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山寨”產業發跡在我國廣東沿海一帶，是一種由民間 IT力量發起的產業現象。主要表現形式為通過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著名品牌，涉及的行業有手機、數碼產品、游戲機、家電等不同領域。山寨制造廠商一般規模不大，憑借其“船小好調頭”的特點，對市場熱銷的產品迅速模仿，銷售目標針對中低端市場。由于價格低廉，受到中低收入用戶的青睞，這種文化的另一方面則是善打擦邊球，經常行走在行業政策的邊緣，模仿、抄襲、侵權時有發生，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

根據調研機構 iSuppli 發布的研究報告，2011 年，中國大陸地區的山寨手機總銷量達到 2.55 億臺，占當年世界手機總銷量的 15.9%。這些廠商大多沒有正規品牌，有些甚至沒有生產許可證，自己只做外殼和簡單的結構件，買現成的公版硬件芯片，從電子市場采購電池、攝像頭、揚聲器 等外設后，組裝起來，手機就可以上市銷售。

筆者調研了一些山寨企業，結果令人瞠目結舌，一位被調查的某山寨手機公司負責人說，他們的“研發團隊”在網上大量收集國內外著名的品牌 （如 NOKIA,MOTOROLA,SONY,APPLE 等）最新發布的官方手機設計圖，只要銷量好的，馬上抄襲，甚至連品牌都仿，最快 20 幾天仿制品就可以上市！

山寨的風行完全打破的現有的產品研發生產銷售的產業鏈模式。不可否認有些山寨手機有許多迎合市場的原創設計，但更多的是抄襲模仿帶來的對原創企業帶來的侵權。雖然中央出臺政策名文禁止侵權行為，但地方監管部門出于地方經濟指標考慮，往往疏于監管。個別山寨制造企業為了逃脫監管，對地方監管部門主管官員給予經濟上的賄賂，這使得中央對山寨的監管難以落地。

二、相關文獻回顧

山寨盛行的一個原因是該產品的核心技術黑箱化，原有的技術含量高、復雜的核心部件的功能研發過程被標準化的模塊所代替。以手機為例，一部手機原有的新產品開發內容包括硬件開發、操作系統開發、應用軟件開發、產品系統設計、品牌策劃及定位、品牌策劃及定位、結構設計、外觀設計、外設、組裝及檢測。一旦整個研發過程技術模塊化，硬件開發、操作系統開發、應用軟件開發、產品系統設計等復雜的過程都被集成到一個芯片上，山寨成產廠自己只需做外觀設計的結構設計，如此一來，這個行業的門檻大大降低。（如表 1 所示）。從市場表現來看，山寨產業是滿足低收入消費群體的產業鏈重組的結果。政府主管部門該如何監管，才能讓山寨制造商最大地發回積極作用？李曉華（2010）的研究表明山寨的出現適應了小批量、多批次、柔性化的市場需求，但這種模式沒有掌握核心技術，沒有品牌，一旦政府加強行業管理，加大知識產權保護，這種模式的優勢就不復存在了。Bian 和 C. Veloutsou 的研究認為，山寨是不道德的合法行為，是一種模仿學習，然后自主創新的必經之路，陶厚永（2010）的研究表明山寨模式是面向消費者的產品創新，滿足了被主流品牌生產商家忽視的狹小細分市場，例如，山寨手機廠生產的帶手電筒和驗鈔功能的手機滿足了邊遠農村用戶的實際需求。鄒俊，張芳（2012）的研究表明，政府應降低不合理的規費，對合法經營的山寨企業扶持引導，促使他們建立自己的品牌，對不合法的侵權行為嚴厲打擊，引導這些山寨經營企業健康發展，上述文獻多是從山寨現象和山寨產業結構剖析和社會道德和法律層面譴責，本文試圖運用博弈論理論，通過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府，地方監管部門和山寨制造廠商間的博弈關系，從數理上探明治理對策?！颈?】


