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信任是指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一種關系，政治信任的提升有助于減少政府運行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而政治信任下降導致出現信任危機，甚至危及政府的合法性。缺少政治信任，即使服務被很好提供，也會導致公共價值喪失并阻礙其公共服務能力的實現，因此從政府治理的層面而言，培育和發展政治信任是其重要任務。良好的治理方式是政府合法性和持續的基礎，而“良治”實現的一個重要挑戰就是政治信任程度的下降，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政治信任是“善治”的基礎，是影響經濟發展、維持政府合法性、穩定性和社會可持續性的重要因素，在政府治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新公共管理范式下，側重從服務提供者的視角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公民往往被視為“顧客”，其往往是被動的服務接受者，往往忽視了政治信任的問題，隨著政府治理理念的提出，人民逐漸認識到服務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彼此是合作的關系，植根于網絡中的不同類型的信任是連接政府和社會公眾的有效橋梁，在政府治理機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某種意義上而言，政治信任是合法性的基礎，缺少一定程度的信任，就會造成信任危機并可能導致政府的合法性喪失。政治信任和合法性均取決于政府披露的各種信息，而作為政府神經網絡的政府會計信息又起到關鍵的作用。

不對稱的會計信息將進一步影響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政治信任建立在一定期望基礎之上，社會公眾需要借助政府披露的會計信息更新自己的期望，并根據政府實際執行結果改變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因此在政府會計改革的過程中，應該強調政府會計信息對培育政治信任和合法性的關鍵作用。一方面，政府部門必須了解利益相關者的期望和需求，并識別其共識和差異;另一方面政府要維持信任和合法性，就必須要維持其聲譽管理，增加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從政治信任、合法性的角度探討政府會計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文獻綜述

1、信任、政治信任

信任是一個認知的期望概念，其建立在社會公眾對政府行動可靠性和勝任能力的樂觀預期以及對政府績效的感知過程中。信任可以從信任者和信任對象兩種角度去分析。從信任者的角度而言，政府信息透明度越高，其參與治理的程度越高，對政府決策的影響更為直接，對信任對象的滿意度就越高，對信任對象的監督和控制能力越強，對信任對象的信任就越強;從政府\\(信任對象\\)的角度而言，其能力和意愿的最終表現結果決定了社會公眾\\(信任者\\)對政府\\(信任對象\\)的信任程度，而這種最終表現結果要為社會公眾所觀察。

唐斌\\(2011\\)認為政治信任是政府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國普通民眾對該國政治系統的一種隱性支持，這種隱性支持建立在將公共利益置于優先考慮的期待之上［1］。芮國強和宋典\\(2012\\)認為，政府信任是指公眾在期望與認知之間對政府運作的一種歸屬心理和評價態度［2］。李艷霞\\(2013\\)將政治信任定義為公民對政治系統運行的信念或信心［3］。

2、政治信任的起源

李佳佳\\(2012\\)指出政治信任起源的解釋路徑可分為文化解釋論和制度解釋論，并指出文化解釋和制度解釋都存在方法論上的不足，應該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4］。許科等\\(2013\\)將理性選擇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加以整合，探討影響政治信任形成的因素［5］。游宇和王正緒\\(2014\\)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中國公眾的政治信任表現為在受價值觀傾向、人際信任等宏觀文化主義因素影響的背景下，對微觀上接收到的信任對象\\(體制和機構\\)的“制度主義”特征如績效、透明度、廉潔作出的回應與修正［6］。

3、合法性理論

合法性理論源于政治經濟學理論，其主要觀點是組織不斷地保證它們是在各自的社會邊界和規范中運作。也就是說，它們試圖確保外部的相關者會將他們的活動視為“合理的”，并需要通過這種可接受的認可維持其可持續性，一旦組織的行動沒有滿足社會期望，則其資源可能會進一步受到約束，則其存續的合法性就會受到威脅。目前在會計領域，合法性理論主要用于社會環境信息或社會責任信息等披露的解釋方面。根據資源依賴理論，組織要維持其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可，就必須滿足外部的需求和期望\\(Oliver，1991\\)［7］。

