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提升探究
【第一章】公共事務整治中農民公共價值觀優化分析導論
【第二章】農民理性變遷及其階段性特征
【第三章】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的研究模型與量表設計
【第四章】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的實證分析
【第五章】公共事務治理中優化農民理性選擇以提升公共價值的路徑
【參考文獻】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民眾公共觀念研究參考文獻
4 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的實證分析
本文實證研究選取了湖北省五個在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方面比較典型的村莊?？傮w上看，實證分析發現五個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呈現出多元疊加的態勢，公共價值有待合理培育。相關性檢測發現，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存在正向相關關系；回歸分析發現，公共理性、交易理性、個體理性和關系理性，它們對公共價值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4.1 研究區域概況與調查樣本分析
本次調查選取了湖北省張湖村、王崗村、劉家村、黃家村和李山村作為樣本村①。張湖村和王崗村隸屬于隨州市廣水市。張湖村屬城鄉結合部，全村耕地面積約 2000畝，共 507 戶，2886 人，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2012 年村民人均純收入 8600 元。得益于廣水市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村莊基礎設施和文化設施狀況總體較好，水電路能滿足需求，有線電視、通訊和互聯網已基本普及，建有閱覽室、廣播站和文化活動廣場等。王崗村是湖北省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全村耕地面積約 1870 畝，共 355 戶，1484 人，以農業和服務業為主，農業企業發展迅速，2012 年達到人均純收入 8300元。得益于新農村建設，村莊基礎設施和文化設施大為改善，水電路能滿足需求，有線電視和通訊已普及，互聯網在快速發展，建有閱覽室、廣播站和文化活動廣場等。劉家村和黃家村隸屬于宜昌市夷陵區，兩村相鄰，并臨近鎮政府。其中，劉家村有耕地面積 242 畝，共 565 戶，1618 人，以農業、服務業和旅游業為主，2012 年村民人均純收入 8700 元；黃家村有耕地面積 1272 畝，共 817 戶，2186 人，以農業、旅游業和服務業為主，2012 年村民人均純收入 8426 元。得益于三峽工程建設和區域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兩村的基礎設施和文化設施良好，水電路條件優越，有線電視和通訊基本入戶，互聯網在加快建設，文化設施齊全，義務教育條件不錯，文化生活較為豐富。李山村隸屬于荊州市石首市，位于湘鄂兩省交匯處，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該村有耕地 966 畝，共 225 戶，817 人，以農業為主服務業為輔，2012 年村民人均純收入 6800 元。村莊基礎設施建設還出于起步階段，除主干道外的大部分公路尚未實現硬化，電、通訊已入戶，自來水、有線電視尚未完全普及，基本沒有互聯網，建有閱覽室、廣播站、活動室、活動廣場等。
此次實地調查主要采取問卷調查法和個案訪談法展開。問卷填寫采用調查員入戶調查的方式進行，著重了解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農民公共價值觀念狀況。在樣本村采用隨機抽樣方法按一定比例抽取樣本，排除家中無人、無力或不愿接受調查的農戶。調查共發出問卷 1200 份，收回問卷 1185 份，甄別有效作答問卷 1098 份，問卷有效率達到 91.5%.個案訪談對象是在家的村兩委成員和村民代表，著重了解村莊治理的變遷和典型個案的公共價值觀念狀況。調查的基本情況詳見表 4-1.
從問卷調查樣本構成看，男女比例在構成上是 54%:45%,基本持平；在年齡構成上，中青老三個年齡段均有覆蓋，但中老年人（41-60 歲）為主的占受調查者的47.6%,原因在于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均外出務工，但具體村莊之間存在差異，工商業旅游業較發達的村莊以及處于城鄉結合部的村莊青壯年大多在家鄉附近謀業，相對偏遠的村莊則外出務工較多；從教育程度上看，學歷普遍較低，初中及以下都占被訪者人數的 65.6%,這與大多數受訪者的年齡相符合；被訪者中，絕大多數是普通村民，占受訪者總數的 82.2%;在人均純收入方面，萬元以內是主體，這與各村莊的實際經濟情況相符合。
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4.2.1 信度分析
信度又稱可靠性，表明測量之可信度。本文在信度衡量方法上采用系數值是否符合規定的標準值來驗證同一概念下各測量項目的內在一致性。一般認為，探索性研究量表整體 Cronbach's alpha 值大于 0.6 就能夠認為其具有較好的信度，其中各分項目的值若小于了 0.35 則表明信度不高，必須拒絕采用。通過對全部農民理性量表的可靠性分析可以確定，其總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是 0.61,通過表 4-2可以看出，各具體題項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居于 0.57-0.6 之間，這表明農民理性量表的可靠性程度可以接受。
通過對整體公共價值量表的可靠性分析，確定量表整體的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8,通過表 4-3 可以看出，各具體項目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 0.8,說明公共價值量表內部一致性強，可信度較高，具有適用性。
4.2.2 效度分析
效度又稱有效性，主要分為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內容效度又稱表面效度或邏輯效度，如果研究計劃所希望探討的內容與測量的內容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則可以認為內容效度是較合理的。此次研究開發的量表是以國內外有影響力的相關文獻為基礎進行設計，在正式調查前進行了小范圍預調查、專家論證并據此對量表進行了完善，所以此量表有著較為合理內容效度。結構效度主要反映量表能是否符合所預想測量的變量，因子分析方法是檢驗問卷結構效度的有效方法。
農民理性量表的 KMO 抽樣適度測定值為 0.711>0.600,巴特利特球體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 1633.771,自由度為 66,顯著性水平 sig.=0.000<0.01,表明它們適合做因子分析。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轉法，從 12 個項目中抽取四個因子，根據這些題項所反映的維度，與設想的交易理性、個體理性、公共理性和關系理性完全符合。這些因子的方差累計貢獻率也達到了 54.313%,且因子載荷較高，表明農民理性量表結構效度良好，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詳見表 4-4.