三、產業鏈中的利益相關方博弈關系

在手機生產企業中，研發能力差異很大，總的來說，一線品牌廠商每年投入大量人、才、物做研發、廣告宣傳、營銷渠道打造，山寨模式中的方案提供商采用薄利多銷的方式把集成了手機功能模塊的芯片面向廣大山寨手機廠商銷售，這些山寨手機廠采取跟風策略，極大地規避了研發風險，坐收落地桃子。據統計，近 2011 年，中國市場的各種款式手機就多達數千款，監管部門每年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對這些山寨企業的侵權行為監督，但都收效甚微。

1.政府監管部門

在山寨產業中，政府的監管扮演者維持秩序的重要角色，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山寨手機都有侵權行為，監管部門要讓合法經營的山寨廠商健康發展，為地方經濟和解決就業發揮積極作用，同時，監督部分不合法的山寨廠商，然而，不法山寨廠商為了牟取利益，會賄賂監管部門執法人員，結成利益同盟逃避監管。

2.山寨手機制造商

山寨手機制造商，處于手機產業鏈最后一個環節，附加值不高，但風險也不大，只要跟風對了方向，無需投入大量的研發費用，只要不被監管部門發現，也可以賺取豐厚的利潤，但這個跟風模仿會極大損害被模仿的企業，導致品牌企業的巨額研發投入血本無歸。山寨企業規模小，仿冒的目標企業往往不確定，可能是國際一線品牌手機企業，也可能是國內知名企業，還有可能模仿別的山寨手機廠，導致被仿企業難以發現。

3.山寨手機消費者

山寨產業中，提供集合手機功能芯片的方式提供商是產業鏈中的破壞者，把原本行業技術壁壘打破，用及其低廉的價格為廣大山寨制造廠提供芯片，并與之形成上下游關系，這讓廣大低收入消費者獲得了實惠。用很低的價格就可以買到想要的產品，有時候明知這些山寨手機是侵權，考慮到自身利益，并不會抵制使用山寨手機。

4.三者的博弈關系

山寨制造廠商是否侵權的界定掌握在監管部門手里，監管尺度的松與緊全靠監管部門，山寨制造商侵權獲利后，為了免于巨額經濟處罰，會有目的的賄賂監管部門人員，使得監管部門有了權力尋租的空間。二者之間的合謀利益形成一種合作博弈關系，這必然造成對品牌手機廠商的利益損失，同時，也造成了社會資源浪費。

四、各方利益主體間的博弈分析

1.地方監管部門與山寨手機制造商之間

（1）博弈模型
監管部門對山寨手機制造商進行監督，當山寨手機制造商涉嫌侵權被監管部門發現時，監管部門就會對山寨手機制造商進行懲罰，假設 P 為山寨手機制造商侵權所受到的監管部門的懲罰,C 為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L 為山寨制造商侵權所帶來的公共利益損失，R1為山寨制造商不侵權時的正常收益，R2為山寨制造商侵權獲得的收益，其中 R1

（2）博弈分析
假設 P>C+L，即監管部門收到的罰金大于監管成本與山寨廠商違規所帶來的公共利益之和，則該博弈不存在純戰略納什均衡，但是存在一個混合戰略納什均衡。引入概率變量 δ和 ξ 分別代表監管部門實施監管的概率和山寨廠商侵權的概率。

對于給定的 δ，地方監管部門選擇監管（δ=1）和不監管（δ=0）的預期收益分別為：【1】


也就是說，如果山寨制造廠商的侵權概率小于 C/P，地方監管部門的最優選擇的不監管；反之，如果山寨制造廠商的侵權概率大于 C/P，地方監管部門的最優選擇是監管；如果山寨制造廠商的侵權概率等于 C/P，政府監管部門可以隨機選擇監管或不監管。