龍太江和王邦佐\\(2005\\)認為合法性簡單地說就是指民眾對現存政治秩序和政權的信任、支持和認同［8］。甘劍斌\\(2009\\)認為所謂政治合法性就是社會公眾基于某種價值和規范對政治系統產生的認同和忠誠，并提出了從構建和增強政治合法性的政績、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識形態基礎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機的路徑［9］。政治合法性是指某個政權，政權代表為什么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張珂鳴，2013\\)［10］。楊久華和鄭偉\\(2013\\)認為政治合法性通俗地說是指一個國家的民眾對政治系統的支持和擁護，合法性不是本身自生的，它來源于外在的物質形態或無形的價值符號，即合法性資源［11］。

大量的文獻研究了政府信任的特征、價值和起源、影響因素等，值得關注的是部分學者開始從信息披露的角度分析政府信任與信息之間的關系\\(芮國強和宋典，2012;楊興凱，2012;于文軒，2013\\)［2］［12］［13］，這些文獻為后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是現有文獻關于政治信任與政府會計改革的文獻還處于空白。

筆者從政府會計改革的角度進行分析，具有一定的意義。

三、政治信任、合法性與會計信息披露

政府作為“政治契約”的重要一方，如果社會公眾認為政府違背了契約，政府的可持續就會受到威脅，從這種意義上而言，合法性是政府或組織生存的重要資源。要進一步維持其合法性，政府部門就必須了解社會公眾的需求并進行有效回應，并減少社會公眾期望與政府績效之間的差距，避免社會沖突及信任危機的出現。社會期望和政府行動之間的差異性是決定組織生存的重要因素，一旦差距擴大，則政府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管理期望差距就成為政府生存的關鍵因素。從這種意義而言，合法性是指政府的價值體系與社會系統的價值體系相一致的一種狀態，是政府賴以生存的一種“資本”，也是政府可以影響和控制的“資源”，政府利用這些資源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服務作為回報。

合法性能夠有效減少風險，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在這種背景下，業績的改進并非是最終目標，建立和維持政府的合法性是第一要務。

從短期而言，政府績效和合法性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績效往往是短期效果，而合法性則往往關系政府的長期生存。政府在向社會籌集財政資金的同時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社會公眾也預先對政府的活動和行為產生了某種期望，盡管不同個體或利益集團的期望呈現多元化和異質化的特征，政府不可能但仍存在很多共性的期望。政府需要不斷的向社會證明其行動和決策與社會期望以及社會普世價值觀處于同一軌道上，表明其行動是令人滿意、恰當和合適的。當社會期望和政府的活動出現不一致時，就會出現合法性差距，合法性差距越大就越會影響到政府生存的正當性，合法性差距的減少需要政府通過改進決策和通過合理的溝通和披露來進行調整。

信任和透明度是治理成敗的關鍵，政府并不是權力的所有者，卻是公共資源的最終控制者，社會公眾作為權力的最終所有者，如果其在資源配置決策中真實的偏好得不到充分的表達，則往往被動淪為公共產品的消費者，會對政府失去信心，從而影響對政府的信任度，并導致政府合法性的危機。

信任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與政府治理和合法性存在密切的關系，本身也構成治理的一部分，有助于減少公共契約成本，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在政府治理模式中，增加政府公共管理的透明度，革除“暗箱”操作，發展政府與民間的合作伙伴關系，逐步實現政府、社會、公民的共同治理，已成為各國政府治理的發展潮流\\(馬蔡琛，2005\\)［14］。盡管關于治理的定義在不同的情景下各不相同，但都強調網絡相對穩定的重要性。網絡是指嵌入式社會關系構成的社會結構，這種嵌入式社會關系會影響網絡中行動者的交易過程和認知過程。任何一個政府都是嵌入在一定網絡中，網絡中行動者的行動和認知取決于互動關系中創建的游戲規則，政府在網絡社會中完成公共目標所發揮的是掌舵作用而非劃槳作用。從某種程度上看，治理是一個包含不同行動者的自組織網絡體系，在這種相對封閉的網絡中，信任和透明度是網絡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維護網絡穩定的重要因素，有利于保證網絡的順利運行，促進網絡治理的效率和效果的提高。

從網絡治理的視角檢查信息披露問題顯得十分重要。在網絡治理結構中，高信任度能維持網絡生存，減少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促進有限的資源有效的流動。行動者認知的異質性決定了決策的復雜性，協調和維護網絡的適應性是治理成功的關鍵。網絡治理和組織間的伙伴關系賦予了比傳統的行政管理更大的靈活性，便于不同行動者之間的合作和互動，而信任是這種合作和互動的基礎。在民主社會中，公共權力來自人民的授予，社會公眾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主體，不僅具有知情權的需要，還有參與政府決策過程的需要，社會公眾有效參與治理的前提就是能夠自由的獲取其所需的信息。

