15]而且， 王安石變法并不是一次單純探討王朝“治道”的學理問題， 其改革的的制度實踐必然涉及對宋初確立的權力結構和利益關系的重新劃分。在富國強兵理念的指導下， 王安石先后頒行了以扭轉風俗衰壞為指向的選舉立法；以解決財力窮困為目標的經濟立法；以解除懼于夷狄為綱領的軍事立法。但是， 這種在皇權支持下具有國家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的“主流”活動， 卻在“調整”的過程中逐漸使國家的改革活動脫離了原有的社會基礎而最終導致了變法的失敗。主要原因如下：
1. 選舉立法中的“致一”論和實用主義導致意識形態認同缺失
王安石的選舉立法改革先后從科舉制度改革、經義一統等路徑來實踐其人才理論。王安石認為， 經術的最終目的仍然在于“經事務”, 他反對科舉考試中博聞強記而使天下士人困于無補之學的局面。于是， 王安石進行了以實用主義為導向的科舉制度改革。王安石通過廢除明經諸科而改考進士科， 確立了以經義論策取士的原則。另外， 士人對經義的不同理解很容易導致思想世界的混亂。他認為朝中“異論紛然”的根源在于“不能一道德”, 為了順利推行變法， 就必須一統“異論”, 實現“道德一于上而習俗成于下”的效果。此外， 王安石認為：“今人材乏少， 且其學術不一， 一人一義， 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 異論紛然， 莫有承聽， 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 則修學校， 欲修學校， 則貢舉法不可不變?！盵18]因此， 為了改變這種混亂局面， 王安石組織編纂了《三經新義》， 并頒行于科舉， 使其成為士人學習經世務的終極依據和行為準則。最終， 這種以王安石的“致一”之理和對“道”的體悟來推進其“一道德”的理論結合中央太學和地方學校改革而最終取得了意識形態的地位。
但是， 王安石堅持“致一” （“一道德”） 的思想理論及其實用主義的改革策略對儒家傳統士大夫的意識形態認同提出了十分嚴峻的挑戰， 并且這種思想一統的策略實質上并不被廣大士大夫階層所接受。劉子健認為， 他的所作所為卻使正統的議題浮出了水面。他的保守的反對派秉承源自北方黃河流域的古老風氣， 主張讓不同的理論“共存” （“兼存”） , 而不是“選擇一個為定論” （“定于一”） .[19]于是， 王安石在依靠皇權的支持而使其思想獲得了獨尊的地位后便限制了其他儒生對經典的闡釋空間， 使原本可以多元的儒學闡釋體系變得唯一， 而多元思想背后本身就意味著改革路徑的多元化取向。
事實上， 在北宋的治理結構中， 這種使思想世界“定于一”的改革方案也引起了諸多士大夫的反感 （如司馬光、蘇軾、二程等） .葛兆光認為， 相當多的士大夫并不贊成這種方式， 他們似乎更趨向于采取一種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與高調的理想主義立場。[17]166顯然， 王安石的致一實用的改革策略并沒有給這種溫和漸進的改革策略留有足夠的空間。然而， 正是這種強調通過文化傳統和道德理性的改革策略， 在北宋中期以后的改革思想中開始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此， 王安石“致一”論的經義改革使得其他改革思想及其實踐路徑被拒之門外， 削弱了士大夫階層對其具體改革構想的認同基礎。
2. 經濟立法中的國家主義侵奪了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
在富國強兵思想的指導下， 王安石先后頒行了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等立法， 進而實現對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利益關系進行重新劃分。王安石認為秩序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故今官大者， 往往交賂遺， 營資產， 以負貪污之毀， 官小者， 販鬻乞丐， 無所不為?！譀r委法受賂， 侵牟百姓者， 往往而是也?！盵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16因此， 大小官員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對國家的整個商業的控制十分嚴重， 進而造成了侵牟百姓， 與民爭利的程度是秩序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漆俠認為， 變法派與反變法派在經濟領域里的斗爭， 就集中在封建國家與豪強瓜分地租這一問題上。[6]248