公共價值量表的 KMO 抽樣適度測定值為 0.878>0.600,巴特利特球體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 9087.926,自由度為 231,顯著性水平 Sig.=0.000<0.01,表明它們適合做因子分析。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轉法，從 22 個項目中抽取 6 個因子，根據這些題項所反映的維度，與設想的信任、民主、協商、文化、公平和秩序吻合。這些因子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 64.576%,且因子載荷較高，表明公共價值量表結構效度良好，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詳見表 4-5.
因子分析可以發現由于調查村莊均處于轉型進程中，在價值觀念、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等方面，均存在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中國與西方的交織，分化與沖突或融合的態勢共存，折射出多元化基礎上的地方性共識的特殊重要性。結合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我們可以發現：從農民理性的表征層面看，基于傳統的關系理性和基于現代的交易理性并存，交易理性略占優勢；基于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個體理性和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理性并存，公共理性略占優勢，這既體現了中國農村轉型的階段性特征，亦體現了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場域性特征。從公共價值的表征層面看，信任、民主、協商、文化、公平、秩序同時起作用，且作用力十分接近，表明農村公共領域開始呈現出初始生長態勢，農民之間以及與政府、社會基于協同的利益聯結和情感聯結初現，前期農民的原子化趨勢開始出現轉機，依托公共領域而伴生的新型互助合作網絡值得期待。
4.3 描述性統計分析
4.3.1 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農民理性狀況
總體上看，社會變革與轉型進程中的村莊，傳統價值觀念與現代價值觀念交織，現代制度規則執行不力與傳統制度規則依然有影響的現象并存，多呈現出較為典型的多元、異質、不均等特征。與此相關，農民理性似乎突破了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出現具有異質性的交易理性、個體理性、公共理性和關系理性的階段性疊加特征。個體理性主導的農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公共理性主導的農民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交易理性和關系理性主導的農民追求介于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共同體利益最大化，只是前者遵循現代行為邏輯而體現為契約共同體利益，而后者遵循傳統行為邏輯而體現為血緣、親緣、地緣共同體利益，顯示出以契約理性為內核的現代文化與以關系理性為內核的傳統文化的區別①。
（1）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的個體理性。以個人利益為中心仍是不少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階段性特征。問卷調查顯示，體現個體理性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 56.9%、50.4%、46.8%,接近或超過了半數（如表 4-6）。村民在訪談交流中普遍認為，應“先搞好自己的事，才能辦好村里的事”,一些老人感嘆“現在不像從前了，大伙都各搞各的，都顧著自己賺錢”.基于市場交易的理性經濟人特征延伸到了村莊公共領域，這說明，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初始階段，發端于人民公社時期的村莊集體意識逐漸淡化，村民更為關切個人經濟利益的得失，在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鄉村公共精神培育滯后的條件下，極易伴生“無政治階層”,不僅村民是無組織化的個人，而且不時以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思維邏輯來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滋生諸多不和諧。
