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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管理論文 > > 從山西票號的興衰視角分析民營企業治理中的儒家誠信
從山西票號的興衰視角分析民營企業治理中的儒家誠信
>2024-04-16 09:00:00


一、引言

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是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其成長和持續發展依賴于職業化管理隊伍的形成和代理關系的融洽\\(張維迎,2003\\).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常面臨兩難抉擇,其一是完全由投資者獨自經營,不雇傭職業經理就不會產生代理問題,但當內部的人力和財務資源無法滿足企業增長的需要時,企業就會增長緩慢,甚至陷入困境;其二是從外部引進職業經理實行兩權分離,企業易于做大做強,但容易形成內部人控制等代理問題,會加大企業的經營風險.內部人控制\\(Insiders control\\)很容易誘發職業經理從個人效用出發進行決策,會導致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喪失和對投資者利益的侵害,是許多民營企業難以形成"百年老店"的重要原因.如何設置激勵約束機制以有效遏制內部人控制等代理問題已成為民營企業當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山西票號是中國歷史上民營企業最早實現兩權分離的典型范例,享有"匯通天下"的美名,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黃鑒暉\\(2002\\)對山西票號在不同發展時期的經營狀況、盛衰原因做了詳細的分析研究;張正明\\(2001\\)探究了晉商以義制利的經營價值觀,以及經理負責制和頂身股制等完善的經營管理制度;楊艷紅\\(2002\\)探討了文化和倫理在社會秩序的型構和變遷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集體懲戒機制在山西票號的經營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由此帶來的問題;李新春\\(2002\\)認為家族主義信任能較好地解決代理中的信任問題,但其不能或難以解決隨著組織規?;蚪灰椎膹碗s性增加所出現的代理能力不足問題;燕紅忠\\(2011\\)認為晉商的成功源于其在經營活動中實行的是一種自我實施與集體主義的懲戒機制,指出面對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的諸多違約和信用問題,建立一種多元化的治理機制勢在必行;鄭文泉和盧昌崇\\(2009\\)對晉商企業制度和西方經典企業制度的效率進行了整體性比較,認為山西票號依托本土資源形成了一種迥異于西方經典企業制度的高效率的內發原生型企業制度,對中國特色企業制度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吳秋生\\(2010\\)認為"票號式誠信"是晉商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它既是鑄就晉商輝煌的重要法寶,也是導致晉商衰落的重要原因.已有文獻從不同視角對晉商和山西票號的興衰進行了解讀,對傳統儒家誠信文化和集體懲戒機制在山西票號經營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探討,但未能揭示山西票號最終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文進一步探討了山西票號出現嚴重內部人控制現象并走向衰亡的深層次機理,這對辯證認識儒家誠信文化和聲譽機制在我國民營企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對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山西票號輝煌的基礎條件

晉商早期主要以家族企業為主,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其內部產生了兩權分離的制度需求.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山西特定的地緣文化背景下,晉商通過把儒家誠信、聲譽機制與身股制進行耦合,有效地控制了代理風險,為山西票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儒家誠信是山西票號實行兩權分離的思想基礎

信任與合作是緊密相聯的\\(李新春,2005\\),沒有信任作基礎,就不會有代理關系的產生和發展.代理問題的實質是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儒家思想要求人們誠實守信,在交往中以信義為重,這使得代理雙方在信息不對稱時能夠相互信任,委托人大膽放權,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而且作為管理專家,能夠將代理能力最大限度的發揮出來,以達到代理人如同為自己辦企業一樣經營企業的結果.在講究誠信的儒家文化中,往往存在著很強的集體懲戒機制,社會秩序更多的表現為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多依靠當事人自愿的方式來履行合約,因而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代理成本,誠實守信成為人們規避風險、減少交易成本的一種理性選擇.尤其是在法制不健全和企業專業化分工程度較低的情況下,儒家誠信作為一種最具效率的合作機制,有利于人們在交往中形成穩定的預期,使交易得以發生以促進雙方福利的增加.