滿意度和期望值兩者之間存在復雜的相互關系，但形成的機理不完全一致，政府披露的各種信息源是社會公眾形成其期望的基礎，期望值越高，滿意度越低。期望值是一種以先驗為基礎的意識的形成過程，意識的形成又以及時、透明和完整的信息為基礎。服務的改進和滿意度在某種層面上是相互關聯的，服務的改進會引起滿意度的上升，同時也會有期望值的持續上升，但政府目標的多樣性使得政府績效衡量呈現多維性，良好的財務績效并非是衡量公共部門成功的唯一因素。社會公眾需要利用透明的信息不斷更新自己的期望、預測政府維持公共利益的行動，并更好的協調與他人的行動，通過透明、權威的財政信息能進一步促進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并有助于提高合法性。

四、基于政治信任和合法性視角的政府會計改革

網絡社會中，網絡中的行動者互相構成多重的混合關系，信任其他行動者和獲取其他行動者的信任是維系網絡關系存續的重要基礎，而要實現這種互信機制就必須減少不確定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面臨信息披露壓力越來越大，因此必須建立有效的信任治理機制，通過與政府部門利益相關者的溝通，了解其偏好和期望值，并在政府會計信息披露中得到回應，以滿足合法性的需求。評價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有助于評價政府“善治”的水平，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取決于其對政府的感知程度，政府的最終目標難以用單一維度的指標或“底線”來測度。在治理過程中，政府財務信息是社會公眾了解政府的重要的信息源，政府會計在改革時需要考慮到相關的信息是否能夠增加政治信任和合法性。

1、強化政府會計改革的公共價值取向

政府部門的主要任務是為社會創造公共價值。創造公共價值，主要是與“獲取合法性和支持”的需求相關。公共價值衡量的重要因素是評價社會公眾對其行為的滿意度和期望，滿意度與公共服務的數量程度、質量和公平之間有密切關系，滿意度主要取決于服務是否能滿足其個性化的需求，一旦社會公眾無法直接感知政府績效時，往往出現一種“損失厭惡”的心理，滿意度又直接影響到其參與度和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從而最終影響到政府的合法性，合法性能確保政府的可持續性。從宏觀的社會層次來說，政治信任實際上是公民對政治系統政治績效、經濟績效評價的一個重要標志，也即公民對政治治理質量的一種評價\\(熊美娟，2010\\)［15］。政治績效和經濟績效取決于政府的公共價值取向，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公共價值本身就是多維建構的概念，而內在于公共部門提供服務的價值難以用結果和效率向更為廣泛的公共價值創造實現，不合適或扭曲的績效計量將毀損公共價值。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依賴于政府在提供公共商品服務過程中的績效，業績衡量和管理是監督和改進政府職能的重要手段，由于公共組織關注的焦點多元，且社會公眾的需求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因此政府部門的績效呈現出一種主觀、復雜、多維的特征，難以像私有價值一樣通過利潤或虧損等單一指標體系獲得公共服務的價值，應設計出更為復雜的工具，從多維的視角進行評估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如更為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態和文化價值、社會和經濟網絡的可持續發展，以尋求公共價值的創造、建立和維持信任，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同時也可以借助傳統的績效指標體系，如產出\\(檢查工作的數量和質量\\)、效率\\(服務提供的及時性和效率\\)、回應\\(滿足集體的偏好\\)、民主行為\\(正義和公平、政治和民主價值、透明度\\)、發展\\(不斷提高組織的學習水平，應對外來的各種風險\\)等。如何有效結合客觀和主觀的標準進行公共價值評價，已經成為大勢所趨。

公共價值的范式有助于回應性和提高效率。

回應性是公共價值方法的核心所在，從目標的確定、決策的形成、指標的構建都必須強調回應性，回應性強調服務提供者和服務接受者之間的對話和協商，使服務提供者能更好的了解服務接受者的需求并提供其所需的服務，當公共財政資金受到限制時，政府希冀通過理念和方法的變革在保證服務質量的前提為社會提供更好的服務。盡管很多學者認為應沿著“服務質量———滿意度提高———信任程度上升”的邏輯分析政府的信任問題，從公眾滿意度等方面能較好的反映公共價值的創造情況，但是由于不同的個體對服務質量的判斷標準并不一樣，單純將滿意度作為的變量，可能會導致政府陷入“過度承諾”的困境。