（2）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的公共理性。以政治利他、愛心、奉獻等公共價值信念呈現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初現生長態勢。問卷調查顯示，體現公共理性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 79.8%、81.6%和 78.7%（如表 4-7）。村民在訪談交流中多認為村莊建設離不開大家，村莊建設好了對大家都有好處；有村民說“如果做對集體有好處的事，即使自己損失一些也沒關系，只要大伙都能受益就行”.村民公共精神和集體觀念初現說明，隨著城鄉傾斜發展戰略向協調發展戰略的轉型和新農村建設戰略舉措的穩步推進，農民的主體性意識和公共性意識逐漸增強，他們開始嘗試作為新農村的主人行動起來，推動公共理性走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初期的低谷而呈現出新的生長態勢。
（3）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的交易理性。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互利合作原則開始占據主導。問卷調查顯示，體現交易理性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 73.3%、78.4%和 71.9%（如表 4-8）。在訪談交流中，大多數村民認為只要對自己和集體都有好處的事情大伙都愿意配合村里搞建設，辦符合老百姓意愿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合作。村干部如果不為村民辦實事，下次選舉就不會再投票給他。處于傳統向現代轉型進程中的 5 個村莊，現代性開始占據上風，村民開始成為有限度的理性政治人?，F代性的嵌入使村民意識到，村干部選舉、村莊公共資源分配和公共服務等治理活動，應遵循權利與義務一致、公平、平等等原則，村民的公共參與開始與公共利益的分享相聯。
（4）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的關系理性。社會資本最大化在人際交往中的認同度高但對村莊公共事務的影響下降。調查顯示體現關系理性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總人數的 88.2%、62.1%和 68.1（如表 4-9），驗證了村民訪談交流中普遍看重人際關系、“人緣”好壞和“人情世故”的現象；在轉型村莊中，傳統基于血緣的關系理性在公共領域的影響依然存在但呈下降趨勢，如何挖掘和利用傳統社會資本資源形成共識以服務于村莊公益事業就成為值得研究的議題。
4.3.2 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農民公共價值觀念狀況
信任：紐帶作用突出。信任是農村社會維持人際關系，促進村莊公共事務治理多元主體合作互惠的基礎條件。問卷調查顯示，信任的五個題項中，村民選擇同意的分別占 51%、57%、63.8%、48.7 和 52.2%（如表 4-10）。走訪村民的過程中，大多數認為“和講誠信的人交朋友更可靠”,“鄉親們之間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合伙辦好事”,“不講信用的人在村里搞不好關系”.這說明，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之一，不僅能夠形成一種約束來規制村民行為，而且能夠減少村民合作成本，實現共贏。
民主：民主的生長以不均衡態勢不斷推向深入，其中參與范圍和參與廣度是基礎，主動性參與和實質性參與是關鍵。問卷調查顯示，民主的五個題項中，村民選擇同意的分別占 76.8%、58%、49.9%和 62.2%（如表 4-11）。訪談交流發現，村民對與切實利益密切相關和事關村莊長遠發展的重要公共事務的參與積極性很高，對與己無關的一般事務較為冷淡，對日常管理事務則傾向于由村干部依據規則來辦理。隨著村民自治的深入推進，村民已能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村莊所有的公共事務，但不排斥關鍵信息不對稱等所導致的形式參與和非實質性參與現象，且村民大多會依據是否與己相關和是否重要來有選擇地參與。
協商：重要性日顯，但質量有待提升。問卷調查顯示，協商的 4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的比重分別占 54.9%、39.5%、38.7%、38.5%.選擇不確定的村民分別占 24.9%、44.3%、44.9%、42.6%（如表 4-12）。這說明，村民對于協商的認識尚處于較模糊的狀態，雖已意識到協商在村莊治理中的重要性，但村莊治理實踐中協商過程的不完善導致村民又表現出對于協商的懷疑態度。訪談中，有村民表示“村里重要的事情一般都要大伙開會討論，我們也愿意參加村里的會議，但感覺自己說了不算?！边€有村民認為“組織大伙開會溝通是好辦法，但有時開會就是走過場，后來大家都不愿意去了”.這些看法也透露出了村民對協商的這種矛盾心態。
文化：需求顯著提高，但供需矛盾突出。問卷調查顯示，文化的 3 個題項中，村民選擇同意的分別為 36.2%、41.9%、29.2%（如表 4-13）。訪談發現，農村文化生活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豐富，不再局限于棋牌、歌舞等形式。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文化向農村社會的輻射，村民的文化需求也顯示出了多元性，但村級文化建設滯后于村民需求的情況短時間內很難改變則限制了村民文化需求的釋放。有些村民明確表示“村里舉辦了一些文化活動，但大多是好長時間辦一次。大伙一般晚上都會自己組織一些活動來鍛煉和打發時間”.
