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如何在本土管理領域發現和提出新問題,WERNER討論了3個方向:
①在跨國背景之下,研究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國際化過程、子公司關系、知識轉移等;②針對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之間員工行為和管理實踐的差異,提出和分析問題并做比較;③以北美之外國家或地區作為研究對象尋找研究問題的焦點。
TSUI認為現有的管理學研究針對后2類的研究發現仍然十分不足。實際上,在世界范圍內除了北美之外的其他情境,管理學研究影響力都還明顯落后。
MEYER將這種情況歸因于學者們選擇了西方廣泛研究的主題和研究方法,并認為亞洲的管理學研究缺乏創新性。但這并不僅僅局限在亞洲,MARCH分析了北美和歐洲各自4種領先的期刊,發現在北美期刊中只有11.5%的作者、審稿人和參考文獻不是來自北美;而在歐洲期刊中,來自北美的作者、審稿人和參考文獻是37.4%,表明北美研究范式在歐洲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近年來,在國際主流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中國企業的研究越來越多,這表明以中國為樣本或在中國情境下開發管理理論在世界管理學界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然而,世界管理學研究領域向北美研究范式集中的“同質化傾向”使研究者忽視了新情境中的重要現象和問題,該現狀也驅使曾任美國管理學會主席的TUSI呼吁“有經驗的學者和新一代年輕學者能夠共同合作,通過深入的情境化,提出更新穎的問題和理論構建來完成全新情境下的研究,發展多元化的研究視角”。隨著學界對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大部分研究者卻出現了針對新情境下的管理理論開發的瓶頸,所創建的管理理論不但沒有獨特性,其對實踐界的啟發也越來越有限。
中國本土管理理論研究者圍繞以上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針對管理研究的現實相關性,有學者提出管理學界需要“直面中國管理實踐,解決中國管理實踐的問題”。另有學者提出中國管理學的問題是大部分研究成果嚴謹有余,卻切題\\(符合研究情境要求\\)不足。一些學者圍繞管理理論的獨特性和普適性展開討論,其中一個觀點認為“如果將管理視為純粹的工具和中性的存在,就根本不可能有中國本土管理學,正如不可能有中國物理學與中國化學一樣”。一個相反的觀點認為,中國社會數千年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使其具備了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其決定了30年來的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特殊性,也帶來了中國管理理論的研究曙光。在國際學術界,學者更多地討論了情境化研究對揭示中國情境的獨特性,以及創建基于中國情境的新理論的價值,然而,目前還僅僅局限于對中國情境的獨特性的認知正在由消極逐漸轉變為積極,從被動承認其合理性逐漸轉變為主動揭示的階段。
誠然,在中國情境下開展管理理論研究、發現新問題、建構新理論有諸多問題,研究者忽略產生問題的真實情境抑或是脫離情境提出假想的研究問題都是“沒能做正確的研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2個討論前提:其一,研究者對研究問題的發現必須是建立在對中國情境的深刻洞察和解讀之上;其二,基于中國情境下的管理實踐的解讀乃至新理論創建必須是獨特的。由此,本文的研究問題如下:
①什么是中國情境?
②情境化的研究與理論創建有何關系?
③如何做基于中國情境的管理理論研究?
