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經濟全球化及信息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企業面臨的生存環境及競爭環境也愈加復雜,為企業經營發展帶來挑戰,驅使創新成為企業應對挑戰的重要手段。企業創新成為企業發展和國家進步的必然趨勢。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我國的中小企業貢獻了 60% 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50%以上的稅收,并創造了 80% 的城鎮就業。但是,與所處行業的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的人員規模、資產規模與經營規模都較小,鑒于創新本身具有的高風險、高投入、收益不確定等特性,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選擇尋求與其他企業進行合作,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保持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在一般情況下,中小企業受自身資源的限制,為了彌補其在技術、資本和人力方面的不足,它們偏向于選擇合作創新。
通過文獻萃取和閱讀發現,國外學者比較傾向于中小企業合作創新實證研究,通常針對某一具體的合作創新案例進行深入分析。如 Sawers 等通過對南非 43 家技術創新型中小企業進行問卷調查,證明合作創新對中小企業與大企業都有利,但由于合作關系不對稱,中小企業承擔較大的風險。Naru-la 對中小企業研發聯盟面臨的機遇與挑戰進行分析,認為中小企業通過類似的外部資源戰略聯盟,可以增強自身的競爭優勢。而我國對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的研究發展較為緩慢,研究文獻大多集中在合作創新的必要性、動機、優劣勢、途徑、模式等方面,部分學者對某些區域的中小企業合作創新展開研究,如天津、山西等地區; 較為明顯的是學者們對科技型及高新技術中小企業合作創新關注度較高,論證其開展合作創新的必要性、優勢、注意事項等問題,為地區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雖然目前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研究所涉獵的領域較為寬泛,成果豐富,但大多數研究均是以追蹤合作創新的過程模式為邏輯主線,或針對部分案例進行實證分析,鮮有對影響中小企業合作創新影響因素間交互影響的多層次系統研究。尤其缺乏基于某一理論框架,系統分析企業內部因素、競爭環境因素、政策扶持因素等諸多關鍵要素,探討各因素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及對合作創新行為的形成機理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試圖以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為著力點,運用計劃行為理論構建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影響因素的理論框架,鑒于組織公民行為的優質特性,引入組織公民行為這一調節變量,實證驗證組織公民行為對合作創新行為意愿與行為間關系的調節作用,為實現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與提升合作創新績效提供理論參考。
1、 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1. 1 計劃行為理論概述
行為主體通常是頗為理性的,可以通過系統地整理、分析、利用所搜集的信息,充分考慮是否執行一個特定的行為以及行為發生后的影響。據此,Fishbein 和 Ajzen 合作提出了一種通過行為態度和主觀規范預測并解釋主體行為決策過程的理論模型,即理性行為理論\\(TRA\\) 。在之后的研究中,Ajzen 意識到有些時候人們對自己的行為和態度缺乏一定的控制能力,而實際的行為控制削弱了行為態度和主觀規范對行為的解釋力。因此,Ajzen 在理性行為理論的基礎上,增加知覺行為控制這一變量,提出計劃行為理論\\(TPB\\) 。計劃行為理論認為行為通過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三個變量影響行為意愿從而決定行為的產生。TPB 理論綜合了影響行為的各種因素,態度展現了個體內在反映及關聯,主觀規范體現外部環境的作用,知覺行為控制表達個體對行為特征的感知程度。因此,該理論能更好地了解和預測個體的行為意圖及其自我效能和控制感,并顯著地提高人們的具體態度對行為的解釋力,研究將應用并拓展 TPB 理論框架對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的產生機理進行研究。
1. 2 研究假設
\\(1\\) 行為態度與合作創新意愿
