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古代法制傳統與法治精神①
中國古代有著悠久的運用法律進行治國理政的傳統。早在上古時期，就出現了專門主管氏族部落內部刑罰事務的人員，并制定了著名的“流宥五刑”（大辟、劓、刖、宮、黥），用以維護氏族部落內部的治理秩序。到了夏商兩朝，國家司法制度初現雛形，設置了相應的司法官吏，如夏朝的“士”（或稱“理”）、商朝的“司寇”.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司法制度更趨完善，建立了相對成熟的審判制度和訴訟制度，形成了較為系統國家司法體制。春秋戰國時期，更出現了以先秦法家為代表的古典法 治 思 想，其 核 心 內 容 在 于 “為 國 以法”、“以法為本”、“依法治國”,用以反對彼時儒家的“德治”和“禮治”,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奠定了法治思想基礎，并對后世封建法制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秦統一六國之后，古典法治思想成為國家統治思想，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已“皆有法式”（《史記·秦始皇本紀》）。代秦而起的西漢，鑒于秦朝嚴刑峻法之弊，在國家法制建設中先后經歷了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儒法合流的新儒學、神權法學及反神權法學的斗爭等階段。后至魏晉南北朝，出現了名法之學、玄學法哲學等思想，建立了尚書臺、廷尉和御史臺三大司法機構，為中國古代的封建司法體系奠定了基礎。隋唐時期，統治者致力于國家法典的建設，先后形成了《開皇律》《五經正義》《唐律疏議》等，更在審判、訴訟等方面建立了成熟完備的制度，并廣泛為后世所沿用。及至宋明兩朝，理學思想作為國家哲學成為法制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政治改革家和理學反對派，主張“立善法”、“以法繩天下”.
滿清時期，社會變動，民間和官方都孕育著新的法制思潮；在民間，涌現出黃宗羲、顧炎武等帶有啟蒙精神的法制思想，主張批判君權，破除舊制，“以天下之法”代替君主“一家之法”;在官方，統治者在總結繼承歷代法制建設基礎上，建立了相當完備的封建法制體系，甚至還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地建立了邊疆少數民族法律。
縱觀中國古代法制傳統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中國古代法治思想及實踐雖然朝代各異、接續發展，但蘊含于各種法治形式之中的基本價值、核心觀念與實踐原則保持了相對的長時段的歷史穩定性，這些價值、觀念和原則構成了中國古代法治精神。正如許章潤教授所言，漢語法學雖多轉折，“但是，總體來看，其文明品格和內在義理，于折中損益中脫胎換骨，卻一脈沿承，不絕如縷?！盵1]
然而對于“其文明品格和內在義理”亦即法治精神的具體內涵的概括，則見仁見智。如張晉藩教授將之概括為“禮法互補、綜合為治',德主形輔、明德無訟,執法原情、法情并重,立法等差、良賤有別,皇權至上、法自君出,漠視權利、詳訂義務諸端”[2].有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古代法治精神主要還在于“慎重刑獄”、“禮樂政刑相互為用”[3].概而言之，我們似乎可以從“禮法合治”、“明德慎罰”、“執法原情”這三個方面來理解和把握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基本要義。
所謂“禮法合治”就是將“徳禮”與“刑法”共同作為國家治理工具?！岸Y”表現為一系列以一定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為內核的典章、制度、規范和儀節，對君王相臣和平民百姓都具有相對的內在約束力?！胺ā眲t有兩種含義，一是指與儒家“禮治”相對的法家之“法”;二是指具體的法律制度，如律法、條令等?！岸Y法合治”既是指中國古代在法治實踐上“德禮”與“刑法”的交融共通，也是指二者在精神層面的貫通互補。禮是通過道德準則、倫理血親、宗法秩序等內在精神規范來維護社會秩序及階級統治，屬內在調控力；法通過國家權力厘定人們的義務和權利，建構和維護在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或集團所賴以生存發展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屬于外在約束力；禮與法都是維護社會穩定和階級統治的工具，但一內一外、一剛一柔、一外顯一內斂、一無意一有情，二者交融共生，形成了中國古代獨具特色的法治工具體系。
“明德慎罰”出自《尚書·康浩》中的“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4],原意是崇尚德惠而寬緩刑罰，與“禮法合治”一脈相承?！岸Y法合治”更多強調法治的治理手段和統治方式問題，而“明德慎罰”則關注于法治所要達到的治理效果及最終目的---即彰顯德性、教化 民眾而非懲罰惡行。對此有學者曾有過明確解釋：“明德，倡導本階級倫理道德并用忠、孝等道德觀念教化灌輸百姓，使社會成員的頭腦中形成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遏制犯罪。慎罰，在適用法律與實施刑罰時，保持克制與審慎。除不得不殺的重大犯罪外，一般都可以寬緩處理?！盵5]
“所謂執法原請,就是希望司法官在具體案件的處理上，既依法斷案，也要考察流行于社會而被廣泛認同的情理、人情，做到法情允協,既減少推行法律的阻力，又宣傳了明刑弼教的立法宗旨?！盵6]具體而言，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強調官吏必須嚴格執行國家法律。如秦朝時就將是否“明法律令”作為區分“良吏”與“惡吏”的判斷標準，對不“明法律令”的官吏處以“失刑”、“不直”、“縱囚”等罪。二是強調官吏在辦案過程中不能只依據法律條文，而應根據優良習俗、世道人心酌情而定、順情而為。如中國古人常講的“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刑”（《鹽鐵論·刑德》，“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尚書·大禹謨》）等理念，就是“執法原情”的重要體現。
二、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文化闡釋
瞿同祖先生曾說：“法律是社會產物，是社會制度之一，是社會規范之一。它與風俗習慣有密切的關系，它維護現存的制度和道德、倫理等價值觀念，它反映某一時期、某一社會的社會結構，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極為密切?！盵7]1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法律及其背后價值精神說到底都是特定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習俗傳統的集中反映，植根于社會文化之中。同樣中國古代法治精神與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緊密相關。