1“中國情境”及其研究內涵
研究總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展開,而情境的含義很寬泛,包括人、文化、環境、行為、組織;不同的制度、公司和個體層面是情境;不同的行業、不同的所有制狀況也都是情境。
那么,什么是中國情境?為何要界定中國情境?圍繞已有研究并結合自己的認識,在表1中列示了對這2個問題的理解。界定當中,這從制度層面對中國情境進行了解讀。徐淑英等第一次對本土研究進行了解讀,即,在研究模型中包括本土變量\\(如文化\\),并對比不同國家文化在概念上的差異;他們認為本土研究方法提出的理論比直接應用產生于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理論具有更高的內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LI等的研究指出,中國情境是暗示著社會、政治和經濟變革的制度情境,而這些變革影響了商業體系的演化、社會分層、勞動力市場、雇傭結構、收入情況和社會公平。
關于為何要界定中國情境,JIA等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組織和管理研究非常合理和可行的情境”,學者們可以在中國情境下開發出新概念、重新定義舊概念、改變測量方式、重構變量間關系、找到現象后的新邏輯。
2如何開展情境化的中國管理學研究
情境化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意義首先得到了組織行為學研究領域的關注。
ROUSSEAU等認為,組織行為研究中情境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
①組織領域的研究變得越來越國際化,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將模型從一個情境向另一個情境的應用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②多樣化的工作和工作環境將會明顯地改變員工組織之間的動態因果關系,導致過去的理論不太適用于當代管理實踐。鑒于此,她們鼓勵學者們在組織研究領域更多地進行情境化研究,同時聲稱組織行為學期刊會更傾向于接收在研究方法等方面融入情境的研究。
情境化可以產生新洞見,從而鼓勵開展基于特定情境的研究。
TSUI認為“特定情境”或者本土化的研究是最有助于全球知識庫積累的研究,是超越現有理論邊界的最高的情境化水平的研究。那么,如何開展“情境化”的中國管理理論研究?針對這個問題,JIA等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相關方法。他們對現有實證研究的“情境化”水平和情境化“維度”做了3個層次的劃分\\(見表2\\),本文借鑒該分類來分析如何做情境化的管理理論研究。其中,情境化程度被分為3個層級:
①情境不敏感;②情境敏感;③情境特定。從第1級到第3級,體現了情境化程度\\(由低到高\\),以及在不同維度上的情境化水平的差異。
被許多管理學者所采納的情境不敏感和情境敏感的方法,它們都是借用西方現存理論,并應用于中國情境中來解釋新情境中的現象,這稱之為“理論-借用”模式?！袄碚?借用”模式下的研究是低程度情境化的研究,對此,WHETTEN等主張學者們應該從理論視角上“向已有文獻回饋一些更好的東西”,這要求研究者至少要做到情境敏感。即低程度情境化的研究要摒棄情境不敏感的研究方法,把對特定情境的理解加進去,以帶入新的理論或信息。
XIAO等采納“系統借用”的方法,將BURT提出的“結構洞”理論引入對中國4個高科技企業的研究中,并分析網絡結構的影響。筆者提倡JIA等的第3級情境化的研究方法,即基于情境特定的創造或介紹。這種研究大多是現象驅動的,是一種“深度”情境化的研究,其以情境中的現象作為出發點,在特定情境的隱含邏輯之下,從已有理論中獲得啟發,闡釋對新現象的新的理論理解,這稱之為“現象驅動”以及“理論-啟發”式的研究。這種“現象驅動”和“理論-啟發”模式的研究更有可能產生理論創新,比如圍繞該現象通過理論-啟發模式提煉和總結新概念,并圍繞該概念發展新的關系邏輯,等等。
這種研究并不少見,轉型經濟時期中國特有的社會、經濟和管理現象驅動了很多此類研究,它們對新情境下的新現象進行的全新解讀對世界管理學界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例如,研究者們提出了中國企業的多種戰略選擇\\(關系網絡、公司間關系、公-私混合的治理模式等\\)及其在應對制度約束中的重要性,這與西方文獻中通過構建創新能力等核心競爭力來獲得競爭優勢形成了鮮明的區別。另一些學者圍繞國有企業改制引起的有關所有權和產權變革的現實進行分析,發現中國的私營企業應對變化的制度環境時在創新性和先動性方面比國有企業表現得更好,這是以所有制為情境的跨情境分析。此外,商業體系的變革、民營企業的涌現、勞動力市場的出現和雇傭結構的改變引發的員工職業流動性研究等,都是現象驅動的深度情境化的研究。
