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變法修律之后至新中國成立之前，轉型時期的中國法律在不同領導者的選擇下有著不同的發展路徑。從女性家庭財產權角度來看，晚清政府雖大肆開展民事習慣調查運動①欲尋求“最適合中國民情之法則”,但其為應付時局草草出臺的《大清民律草案》在總則編完全照搬西方法制規則，親屬編和繼承編卻著重運用中國傳統社會歷代相沿的禮教民俗，這種截然不同的立法方法導致家庭財產分配在司法實踐上既不能達到適用西方平等財產權的原則又無法改變中國傳統家庭女性財產地位低下的實際； 以三民主義為基石的國民政府盡管在立法上標榜尋求男女平權，但傳統中國家庭財產分配習俗的深刻烙印卻無法徹底消除，特別是在夫妻財產制方面立法者仿照瑞士聯合財產制的設計并非旨在確立夫妻雙方地位平等的財產制度； 中國共產黨則在戰爭之際充分意識到維護穩定的經濟基礎是戰爭勝利的保障，認為以家族為核心的儒家思想體系下男尊女卑的家庭財產分配習俗既不利于家庭穩定又不利于經濟發展并成為了根據地建設的阻礙，于是基于解放女性的理念從根據地實際情況出發為女性取得家庭財產權進行了相應的制度設計。
一、革命根據地女性家庭財產權理念建立的思想基礎
家庭財產制度是中國家庭的重要經濟基礎，從中國革命和社會改造的歷史來看，其核心內容都離不開對家文化及家制度的反思與變革； 從最終成效來看，只有中國共產黨引入的馬克思家庭財產觀穩固地扎根于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土壤，并通過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創新才成為改變傳統家族主義下家庭財產分配習俗的思想基石。
（ 一） 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思想的引入
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論和實踐上一直極其關心婦女解放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曾指出，整個人類解放之實現離不開占人口半數之婦女的解放。
恩格斯則進一步指出，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是婦女要參加公共社會生產，特別要參加現代大工業式的社會生產，擺脫對家庭的完全依賴。[2]147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制度正在經歷驗證時，馬克思及恩格斯的思想伴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被李大釗引入中國。李大釗把馬克思唯物史觀運用于婦女問題研究中，如其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兩篇文章中就指出物質和經濟是精神道德的基礎，并由此指明不同社會形態下婦女地位的變化同經濟的關系，即“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隨著經濟狀況而變動”,“女子貞操”的道德觀念“也是隨著物質變動而變動的”.[3]
同時，若要達到男女平等，解決婚姻家庭中產生的法律上男女權利平等問題，如繼承遺產權利、離婚時女性財產取得等問題，就必須打破父權和夫權的家長專制。因此，對于法律的要求就是“民法上，妻在法律前應與以法律的、人格的完全地位，并民法上的完全權能……屬于社會的生活者，須承認婦女之家庭的、社會的工作的高尚價值?！盵3]515當生產關系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分配由獨占變為公平時，男女關系便會日趨平等。[4]
具體看來，對于家庭財產分配情形之一---婚姻解體的思考，馬克思認為其“只能是婚姻內部崩潰的記錄。恩格斯認為夫妻感情是婚姻維持的道德，如果感情喪失，那么離婚對個人和社會則是一種幸事。而馬克思對婚姻的認識走得更遠，他認為如夫妻雙方僅因微小的偶然事件就導致婚姻家庭瓦解不僅不能成為”一種公理“,甚至”是一種侮辱“.馬克思對離婚的態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婚姻上的制度設計。如早在紅色蘇區時期的閩西革命根據地，由于婦女受傳統禮教和生活困苦傷害之深，因此，她們的革命斗爭情緒較為高漲。對此表現尤為激烈的是龍巖湖幫的婦女群眾大會，她們自動召集會議，向政府提出要求和條件，當然包括離婚之訴求在內，而蘇區各級政府在沒有與婦女直接交流之前，原以為婦女解放僅是幫助她們離婚那么簡單而已，[8]后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逐漸意識到幫助這些婦女真正謀解放經過幫助婦女離婚來解放婦女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幫助婦女”反對禮教的束縛，經濟地位不平等，政治地位的低落?！