在過去的績效衡量體系中，往往只強調投入、產出和過程的衡量，今后將進一步轉向產出和結果的衡量，同時還必須了解政府的資源狀況，這就進一步提出了建立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要求。不過由于政府部門提供的服務存在結果的滯后性和難以測度，如果單純從財務等經濟指標去解讀和測度公共部門的行為，將產生深層次的問題，加之公共部門提供社會服務本身就是要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其本身內涵的社會價值難以用經濟效率等指標進行衡量，如用機會成本去衡量業績，將不可避免產生一些問題，公共服務的提供及改進并不是影響滿意度的唯一因素。盡管如此，從會計的角度而言，可靠的、一致的、易量化的財務指標體系仍然是實現公共價值的重要依據，也是政府會計計量的核心所在。

2、在政府會計改革過程中建立有效的互動機制

開放的政府意味著開放的信息、開放的決策程序。在信任治理過程中，強調參與、回應性和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是實現“善治”的重要條件。社會公眾的參與度主要源于一種理性的選擇，如果其話語權能夠得到有效的響應，則信任程度增加，反之，則會產生政治冷漠并導致“搭便車”行為。在政治學中，合法性的基本內涵是社會成員對政治統治或政治權力基于內心自愿的認同、支持與服從［16］。信任的建立有賴于建立開放的信息共享機制，信息內容包含預算、收入支出、期望、目標、評價標準等。信任治理范式成功的關鍵是識別并及時回應社會公眾的集體偏好，而不是取決于政府決策者的推測或假設。在此過程中，社會公眾通過直接參與或間接參與的方式參與到政府的治理過程，話語權的提升在連接個體與政府部門之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政府會計的改革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拓展社會公眾在政府會計準則的參與及合作度，使得不同的聲音能夠在決策過程中得到充分回應，并通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協商機制達成共識，以進一步解決合法性的問題。政府部門管理者在其行動和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都存在價值判斷的過程，特別是在權威碎片化的背景下，政府部門在追求效率、效果的同時，還必須關注其他的價值維度，需要進行廣泛的交流、咨詢和討論，通過利益方之間的博弈達到一個符合各自利益的結果，從而減少制度變遷成本，在現有的管理和經營能力約束下最終確定公共價值，以獲取持續信任和合法性。程序合法性是公共價值創造的一個重要部分，其主要以追求正義、透明、合理和應遵的程序，具體包括程序理性、程序正義和經營控制\\(集中于效率和效果，側重于業績受托責任，以及公平\\)。程序合法性是公共價值的核心，因為政府只有通過獲取資源和支持才能完成其使命。

任何公共價值體系依賴于獲取社會的授權，而這本質上屬于政治進程的一部分，政治家也把社會公眾的參與決策制定過程作為政治進程中的重要一環，也是解決“服務提供悖論”\\(所謂服務提供悖論是指，隨著公共服務的改善，用戶的滿意度趨向于靜態穩定甚至出現下降的趨勢，特別是社會公眾對政府服務無法直接感知時\\)的重要措施。用戶的滿意度會出現一種不對稱的反饋機制并形成“損失厭惡”，即對政府的負面信息比較敏感，并夸大這種負面信息。

3、加強對政府會計信息的監管，增進認知型信任

信任三階段劃分法，即認知型信任、情感型信任、行為型信任，被認為是符合實際的、較為明確的劃分法\\(王紅麗和陸云波，2011\\)［17］。認知型信任是基于在一定經驗考察基礎而產生的保障型信任，從一定程度上而言，信任是相互的，要想獲得信任，就必須給予信任。信任是信任者通過信賴信號和主觀概率計算的一個理性選擇過程，在理性選擇視角下，信任者可以通過信息總量和質量來評價可信性，這是對信任者主體地位的首次認可。認知由心理過程和心理狀態構成，心理過程包括注意力、記憶、思維和學習四個部分組成，心理狀態包括態度、信念、知識和偏好。信任者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在特定情景下，社會公眾對政府的認知過程就是從信號集中分離出對自己決策所需的信息，具體而言是政府信息的搜尋、整理和加工的理性計算過程。這里必須強調信息的可獲取性和可理解性，財務報告信息作為一種有效的社會公眾利用政府披露的定期報告信息監督政府的行動，政府也通過會計信息的傳遞影響社會公眾的預期。而披露什么樣的信息則取決于社會的信任程度，如果社會公眾認為政府領導人值得信任時，高質量的財務報告信息有助于減少政府公職人員的瀆職現象的發生，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和信任程度的降低將進一步產生管制的需求。建立一致的信息披露標準，主動披露相關信息，可以有效減少“檸檬”問題的產生和委托代理問題，提高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可預測能力，縮小社會公眾與政府的信息期望差距。