行為態度指行為主體對既定情境實施某一特定行為的喜愛程度的評估,及其對行為整體的預期綜合評價。當行為主體對其行為評價是正面的,則將產生積極的行為態度,而消極的行為評價會產生消極的行為態度。中小企業的行為態度主要受到組織結構、組織文化和組織信任等企業內部因素的影響,從而產生對合作創新行為喜好程度的評價,行為態度是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內部動機的主要表現。相對于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組織結構較為分散化和非正式化,恰是這種有機的組織結構更強調知識在組織網絡中的橫向交流、平均分布和共享,在企業內部促進創新的開始以及新觀點、新知識的產生,同時賦予企業易于與外界溝通的組織邊界,提高組織將外部知識與多變的內部知識整合的適用性,為中小企業合作創新奠定內部基礎,增強合作創新意愿。組織文化是企業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組成架構,中小企業清晰地把握自身的文化特性,了解合作伙伴間的文化差異,有助于合作創新的實現與成功。當企業真正接受合作創新,并將其嵌入到組織文化時,才能通過影響員工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調動員工創新的積極性,激發員工創新興趣,增強合作創新意愿。組織信任是中小企業實現合作創新的基礎,既包括企業內部領導者對員工的信任、員工間的信任,也包括企業外部合作創新伙伴間的信任。中小企業的人員有較強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組織信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員工與合作伙伴的機會主義傾向,增強員工的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有助于互相學習,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激發合作創新意愿。當企業擁有有機的組織結構、鼓勵創新的文化氛圍、強大的信任網絡時,將激發中小企業強烈的內部驅動力,對合作創新行為產生積極正面的評價,有助于增強合作創新意愿。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H1 中小企業積極的合作創新行為態度對其合作創新意愿有正向影響。
\\(2\\) 主觀規范與合作創新意愿
主觀規范指主體行為所受到來自外界社會環境的影響,是行為主體所感知到是否參與某項行為的社會壓力,也反映重要機構或組織對行為主體決策的影響。順承前人的研究,將主觀規范劃分為指令性規范和示范性規范。其中,中小企業感知的指令性規范主要表現在政府、金融機構、合作企業等組織機構對其合作創新行為及結果的期望壓力。
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來自市場競爭的壓力、產業集中或發展的推動、政府的產業政策導向、金融機構的資金扶持等外部環境的影響,這些壓力和動力會潛移默化地促使中小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尋找謀生途徑,夯實自身競爭優勢。當政府、金融機構等組織通過制定相應的扶持政策支持合作創新時,受到自身規模、資金、技術限制的中小企業會接受組織與領導的期望與號召,產生合作創新動力。此時,中小企業接到意向合作企業拋出的“橄欖枝”,合作創新的壓力經過不斷積淀演化為企業“應該合作創新謀求進步”的動力,產生合作創新意愿。中小企業感知到的示范性規范是指同行業或者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標桿企業或龍頭企業采取積極合作創新策略的示范效應。即使企業自身未參與到合作創新過程中,但是同行業內資歷相仿的企業通過合作創新取得一定成效,會對其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尤其是中小企業,愿意學習有相似經歷企業的發展模式并形成一定的成長路徑依賴,在這種合作創新氛圍的烘托中,通過示范效應的感染熏陶,使中小企業產生一種不甘落后、勇往直前的合作創新意愿。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H2a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的指令性規范對其合作創新意愿有正向影響。H2b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的示范性規范對其合作創新意愿有正向影響。
\\(3\\) 知覺行為控制與合作創新意愿
知覺行為控制是指行為主體感知到的對達成某一行為的容易與困難程度,反映行為主體對影響執行行為因素的知覺,知覺行為控制能力越強,執行行為的可控性因素越多,行為實現可能性越大。知覺行為控制主要包括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因素,其中內部因素主要指行為主體對自身技能、知識、信息識別與獲取能力等方面持有的信心; 外部因素主要涉及行為主體對時間壓力、伙伴關系、成本、設備等方面的控制能力。
針對知覺行為控制的內部因素,強調的不是主體執行行為的具體能力,是行為主體對自身能力的自信程度,而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的能力自信感知主要源于管理者及員工的自我效能感。合作創新雖然分散了企業需要承擔的風險,但是鑒于創新的不確定性及中小企業的抗風險能力較低的特點,掌握更多的行為主體合作創新信息顯得尤為重要。當中小企業員工認為自己能在合作創新過程中有創造性的表現、能協調和傳遞知識與信息、可以克服困難并接收挑戰時,能為增強企業管理者的自我效能感創造條件,增強中小企業實現合作創新信心,提高合作創新意愿。中小企業不僅需要具備實現合作創新行為的信心,同時還應具備統籌合作創新所需資源、調節合作伙伴關系等方面的控制能力。受自身經濟實力的限制,中小企業在合作創新前需考慮合作過程可能出現的成本、時間、成功率與計劃不符問題,避免因外部條件不成熟導致合作中斷。只有當中小企業認為自身可以較好地掌控合作創新的進程及結果時,才會迸發出積極的嘗試欲望,才能產生合作創新意愿。