癧8]35雖然抗戰初期各根據地依然沿用 1934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作為處理婚姻案件時的司法依據，但邊區政權建立后不久即著手對舊有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進行改造，最終采用以”感情破裂“為判決離婚的標準，[9]可以說革命根據地政權的離婚制度在理論上基本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 二） 毛澤東婦女解放思想的發展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革命根據地時期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運用于婦女解放的法制建設上。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指出，中國的婦女要受夫權的支配。[10]
在對發生于 1919 年的長沙青年女子趙五貞因反抗父母包辦婚姻在迎親時于花轎中割腕自殺事件的評價中，毛澤東激烈地批判了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和社會制度，認為”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獨立，戀愛的不能自由“,[11]故必須從實踐上和制度中解決婦女權利和地位的問題并對社會制度進行改造以真正鏟除婦女被剝削壓迫的根源。在此思想指導下，廣大婦女在大革命時期紛紛進祠堂、去游行、分土地，投身于轟轟烈烈的婦女解放運動中。在制度上，《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明文規定男女平等，并在《土地法》中規定，婦女同男子一樣，獲得了平分土地的權利，包括結婚的婦女可以帶走屬于自己份額的土地、寡婦可以分田，[12]從經濟上保證了男女經濟地位的平等。1934 年出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構建了民主主義的婚姻制度。毛澤東認為這種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原則、反對包辦婚姻、禁止童養媳等之規定，[13]在絕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國數千年束縛人類尤其是束縛女子的封建鎖鏈，建立了適合人性的新規律。
伴隨革命的深入和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抗戰時期毛澤東對婦女解放和婚姻制度的改革提出更加深刻的建設性意見，具體包括：
1. 婦女經濟獨立思想。物質是權利的保障，婦女要解放、要權利，經濟獨立是最重要的物質基礎。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婦女對社會經濟生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婦女的貢獻在經濟層面很突出，因此，首先需提高婦女的經濟地位?！睆倪@里出發，引導到活動，男子們也就可以逐漸同意了“,[15]從而實現婦女經濟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2. 男女家庭地位平等思想。在傳統家庭關系中，男女一直處于不平等地位。毛澤東于 1939 年紀念”三八“婦女節之際著重提出婦女在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并進一步指出抗戰時中國人要受到日本和封建主義的壓迫，與此有同樣被壓迫之遭遇，婦女要受男子的欺凌。[16]1940 年他再次著重指出，婦女受不開明男子的欺壓太深了。[15]83并針對這一現象，他倡導”婦女要同男子一樣，有自由，有平等“.[17]
3. 女性婚姻自主思想。革命根據地由于地處偏遠山區、經濟不發達，在婚姻家庭方面殘存較多舊習俗，如買賣婚姻現象、童養媳、轉房婚等多種問題。對此，毛澤東倡導婚姻自由，”堅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反對強迫、包辦和買賣婚姻形式。[17]336抗日民主政府婚姻條例則由此規定男女婚姻以自愿為原則，婦女不僅結婚自由，離婚也自由，婚姻家庭解體的前提條件是男女雙方感情破裂。
二、革命根據地女性家庭財產權理念建立的法理基礎
家庭是組成社會生活的基礎，家庭成員是組成家庭的基本單位，家庭財產則與每個家庭成員的生產、生活中創造的勞動價值及取得與之相應的權利息息相關。我國傳統的家長制法律文化導致漠視家庭中家庭成員的個人權利，特別是女性的財產權，而這種缺乏民主的理念加大了革命根據地構建法治、開展婦女解放運動的困難。因此，構建女性家庭財產權利意識成為革命根據地設計家庭財產制度的法理基礎和前提。
（ 一） 民國政府民法中的西方家庭財產權理念