在網絡治理中，政府和網絡中的其他行動者相互作用，共同為網絡的穩定做出努力。政府作為網絡治理的重要方，其扮演著掌舵而非劃槳的角色，由于網絡中行動者的信息不對稱和行動者的異質性，造成了網絡的不穩定性。

在網絡治理中，資源的獲取和分配、網絡治理中受托責任網絡變得更為復雜。網絡中行動者必須遵守交互創建的游戲規則。

4、強化溝通能力，提升政府透明度

政治信任包含政府、公民、溝通系統三個結構性要素［18］。用戶的不滿可能源于對服務提高的無知或者源于信息的誤傳，解決的方法是通過透明和可參與的溝通，溝通成功是政策成功的關鍵，社會公眾的參與能更好的了解潛在分歧背后選擇的原因，互動能有效建立互信機制。信息透明也可能提高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但是這種透明與社會服務質量并不存在直接關系，從這種意義上滿意度難以成為公共價值測度的唯一指標，期望其實是個人偏好的一種體現，個人的偏好取決于多種因素的影響，既取決于自身的實際需要，也取決于其以往的經驗和環境的變化，其多元性和異質性決定了難以從分散的個人偏好直接提煉出集體偏好，而且在不同的偏好之間如何權衡也值得深思。在選民“用腳投票”行為受到約束的前提下，會減少其投票率。

在網絡治理模式中，社會公眾對政府公共活動的參與度取決于其對政府特別是制度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越低，公眾的參與度就越低，從而造成政府凝聚力的下降。盡管信任程度的上升不一定會導致政府“善治”提升，信任的修復和培養主要通過透明度和受托責任等機制的建立和健全，反之亦然。政府部門通過向社會公眾提供公共服務以換取社會滿意度，社會公眾如果認知政府的行動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則會出現信任程度增加。認知的偏差主要取決于信息披露的水平和社會公眾的認知水平，不同背景的社會公眾認知能力也不相同，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也隨之不同，因此政府在向社會公眾傳遞政府信息特別是會計信息，應加強對相關知識的普及。

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反饋通道的缺失將會進一步制約政治信任的提升。在政府層面，需要更多的公眾參與，擴大其利益表達功能。社會公眾的參與程度是增加政治信任的重要原因，進而影響到其滿意度，并最終影響合法性。不同階層和文化背景的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化，如果其認為政府的行動與其偏好一致，則強調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強調社會公眾的參與度，并引入公私伙伴關系，進行服務外購或向社會購買服務。滿意度調查成為政府業績信息信任的基礎，滿意度取決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政府會計信息的披露也從滿足管制的需求向實現溝通戰略轉變，進一步拓展政府信息的溝通渠道，一方面以彌合政府績效和觀眾期望之間的認知差距。

這就需要在政府和社會公眾之間建立有效的溝通橋梁，讓社會公眾能夠充分了解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所耗用的資源。正當性的判斷取決于社會公眾內在的社會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不僅會影響到行動者的判斷，也會影響到其他人的選擇。對社會公眾而言，其信息來源渠道呈現復雜的趨勢，在有限關注度下，社會公眾為節省信息處理費用往往傾向于通過關系網絡獲取相關信息，其首先從自己所在的網絡中獲取相關信息，在弱關系中一旦信息不透明時，群體的個人往往通過網絡中的其他行動者交換和共享信息，信息的數量和質量就成為影響個人決策的重要因素。政府會計在改革過程中應明確信息公開的內容、范圍和標準，旨在滿足不同信息使用者對政府的財務狀況、營運情況共性的信息需求，基于非正式的和信任的溝通是確保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依據。