以上研究都是隱含在特定情境下的,相關理論的提出也是與情境緊密相關的?！扒榫场眳s是不斷變化的,情境的發展變化凸顯了“現象驅動”和“理論-啟發”范式的意義。筆者認為,當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不斷轉型,管理學者在這個動態變化的情境中進行管理理論研究,所提煉的理論更應與情境變化緊密相關。
一個典型研究就是社會學界的市場轉型理論。在管理學界,隨著中國市場轉型的逐漸深入,關系網絡的演化\\(結構和功能的獨特性或差異性\\)及其對企業成長和績效影響的變化也創造了重要的理論研究工作。
3情境化研究的漸進性過程
本文希望進一步拓展JIA等的研究結論,來討論如何創建中國管理理論;并強調中國管理學研究是一個漸進性的過程,是建立在“深度”情境化基礎上的,以現象驅動和理論啟發的研究范式為指導,歷經新情境現象的概念化、拓展基于新概念的新機制、新關聯,以及跨文化分析3個階段,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新理論創造的3個關鍵環節以及新理論創造為導向的漸進式研究過程,見圖1。
3.1新情境現象的概念化
中國本土學者在保持對轉型經濟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最新理論前沿同樣敏感的前提下,加上對中國特定情境下隱含邏輯的深入理解,使得提出全新概念或分類成為可能。在對中國情境中的現象進行概念化的過程中,扎根理論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
GLASER認為,研究者們可以“通過自己在收集數據過程中產生新概念”進行理論創新;并認為概念抽象于并超越時間、地點和人,因而“得出的概念假設適用于其他相關的、自然涌現的時間、地點和人,并可以通過與新數據作對比來修正”。與此相反,STRAUSS等認為,扎根理論的流程要求研究者必須要弄清案例所在的潛在情境,如時間、地點、人物、方式、結果、為了誰以及目的如何,否則會忽視情境的力量并阻礙進一步的概念化,因此必須非常小心和具體地把情境構建到理論中去。
本文采納后者的觀點,源于東西方文明長久的相對獨立發展和有限溝通的歷史造就了彼此之間的諸多不同。一些相關研究佐證包括:
①儒家人倫、中庸之道等中國文化導致了中國獨特的管理特征;②中國很多有意義的獨特現象都可以從中國的傳統哲學中找到源頭,如陰陽思維、中庸之道、人情關系、家長制領導等。筆者認為把差異的東西表現出來更有意義,尤其是在社會科學領域,這更能促進東西方的相互啟發和溝通。
SMITH等通過研究32位最有影響的管理學家的理論研究過程,發現高質量、高影響力的研究是學者們對他們所研究的現象和現象所在的情境深入理解和研究的結果。這進一步呼應了筆者的觀點。由于西方研究越發成熟,發現新的有意義并與現象緊密相關的“大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但基于新情境的研究可以提供這樣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遠不限于僅對西方理論的修正,而更在于采集更本源的中國管理文化和智慧,建構新理論。此外,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正經歷高度動態變化的階段,也為創建新理論提供了理想場所,基于中國情境提出情境特定的創造性全新概念是完全可行的。
創造情境特定的全新概念的研究有很多,這也成為了許多理論研究的起點。比如,在中國改革的大背景下,資本市場脆弱、產權不夠明晰且制度不確定性很高。
NEE由此分析了具有中國改革特征的“市場轉型”概念,并提出了反映地方政府和其他集體所有制勢力滲透到商業企業中這一現象的“本土社團主義”概念。
圍繞針對中國情境中“存在特殊的親密關系”的社會網絡結構,XIN等提出了“關系”的概念,并比較了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對關系重要性的不同認識,發現民營企業經營者比其他企業經營者更注重關系。
BOISOT等從中國的社會經濟特點出發提出了“網絡資本主義”概念,闡述了中國從“采邑制”向“家族制”的演化路徑與西方典型的從“采邑制”到“官僚制”再到市場的演化過程存在的顯著不同。
可以看出,中國情境下由現象驅動而涌現出的理論具有更高的影響力,因為這樣的理論有較高的新穎性和啟發性。本文所講的新穎性,是指發現新情境下的新現象并產生新理論;啟發性,是指理論能夠激發其他研究者的靈感,促進人們對熟悉或不熟悉的現實更全面或深入的認識,以及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
3.2圍繞新概念拓展新機制/新關聯
圍繞新概念建立或拓展新機制、新關聯是對新現象所在的理論領域的進一步完善。圍繞新現象的新概念、新機制被提出之后,很多后續的研究問題會被發現。比如,自“關系”概念被提出以后,學者們繼續開發了多種機制,諸如基于關系的戰略、當地依賴、優先關系、關聯關系等,這些研究的開展逐漸架構和豐富了關系理論,并不斷完善和促進了關系理論體系的形成。
3.3開展跨文化分析
本土研究應該在跨文化研究之前完成,因為只有這樣開展的跨文化研究才更有信心?？缥幕容^并不僅僅是一個檢驗理論在不同情境下的普適性的過程,更是一個互相啟發和理解的過程。