公平：訴求強烈，但衡量標準各異。問卷調查顯示，公平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 68.7%、43.6%、47.4%（如表 4-14）。訪談發現，村民普遍認為，“村里的決定對每個人應該平等要講公平”,“村里有不公平的事情，大伙就會提意見，找干部說理”.不過，在衡量標準問題上，雖然抽象意義上的標準目前人人平等被普遍認可，但遇到具體村莊治理事務時，何為公平，何為不公平，不同的村民意見分歧很大，一些村民往往強調的是對自己的公平或對熟人的公平。村民的這種態度表明，公平這種價值觀念仍具有現實根基，但公平的規則建設亟待加強。
秩序：和諧是主旋律。和諧的農村社會秩序是村莊公共事務治理得以健康發展的條件，有助于增強社會凝聚力，避免社會問題和沖突。問卷調查顯示，秩序的三個題項中，村民選擇同意的分別占 59%、67.6%、73.4%（如表 4-15），比例很高。訪談發現，村民普遍希望維持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認為有序的社會環境不僅有助于村莊發展，也關乎個人和家庭的幸福。村民的越矩或違法的行為，既可能面臨被法律追究的風險，也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
4.4 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影響分析
4.4.1 相關性檢測
為了探索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首先設計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綜合變量。本文構建綜合變量的方式是通過將每個因子值乘以其方差貢獻率后相加得出。因此，農民理性變量的值，其計算公式為：農民理性=公共理性因子×0.1506+個體理性因子×0.1432 +交易理性因子×0.1336+關系理性因子×0.1159;公共價值觀念變量的值，其計算公式為：公共價值=信任×0.1247+民主×0.1190+協商×0.1145+文化×0.0995+公平×0.0961+秩序×0.0920.
得出的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兩個綜合變量后，運用 SPSS 軟件對二者進行相關性分析。如表 4-16 所示：Pearson 系數為 0.408,單側檢驗表明，兩者在 0.01水平上顯著相關。因此，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農民的理性選擇優化對公共價值觀念的提升整體上具有促進作用。
4.4.2 農民理性各構成要素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作用
回歸分析是一種廣泛應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側重于考察變量之間的數量變化規律，其目的是研究因變量和一個或多個自變量間的影響關系。同時，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可以比較各個自變量的影響力大小。
本文所探討的主題是農民理性對于公共價值觀念是否存在影響，因此回歸模型的構建以反映農民理性的構成要素（即個體理性因子、公共理性因子、交易理性因子和關系理性因子）為自變量，以公共價值觀念為因變量，采用逐步多元回歸方法，從自變量中找出對因變量最具有解釋力的自變量來建構一個最佳的回歸模型，以觀察農民理性各構成要素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作用狀況，具體結果見表 4-17 和 4-18.
上述兩個圖表顯示：回歸模型調整后的確定性系數為 0.200,這說明農民理性整體上對公共價值觀念具有促進作用。同時，該模型在 0.01 水平上統計顯著。在以0.01 為顯著性水平的情況下，公共理性因子、個體理性因子、交易理性因子和關系理性因子均進入模型，回歸系數（B）均為正值，表明它們對公共價值觀念的正向作用是成立的。從標準系數看，四個因子由高到低依次為公共理性因子（0.331）、交易理性因子（0.270）、個體理性因子（0.109）和關系理性（0.085），標準系數越高表明其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作用越大。
4.5 實證研究結論
通過以上對于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整體關系結構顯示，農民理性選擇的整體優化能夠顯著提升公共價值水平。公共理性、交易理性、個體理性、關系理性對公共價值均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現階段亟待對具有多樣化、異質性的農民理性進行整合優化，克服前期在訴求意義上過于關注集體主義至上的高標準和在實踐意義上多流于農民自發性理性選擇的弊端，以強化其對公共價值的正向效應。
第二，公共理性主導農民的公共價值追求，交易理性保障農民的公共價值選擇，個體理性助推農民的公共價值選擇，關系理性調適農民的公共價值選擇。值得關注的是，農民個體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正相關的研究結論，證偽了學界已有的兩者之間負相關的研究結論。究其原因，一是研究場域具有公共性特征，客觀上要求農民的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有機結合；二是個體理性存在激發農民積極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一面，合理引導就可能成為農民公共價值選擇的現實動力，因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亦可以反過來提高農民個體的公共福利。
第三，現代公共理性和交易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開始占據主導，傳統關系理性的促進作用最小。農民公共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最大，從側面證實了理性的重疊共識中的政治價值與其他價值之間具有充分包容的和諧一致的已有觀點，表明調查村莊中農民公共理性與公共價值追求之間的契合度較高，這是提升農民公共價值水平的核心思維與行為邏輯支持。農民交易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次之，彰顯其規范價值和可持續意義。處于轉型期的農村公共事務治理場域，一味伸張個人利益而忽視公共利益必將造成“公地悲劇”,反之要求農民公共利益至上而無視個人利益則可能導致效率的雙重流失。交易理性中以信任為基礎的契約合作，為私利與公利的協調提供了法律支持。農民個體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再次之，顯示現階段在農村公共事務治理活動中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重要性?？紤]到個體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沖突性，需要努力提高農民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契合度，從而實現個體價值與公共價值的共贏。農民關系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最小，表明傳統理性選擇在公共領域的影響在不斷弱化。當然，傳統社會遺留因子仍在發揮效力，且社會資本資源亦值得挖掘，以緩解現代化所造成的人際交往的功利化取向和情感淡漠，強化社會關系紐帶?？傊?，調查村莊出現了公共領域的初始生長，農民公共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進入關鍵期。