從采取的具體措施來看， 王安石在經濟領域中也致力于解決國家 （皇權） 和社會 （官僚地主） 之間的關系。王安石通過進行一系列的經濟立法， 使國家成為市場運行的主體， 新法改變了既有的京城物資供應體系 （均輸法） 、商品流通體系 （市易法） 、借貸系統 （青苗法） 、賦役系統 （免役法、方田均稅法） 等。通過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 最終使國家參與并掌控經濟的整體運行， 將原本屬于社會 （官僚地主） 掌控產業和利益收歸國有， 最終實現了富國的目的。而且， 葉坦認為從這次變法的實際效果來看， 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利益的損害是最為明顯的， 一系列的經濟立法奪取了原本屬于這個階層的經濟收益。[20]如圖1所示。
圖1“棗核型曲線”示意圖
從圖1可以清楚地發現新法對各個階層利益損害的狀況 （斜線部分表示各階層財富被“歸之公上”的部分） .可以看出“新法”對一等戶和客戶的影響最為嚴重。從實際情況來看， 新法實質上對客戶的影響相對較小， 但因為客戶整體人數較多， 所以呈現出與一等戶相同的趨勢?？傊?， 新法的國家主義傾向對豪強兼并勢力的影響最大， 嚴重損害了該階層在國家治理中的組織效能。
3. 軍事立法中的保甲法加強了對社會底層的控制
為了解決“民散”的問題， 王安石在底層社會推行了保甲制度。他認為， “使行什伍相維， 鄰里相屬， 案奸而顯諸仁， 宿兵而藏諸用， ……保甲之法成， 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440通過將民眾編保的形式來解決“民散”的問題?！懊袼远嗥?， 以散故也。故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琢?， 則亦所以使民不散；不散， 則奸宄固宜少?！盵8]5991王安石意識到穩定的地方制度是國家秩序穩定的基礎， 面對秩序混亂的現實情況， 王安石意圖通過保甲將民眾組織起來， 使民眾“什伍相維”, 進而達到“息寇亂”而“強威勢”的效果， 以期解決民“散”之問題。
但是， 隨著保甲法的推行， 世家大族的利益得到了十分嚴重的侵犯。保甲法直接侵奪了傳統宗族對民眾的管理權， 消解了宗族在秩序維護中的重要作用， 限縮了宗族在教化民眾中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士大夫尤其是逐漸膨脹的大宗族卻對這種國家權力相當反感， 因為這種集權型的壟斷管理侵犯了他們的利益， 卻給了其他階層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機會。[17]191王朝秩序的穩定本身內含著底層治理秩序的穩定。在傳統“皇權不下縣”的治理體系中， 秩序的鞏固與維持主要是通過鄉紳階層實現的， 隨著宗族制度在宋朝的迅速發展， 宗族的治理范式對國家秩序的維護就顯得尤為必要， 而新法對宗族勢力的瓦解使得宗族在維護底層社會秩序中的作用大為減弱。
“儒者在本朝則美政， 在下位則美俗” （《荀子·儒效》） .熙寧九年， 王安石罷相， 判江寧府， 宣告了王安石變法黃金時代的終結。從當時的情況來看， 恰好有另一種來自底層社會的聲音反映了士大夫對基層秩序治理模式的不同認知， 其強調通過教化而非打擊的方式來實現對底層社會民眾的組織、教化與管理。王安石罷相同年， 由“藍田四呂” （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呂大防） 主持的《呂氏鄉約》在藍田頒布施行， 這種注重教化的方式對后世的基層治理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秴问相l約》在張載關學的基礎上， 通過以“禮”化“俗”和“善俗自治”的方式開創了基層社會秩序實踐的另一種理路。
四、結論