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H3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的知覺行為控制能力對其合作創新意愿有正向影響;
\\(4\\) 行為態度、主觀規范與知覺行為控制間的關系
作為 TPB 理論的三大要素,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之間并不是相互獨立的,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社會心理學領域中的勸說理論認為:在行為主體存在的群體環境內,群體內其他主體的推薦以及其他主體關于某個行為的爭論會間接影響到主體對待行為的原始態度。同時,行為主體往往會為了服從群體規范,而有意識的改變自身的行為態度。在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中小企業更傾向于向有經驗或值得信任的其他企業或機構求助,當獲得支持該行為的信息時,行為主體會產生積極、正面的態度。一般而言,中小企業會根據自身擁有的各項資源來選擇合作創新的伙伴及創新內容,審時度勢、揚長避短,推進合作創新。尤其在合作創新過程中,創新周期及結果的不確定性是合作創新行為實施對中小企業的財力、物力、經驗的嚴峻挑戰。因此,當中小企業可以精準定位自身能力、掌控各項資源為合作創新服務時,中小企業行為態度就會愈發積極; 反之,如果中小企業在合作創新過程中,不能做到未雨綢繆,就會使行為主體感知到較多的不可控因素從而降低主體熱情,對行為態度有負面影響。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H4a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的指令性規范對其行為態度有正向影響;H4b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的示范性規范對其行為態度有正向影響;H5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的知覺行為控制能力對其行為態度有正向影響;
\\(5\\) 合作創新意愿的中介作用
合作創新意愿表示中小企業試圖實現合作創新的程度及其為了達成行為所愿意投入努力的程度,是個體行為最好的預測指標之一。近些年來,已有很多學者在社會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證明了行為意愿對行為的積極作用。Lean 等以馬來西亞電子化政府為研究對象,認為用戶在使用電子化政府行為意愿越強,電子化政府系統的使用及推廣效果越好。Al - Somali 通過對消費者心理的研究發現,接受并使用網絡銀行的行為意愿有助于提高人們對網絡銀行的認知程度,對消費者使用網絡銀行有正向促進作用。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行為意愿可以直接決定行為,也只有當中小企業發自內心的認為合作創新對企業有益且愿意執行該行為時,才能產生積極的行為態度,感知到合作創新的規范越強烈,會增加中小企業對合作創新的掌控力,激發中小企業的創新行為。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H6a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意愿在行為態度與合作創新行為之間起到中介作用H6b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意愿在主觀規范\\(示范性規范和指令性規范\\) 與合作創新行為之間起到中介作用H6c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意愿在知覺行為控制\\(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與合作創新行為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6\\) 組織公民行為的調節作用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不僅受到企業自身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作為合作創新行為執行主體的企業員工也會對企業行為意愿產生影響。而組織公民行為\\(OCB\\) 描述的是員工個體的自愿行為,這些行為不在正式工作范圍要求內,不會獲得組織中正式的報酬系統直接或明確的回報,但就整體而言有益于組織的有效運作。
任何企業工作的設計都不可能完美,尤其在中小企業,各部門很難將工作職責界定絕對清晰,員工工作時總會涉及一些職責外的工作或者輔助性的行為,而這些組織公民行為為企業的高效運行奠定基礎,使組織公民行為存在更有意義。在迅速變化的合作創新環境中,傳統的工作描述、崗位職責等經常改變,更需要員工適應環境變化并靈活應對,做出角色要求之外的主動創新行為。