封建宗法制度是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制度基礎。宗法制度產生于以農耕文明與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倡導“親親”、“尊尊”,以“重視宗族血緣關系”、“尊重服從等級差異”、“重人情輕法律”等為基本特征。在宗法制度下，家國一體，政治權力更具延展性和統攝性，家庭倫理與政治倫理相輔相成。家庭不僅是社會結構中的基本生產單位，也是國家治理的基本管理單位。封建家長或宗族長承擔著調節宗族關系、穩定家庭秩序的責任。國家穩定正是依托普遍的家庭和睦來實現。在封閉且以血親關系為主的宗法制度中，維護晚輩對長輩的尊重服從是秩序可控的關鍵點。為此它一方面強調代際間的等差性，另一方面又重視宗族內的親情關系。在治理手段上，相比于只能維護等差但無法兼顧親情的“法”,相對溫情的“禮”則既可以維護尊卑之間的等差性，又可以強化和穩固家族內的親情關系，更適用于調節包含著普遍血緣關系的親屬之間的矛盾糾紛。在治理的目的上，相比于強調震懾和懲罰的“刑法”,宗族之人則能具備萌發自內心的“親親”、“尊尊”之德，由此達致宗族內部的治理和教化。所以“禮”作為教化工具可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8],“德”作為教化旨歸可以使人“有恥且格”.“禮法合治”與“明德慎罰”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家庭倫理與政治倫理的兼顧并行。除此之外，宗法制度催生的“熟人社會”,使“人情”成為維系社會秩序有效運轉的軸心，在人情與法律出現沖突的時候，人們往往會秉持“執法原情”的理念，通過凸顯人情地位來強化和鞏固宗法制度。
注重和諧的文化觀念是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哲學基礎。和諧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觀念之一，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法家都對其進行過相關論述，并在各自的學說中應用甚廣。這一觀念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即社會生活的和諧）以及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等四個方面”[9],表達了中華文化對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自我關系深刻而獨到的理解?！岸Y法合治”、“明德慎罰”和“執法原情”集中體現了這一文化觀念。例如“明德慎罰”可以視作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天人合一---的體現。一方面，天人合一既是指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也包含了人應該效法自然、順應自然規律的意味，以最終達到天道與人道的合一。運用到國家治理中，就是強調“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民之所欲、天必叢之”（《尚書·泰誓上》）。由此天人合一便與德政、仁政聯系起來，天道秩序便成為“王天下”的基本遵循。而過度使用刑罰只會破壞天人合一的和諧秩序。良性的國家治理應該通過彰顯德行、減少刑罰來使社會處于有序和諧的運轉中。再如，“禮法合治”可以視作人與社會和諧關系的體現?！岸Y”與“法”都是統治階級用于統治社會、教化社會的工具，也是將個人與社會規范連接起來的中介和渠道。法律的實質在于運用國家權力的強制力與權威性來達到管控的目的，而禮的實質在于運用人心與人情的內在約束力以達到自律的目的。當人與法律形成沖突時，以強權為基礎的強制力管控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人與社會的內在矛盾，而禮則用相對溫和的教化方式使人與社會達到較為和諧的關系，從而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人與社會、人與國家和諧相處的特征。
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傳統是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價值基礎。以人為本、關注生命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傳統，它不僅構成了中國人務實厚重、疑天保民的價值取向，也是中國古代統治者治理國家、建立盛世的價值遵循。管子曾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而國固”（《管子·霸言》）。相比于西方文化關注的“彼岸世界”,中國古代文化更注重“此岸”的現實世界，致力于實現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幸福，由此生成了直覺性的人本主義傳統。在這一傳統觀照下，以“人性”為基礎的“禮”似乎更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治理邏輯，而中國古代法治精神正是凸顯了對人的價值的尊重及關注。如，“明德慎罰”將提高人的道德素養作為旨歸，力圖規避會對人造成傷害的刑法，突出了人的地位?！皥谭ㄔ椤眲t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努力保障民生，在刻板的法律中注入鮮活的人情，將維護人的利益與尊嚴作為法治的最終旨歸，是“仁政”和“保民”思想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這種以直覺性人本主義為基礎的法治 精 神 也 帶 來 了 一 定 的 問 題。比 如 在 促 進“情”與“法”、“德”與“法”和諧統一的同時，也為封建人治傳統打下了基礎。再如中國古代法治精神所強調的“以人為本”往往停留在對治世、盛世的理論憧憬和價值規約之中，然而在現實卻仍堅持皇權至上、等級觀念，而缺乏個人本位的民主法律思想。這大概是中國古代緣何沒有發展出現代法治精神的根源之一。