而對于給定的山寨廠商侵權概率 ξ，其選擇侵權（δ=1）和不侵權（δ=0）的預期收益分別為：【2】


也就是說，如果地方監管部門的監管概率小于（R2-R1）/P，山寨制造廠商的最優選擇是侵權；如果地方監管部門的監管概率大于（\\)R2-R1）/P，山寨制造廠商的最優選擇是不侵權；如果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概率等于（R2-R1）/P，山寨制造廠商可以隨機選擇侵權或不侵權。

因而，該博弈的混合納什均衡是：地方監管部門以（R2-R1）/P 的概率監管山寨制造廠商，山寨制造廠商以 C/P 的概率選擇侵權或不侵權。

（3）對策分析

從上面的模型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地方監管的概率 δ與監管成本 C 成反比，山寨制造商侵權概率 ξ 與侵權和不侵權方式經營的收益之差（R2-R1）成正比，這個兩個概率都與監管部門的懲罰力度 P 成反比。

①山寨產業在我國目前尚處于“灰色地帶”，對山寨的法規政策、監管措施、手段，監管機構的設置都不完善，對合法山寨和不合法山寨的界定尚無統一標準，因此，相關部門應盡快通過立法來對合法和不合法的山寨現象有科學界定。

②地方監管部門對山寨制造商的侵權罰款是作為鼓勵企業推廣自助創新的有效鼓勵，否則大部分企業都等著別的企業做出暢銷的設計，然后快速侵權復制，因此山寨制造企業侵權而獲得的收益 R2一定大于原創設計正常收益 R1。

通過減少侵權制造和不侵權制造的收益差（R2-R1）來降低侵權行為是有難度的。因為侵權的山寨制造廠商承擔的研發投入失敗的風險遠小于不侵權。因此，可同通過制定政策幫助企業降低自住研發策略下企業的經營性收益 R1，使 R1在一個合理的區間范圍內，即可營造一個良好的自主創新環境。

③為減少山寨制造商的侵權行為，監管部門加大對其的懲罰力度 P 是最有效的解決途徑，這種處罰可以是多樣化的，比如，把侵權制造商的侵權獲利加倍賠償給被侵權的企業，作為研發投入補償或廣告運營費的補償，對于嚴重的侵權行為可以吊銷其營業執照，甚至可以把整個社會查處的侵權補償設立一個原創設計扶持基金，弘揚自主創新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這些懲罰措意一定要通過立法的方式制度化，法制化，納入企業正常經營的規范中。

五、三方博弈分析

1. 博弈模型雖然國家層面提出產業升級轉型，鼓勵自主創新，禁止抄襲和不合法的山寨，在實際情況中，地方政府為了片面地追求當地經濟指標，對監管山寨制造廠商可能有權利尋租而網開一面的行為，因而，假設中央政府監管山寨制造廠商有兩種策略：監管和不監管；監管的結果有兩種：監管有效和監管無效；地方監管部門和山寨制造企業也有兩種可選擇的策略：尋租或不尋租。同時假設三方都是理性經紀人，風險均為中性。

假設中央政府的合理效益（山寨產業帶來的整體社會效益）為 GR,中央政府監管地方監管部門權利尋租的監管成本為Cr,監管的概率為 ρ，不監管的概率為（1-ρ），監管成功的概率為 σ，監管失敗的概率為（1-σ），對地方監管部門尋租的懲罰值為 φB,懲罰系數為 φ（φ>1）；地方監管部門合法收入為 S,從山寨制造廠商獲取的好處費為 ωB（ω<1），地方監管部門尋租行為被發現后的懲罰為 P′，山寨制造廠商的合法經營收入為 RL,尋租概率為 φ，不尋租的概率為（1-φ），尋租得到的收益為 B。依據以上假設構建三方收益博弈關系矩陣，見表 3（其中其中 GRN代表中央政府的收益，LR代表地方監管部門的收益，Y 代表山寨制造廠商的利益）?！颈?略】【公式】