【題目】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提升探究
【第一章】公共事務整治中農民公共價值觀優化分析導論
【第二章】農民理性變遷及其階段性特征
【第三章】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的研究模型與量表設計
【第四章】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的實證分析
【第五章】公共事務治理中優化農民理性選擇以提升公共價值的路徑
【參考文獻】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民眾公共觀念研究參考文獻
4 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的實證分析
本文實證研究選取了湖北省五個在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方面比較典型的村莊?？傮w上看，實證分析發現五個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呈現出多元疊加的態勢，公共價值有待合理培育。相關性檢測發現，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存在正向相關關系；回歸分析發現，公共理性、交易理性、個體理性和關系理性，它們對公共價值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4.1 研究區域概況與調查樣本分析
本次調查選取了湖北省張湖村、王崗村、劉家村、黃家村和李山村作為樣本村①。張湖村和王崗村隸屬于隨州市廣水市。張湖村屬城鄉結合部，全村耕地面積約 2000畝，共 507 戶，2886 人，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2012 年村民人均純收入 8600 元。得益于廣水市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村莊基礎設施和文化設施狀況總體較好，水電路能滿足需求，有線電視、通訊和互聯網已基本普及，建有閱覽室、廣播站和文化活動廣場等。王崗村是湖北省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全村耕地面積約 1870 畝，共 355 戶，1484 人，以農業和服務業為主，農業企業發展迅速，2012 年達到人均純收入 8300元。得益于新農村建設，村莊基礎設施和文化設施大為改善，水電路能滿足需求，有線電視和通訊已普及，互聯網在快速發展，建有閱覽室、廣播站和文化活動廣場等。劉家村和黃家村隸屬于宜昌市夷陵區，兩村相鄰，并臨近鎮政府。其中，劉家村有耕地面積 242 畝，共 565 戶，1618 人，以農業、服務業和旅游業為主，2012 年村民人均純收入 8700 元；黃家村有耕地面積 1272 畝，共 817 戶，2186 人，以農業、旅游業和服務業為主，2012 年村民人均純收入 8426 元。得益于三峽工程建設和區域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兩村的基礎設施和文化設施良好，水電路條件優越，有線電視和通訊基本入戶，互聯網在加快建設，文化設施齊全，義務教育條件不錯，文化生活較為豐富。李山村隸屬于荊州市石首市，位于湘鄂兩省交匯處，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該村有耕地 966 畝，共 225 戶，817 人，以農業為主服務業為輔，2012 年村民人均純收入 6800 元。村莊基礎設施建設還出于起步階段，除主干道外的大部分公路尚未實現硬化，電、通訊已入戶，自來水、有線電視尚未完全普及，基本沒有互聯網，建有閱覽室、廣播站、活動室、活動廣場等。
此次實地調查主要采取問卷調查法和個案訪談法展開。問卷填寫采用調查員入戶調查的方式進行，著重了解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農民公共價值觀念狀況。在樣本村采用隨機抽樣方法按一定比例抽取樣本，排除家中無人、無力或不愿接受調查的農戶。調查共發出問卷 1200 份，收回問卷 1185 份，甄別有效作答問卷 1098 份，問卷有效率達到 91.5%.個案訪談對象是在家的村兩委成員和村民代表，著重了解村莊治理的變遷和典型個案的公共價值觀念狀況。調查的基本情況詳見表 4-1.
從問卷調查樣本構成看，男女比例在構成上是 54%:45%,基本持平；在年齡構成上，中青老三個年齡段均有覆蓋，但中老年人（41-60 歲）為主的占受調查者的47.6%,原因在于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均外出務工，但具體村莊之間存在差異，工商業旅游業較發達的村莊以及處于城鄉結合部的村莊青壯年大多在家鄉附近謀業，相對偏遠的村莊則外出務工較多；從教育程度上看，學歷普遍較低，初中及以下都占被訪者人數的 65.6%,這與大多數受訪者的年齡相符合；被訪者中，絕大多數是普通村民，占受訪者總數的 82.2%;在人均純收入方面，萬元以內是主體，這與各村莊的實際經濟情況相符合。
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4.2.1 信度分析
信度又稱可靠性，表明測量之可信度。本文在信度衡量方法上采用系數值是否符合規定的標準值來驗證同一概念下各測量項目的內在一致性。一般認為，探索性研究量表整體 Cronbach's alpha 值大于 0.6 就能夠認為其具有較好的信度，其中各分項目的值若小于了 0.35 則表明信度不高，必須拒絕采用。通過對全部農民理性量表的可靠性分析可以確定，其總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是 0.61,通過表 4-2可以看出，各具體題項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居于 0.57-0.6 之間，這表明農民理性量表的可靠性程度可以接受。
通過對整體公共價值量表的可靠性分析，確定量表整體的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8,通過表 4-3 可以看出，各具體項目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 0.8,說明公共價值量表內部一致性強，可信度較高，具有適用性。
4.2.2 效度分析
效度又稱有效性，主要分為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內容效度又稱表面效度或邏輯效度，如果研究計劃所希望探討的內容與測量的內容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則可以認為內容效度是較合理的。此次研究開發的量表是以國內外有影響力的相關文獻為基礎進行設計，在正式調查前進行了小范圍預調查、專家論證并據此對量表進行了完善，所以此量表有著較為合理內容效度。結構效度主要反映量表能是否符合所預想測量的變量，因子分析方法是檢驗問卷結構效度的有效方法。
農民理性量表的 KMO 抽樣適度測定值為 0.711>0.600,巴特利特球體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 1633.771,自由度為 66,顯著性水平 sig.=0.000<0.01,表明它們適合做因子分析。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轉法，從 12 個項目中抽取四個因子，根據這些題項所反映的維度，與設想的交易理性、個體理性、公共理性和關系理性完全符合。這些因子的方差累計貢獻率也達到了 54.313%,且因子載荷較高，表明農民理性量表結構效度良好，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詳見表 4-4.
