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論文題目: 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政府、專家、公眾互動模式探究--以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的發展脈絡為例
關鍵詞:漸進式延遲退休; 公共政策; 公共利益;
退休年齡是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中極其重要和最為人矚目的因素, 1978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安置老弱病殘干部的暫行辦法》、《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確定了通用的退休年齡標準, 即男年滿60周歲, 女年滿50周歲, 女干部年滿55周歲;工作年限、連續工齡滿10年, 因工致殘, 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等情況可提前退休.隨著人口老齡化危機的進一步發展, 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也面臨著空前的給付壓力, 在所有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保證養老保險基金安全性與保值增值的改革措施中, 最簡便、收效最快的就是延長退休年齡.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延遲退休進入政策議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 兩年后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出臺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 延退方案傾向于穩妥漸進式的節奏.延遲退休的政策建議從一提出便受到了社會各界極大的關注與討論.
圍繞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乃至大多數公共政策制定過程角力的政治主體主要有政府、專家、公眾三類.在推動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進入政策議程的過程中政府一直處于主導地位, 包括組織課題組研究討論, 釋放決策氣球探聽輿情民意等.然而, 公眾提出的最大質疑是認為推動延遲退休是相關政府部門推卸養老責任的行為.在決策過程中專家可能會為政府單方面的決策方案背書, 而人們對提出延遲退休的政策建議的專家的責難也主要是圍繞其客觀公正性展開.網絡的匿名性也讓民眾在表達他們的情感和意見容易陷入非理性的方式, 有些甚至是對相關專家的人格污辱, 更有甚者宣稱要人肉搜索某個主張延遲退休的教授, 這已經接近違法的邊緣了.另外只有少數利益受到相對較大影響的公民和團體才有參與的動機, 不能保證這些發聲的公眾代表能反映普遍的公共利益, 同時也需要公共部門針對少數人的特殊利益而進行補充設計.
高質量的公共政策需要體現三個基本的價值屬性:權威性、公共性和合理性.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之所以面臨廣泛的爭議討論, 在于它在這三個維度均存在不足.首先在"權威性"上, 政府主張延遲退休帶來了對政府是否在推卸養老責任的質疑;其次在公共性上, 各種民意調查無一例外地顯示了絕大多數受訪民眾對延遲退休持否定態度;最后在合理性上, 即使在專家群體內部, 關于在當前中國實施延遲退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仍然存在爭議.
"決策氣球"是指政府部門在考慮某項政策是否出臺、如何制定時利用媒體等途徑聽取公眾民意的方法.通過事件脈絡的梳理可以看出, 關于退休年齡的討論先是在2004年經過相關官員學者的提出延遲退休, 在2008年再次提及并涉及到具體可能的延遲退休方案, 之后引發了很大規模的學術爭鳴和網絡反響, 最終換成了相對溫和的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 這可以看作是各方政治主體相互妥協的結果, 也能體現公眾意見能夠影響決策.目前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問題, 公眾對早期政策出臺的反對意見明顯多于贊成意見, 因此為了保證政策出臺后的順利執行, 必須對政策進行修改以增加與公眾達成共識的基礎, 否則即使強制推行, 也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政策制定過程需要政府、專家、公眾三方協調互動.我國體制環境的影響以及傳統政策路徑的特點決定了官員在政策過程中的主導性地位, 而專家與公眾在政策過程中很難尋求利益表達的渠道與機制.隨著國內整體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 公民意識不斷覺醒, 對于高公眾接受度與高專業技術要求的政策類型需要政府有意識地在政策過程中吸納專家與公眾的參與.
具體的, 在政策制定過程中, 對于與公眾利益關聯度高且對專業技術性要求也高的社會問題, 政府應當在綜合分析必要性與可行性的基礎上, 協調與平衡公眾間的訴求差異.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專家的任務一方面是向官員提供政策建議, 另一方面則是面向公眾進行政策宣貫、解讀.對于公眾, 比較具有操作性的是公眾對決策主體的政策立項進行監督, 通過監督權、建議權的行使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需要注意的是在表達利益訴求時保持理性, 否則一些偏激的甚至涉及人格侮辱的言論容易招致其他政策主體的反感.
因為延遲退休這個議題本身的敏感性, 從決策氣球的釋放到十八大五中全會決定出臺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的整個過程一直充滿著誤解與爭論.政府、專家、公眾在這個過程中都充分地參與進來, 從中也可以總結出公共政策制定的經驗得失.如果用衡量公共政策質量的權威性、公共性和合理性三個指標判斷, 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的制定過程并不完美, 最大的問題還在于公眾的接受度不高, 政府、專家、公眾之間還未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 因此如何保證政策出臺之后的宣貫工作的有效開展進而使得政策得到順利的執行, 需要有關部門繼續進行追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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