自 OCB 概念提出以來,眾多學者對其組成維度進行研究,本文將遵循 Coleman 等人理論,根據 OCB內不同維度的直接受益者將其劃分為指向個體的組織公民行為\\(OCBI\\) 和指向組織的組織公民行為\\(OCBO\\) 。其中,OCBI 是企業員工針對工作群體中的個體行為,包括員工的自我訓練、幫助同事、員工美德、人際和諧等; OCBO 包括參與群體和公益活動、保護公司資源、提出合理建議、組織忠誠及順從等。OCB 的受益者無論是指向個體亦是企業,都不能忽視其對企業合作創新的積極作用。一方面,OCB 中的自我訓練通過對自身能力的提升提高組織應對變化環境的能力; 幫助同事、員工美德等利他主義行為有助于協調員工和部門之間的事務和活動; 人際和諧及對企業有益的觀點提出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同事工作效率。和諧的企業氛圍為員工間內部交流創造條件,鼓勵學習、崇尚創新的理念在不自覺中滲透到員工的行為意愿中,增強員工通過合作創新激發主觀能動性、自我成就的愿望,促進合作創新行為執行。另一方面,OCBO 有助于樹立企業形象,增強企業吸引和留住優秀員工的能力,降低企業內資源耗費率,使企業擁有冗余的資源進行創新,組織寬裕是企業進行創新的前提和保障,激發企業產生創新需求和意愿,提高合作創新實現可能性。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H7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意愿與合作創新行為受到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調節作用,即中小企業內擁有越多的組織公民行為,合作創新意愿越強,合作創新行為越有可能實現。
在上述理論假設的基礎上,提出本文的理論分析框架,如圖 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 1 數據收集
選取加工、商務服務、數碼計算機、機械及行業設備、醫藥包養、化工等中小企業分布較多行業的420 家中小企業進行調研,行業內中小企業的選擇依據是曾經或正在參與合作創新活動以及有合作創新規劃的企業。通過電子郵件和實地發放調查問卷的形式發放問卷 420 份,回收 396 份,剔除填寫不完整及測項多為極端值、全部測項答案一樣的無效問卷之后,最終有效問卷338份,有效回收率為85.4% 。
2. 2 變量度量
\\(1\\) 行為態度
在 Fishbein、Ajzen、Taylor、Todd、Chauand 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設計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態度\\(at-titudes towards the behavior,簡稱為 AB\\) 量表,主要通過對中小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創新氛圍及培養的企業信任力等方面的評價考察合作創新行為是否有益于企業發展、增加企業效益、提高企業創新能力、獲益多于風險,共包括4個測量題項 \\(ab1 -4\\)。
\\(2\\) 主觀規范
根據 Cialdini、Kallgren、Reno、Ajzen 等學者的研究,從指令性規范和示范性規范兩個特征維度來考察主 觀 規 范 \\(subjective norm,簡 稱 為 SN\\) 的 特征。其中指令性規范\\(descriptive subjectivenorm,簡稱為 DSN\\) 主要使用對中小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的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合作企業、研發部門等組織機構對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是否贊成、支持、鼓勵的態度來體現,共包括 4 個測量題項\\(dsn1 -4\\) ; 示范性規范 \\(injunctive subjective norm,簡稱為ISN\\) 主要考察同行業或者發展過程中具有參照性企業積極合作創新的示范效應為中小企業合作創新帶來積極影響,共包括 3 個測量題項\\(isn1 -3\\) 。
\\(3\\) 知覺行為控制
遵循 Ajzen、Kraft、Rise、Sutton、李東進等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從內部和外部因素兩方面測量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簡稱為 PBC\\) 指標。其中,內部因素\\(internal control\\) 通過評價行為主體對自身技能、知識、信息識別與獲取能力等方面持有的信心,共計 4 個測量題項\\(ipbc1- 4\\) ; 外部因素\\(external control\\) 主要涉及行為主體對時間壓力、伙伴關系、成本、設備等方面的控制能力,共計 5 個測量題項\\(epbc1 -5\\) 。
\\(4\\) 行為意愿
行為意愿\\(cooperative innovation behavior inten-tion,簡稱為 CIBI\\) 表明中小企業執行合作創新行為的動機,以及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和時間精力來執行該行為,選取“愿意參加合作創新”、“愿意全力以赴實現合作創新中承擔的任務”、“愿意對合作創新積極作用進行宣傳”三個問項測量行為意愿指標\\(cibi1 -3\\)。
\\(5\\) 合作創新行為
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cooperative innovationbehavior,簡稱為 CIB\\) 通過與合作伙伴\\(包括縱向聯系的客戶、供應商; 非縱向聯系的其它企業和營利性機構; 大學、科研院所等公共研究機構\\) 合作過程中企業的投入行為、培養企業價值導向等支撐行為、對合作程度的評價 3 個題項測量\\(cib1 -3\\)。
\\(6\\) 組織公民行為