明清時期我國的商品經濟不太發達,商品交易方式較為簡單.山西票號成立后,長時期不受法律約束,完全處于無政府狀態\\(黃鑒暉,2002\\).在當時政府商業法規缺失的情況下,儒家誠信等倫理道德對晉商的行為起著決定性約束作用.山西人向來崇拜關公,信奉"信義昭著"、"言必忠信"等傳統美德,一貫視忠義、誠信為做人的最高準則,不忠不義之人很難在社會上立足,恪守誠信是人們在當時社會環境中理性最大化的選擇.晉商通過把儒家誠信和票號經營管理相結合,逐漸形成了東掌制\\(即"東家出資、掌柜經營"\\)的兩權分離體制.東掌制是一種以儒家誠信為基礎的制度,東家和掌柜雙方相互信賴,憑信義合作.東家充分放權,對具體經營管理活動不加干預,"以禮相聘,委以全權,專采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張鞏德,1996\\),并且對票號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充分體現了東家對掌柜的高度信任;掌柜作為職業經理一旦"擇主而事"便衷心耿耿,克己盡責,努力謀求票號發展,"必以忠義之答報知遇"\\(黃鑒暉,2002\\),如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高鈺"服務垂五十載,而執號權者二十五年,……,以浩氣舉事,一片純誠"\\(衛聚賢,2008\\),表現出了高度的敬業精神.儒家誠信作為山西票號經營管理的文化底蘊,發揮了倫理道德和法律規范的雙重約束作用,較好的解決了代理關系中的信任問題,從而使山西票號的企業治理結構變得非常簡單,為票號實行兩權分離制度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二\\)聲譽機制是山西票號實行兩權分離的制度基礎

聲譽是社會公眾對個人或組織的總體評價\\(李延喜,2010\\).良好的聲譽能增加職業經理在締約談判中的博弈能力,對其具有積極的激勵作用;負面的聲譽則會導致其職業生涯的終結,對其機會主義行為具有良好的約束作用\\(Kreps和Wilson,1982\\).聲譽的核心是當事人為了合作的長遠利益,愿意抵擋欺騙帶來的一次性眼前利益的誘惑\\(張維迎,2002\\).已經具有較高聲譽的代理人如果放棄聲譽將會面臨更大的損失,所以良好的聲譽更有可能得到維持,容易形成良性循環.聲譽機制借助集體懲戒的力量,通過影響未來收益來實現對代理人的制約,其往往能使失信和違規人員名譽掃地,聲名狼藉,喪失今后諸多的交易機會,因此,自亞當 斯密以來,經濟學界一直把它作為保證契約順利執行的重要機制之一.在企業治理中聲譽機制能使職業經理不過多關注眼前利益,既為其盡職盡責提供了激勵,也極大地抑制了其道德風險行為,起到了"不是法律而勝似法律的作用"\\(劉建生等,2008\\).

在我國明清時期"弱流動"的社會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仍局限在傳統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由市場自發形成的聲譽機制可以充分發揮作用,從而保證了當時社會良好的信用狀況.山西票號雖然沒有設立西方企業那樣的代理人監督機構,但職業經理的道德風險行為并未經常發生,代理成本也沒有顯著增加,這與聲譽機制的有效約束密不可分.山西票號以鄉土地緣關系為依托,采用"本地人策略",員工"限于山西人,他省人不得援用"\\(孔祥毅,2005\\),從學徒、掌柜到財東,都是鄉里鄉親,在這樣相對狹小的領域里,聲譽優劣很容易識別;同時山西票號還實行背景審查和聯保制,家屬、分號經理對其伙計,以及總號經理對分號經理都要承擔連帶責任,總號經理的選聘還要實行多人聯保.對于誠信重于一切的晉商而言,背信棄義的行為是不可饒恕的,一旦有人實施欺騙行為,就會迅速為四里八鄉所知曉,其他所有票號都會拒絕與其繼續合作,這樣不僅使他在未來的所有收益降為零,而且還會危及到子孫后代的利益,因此聲譽機制的約束作用是非常強大的.在山西票號存續的一百多年間,基本沒有發生過內部人攜款外逃等事件."定制綦嚴,倘有經手伙友等虧挪侵蝕等情,一經查出,西幫人不復再用,故西人之經營于外者,無不競競自守,不敢稍有虧短,至于罪戾"\\(黃鑒暉,2002\\).聲譽機制、本地人策略以及聯保制的有效耦合,方便了信息的收集和傳播,充分發揮了集體懲戒的力量,使聲譽機制的作用得到了有效發揮,是當時社會環境下約束代理人道德風險的一種有效制度安排.