自辛亥革命后，伴隨政權的變化，民國時期的《民法》采用西方所有權原理，顛覆了舊有的同居共財制度。西方的財產權理論以自然權利論為基礎，把勞動作為判斷財產合理性的標準。以洛克的勞動財產論為代表，其以自然權利為前提，認為人類不需要全體共有人的明確的協議就可以勞動的方式從原初萬物中劃歸一部分私用，從而獲得對該物的所有權作為實現生存權的個人財產。[18]黑格爾亦認為，人是借助所有權而存在，故所有權是人的意志的集中體現，它是人的私有財產。[19]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的繼承法草案不再存在傳統同居共財的共同財產或團體之權利義務，而認為中國家庭因處于大家庭生活狀況，家庭成員的勞動所得具有共有財產的性質，家長對其有管理和使用之權，但這種權限僅限于共同的生活目標，而并非對其有完全的直接處置權。[20]
立法者認定家庭是以共同生活為目的存在的個人所組成的單位，財產應由父母和成年子女共有，同時又把財產的取得與對家庭勞動結合起來，即成年子女在分家時所得份額取決于他們對家庭財產的貢獻。
另外，國民政府對革命根據地家庭財產權理念建立的另一貢獻就是通過制度使財產繼承脫離宗祧繼承，確立男女平等的繼承權?！蔽逅摹皶r期大力批判父系家族制度并認為其中的宗祧繼承是諸社會弊端，特別是造成女性性別歧視的根源，故 1930 年的民法采用了獨立的財產繼承制度，完全脫離了宗祧繼承。
（ 二） 蘇區婚姻法中的家庭財產權理念
蘇區即中華蘇維埃政權的婚姻家庭相關立法同樣對傳統婚姻家庭陋俗進行了抨擊，這一時期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形成與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家庭財產權理念的建立。蘇區家庭財產權理念主要體現于閩西的《婚姻法》、鄂豫皖的《婚姻問題決議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21]中。
其中，1930 年閩西的《婚姻法》涉及到家庭財產的規定有： 第一，男女結婚基于雙方自愿原則，不受婚姻雙方以外任何人的干涉； 第二，婚禮過程中不收取聘金及禮物； 第三，寡婦有再婚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借端阻止，如有違反者依法嚴辦； 第四，夫妻雙方離婚之后，夫家不得干涉、阻攔、收回婦女擁有的田地； 第五，夫妻雙方離婚以后，婚生子、女由夫家負責養育，但如果女方有負責意愿者則屬例外……[22]
這幾項規定不僅通過廢除聘禮和取消訂婚聘金以體現婚姻自由原則，而且在離婚問題上，高度保障婦女權益，特別是要保證婦女的日常生活，可以說通過家庭財產分配理念的建立對未婚和離婚后的女性權益予以了充分保護。
而 1931 年鄂豫皖的《婚姻問題決議案》對婦女婚姻財產權的保護則更加前進了一步。關于離婚引起財產糾紛時，如財產的分配、子女的給養費等可提交法庭解決的規定； 同時又對離婚后財產分割作了明確規定，即夫妻離婚前夫妻所有財產平均分配均由雙方擔負。該決議案不僅構筑了離婚、財產分割等制度，而且確立了家庭財產糾紛的解決方式，從而使立法內容更具體全面。1931 年 12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以法令形式進一步明晰家庭財產分割。它的基本原則是廢除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禁止童養媳；[23]結婚制度方面，明確規定廢除聘金、聘禮及嫁妝。至于離婚后男女財產的處理，如男女同居所負債務，由男方負責清償。男女各得田地、財產各自處理，在結婚滿一年，男女共同管理所增加財產，男女平分，如有小孩則按人口平分。離婚后雙方不愿離開房屋時，男子要將部分房子賃給女子居住。離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結婚，男子須維持其生活，或代種田地，直至再行結婚為止。[24]
條例的規定不僅推動了婚姻自由的觀念，同時在離婚財產分配上也確保女性生活條件得到保障。1934 年 4 月 8 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頒布施行。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相比，其在家庭財產相關理念方面有一定完善，具體言之：
（ 1） 男女同居，承認其為事實婚姻。這在某種意義上保障了女性的家庭財產取得權，其適合當時的社會生活情況，并對結婚制度進行了相應補充。（ 2）女子離婚，若移居到他鄉，可依照新居鄉村土地分配辦法分得土地，如新居鄉村已無土地可分，女子仍領原有土地，其處置辦法或出租或出賣或與別人交換，由她定。[25]這一規定更強化了離婚女性所享有的土地權益。