公共價值量表的 KMO 抽樣適度測定值為 0.878>0.600,巴特利特球體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 9087.926,自由度為 231,顯著性水平 Sig.=0.000<0.01,表明它們適合做因子分析。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轉法，從 22 個項目中抽取 6 個因子，根據這些題項所反映的維度，與設想的信任、民主、協商、文化、公平和秩序吻合。這些因子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 64.576%,且因子載荷較高，表明公共價值量表結構效度良好，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詳見表 4-5.
因子分析可以發現由于調查村莊均處于轉型進程中，在價值觀念、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等方面，均存在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中國與西方的交織，分化與沖突或融合的態勢共存，折射出多元化基礎上的地方性共識的特殊重要性。結合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我們可以發現：從農民理性的表征層面看，基于傳統的關系理性和基于現代的交易理性并存，交易理性略占優勢；基于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個體理性和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理性并存，公共理性略占優勢，這既體現了中國農村轉型的階段性特征，亦體現了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場域性特征。從公共價值的表征層面看，信任、民主、協商、文化、公平、秩序同時起作用，且作用力十分接近，表明農村公共領域開始呈現出初始生長態勢，農民之間以及與政府、社會基于協同的利益聯結和情感聯結初現，前期農民的原子化趨勢開始出現轉機，依托公共領域而伴生的新型互助合作網絡值得期待。
4.3 描述性統計分析
4.3.1 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農民理性狀況
總體上看，社會變革與轉型進程中的村莊，傳統價值觀念與現代價值觀念交織，現代制度規則執行不力與傳統制度規則依然有影響的現象并存，多呈現出較為典型的多元、異質、不均等特征。與此相關，農民理性似乎突破了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出現具有異質性的交易理性、個體理性、公共理性和關系理性的階段性疊加特征。個體理性主導的農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公共理性主導的農民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交易理性和關系理性主導的農民追求介于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共同體利益最大化，只是前者遵循現代行為邏輯而體現為契約共同體利益，而后者遵循傳統行為邏輯而體現為血緣、親緣、地緣共同體利益，顯示出以契約理性為內核的現代文化與以關系理性為內核的傳統文化的區別①。
（1）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的個體理性。以個人利益為中心仍是不少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階段性特征。問卷調查顯示，體現個體理性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 56.9%、50.4%、46.8%,接近或超過了半數（如表 4-6）。村民在訪談交流中普遍認為，應“先搞好自己的事，才能辦好村里的事”,一些老人感嘆“現在不像從前了，大伙都各搞各的，都顧著自己賺錢”.基于市場交易的理性經濟人特征延伸到了村莊公共領域，這說明，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初始階段，發端于人民公社時期的村莊集體意識逐漸淡化，村民更為關切個人經濟利益的得失，在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鄉村公共精神培育滯后的條件下，極易伴生“無政治階層”,不僅村民是無組織化的個人，而且不時以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思維邏輯來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滋生諸多不和諧。