\\(三\\)身股制促進了代理關系的融洽

按照現代企業理論,效率最大化的產權安排應該表現為企業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的對應或匹配,并且應該讓最重要、最難監督的成員擁有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從而使每個人行動的外部性最小,企業總價值最大\\(張維迎,1996\\).晉商已充分認識到人力資源在票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國內首創了身股\\(或頂身股\\)制度."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張正明,2007\\),身股與銀股享有同等分紅的權利,職業經理可根據經營績效獲得一定數量的股份,業績越好,身股就越高.身股制能使職業經理在為東家創造豐厚利潤的同時,自己也得到可觀的收入,充分體現了自身的價值.如大德通的總經理高鈺,在1888年只頂三厘身股,賬期分紅得到255兩白銀;到了1908年,所頂身股已達到1股,賬期分紅可得1.7萬兩白銀\\(孔祥毅,2007\\).凡頂身入股者都是在票號經過差不多十年考驗的可靠員工,而且分紅賬期大都是三年或四年,為了獲得較好的經營業績和較多的收入,職業經理必然會重視票號的長遠利益,并把票號的經營業績與自身的經濟利益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是以經理伙友,莫不殫心竭力,視營業盛衰,為切己之利害"\\(陸國香,1936\\).身股制兼具了現代企業股票期權和員工持股的某些優點,極大地增強了票號的凝聚力,體現了儒家以人為本的思想,保證了票號的穩定和發展,是晉商成功的一項重要經驗.

\\(四\\)東掌制促進了山西票號的發展壯大

山西票號以經營異地結算和存貸款業務為主,總號位于山西,分號遍布全國各大中城市,甚至在國外也設有分號,其經營管理具有很強的專業化特征.只有熟悉票號業務,了解市場行情,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技巧,才能勝任票號的管理工作.作為票號投資者和所有人的東家,往往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精力來直接從事經營管理活動.

東掌制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是晉商在管理上的一大創新,它成功地解決了家族所有與市場運作之間的矛盾,避免了企業與家族同構,在當時是實現財力與人力資源最優配置的先進方式.雷履泰、毛鴻 、李宏齡等一批杰出職業經理的產生,是山西票號借助專業化分工,走向規模經營以及管理趨向成熟的標志.在東掌雙方簽訂聘任合約后,東家不再參與號事,靠分紅實現資本增值,把管理票號的權力,如財權、經營權和用人權全部委托職業經理,讓其放手經營,"管事在票莊內,有無上之權利,凡用人之標準,事業之進行,各伙友皆須聽命于管事"\\(劉建生等,2005\\).職業經理既沒有缺乏資本的困擾,也沒有賠償票號虧損的擔心,只有用心經營來報答東家的信任.東掌制類似于現代企業的總經理負責制,體現了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在當時具有明顯的先進性,它不僅極大地調動了職業經理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也使他們擺脫了后顧之憂,放手大膽地按照自己的經營方針開展業務,有利于其管理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三、山西票號衰落的內在誘因

東掌制和身股制促進了山西票號的發展壯大.由于山西票號治理結構中存在重激勵、輕約束的內在缺陷,加之聲譽機制的局限性,使其在走向繁榮的背后也隱藏著衰敗的危機.約束機制的缺失使山西票號陷入了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局面,導致企業失去了制度創新的動力,在外界社會環境發生急劇變動的情況下,山西票號多次錯失發展良機并最終走向衰敗.

\\(一\\)聲譽機制的局限性

與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相比,聲譽機制有效發揮作用會受到一些外在條件的制約,具有內在的局限性,容易導致信用危機.首先,聲譽機制必須建立在穩定預期和重復交易的基礎上,環境應變能力較差.Kreps和Wilson\\(1982\\)認為,若要當事人自愿建立信譽,交易必須是多次的,用博弈論來解釋,就是重復博弈能使囚徒困境中的雙方最終走向合作.一旦原有經濟秩序被打破,隨著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增大,聲譽機制的約束作用將隨之削弱.山西票號所處的時代,是中國社會性質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新舊制度的摩擦打破了人們的預期,限制了重復博弈,聲譽機制發揮作用的環境缺失,儒家傳統誠信觀和義利觀在人們心目中開始受到沖擊,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亂,這為職業經理的違約沖動提供了思想上的誘導.如"大盛魁后期遭遇各種外來不測,日漸蕭條,一些掌柜揮霍浪費驚人,侵吞號款事件屢有發生,終于于1929年結束了其雄踞塞北200年的歷史"\\(張正明,2001\\).其次,聲譽機制是軟約束,具有非強制性.聲譽機制是維系市場經濟有序運作最為基礎的機制之一,但其作用的發揮依賴于諸多條件,其中的關鍵是能夠對失信行為進行懲罰,即聲譽損害必須付出代價\\(張維迎,2002\\).在明清時期儒家誠信缺少法治要求和制度保障,不講誠信更多是受到良心和道義上的譴責,而缺少外在的強制懲罰.在發生較為嚴重的利益沖突或機會主義行為時,僅僅依靠聲譽機制的非強制性處罰,其約束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當外部制度的缺失使職業經理的敗德行為能夠比守約得到更多的收益時,聲譽機制就開始失效,所以,單純建立在聲譽機制上的代理關系是極不牢靠的,一旦客觀環境發生變化就容易產生誠信危機,從而危及到企業的持續發展.

