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山西侯馬人，新中國成立后，長期擔當國家民主法制建設方面的領導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委員長期間，力倡中國走民主法制之路，在法治理念上汲取傳統法理精華，并予以堅守，不斷創新、突破，對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堅守法理，堅持不能隨意抓人、一定要靠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憲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
不能隨意抓人。文革中，砸爛公檢法，沒有法制思想，甚至對國家主席想抓就抓，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發生，就要健全法制，制定法律，文革后，彭真堅決要求在法律的軌道之內，在懲罰犯罪的同時，任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都能得到保障。
彭真復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訂了《逮捕拘留條例》，這個條例開宗明義地宣布，根據《憲法》“保護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接著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但這仍只解決一個不能任意抓人的問題。要系統地保障人權，彭真認為矛盾的核心是要制定《刑法》等基本法律，在他的主持下，全國人大制定了七部法律，其中《刑法》、《刑訴法》、《法院和檢察院組織法》為審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
一定要靠法制。中國共產黨對民主法制的認識是從深刻的歷史反思中得出的。執政后，如何鞏固政權，在建國初的一段時間，曾一度主要靠禁錮不同意見者的思想，通過政治運動壓制反對者，而不是靠發展民主和加強法制，走依法治國之路，因而導致了“反右”擴大化“、文革”等一系列悲劇。
隨著“文革”結束，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要實現這個歷史性轉變，國家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沒有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就很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的沉痛教訓，加強制度建設十分緊迫。彭真文革后在一系列講話中深刻闡述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改革和歷史性的根本任務，否則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它權利就得不到可靠的保障。他還強調，社會主義法制早就應該抓緊搞，可是，我們建國后長時期內沒有這個認識，總覺得有黨的領導，有方針政策，遲搞幾天不要緊，結果貽誤了事情，社會主義法制不搞不行。他再次強調，從革命戰爭時期主要依靠政策辦事，到人民掌握全國性政權以后，不僅依靠政策，還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辦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管理國家，人治遲早出大問題，一定要靠法制。
兩個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彭真在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的，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樣簡潔的語言表明任何人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核心就是反對特權，堅持民主法制。
1954 年 9 月 17 日，彭真在一屆人大大會上作《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發言，他就憲法確定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一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原則作了深刻闡述：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可能平等，也必須平等。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應當是，也必須是全體人民、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機關實際行動的指針。在我們這里，不允許言行不符，不允許有任何超于法律之外的特權分子。
1965 年 9 月，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當時，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正開展得如火如荼，在廣大知識分子中造成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緊張氣氛。9 月 23 日，彭真在會上講話，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指出：要實事求是，部分對，就是部分對；基本對，就是基本對；部分錯，就是部分錯；基本錯，就是基本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黨內也好，人民內部也好，不論你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還是文藝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地方只能服從真理。
彭真不只是提出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并身體力行，他往往先征求身邊工作人員的意見，尤其重視不同意見。他常說：“‘官’當大了，本來就不大容易聽到不同的意見，這是很危險的。在我身邊工作，我講了一個意見，如果你們都說贊成，那就等于還是我一個人的腦袋想問題。如果大家把不同的意見都提出來，那就成了幾個腦袋加起來想問題，就想得更全面一些。聽不同的意見有好處，自己錯了，改正；當初想得不夠周到，補充完善?？傊?，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p>
1981 年 6 月底，彭真受命主持《憲法》起草工作，他給未來的《憲法》一種不能逾越的法律效力和地位，恢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從未真正得到貫徹過的原則?！胺擅媲叭巳似降取钡囊幎ㄔ?1954 年被寫入《憲法》，但在 1975 年和 1978 年的《憲法》中都刪去了。1982 年在彭真的努力下，《憲法》又恢復了該條規定。
沒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沒有科學意義上的法制；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制。彭真的民主法制思想，法制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
我看是法大。1982 年彭真在主持憲法起草工作時，特別主張“把憲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黨要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任何組織不得有超越憲法的特權”寫入憲法。他指出，黨章這樣規定，憲法也這樣規定，這就解決了過去我們國家所沒有或者沒有明確解決的問題，就解決了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這個關鍵問題。
“黨自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是經過痛苦的十年內亂才寫出來的。在黨要守法的問題上，彭真講得最多、也講得最透徹。他反復講，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針對有人提出“是法大，還是黨委大、首長大”的問題。彭真說“,我看是法大”.法律是黨和國家的方針和政策的定型化，是經過全國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按照法定程序審議通過的，它是代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法律一經通過、頒布，每個公民都要服從。黨員服從法律，就是服從黨的領導，就是服從全國人民。堅持黨的領導，遵從人民意志，嚴格依法辦事，三者是一致的、統一的。彭真提出的解決黨與法律關系的理論，仍然應該成為我們今天處理黨與法律關系和實行依法治國的一個指導思想。