王安石變法是以富國強兵為目的、以皇權為原動力的秩序再造實驗。為了解決北宋面臨的財力不足和風俗衰壞問題， 王安石以其“大全之道”為理念， 以法度、人才和理財三大核心范疇為秩序再造提供了正當性依據和完美的秩序構想。王安石認為“祖宗不足法”而主張“法先王”, 通過“法其意”的義理生發， 為秩序再造提供了一條嶄新的改革路徑。在“君臣遇和”的背景下， 王安石先后頒行了經濟立法、軍事立法和選舉立法， 以期從策略上對北宋中期面臨的危機作出“調整”.然而， 王安石“立法度”的背后實質上具有著十分強烈的國家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 在具體的實踐中未能處理好國家 （皇權） 與社會 （士紳階層） 之間的關系， 使改革脫離了原有的社會基礎而導致了變法的失敗。但是， 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卻對南宋的浙東學派、理學及其后學都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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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1） 關于王安石“大全之道”的理論， 盧國龍通過對王安石《老子注》內容的梳理更為全面的解釋了這一問題?！醢彩P于有無問題的論述關鍵在于恢復了有無問題的政治哲學之內涵， ……意義在于說明現實的禮樂刑政都有一個更高的價值原則， 有其更根本的合理性依據。按照這個價值原則或合理性依據， 對禮樂刑政可以進行調整， 進行變革。參見盧國龍：《宋儒微言》， 華夏出版社， 2001年， 第125-127 頁。
（1） （1） “法度”的內涵和外延大于“法制”, 體現在國家制度建設的諸多方面。陳顧遠認為， 蓋我國向之所謂法， 偏重于刑， “法制”無非刑罰之制云尓。但在“法制”為稱意外， 另有所謂“法度”一語， 含義甚廣……此不僅民事法見之于法度方面， 即政事法亦然。參見范忠信等編：《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陳顧遠法律史論集》，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6年， 第75頁。
（1） （1） 這個“道統”的確立， 在中唐韓愈那個思想世界逐漸混亂和模糊的當時， 有兩方面意義：一方面在于確立合法性 （validity） 思想的歷史， 把四帝二王周公孔子以后的正統性， 通過孟子延續到當下， 借助這種歷史系譜建立正統思想的權威。另一方面在于確立合理性 （rationality） 思想的歷史淵源， 由于孟子一系的思路是從內在心性向外在政治推衍， 這樣， 主張內在心性與天理優先于外在政治的新思想， 其正確的統緒或系譜也就自然接續。參見葛兆光：“道統、系譜與歷史--關于中國思想史脈絡的來源與確立”, 《文史哲》， 2006年第3期， 第49頁。
（1） （1） 轉引自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15頁。
（2） （2） 古代中國王權是一種“普遍皇權”, 它較一般意義上的帝制更深厚而且穩定， 是因為它將政治統治、宗教權威、與文化秩序合于一身， 所以， 每一個古代中國王朝都經由天地宇宙神鬼的確認， 歷史傳統與真理系統的擁有和軍事政治的有效控制與管理， 它才能獲得合法性， 盡管這種合法性在某種意義上說， 不過就是皇室、士紳與民眾暫時的“共識”.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第二卷） ,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第157頁。
（1） （1） 在當時的政治世界中， 一種相當現實的思想走向與策略仍是占據著主導的位置， 從慶歷革新到熙寧新法時期形成的一種現實思想， 由于它的立竿見影與速見成效， 曾經是當時的時代思潮， 也是皇權支持下的主流思想。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第二卷） , 復旦大學出版社， 188-189頁。
（2） （2） 新法的改革使國家偏離其原有的社會基礎指新法脫離了宋初奠定的與士大夫階層同治天下的治理結構。費孝通、吳晗等認為， 官僚、士大夫、紳士， 是異名同體的政治動物， 士大夫是綜合名詞， 包括官僚紳士兩專名。官僚紳士必然是士大夫， 士大夫可以指官僚說， 也可以指紳士說。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時候的稱呼， 而紳士則是官僚的離職、退休、居鄉 （當然居城也可以） , 以至未任官以前稱呼。參見費孝通、吳晗等著：《皇權與紳權》， 三聯書店， 2013年， 第6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