當中央政府選擇不監督打擊非法的山寨產業，即 ρ=0 的情況下，地方監管部門在權利尋租的情況下的利益為 S+ωB，大于不尋租的收益 S,此時，山寨制造廠商的利益會隨著抽取租金 B 和尋租發生的概率 ω 的增大而增大，這說明中央政府必須采取監管行為。

而當中央政府采取監管行為即 ρ=1 的情況下，地方監管部門尋租滿足的條件是：無論監管是否成功，權利尋租情況下官員收益大于不尋租情況下的收益，即：【公式2】


3.政策分析（1）Cr是中央政府的監管成本，從整個社會來看，這個成本不可忽視，現階段重點不是提高或減少中央政府的監管成本，而是提高監管效率，即提高監管的成功率 σ，中央政府和地方監管部門不是簡單的上下級關系，兩者利益是共同體，也會發生權利尋租，還需要第三方部門監督，例如媒體和公眾，包括被侵權企業的網絡自由舉報，同時，要建立起廣大消費者都能參與的監督機制，讓監督的權利分散，相互制約，讓侵權行為無處藏身。

（2）ωB 是地方監管部門從山寨制造企業獲得的合謀的好處費，B 是山寨企業對品牌手機企業侵權獲得的收益 R1，這個收益遠大于合法經營的收益，山寨企業為了更多的獲利，就要通過更多的抄襲仿冒品牌手機，這勢必導致整個社會山寨橫行，因此從制度上要削減地方監管部門的權利，用制度化，程序化的侵權界定代替監管部門的人為的界定，甚至可以通過專家庫不記名投票方式來認定產品侵權與否，另一方面，樹立地方監管部門的廉政執法觀，一旦出現徇私舞弊就要重罰，從根本上減少了權利群租的可能性。

（3）S 是地方監管部門的合法收入，為了減少他們和山寨企業的合謀概率，可以提高他們的薪資水平，和福利待遇，讓他們不會輕易的為了眼前利益而和山寨侵權制造形成利益同盟。然而，高薪并不會必然導致廉潔執法，但會從一定程度上吸引有良好道德觀、價值觀的優秀人才進入監管部門的隊伍，這會提高供權利尋租的成本，讓山寨侵權行為望而卻步。

（4）地方監管部門尋租行為被發現后的懲罰為P′，也是影響其違法動機的一個重要指標，主觀上，提高監管部門的薪資并不一定導致其觀念上的廉政執法，必須加大增加違法成本才能有效減少違法行為，制度設計上，可以是其在職期間的廉政記錄和退休后的福利待遇掛鉤，一旦發現監管部門徇私舞弊，不但面臨眼前的處罰，還將影響退休后的福利待遇，這也會降低監管部門因為了提高眼前收益而和山寨廠商同謀的概率。

（5）φ 是中央政府對有侵權行為的山寨制造企業行賄舞弊的懲罰系數，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山寨侵權行為和地方監管部門合謀的概率和系數 φ 成反比，加大這個力度，也是有效治理侵權行為的途徑，因此，從立法上可以嚴格規定，一旦山寨制造企業有侵權行為，不但處于經濟上的處罰，甚至可以吊銷其的行業許可證，剝奪其從事該行業或類似行業的從業資格，并進入不良商家黑名單。

六、結論

“山寨”的規范管理和科學治理，是國家戰略，地方經濟，和廣大山寨手機消費者一盤棋，一方面，國家層面要引導簡單的電子產品加工制造業完成生產型向研發型的轉型，地方經濟要在保持一定增長的前提下打擊侵權仿冒。讓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產業轉向自主研發型的企業，從而提高這些企業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消費者不能為得到廉價實惠的產品而縱容侵權仿冒，從中央到地方，都應做好監督管理。治理山寨的侵權行為，不僅要從制度上減少尋租空間，讓社會對侵權的山寨行為的治理法制化，規范化，樹立監管部門的公平公正執法意識，讓權力尋租的概率降到最低；同時，還加大對侵權的山寨行為的處罰力度，營造一個良性的產業競爭環境和良好的行業經營秩序，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山寨制造企業的積極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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