根據前文論述,將 OCB 根據直接受益者分為OCBI 和 OCBO,采用的是 Farh 等人在中國情景下開發出的量表,共計 10 個題項。其中,OC-BI 通過自我訓練、積極主動、辦公環境整潔、人際協調、幫助同事五個方面測量\\(ocbi1 -5\\) ; OCBO 以保護公司資源、觀點表述、群體和公益活動參與、維護組織形象等視角展現\\(ocbo1 -5\\) 。
3、 假設檢驗與分析
3. 1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檢驗
本文涉及的量表借鑒了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及量表,使量表具備較好的內容效度。同時,為避免不正確的測量模型導致的混淆結果,采用 SPSS16. 0進行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反映各指標項的信度和效度。通過檢驗發現,所有因子的 Cronbach’s α 值均在 0. 67 以上\\(見表 1\\) ; 36 個指標的因子載荷值\\(0. 536 -0. 859\\) 均高于最低建議值 0. 5\\(見表 1\\) ,各變量累計解釋方差的百分比均超過 51. 090%,量表效度檢驗通過。
3. 2 假設檢驗
\\(1\\) 結構方程模型的路徑分析
利用 AMOS7. 0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軟件,驗證理論分析框架中相關變量之間的關系,計算得到本研究的路徑分析模型如圖 2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最終擬合指數: 絕對適配度指數 χ2/ df 為 2. 36\\(小于 3\\) ,GFI = 0. 912 \\(大于 0. 9\\) ,近似誤差方根 RMSEA 為0. 064\\(小于 0. 08\\) ,RMR 小于 0. 05; 相對適配度指數 NNFI =0. 957,IFI = 0. 939,CFI = 0. 972\\(均大于0. 9\\) ; 簡約適配度指數 PGFI = 0. 544 \\(大于 0. 5\\) 。
因此,從總體上看數據能較好的擬合研究模型。
數據與模型的擬合優度較好,進一步對假設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 2 所示,除假設 H5 外,其余所有假設都得到了支持。積極的合作創新態度、指令規范、示范性規范、知覺行為控制對合作創新意愿有正向影響,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 0. 351、0. 514、0. 319、0. 393,均在 P < 0. 001 或 P < 0. 01 的水平上達到了顯著; 合作創新的指令性規范和示范性規范對合作創新態度有顯著地正向作用,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 0. 274、0. 238,均在 P < 0. 01 或 P < 0. 05的水平上達到了顯著; 合作創新意愿對合作創新行為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 537,在 P < 0. 001 的水平上達到了顯著。因此,合作創新意愿在合作創新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與合作創新行為關系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
\\(2\\) 組織公民行為的調節效應根據溫忠麟等的觀點,基于層次回歸模型的組織公民行為調節效應假設驗證分為兩個階段: 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計算變量值,使研究對象更加簡潔,并達到降維、方便計算的目的,以合作創新態度計算為例: 通過方差最大旋轉法,結合碎石圖,根據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則,提取 1 個公因子,該公因子解釋總方差變異的 57. 498%,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結合因子載荷,得到計算合作創新態度的方程為55. 067% \\(0. 348ab1 + 0. 359ab2 + 0. 334ab3 +0. 293ab4\\) ,采用同樣的步驟對合作創新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組織公民行為及合作創新行為進行計算; 其次,在計算得到各變量值基礎上,構建層次回歸模型,以合作創新意愿和組織公民行為為自變量,合作創新行為為因變量,建立層次回歸模型; 再者,因變量不變,在自變量中加入合作創新意愿 × 組織公民行為,建立層次回歸模型; 最后,將分別以“合作創新意愿”、“合作創新意愿 + 組織公民行為”、“合作創新意愿 + 組織公民行為 + 合作創新意愿 × 組織公民行為”為自變量的回歸分析結果進行統計。