三、革命根據地女性取得家庭財產權的制度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進一步加強了法制建設，在實踐中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各根據地都組織普遍的直接選舉，產生各級參議會作為各級人民民主政府的權力機關，再由參議會選出同級政府。各級參議會和政府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規，如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保障人權財權條例、各邊區婚姻暫行條例等，有效地保障了根據地的社會、家庭穩定，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
中國一直以來就沒有專門的家庭財產法，所以女性家庭財產權利取得的制度設計首先是以調整婚姻關系中人身和財產關系的《婚姻法》為依托的。1937 年根據地政權建立之初即開始著手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造，在婚姻立法方面主要有《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晉冀魯豫邊區婚姻暫行條例》、《晉西北婚姻暫行條例》、《山東省膠東區修正婚姻暫行條例》、《修正陜甘寧邊區婚姻暫行條例》、[26]《山東省婚姻暫行條例》、《淮海區婚姻暫行條例》、《晉綏邊區關于保障革命軍人婚姻問題的命令》、《冀南行署關于處理婚姻問題的幾個原則》、《晉綏邊區婚姻條例》、《華中行政辦事處、蘇北支前司令部關于切實保障革命軍人婚姻的通令》、《綏遠省關于干部戰士之解除婚約及離婚手續一律到被告所在地之縣政府辦理的通令》和《遼北省關于婚姻問題暫行處理辦法（ 草案） 》等。[27]
其次，是以調整家庭關系中人身和財產關系的親屬和繼承相關的法律為依托，先后頒布了不同的法律條文，如 1942 年《對于鞏固與建設晉西北的施政綱領》中之”婦女依法有財產繼承權“、1943 年《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關于女子財產繼承權執行問題的決定》、1945 年《山東省女子繼承權暫行條例》、1948 年《華中行政辦事處關于孀婦帶產改嫁問題的指令》都具體規定了女子在家庭中財產繼承權的問題。
再次，關于保障財產權方面的制度規范，1940年的《晉察冀邊委目前施政綱領》第 7 條規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財產所有權……“、[28]第 15 條規定”減輕敵寇蹂躪區域同胞之負擔，力求保護其生命財產及政治權利……“[28]502的戰爭目標，1941 年的《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規定人民私有財產權的基本組成是財產所有權、使用收益及債權等，1942 年的《晉西北保障人權條例》第 6 條規定”人民之財產，非依法不得查封或沒收“,[29]1945 年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施政要端》第 2 條規定”對于人民之生命財產的安全，政府均依法予以保障“等條款，也都表明從立法和制度層面要確實保障民眾的合法財產。此外，保障人民財產權亦是敵后抗日根據地促進經濟發展和建設的法律保證。1944 年《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就曾將保障人民土地與財產所有權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 1948 年的《華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亦將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納入經濟建設體系之中。
最后，女性要擁有婚姻關系解除時的財產權就必須有與之相關的夫妻財產制，即規范夫妻財產關系的法律制度為前提，也可稱為婚姻財產制。男女結婚既產生了夫妻身份關系，又會在共同的經濟生活中發生財產關系，該財產關系還承擔著保障婚姻關系持續長久的經濟基礎和婚姻家庭對于整個社會的勞動力輸出功能。因此，如果對這類夫妻家庭生活中的財產關系加以制度規范化，就形成了女性以妻子身份取得家庭財產權的制度---夫妻財產制。
夫妻財產制是專門處理夫妻因財產產生矛盾的法律制度，具體內容包括婚前和婚后財產所產生的相關權益的歸屬、管理、使用、收益和處分； 并且負責在家庭生活中所產生的所有費用； 償還婚姻過程中所產生的所有債務； 離婚時需對夫妻婚姻中產生的財產進行清算及分割等。此項法律制度清楚劃分了夫妻婚前和婚后財產所有權的歸屬。[30]夫妻財產制在中國是隨著建立自由、平等的近代化婚姻制度才得以確立的，革命根據地在夫妻財產制度上有一定的發展并使婦女財產權有了法律上的保障。
四、革命根據地女性取得家庭財產權的經濟基礎
《中共中央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指出，要提高婦女政治地位，改善她們的生活環境，以使她們達到解放，必須從經濟獨立入手，因此，要調動婦女的生產積極性，讓她們多生產、多積蓄，直接參加到生產戰線中。[31]