CHILD等的研究發現,中國和匈牙利同樣處于經濟改革和“市場轉型”階段,在兩國經營的合資企業中本地管理者都表現出防御性的恭順態度、尊重權威以及與高層保持良好的關系。另有學者發現,在中國“市場轉型”背景下,民營企業的出現和創業行為都受到政府的很多干涉,這與西方成熟市場經濟體系下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跨文化分析是中國本土研究與世界管理學界溝通和交融的重要一步。然而,現有的大部分基于中國情境的管理理論研究還不能把在中國得到的新概念和新機制引入其他情境進行跨文化比較?，F實情況是更多的研究是將在西方開發的概念和理論在中國進行檢驗,然后進行中西比較。比如,CHEN通過樣本對比了美國員工和中國員工在獎勵分配方面的偏好,發現中國員工喜歡差異原則,美國員工喜歡平等原則;EARLEY發現有集體主義價值觀的中國人在由內群體成員\\(同鄉或校友等有共同背景的人\\)組成的工作小組中表現更好;TAN等發現中國企業在面臨動態復雜的不利環境時,傾向于采取防御導向的戰略,而美國企業面臨環境不確定性時會采用前瞻的而非防守的策略,等等。這樣的研究手法雖然有一定的意義,但并不是本文提倡的從事深度情境化的現象驅動的中國管理學研究的路徑。
由于情境本身的寬泛性、多層次性、動態性以及獨特性,植根于中國情境所開發的管理理論的普適性也需要在“情境的背景”之下討論才有意義。在東西方情境存在明顯差異的情況下,從事中國\\西方情境下的管理理論研究所得結論的普適性意義,即“高情境”\\(或“低情境”\\)背景下產生的理論能否在“低情境”\\(或“高情境”\\)下被直接借鑒或檢驗是值得商榷的。
情境化的研究意義在于:人們對世界某個局部的闡釋會引發他人對世界其他局部的好奇,比如,基于中國情境的管理理論研究可以引發其他情境中的管理學者的共鳴或者好奇心,并通過碰撞啟發相互的新思想。當然,在“特殊性”與“普適性”之間的徘徊仍然存在。比如,TSUI認為,在不同情境下開展更加多樣性的研究可能造成不同情境間理論的“碎片化”,并影響知識的整合;但TSUI同時提出,相比而言,“同質化”對世界管理學知識的發展造成的損害可能會更大。
4本土研究和世界管理學研究的互動
致力于從事新理論創造為導向的中國管理學研究對世界管理學研究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它提供了與世界管理學知識的對話和互動空間。關于在本土研究和世界管理學研究互動過程中如何構建東西方情境中的對話,WHETTEN等提出了2種方式:
①使用熟悉的概念和方法描述新現象;②使用新的觀察和新的研究機會來通告當前的觀點。這2種方式都強調從已有的研究出發,從而使新情境下的研究與現存理論處在同一話語體系之下。本文進一步拓展了WHETTEN等的觀點,借以提出中國本土研究與世界管理學界互動的“發現-解讀-溝通”模式,見圖2。
\\(1\\)發現發現新情境下的新現象?，F象的發現需要洞察力,而洞察力的來源很大程度上是理論的啟發作用。
\\(2\\)解讀對中國情境下的現象作出闡釋,即研究的主要過程。
\\(3\\)溝通本土研究和世界管理學研究的交流,并可以對西方情境或其他新興經濟體情境下以及自身的研究提供新的啟示。
在中國情境中對新現象的富有洞察力的發現是驅動深度的情境化研究的起點。解讀和溝通的過程則是創造具有跨情境啟發性理論的關鍵環節。研究過程中是否采用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能否以準確、恰當的表達來降低情境間溝通的困難,決定了理論是否具有良好的溝通性;而通過有效的跨文化溝通則可以為更多研究問題的發現和更有效地開展研究提供啟發。
中國本土研究者對中國情境進行深入理解、解讀并向世界管理學界傳遞的一個成功例子是“關系”理論?！瓣P系”這樣一個從漢語中脫穎而出的表達方式能夠在世界管理學研究中引發共鳴,不在于它是否在其他情境中“普適”,而在于它是鮮活的、生動的,是沖擊了已有理論的慣性思維的,是極具東方色彩和邏輯的,這也是新概念所應體現的價值所在。
然而,由于本土研究在國際學界的影響力有限,以及國外研究者對中國情境的不熟悉,導致本土研究結論在得到主流范式認可方面仍面臨合法性門檻。良好的溝通一方面要求我們要非常清楚地解釋我們的研究情境;另一方面,要仰仗科學的方法論。田志龍等認為,在探討中國管理實踐研究時必須借鑒國際規范的研究方法,以至于在對新情境下的獨特現象進行解讀時能夠說服更多來自不同情境的學者的理解和認可。當然,為了更好地獲得理解,在寫作上,減少語義學上的偏差是必要的。在很好地表達出我們的研究結果之后,研究者則可以考慮進行跨文化的比較和分析了。
5結論
本文以中國情境下的管理理論與西方已有理論相比存在獨特性為前提,對如何有效地開展情境化的中國管理學研究做了討論,但沒有深入地探討中國管理的本質屬性、管理的來源和產生機制等元管理學相關內容,這都需要今后作更加深入的探索。另外,本文僅僅對英語世界里的中國情境下的管理理論研究文獻進行了總結,今后還應納入中國本土管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對相關問題展開更全面、更有說服力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