\\(二\\)票號治理機制中的內在缺陷

約束機制是代理契約得以順利履行的重要環節,是實現企業最優治理結構的保證\\(王玉榮,2005\\).良好的企業治理機制不僅要有一套好的激勵機制,更需要一套完備的約束機制,以保證對代理人能實行有效約束和監督,以盡可能減少其敗德行為發生的概率.東掌制使得職業經理階層成為組織架構中的權力中心,約束和監督機制的缺失使得山西票號內部呈現出典型的"人治"局面,加劇了東掌分離這種票號治理制度的失效.在山西票號中,職業經理以人力入股并參與分紅,但不承擔相應的虧損責任,"賠東家不賠伙計"也未讓職業經理承擔任何風險.東家基于信任賦予職業經理絕對的權力,對"平素營業方針,一切措施,毫不過問,靜候決算時報告"\\(張鞏德,1996\\),對職業經理在經營上的一切事項,既不預定方針于事前,又不施其監督于事后,票號盈利與職業經理獲利相連,但發生虧損則完全由財東承擔.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機構和約束機制,山西票號無法對職業經理過度追求利潤、忽視資本安全等損害票號利益的行為加以約束,造成了票號經營行為的短期化,從而加大了票號經營風險.在山西票號發展后期,一些票號通過不合理擴大放款來追求利潤,便是職業經理在經營中為增加紅利而采取的不負責任的冒險行為,其最終結果是導致山西票號難以抵御金融風潮而相繼破產.

\\(三\\)制度缺陷是山西票號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對職業經理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是山西票號治理機制中致命的內在缺陷,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票號的發展壯大,其危害性就逐漸顯露出來.山西票號實行高度集權的總經理負責制,總經理不僅負責總號的一切事項,而且還統領各個分號,隨著票號規模的擴大和身股制的實行,其手中的權利也越來越大.許多財東后代也逐漸失去了創始人的精神風貌,揮霍無度,庸碌無能,對總經理的行為完全放任自流.在業主失責的情況下,原先嚴格制定的號規對總經理機會主義行為的牽制形同虛設.在山西票號發展的后期,總經理獨擁經營管理大權,在票號中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與東家抗衡,導致山西票號陷入了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局面,形成了家長制的決策方式.如日升昌總經理雷履泰,當東家建議其回家休息養病時,便以撤莊、辭職相要挾,東家只好收回成命,甚至下跪求其留任\\(張正明,2007\\).內部人控制很容易誘發職業經理從個人效用出發,決策時把自身利益置于企業利益之上,不考慮企業的長遠發展,從而加大了票號的經營風險.二十世紀初山西票號屢次錯過重組銀行的絕好發展機遇,就是因為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 為首的總經理階層過多考慮個人的權力、地位等私利,以致"不顧號事之隆替,股東之生死.決如此之大計,竟不商之股東"\\(劉建生,2008\\),對合組銀行的建議進行百般阻撓造成的.山西票號的衰亡固然與清朝末期政府腐敗無能和外國資本的強勢入侵有關,但根本原因在于票號約束和監督機制的缺失,致使其陷入了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局面,在經營上墨守成規,在制度上缺乏創新,以致錯失轉型和發展良機并最終走向衰落.