（2）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的公共理性。以政治利他、愛心、奉獻等公共價值信念呈現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初現生長態勢。問卷調查顯示，體現公共理性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 79.8%、81.6%和 78.7%（如表 4-7）。村民在訪談交流中多認為村莊建設離不開大家，村莊建設好了對大家都有好處；有村民說“如果做對集體有好處的事，即使自己損失一些也沒關系，只要大伙都能受益就行”.村民公共精神和集體觀念初現說明，隨著城鄉傾斜發展戰略向協調發展戰略的轉型和新農村建設戰略舉措的穩步推進，農民的主體性意識和公共性意識逐漸增強，他們開始嘗試作為新農村的主人行動起來，推動公共理性走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初期的低谷而呈現出新的生長態勢。
（3）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的交易理性。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互利合作原則開始占據主導。問卷調查顯示，體現交易理性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 73.3%、78.4%和 71.9%（如表 4-8）。在訪談交流中，大多數村民認為只要對自己和集體都有好處的事情大伙都愿意配合村里搞建設，辦符合老百姓意愿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合作。村干部如果不為村民辦實事，下次選舉就不會再投票給他。處于傳統向現代轉型進程中的 5 個村莊，現代性開始占據上風，村民開始成為有限度的理性政治人?，F代性的嵌入使村民意識到，村干部選舉、村莊公共資源分配和公共服務等治理活動，應遵循權利與義務一致、公平、平等等原則，村民的公共參與開始與公共利益的分享相聯。
（4）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的關系理性。社會資本最大化在人際交往中的認同度高但對村莊公共事務的影響下降。調查顯示體現關系理性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總人數的 88.2%、62.1%和 68.1（如表 4-9），驗證了村民訪談交流中普遍看重人際關系、“人緣”好壞和“人情世故”的現象；在轉型村莊中，傳統基于血緣的關系理性在公共領域的影響依然存在但呈下降趨勢，如何挖掘和利用傳統社會資本資源形成共識以服務于村莊公益事業就成為值得研究的議題。
4.3.2 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農民公共價值觀念狀況
信任：紐帶作用突出。信任是農村社會維持人際關系，促進村莊公共事務治理多元主體合作互惠的基礎條件。問卷調查顯示，信任的五個題項中，村民選擇同意的分別占 51%、57%、63.8%、48.7 和 52.2%（如表 4-10）。走訪村民的過程中，大多數認為“和講誠信的人交朋友更可靠”,“鄉親們之間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合伙辦好事”,“不講信用的人在村里搞不好關系”.這說明，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之一，不僅能夠形成一種約束來規制村民行為，而且能夠減少村民合作成本，實現共贏。
民主：民主的生長以不均衡態勢不斷推向深入，其中參與范圍和參與廣度是基礎，主動性參與和實質性參與是關鍵。問卷調查顯示，民主的五個題項中，村民選擇同意的分別占 76.8%、58%、49.9%和 62.2%（如表 4-11）。訪談交流發現，村民對與切實利益密切相關和事關村莊長遠發展的重要公共事務的參與積極性很高，對與己無關的一般事務較為冷淡，對日常管理事務則傾向于由村干部依據規則來辦理。隨著村民自治的深入推進，村民已能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村莊所有的公共事務，但不排斥關鍵信息不對稱等所導致的形式參與和非實質性參與現象，且村民大多會依據是否與己相關和是否重要來有選擇地參與。
協商：重要性日顯，但質量有待提升。問卷調查顯示，協商的 4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的比重分別占 54.9%、39.5%、38.7%、38.5%.選擇不確定的村民分別占 24.9%、44.3%、44.9%、42.6%（如表 4-12）。這說明，村民對于協商的認識尚處于較模糊的狀態，雖已意識到協商在村莊治理中的重要性，但村莊治理實踐中協商過程的不完善導致村民又表現出對于協商的懷疑態度。訪談中，有村民表示“村里重要的事情一般都要大伙開會討論，我們也愿意參加村里的會議，但感覺自己說了不算?！边€有村民認為“組織大伙開會溝通是好辦法，但有時開會就是走過場，后來大家都不愿意去了”.這些看法也透露出了村民對協商的這種矛盾心態。
文化：需求顯著提高，但供需矛盾突出。問卷調查顯示，文化的 3 個題項中，村民選擇同意的分別為 36.2%、41.9%、29.2%（如表 4-13）。訪談發現，農村文化生活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豐富，不再局限于棋牌、歌舞等形式。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文化向農村社會的輻射，村民的文化需求也顯示出了多元性，但村級文化建設滯后于村民需求的情況短時間內很難改變則限制了村民文化需求的釋放。有些村民明確表示“村里舉辦了一些文化活動，但大多是好長時間辦一次。大伙一般晚上都會自己組織一些活動來鍛煉和打發時間”.