從 1943 年起各根據地開展了以紡織為中心的婦女生產運動，從事生產使得女性獲得了經濟獨立，生活、工作的自由度日益提高。在根據地建設時期，為鞏固后方政權和安定軍心，政府開展了擁軍優撫工作，幫助和改善軍人家庭生活。根據地出臺一系列擁軍優撫政策，組建擁軍優撫機構和組織，開拓擁軍優撫資金渠道，采取辦法解決軍屬困難。在晉綏邊區，政府設立民政事務機構，主要負責優抗、救濟、撫恤、賑災、軍政民聯系等工作。此外，《晉綏邊區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條例》第 12 條還規定，行政村村長和自然村主任代表要對優抗負主要責任，同時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分別設優抗隊長及分隊長，辦理代耕及其他優抗工作，村抗聯要給予協助，在必要時需組成行政村優抗會及自然村優抗分會，檢查優抗工作。[32]
在這些制度導引下，根據地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擁軍優撫工作，如發動群眾捐獻物資幫助困難抗屬，代替抗屬耕種土地，向抗屬發放優待糧、救濟糧，貸糧貸款和調劑土地等。
從檔案資料來看，1941 年到 1945 年間根據地代耕土地盛行。如在晉西北興縣 1941 年代耕 3561坰、1942 年代耕 2991 坰、1945 年代耕 1640 坰，保德1941 年代耕 1899 坰、1942 年代耕 11502 坰、1945 年代耕 1489. 5 坰，河曲 1941 年代耕 2925 坰、1943 年代耕 1702 坰、1945 年代耕 1018 坰。[33]
代耕工作的開展，或是義務或是政府強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抗屬家庭因勞動力缺乏而生活困難的問題。如保德縣抗屬呂狗旦生活窮困，主要以攬工為生，但在抗日民主政府優待下，他買入土地 36 坰、院落一座、毛驢兩頭，并能吃上撈飯、莜面，1945 年后買牛耕種，逐漸成為一個自耕農。[34]
蘇皖邊區政府民政廳副廳長孟東波在《1944 年上半年民政工作初步總結》中指出：”據 49 個區的統計，解決土地 22551 畝，代耕 36685畝； 各縣發給抗屬的優抗糧食及救濟糧有 1292925斤?！癧35]
可見，通過政府對抗屬優待工作的推行，一些困難抗屬及時得到救助，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根據地民眾對中國共產黨有著高度的合法性認同，而且也使抗日軍人能夠在前線安于抗戰，而免去家庭后顧之憂。
此外，政府還組織向抗屬發放優待糧和貸糧貸款。如晉西北保德 1940 年發放 14. 2 石、1942 年發放137. 6 石，五寨1940 年發放56. 6 石、1941 年發放35. 2 石，寧武 1940 年發放 60 石、1942 年發放 50石。[36]
在抗屬生活困難時期，發放優待糧能有效緩解軍人家屬生活壓力，讓軍人安心從軍。而政府發放的貸款大部分為無利或低利，以幫助抗屬購買畜力、種子、肥料、農具、口糧等，解決其生產燃眉之急貸款類型可分為青苗、耕牛和植棉三種貸款。其中耕牛貸款最受民眾歡迎，如興縣高家村兩戶抗屬僅耕牛貸款就達到 6000 元，這極大地解決了其春耕生產中缺乏主要勞動工具之難題。[37]如此關注民生的政策不斷實行，特別是一系列擁軍優撫政策和措施，幫助根據地女性減輕了生活負擔，保證革命根據地家庭穩定，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五、結語
為改變中國傳統家長制法律文化中漠視女性財產權的觀念，從而更好地推進革命根據地法治建設和婦女解放運動開展，各邊區政府根據國民政府民法中西方家庭財產權理念和蘇區婚姻法中的家庭財產權理念，構建了以男女平等、維護生產、保護女性權益和家庭和睦為原則的女性家庭財產權利意識，不僅增強了根據地女性的民主理念，也最終成為根據地設計家庭財產制度的法理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規，如施政綱領、保障人權財權條例、婚姻暫行條例等，并在婚姻家庭立法制度上根據根據地現實情況進行了相應的制度設計。這些加強法制建設的實踐有效地保障了革命根據地的社會、家庭穩定，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另外，由于根據地積極組織以紡織為中心的婦女生產運動從而使女性獲得了經濟獨立，成為根據地女性婚姻家庭財產權實現的經濟基礎。
同時，由于馬克思家庭財產觀的引入以及中國共產黨人的創新性發展，原有的家庭財產分配習俗徹底動搖，新的家庭財產分配思想逐漸植根于中國社會土壤，并對根據地的生產生活乃至對當時整個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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