四、民營企業治理中倡導儒家誠信的理性思考

缺乏經濟倫理與文化維度的研究,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經濟增長和企業組織的邏輯\\(李新春,2002\\).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于近代移植到中國后,并未完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就是因為和傳統儒家文化不兼容造成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對公司治理影響深遠,隨著國際化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企業間競爭的加劇,迫切需要我們對儒家誠信在民營企業代理關系中的作用機理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一\\)儒家誠信在民營企業治理中的強大生命力

社會強有力的道德和倫理法則是使經濟體制可行的社會穩定的因素\\(諾思,1994\\).儒家文化能夠歷經千余年的發展而沒有中斷,原因就在于其核心價值觀.儒家文化把仁義、誠信作為人們的道德底線,對個體的道德修養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儒家誠信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甚至決定著人的行為,代理雙方相互信任簡化了企業的治理機制,最大限度的節約了因監督和懲罰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并且易于培養團隊精神,有利于促進民營企業的和諧穩定發展.而且,我國大部分民營企業創業初期專業化分工程度較低,且大多為家族企業,勞資之間大多具有親緣、地緣等"五緣"關系\\(呂良弼,2002\\),為聲譽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由于法律執行環境的不完善以及法律制度運用的高額成本,儒家誠信對中國新興市場經濟尤顯重要,目前我國許多民營企業實行以儒家誠信和聲譽機制為主導的關系型治理模式有其充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民營企業應重視正式治理機制建設

儒家誠信重德治和自律,輕法制和他律,會產生情大于理、情大于法的后果,容易導致社會性誠信危機,具有落后和保守的一面\\(李方安和傅永聚,2012\\).文化根源的影響使得我國民營企業大多實行家族式管理,不重視正式治理機制建設,因此,當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和階段時,其治理機制中的許多弊端便顯現出來.隨著民營企業規模的擴張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職業經理的欺騙收益會迅速增加,聲譽機制的作用會大大減弱.此時民營企業如不及時進行治理機制的創新,使職業經理責、權、利協調一致,就極易陷入內部人控制局面,甚至形成"挾企業過去優秀業績,以令股東"這種獨斷專行的管理氛圍\\(金彧昉等,2005\\).內部人控制容易使職業經理的利己性動機與企業的目標發生錯位,窒息企業制度創新和制度選擇的積極性,對競爭性環境反應遲鈍和不適應,從而增大企業的經營風險,儒家誠信治理機制的弊病就在于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不僅僅建立在道德和價值體系上,同時還有很強的制度基礎,即更應是法律和體制意義上的,制度信任具有更強的抵抗外部風險的能力,是民營企業成功的關鍵保障,因此,現代企業制度是防范和治理失信行為、維護良好市場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是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的最強有力的保障.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民營企業應重視正式治理機制建設,這既是近代山西票號興亡的寶貴經驗,也是現代國美電器黃光裕和陳曉控制權之爭等事件的深刻教訓.

五、結語

誠信是市場經濟之基,它可以促進交換和經濟繁榮,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經濟資源,不斷進步的社會也要求誠信方式的不斷創新.作為幾千年來傳統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思想體系之一,儒家誠信在當今社會依然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將其精華融入民營企業的制度建設中,能更好地完善企業的治理結構,使企業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形成核心競爭力,因此,我們應當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即反映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山西票號依托傳統儒家誠信文化來解決代理問題,形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內發原生型企業制度,對辯證認識儒家誠信文化在現代民營企業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具有積極意義,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啟示:

第一,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傳統文化的支撐,要不斷提升民營企業的文化軟實力,重視在民營企業中開展誠信文化建設.誠信不只是對外的承諾,也是對內部組織的行為準則.民營企業要善于以誠信凝聚人心,企業家與職業經理人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展開合作,才能實現民營企業管理水平的提升,才能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

第二,民營企業要樹立善于學習、勇于創新的精神,不斷創新誠信方式,要借鑒和吸收現代信用文明的成果,積極依靠制度約束來使人們講誠信.在集體主義文化傳統中,人們傾向于通過信義機制實現自我約束和集體懲罰,并且這種約束也非常有效的.但是,只有聲譽機制作為社會成員講誠信、遵守契約的保障機制是不夠的,需要以健全的正式制度約束作為保障.從全社會來說,最重要的正式制度就是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制度,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相應的實施機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個人、企業和政府的行為進行約束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要盡快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促進社會信用環境的改變,以促進民營企業內部信任機制的加強與完善.必須深刻認識到民營企業如果缺乏科學的治理機制,就不能應對時勢的變化,不與時俱進就必然要被淘汰出局.民營企業要積極吸收現代西方先進的公司治理經驗,及時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化,通過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建設和完善企業治理結構,來促進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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