公平：訴求強烈，但衡量標準各異。問卷調查顯示，公平的 3 個題項中，村民同意題項內容的比重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 68.7%、43.6%、47.4%（如表 4-14）。訪談發現，村民普遍認為，“村里的決定對每個人應該平等要講公平”,“村里有不公平的事情，大伙就會提意見，找干部說理”.不過，在衡量標準問題上，雖然抽象意義上的標準目前人人平等被普遍認可，但遇到具體村莊治理事務時，何為公平，何為不公平，不同的村民意見分歧很大，一些村民往往強調的是對自己的公平或對熟人的公平。村民的這種態度表明，公平這種價值觀念仍具有現實根基，但公平的規則建設亟待加強。
秩序：和諧是主旋律。和諧的農村社會秩序是村莊公共事務治理得以健康發展的條件，有助于增強社會凝聚力，避免社會問題和沖突。問卷調查顯示，秩序的三個題項中，村民選擇同意的分別占 59%、67.6%、73.4%（如表 4-15），比例很高。訪談發現，村民普遍希望維持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認為有序的社會環境不僅有助于村莊發展，也關乎個人和家庭的幸福。村民的越矩或違法的行為，既可能面臨被法律追究的風險，也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
4.4 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影響分析
4.4.1 相關性檢測
為了探索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首先設計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綜合變量。本文構建綜合變量的方式是通過將每個因子值乘以其方差貢獻率后相加得出。因此，農民理性變量的值，其計算公式為：農民理性=公共理性因子×0.1506+個體理性因子×0.1432 +交易理性因子×0.1336+關系理性因子×0.1159;公共價值觀念變量的值，其計算公式為：公共價值=信任×0.1247+民主×0.1190+協商×0.1145+文化×0.0995+公平×0.0961+秩序×0.0920.
得出的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兩個綜合變量后，運用 SPSS 軟件對二者進行相關性分析。如表 4-16 所示：Pearson 系數為 0.408,單側檢驗表明，兩者在 0.01水平上顯著相關。因此，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農民的理性選擇優化對公共價值觀念的提升整體上具有促進作用。
4.4.2 農民理性各構成要素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作用
回歸分析是一種廣泛應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側重于考察變量之間的數量變化規律，其目的是研究因變量和一個或多個自變量間的影響關系。同時，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可以比較各個自變量的影響力大小。
本文所探討的主題是農民理性對于公共價值觀念是否存在影響，因此回歸模型的構建以反映農民理性的構成要素（即個體理性因子、公共理性因子、交易理性因子和關系理性因子）為自變量，以公共價值觀念為因變量，采用逐步多元回歸方法，從自變量中找出對因變量最具有解釋力的自變量來建構一個最佳的回歸模型，以觀察農民理性各構成要素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作用狀況，具體結果見表 4-17 和 4-18.
上述兩個圖表顯示：回歸模型調整后的確定性系數為 0.200,這說明農民理性整體上對公共價值觀念具有促進作用。同時，該模型在 0.01 水平上統計顯著。在以0.01 為顯著性水平的情況下，公共理性因子、個體理性因子、交易理性因子和關系理性因子均進入模型，回歸系數（B）均為正值，表明它們對公共價值觀念的正向作用是成立的。從標準系數看，四個因子由高到低依次為公共理性因子（0.331）、交易理性因子（0.270）、個體理性因子（0.109）和關系理性（0.085），標準系數越高表明其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作用越大。
4.5 實證研究結論
通過以上對于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整體關系結構顯示，農民理性選擇的整體優化能夠顯著提升公共價值水平。公共理性、交易理性、個體理性、關系理性對公共價值均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現階段亟待對具有多樣化、異質性的農民理性進行整合優化，克服前期在訴求意義上過于關注集體主義至上的高標準和在實踐意義上多流于農民自發性理性選擇的弊端，以強化其對公共價值的正向效應。
第二，公共理性主導農民的公共價值追求，交易理性保障農民的公共價值選擇，個體理性助推農民的公共價值選擇，關系理性調適農民的公共價值選擇。值得關注的是，農民個體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正相關的研究結論，證偽了學界已有的兩者之間負相關的研究結論。究其原因，一是研究場域具有公共性特征，客觀上要求農民的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有機結合；二是個體理性存在激發農民積極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一面，合理引導就可能成為農民公共價值選擇的現實動力，因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亦可以反過來提高農民個體的公共福利。
第三，現代公共理性和交易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開始占據主導，傳統關系理性的促進作用最小。農民公共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最大，從側面證實了理性的重疊共識中的政治價值與其他價值之間具有充分包容的和諧一致的已有觀點，表明調查村莊中農民公共理性與公共價值追求之間的契合度較高，這是提升農民公共價值水平的核心思維與行為邏輯支持。農民交易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次之，彰顯其規范價值和可持續意義。處于轉型期的農村公共事務治理場域，一味伸張個人利益而忽視公共利益必將造成“公地悲劇”,反之要求農民公共利益至上而無視個人利益則可能導致效率的雙重流失。交易理性中以信任為基礎的契約合作，為私利與公利的協調提供了法律支持。農民個體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再次之，顯示現階段在農村公共事務治理活動中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重要性?？紤]到個體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沖突性，需要努力提高農民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契合度，從而實現個體價值與公共價值的共贏。農民關系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最小，表明傳統理性選擇在公共領域的影響在不斷弱化。當然，傳統社會遺留因子仍在發揮效力，且社會資本資源亦值得挖掘，以緩解現代化所造成的人際交往的功利化取向和情感淡漠，強化社會關系紐帶?？傊?，調查村莊出現了公共領域的初始生長，農民公共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進入關鍵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