5、減少合法性差距

公共服務過程中的“信任赤字”問題\\(政治治理與民意差距巨大\\)是影響政治信任的重要影響因素。Blind\\(2006\\)引入了五種類型的信任:道德信任，主要聚焦于倫理和道德;經濟信任，強調經濟效率和非黨派;政治信任，強調政治合法性;社會信任，聚焦于社會資本的催化效果;技術信任，集中于技術如何帶來更多的民主化［19］。政治信任與治理密切相關，當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增加時，政府關鍵性的決策和行動方面就會得到社會公眾的支持，從而減少沖突成本，而低水平的政治信任將削弱政府行動或政策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可見政治信任是維持合法性的關鍵組成部分。政府的正當性不僅取決于政府的績效，同時與正義和公平密切相關，廣泛的社會參與度確保程序的合法性，合法性理論為政府決策提供了依據。政府的各項活動是為了維護和增強其合法性，從傳統的供應驅動型的信息供給項需求驅動型的信息轉變，政府部門通過披露相關信息，以滿足認知型信任的信息需求，當認知型信任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時，可能導致其對政府的信息和行動均采取懷疑的態度，并導致信任程度的下降甚至損失。社會公眾呈報對其合法性有利的信息，但是也往往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即往往披露對其正面的信息，而隱藏不利的信息，甚至操縱公共意見、改變社會公眾對政府認知，從而提升信任程度。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中，社會公眾授權政府使用資源，一旦合法性受到威脅，政府可能采取以下幾種戰略:糾正自己的行為或目標，以迎合社會的期望;維持原來的行動，通過溝通向社會公眾解釋其行動的合理性，改變社會公眾的認知;通過操縱相關信息改變社會公眾的認知;通過教化和灌輸使得社會公眾的價值觀與組織目標一致。上述幾種戰略均與信息披露存在密切的關系。

在政府治理過程中，合法性的差距將會影響到政府的可持續性，而政治信任是影響政府合法性和維持可持續性的重要因素，是政府重要的治理資本，也是合法性的邏輯起點。因為政府披露的財務報告信息影響到社會公眾對政府的認知，并最終影響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合法性戰略與宏觀社會環境存在密切的聯系，判斷主體及其行為是否合法，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不同的行動者價值觀各異，可能從不同的角度去解讀會計信息，并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合法性理論有助于了解政府會計信息。盡管合法性難以在實務中進行直接測度，但合法性的實際結果卻是顯而易見的，政府具有合法性有助于構建其良好的形象，進一步吸引相關資源并利用這些資源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社會公眾對政府的認知主要取決于政府提供的會計信息，政府會計信息的披露必須考慮到信息使用者的專業能力，并能夠使得社會公眾觀察到政府的行動，如果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信息不對稱較高時，就應提供詳細的信息，使社會公眾能夠真正了解政府的相關信息。

政府在消耗資源的同時為社會創造公共價值，政府往往依靠強制性權力獲取相關資源來維持自己的可持續性，其自由裁量權受到一定的約束，確保公權力得到社會的認可，并通過信息披露改革社會公眾對其認知，外部信息使用者也需要可靠和相關的信息來判斷政府如何利用公共資源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眾以及公共服務的使用者滿意度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促使政府持續改進其能力。政府信息不應僅僅局限在財務信息，還必須通過非財務信息和其他描述性信息等，政府財務信息作為構建和維持合法性安排的重要信息，對其進行分析和解讀，能夠促進政府的宏觀治理。

6、政府會計改革應適度暴露風險

在網絡社會中，網絡中行動者之間的互惠同時也造成了網絡的脆弱性，特別是在信息流動的某個節點。信任總是以社會生活的不穩定性和風險為立足點和實踐歸宿的\\(李艷霞，2013\\)［20］。不確定性和風險程度越高，意味著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增加，從而引起社會公眾的質疑。盡管風險暴露并不一定在短期內改進政府信任，但從長期而言，政府面臨的大部分風險與先前的決策相關，應動態的披露政府所可能面對的風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政府會計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在政府會計改革過程中應繼續將風險特別是債務風險等信息披露得以體現，以真實反映財政狀況。

五、結語

作為一種戰略管理工具，信任治理能夠提升網絡行動者的合作意識和凝聚力。政治信任形成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如政府的績效、社會公眾的參與程度、腐敗的程度、性別、教育程度、信任文化以及外部網絡的復雜程度等，但是政府的經濟業績仍然是影響政治信任的關鍵要素，不同的社會公眾有著異質化的信息需求，因此政府要獲取政治信任、進行合法性管理，就必須向社會公眾披露相關的會計信息，并通過信息的流動影響到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21］。筆者從信任主體、客體、客體的勝任能力、客體行為的可靠性等方面分析，得出了會計信息在信任治理中的關鍵作用，政府會計的改革應圍繞信任和合法性進行構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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