三、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當代啟示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是新時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重要任務。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古代法制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智慧和資源，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傳統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10].這就要求我們在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過程中，應積極借鑒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有益做法，努力增強法治建設的中國特色、實踐特色和時代特色。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應該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儒家化”,亦即是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法律化。對此瞿同祖先生明確指出：“古代法律可說全為儒家的倫理思想和禮教所支配”[7]353.當然中國古代法治并非一開始就受儒家思想支配，如秦漢法律基本上就是延循法家思想而來，但西漢“獨尊儒術”之后，儒家開始作為一種國家哲學而統攝法治發展，并由此開啟了“引禮入法”的儒家化進程。這一過程有力確保了中國法治傳統的歷史穩定性。究其原因，是因為法律在本質上就是一種重要的意識形態形式，具有鮮明的價值判斷性與政治傾向性。
不同國家往往會產生不同的法治精神，同一國家的不同階級或政治集團也總是會提出不同的法治訴求。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法治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自覺將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與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聯系起來。否則就會南轅北轍、事倍功半。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應該重視發揮道德力量。中國古代法治精神重視發揮道德對法治建設的支撐作用。所謂“不知恥者，無所不為”（歐陽修《魏公卿上尊號表》）。無論是“禮法合治”還是“明德慎罰”,其中都蘊含著豐富的德治思想。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應該繼承和發揚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德性傳統，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發揮法律對于社會道德的規范作用，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特別是注重將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基本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著力通過法律的強制力來強化道德作用、筑牢道德底線，提升法律的道德意蘊和人文關懷[11].同時，還要發揮道德對法律的教化作用，用道德精神滋養法治精神，增強道德對法治氛圍的營造作用和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著力通過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構筑現代道德體系，提升社會道德水平，為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和道德基礎。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應該對古代法治精神進行積極揚棄。如何對待古代法治精神，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法治文明傳統的國家來說，是個長期面臨的重大問題。習近平同志所說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應該成為我們對待古代法治精神的指導原則。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新時期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特點和要求，對古代法治精神中具有現代價值的內涵和形式進行改造，賦予其以新的時代內涵及表達形式。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新時期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新發展新成就，對古代法治精神的內涵進行深入開掘和完善發展，并通過各種方式使之深入人心，筑牢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弘揚的歷史文化根基。做好“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要對中國古代法治精神進行實事求是而非責備求全的研究，既要看到中國古代法治精神植根于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之中，順應小農經濟和宗法制度，富有“人治”色彩，與現代法治精神并不相互吻合，不可直接搬用；也要避免妄自菲薄，言必稱希臘，將西方法治傳統當作中國法治建設的“康莊大道”,而應立足中國法治建設的歷史文化傳統，挖掘古代法治精神的本真意涵和當代價值，構建富有中國特色的法治言說體系。
[參 考 文 獻]
[1]許章潤。漢語法學論綱[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5）：5-72.
[2]張晉藩。論中國古代法律的傳統[J].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4（2）：62-68.
[3]陳景良。人文精神與中國傳統法律的歷史借鑒[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2）：30-39.
[4] 王 世 瞬。尚 書 譯 注 [M].成 都：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1982:149.
[5]樊鳴。論“明德慎罰”及其對后世的影響[J].法制與社會，2007（4）：750-751.
[6]張晉藩。中國古代司法文明與當代意義[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2）：20-30.
[7]瞿 同 祖。中 國 法 律 與 中 國 社 會 [M].北 京：中 華 書局，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