二、恪守法理先進理念的同時不斷創新，提出人大不是橡皮圖章、獨立行使司法權并進而從法理上解決對公民權的進一步保護，可以民告官
人大不是橡皮圖章。為了開拓人大工作，彭真對人大工作做了深刻的研究，對人大工作提出了許多帶有根本性的指導意見。對人大與黨的領導的關系，他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委會，代表人民直接管理國家的，健全人民管理國家的制度。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同政府、法院、檢察院的關系上，方針不是“唱對臺戲”,但也不是等因奉此，不問是非的橡皮圖章，方針是實事求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據，以憲法、法律為準繩，是就是，非就非。對的，就肯定，就支持；錯的，就否定，就糾正。要嚴格依法辦事，既不能失職，也不能越權。彭真提出了很重要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國家權力分工監督關系。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被濫用和產生腐敗。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也必須加強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加強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是任何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所不可缺少的。
獨立行使司法權。長期以來，黨的領導與司法的關系，黨內許多人的認識都非常模糊，彭真一直堅持司法機關應獨立行使職權的憲法原則，強調黨在領導司法時應依法辦事，尊重法律。針對一些人指責法院獨立行使職權是“以法抗黨”、向黨鬧獨立性的指責，他批駁道，法院、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只服從法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從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認任何人有任何特權。服從法律，就是服從黨中央的領導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決定，也就是服從全國人民，它就是從法制方面保證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決不是什么“以法抗黨”、“向黨鬧獨立性”.彭真一貫強調黨要加強對司法工作領導，關于如何實現領導，他總結了三個方面的體現：一是黨特別要領導和支持兩院獨立行使職權，檢查、督促公、檢、法認真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嚴肅、正確執行法律，嚴格依法辦案、依法辦事。二是要為公、檢、法特別是檢察院、法院配備足夠的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風好、有工作能力稱職的干部。
三是還有大量思想政治工作，也要黨委很好抓起來。民告官。1980 年，民主法制建設邁開大步，彭真開始思考“民告官”的問題。當時民間議論“公家告個人一告一個準，公民告公家沒門兒”,彭真認為這不行。他說，行政機關不能隨便侵犯公民權利，侵犯了公民權利，公民要有告狀的渠道，也就是要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建立民告官的制度。
1982 年制定《民事訴訟法》的時候，彭真指示，在原本并沒有行政訴訟規定的草案中加入“法律規定由人民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適用本規定”,至 1988 年，我國已有 130 多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了可受理的行政案件，但阻力隨之而來，1989 年初，在國務院法制局召開的會議上有人提出，如果公民可以告政府，政府還有什么權威？更強烈的反對意見是，“民告官”會助長“刁民”告狀。
盡管如此，由于彭真在早年的《民事訴訟法》（試行）中加入了行政訴訟的條款，早已使行政訴訟深入人心，《行政訴訟法》最終在 1989 年 4 月獲得通過，成為中國“秋菊打官司”的法律依據。
三、實現法制的突破，擴大直接選舉、實行差額選舉、基層自治、中外合資
擴大直接選舉、實行差額選舉。彭真 1979 年主持選舉法和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府組織法的修改，在他的努力下，對我國選舉制度作了三大重要的改革：一是擴大了直接選舉，將直接選舉由在農村的鄉鎮一級擴大到縣一級；二是實行差額選舉，規定人大代表都一律實行差額選舉，國家機關領導人副職也都實行了差額選舉，正職原則上實行差額選舉；三是實行由選民或代表依法聯名提出候選人和政黨、人民團體或主席團提出候選人的制度，經過反復醞釀討論、民主協商直至在必要時舉行預選來確定正式候選人。
彭真把公民選舉權的實現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他認為，選舉權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重要標志。保障人民自由行使選舉權利和罷免權利，是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重要保證。通過選舉，9 億人民就可以通過代表管理國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國家的命運。采取選舉的辦法來選拔干部，要比只由領導指定、選拔可靠得多，選拔錯了也比較容易得到改正。這樣選舉產生的各級政權機關，比較能夠勝任，比較能夠經得起風浪。針對一些地方領導干部對民主選舉不放心，亂劃杠杠，要群眾按少數領導人的意見進行的作法，彭真尖銳批評，“上面提名單，下面劃圈圈”的作法是不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原則的。經領導和群眾反復醞釀提出的候選人，總比單由領導指定或少數投票人提名要好些，更能代表群眾的意見。當然，選舉并不一定就是很完美。
基層自治。如何保證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當家作主？彭真進行了兩個方面的探索：一方面，人民通過他們選出的代表組成各級人大，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另一方面，在基層實行群眾自治，群眾的事情由群眾自己依法去辦，由群眾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權利。辦好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是國家政治體制的一項重大改革，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具有重要的、深遠的意義，基于這一思考，在他提議和組織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6 年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1987 年 11月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最終以試行的方式在常委會通過。從此，中國農村開始了村民自治和農村民主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外合資。1979 年，彭真主持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我們國家對外開放的第一部法律。
沒有任何立法的基礎，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下立法，當時彭真同志請外交部協助，讓各個駐外使館搜集大量的國外資料，結合當時國內的實際情況，制定我們國家第一部涉外經濟法，這部空前的法律開啟了我國引進外資、管理和技術之門，中國開放邁出了實質步伐，中國企業開始睜眼看世界、找差距并進而臥薪嘗膽。
彭真法制理念上的堅持、創新和突破，讓中國社會走向開放、秩序、寬容，民眾的創造力在法制秩序規制下釋放、迸發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