通過模型檢驗\\(如表 3 所示\\) ,發現 F\\(sig\\) =0. 000 < 0. 05 ,表明回歸模型總體上是有效的; DW值均在 2 附近,模型誤差項不存在序列自相關現象;平均的方差膨脹因子 VIF < 10 ,模型不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t\\(sig\\) = 0. 000 < 0. 01 ,說明自變量對因變量有顯著影響?；貧w結果顯示,與原模型相比,加入了調節變量及調節變量和自變量交互項后,R2數值增大\\(由 0. 435 上升到 0. 479\\) ,對模型的解釋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對合作創新意愿與行為間關系調節作用明顯\\(ΔR2由 0. 377 上升到 0. 391\\) ,且為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 \\(β = 0. 279,sig < 0. 01\\) 即中小企業內的組織公民行為越多,越有助于產生合作創新意愿,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越有可能實現,假設 H7 得到驗證。
4、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中小企業合作創新態度越積極,合作創新意愿越顯著,合作創新行為越有可能實現; 感知到正面的主觀規范越多,越有助于合作創新積極態度的形成。作為以盈利為目標的經濟體,實現利益最大化是中小企業的主要動力,合作創新體現企業的物質追求; 當企業將創新作為企業文化及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知識交流為目的展開企業內部交流時,合作創新體現企業的精神追求。然而,企業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并不能成為支撐企業合作創新的不竭動力,有機的組織結構、倡導創新與合作的組織文化及合作中不言而喻的默契與信任才是影響中小企業合作創新態度的關鍵之處。通過中小企業分散非正式的組織結構充分實現企業內部橫向交流與知識轉移,模糊企業邊界,利于企業進行內外部知識資源的優化配置; 通過組織文化的滲透既影響內部員工價值觀的形成,同時輻射到合作伙伴企業,利于合作創新的氛圍營造。在組織文化逐步建構的過程中,適當的物質獎勵會激發員工創新熱情; 通過培養組織信任為合作創新降低風險,避免合作創新因中小企業頻繁的人員流動及矛盾沖突而終止合作,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協調機制更加有效。同時,要善于向政府、金融機構、合作企業等組織機構尋求幫助,多渠道地了解有利于合作創新的各項政策,感知上游企業、下游企業、科研院所的合作意向,充分感知正面的指令性規范; 關注同類型企業、行業內企業的發展動態,通過合作創新實現突破的真實案例往往比企業自身制定的預期效果更具有說服力和指導意義,充分利用示范性效應給予自身鼓勵。雖然,知覺行為控制能力對行為態度的直接影響作用并未得到驗證,但是自身實力的增強及中小企業對外部環境控制力的提升對企業行為態度的影響作用仍不容忽視。
第二,中小企業合作創新感知到正面的主觀規范越多,知覺行為控制能力越強,合作創新意愿越顯著,合作創新行為越有可能實現。首先,中國社會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具有鮮明的高權力距離特征,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會對有指導意義的組織機構表現出一定的尊重和服從。因此,政府的政策扶持、合作創新融資支持、科研機構技術支撐為中小企業發展壯大提供助力,指令性規范對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起到越來越大的積極作用; 中小企業也應把握時代及市場契機,實現合作創新。其次,在實際經營過程中,中小企業也會選擇具有借鑒意義的企業進行模仿、學習,示范性規范為中小企業合作創新意愿形成和行為實現提供案例支持。再者,中小企業應通過組織學習不斷提升員工及領導者素質,提高員工及領導者知識協調處理能力,增強企業對自身技能、知識識別與獲取能力等方面的信心; 中小企業如何統籌資源、建立和諧伙伴關系等方面也是企業亟需關注的問題,這不僅關系到合作創新能否實現,也是企業經營過程所必須的。當中小企業感知到內部條件逐漸趨于成熟,外部因素可以掌控時,合作創新行為的實現就會事半功倍。
第三,中小企業內組織公民行為涌現越多,越有利于合作創新意愿的萌發,加速合作創新行為的實現。鑒于組織公民行為在中小企業合作創新中的積極作用,企業應通過三方面來增加組織公民行為。
首先,在新員工招聘過程中,優先錄取傾向于表現組織公民行為的應聘者; 其次,在企業內部考核中,增加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評價指標。通過物質獎勵等方面對表現突出的員工予以激勵; 再者,通過領導力的提升實現領導與員工間關系的高質量交換,適度增加領導授權,使員工切身融入到企業氛圍中,自發地表現出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當員工將自我訓練、積極主動、辦公環境整潔、人際協調、幫助同事、保護公司資源、觀點表述、群體和公益活動參與、維護組織形象等方面成為其行為及工作習慣中的一部分時,員工會積極地增強配合企業進行合作創新的意愿,促進合作創新行為實現。
本文在研究的過程中,考慮到中小企業的分布范圍,僅選取部分行業內企業進行調研,涉及行業的廣度、企業調查的深度有限,影響了論證的全面性。
其次,實證調研只采用截面數據進行分析,因果關系的檢驗受到局限。再者,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態度的影響作用未得到驗證。以上局限性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今后研究中應通過縱向數據的假設檢驗深入挖掘中小企業合作創新行為機理,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理論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