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席勒與尤金·法馬、拉爾斯·漢森因在資產價格方面所做的實證分析,而獲得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具體來說,法馬與幾位合作者證明了股票價格在短期內極難預測,新的信息總是快速影響股價。席勒隨后發現,股價短期內雖很難預測,但長期走勢卻可以預測。而漢森則研究出一種統計方法,能夠適用于檢測資產定價的合理性。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認為,可預期性是2013年獲獎成就的核心。
我們認為,回顧凱恩斯對短期預期和長期預期的分析,有助于正確看待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所認為的可預期性。
一、短期預期與長期預期
在凱恩斯看來,無論就短期還是就長期而言,都不具有可預期性,但“不應驗”的短期預期或長期預期卻會影響人們現在的行為。他說:“在這個現實世界里,我們以前的預期很可能不應驗,而現在對將來的預期可能影響我們今天的行為”。貨幣的最主要的特性是聯系現在和將來的一種微妙的手段,除非利用貨幣,否則就不可能討論變動中的預期對現行活動的影響。
因為,通常的實踐總是掌握現時情況,然后引申到將來,只是或多或少有具體理由預期將來會有變化時,才對引申進行修改。
基于這一認識,凱恩斯將預期分為兩種類型,即短期預期和長期預期。短期預期是關于價格的預期,即一個生產者決定用現有的機器設備開始生產產品時,他期望當產品生產出來后將能得到的預期收益。長期預期是關于投資的未來收益的預期,即企業主購買資本品以增加其資本設備或投機者購買證券時,所希望獲得的預期收益。
在凱恩斯看來,“在現實中,修改短期預期的過程是一個逐漸的和連續的過程,也都是依據實現的結果而做出的。因此,預期的和實現的結果交織和重疊在一起施加影響。這是因為,雖然產量和就業量是由生產者的短期預期而不是由過去的結果所決定,但最近的結果在決定這些預期是什么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企業主對前景的預期會更經常地根據實現的結果而逐漸地加以修改,而不是根據由于預期到前景的變化而加以修改?!?br>
這意味著因短期經濟活動的不可預期性,適應性預期而非理性預期就成為短期預期的一種有效形式。而長期預期的一個特點,是它們不能在短暫的時間間隔中用實現的結果來加以檢驗,它們會受到信心的變化而突然的修改。因此,現行的長期預期不能被實現的結果所代替。因為這個理由,現時情況的事實就不成比例地進入長期預期的形成之中。凱恩斯強調,長期預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信心或“自發的樂觀情緒”,而這種樂觀情緒受“動物精神”(animalspirits)所支配?!耙驗槿藗兎e極從事的大部分活動取決于一時的樂觀沖動,而不取決于數學上的預期值。而無論這種樂觀情緒是源于道德、享樂,還是經濟方面。人們作出積極活動的決策(其整個結果要經過許多天后才出現)很可能僅僅只是動物精神的結果———自發迫切的行動,而不是謹慎行事,而且不是利益的數量乘以概率后的結果。因此,如果動物精神被減弱和自發的樂觀情緒動搖,以致我們只有依賴數學預期值,則企業就會萎縮和衰亡?!?br>
由此,凱恩斯認為除由于投機引起經濟不穩定之外,人類天性所獨有的特征也會引起經濟不穩定。另外,預期狀態是處于經常變動之中,在先前的改變充分發揮其影響作用的很長時間以前,一個新的預期又加進來了。于是,在任何一個給定時間內,經濟運行中存在著大量的交錯重疊的活動,它們的存在是由于多種過去的預期狀態。因而,“在預期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其微小的改變都有能力產生像經濟周期性運動那樣的動蕩?!?br>
總之,凱恩斯認為,個人的主動性只有當合理的計算有動物精神作補充和支持時,才能充分發揮。也就是說取決于非理性的“心理浪潮”?!叭藗儺斍暗臎Q策(無論是個人的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影響著未來。這種決策不可能取決于精確的數學預期值,因為進行這類計算的基礎是不存在的。源于人們天性沖動的活動,推動著社會車輪的運轉。人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有理性的選擇,能計算的就計算,但以人們的動機而論,往往會退回到興致、情感和機遇?!边@種非理性的動物精神不僅會加深蕭條和衰退的程度,而且會導致經濟過度繁榮。
值得指出的是,凱恩斯提出基于非理性的動物精神的預期理論,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種機械的或者盲目操作的方法從而能給出萬無一失的答案,而是為了提供一種解決具體問題的系統的和有秩序的思想方法。而且,“在我們對復雜的因素孤立地一一進行分析得出暫時的結論之后,我們又必須回過頭來盡我們的可能顧及到這些復雜因素之間的可能的相互關系。這就是經濟學思維的性質,應用我們思想的正式原則(沒有這些原則,我們就會茫然無所適從)的任何其他的方式都會把我們引向錯誤?!?br>
凱恩斯在這里講的“任何其他的方式”主要是指的用數學方法將經濟分析體系公式化和形式化。他說,“用虛假的數學方法把一個經濟分析體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其最大的弊端即在于,它明確地假設所包含的各個因素之間是嚴格地相互獨立的;如果這些假定一旦不能成立,那么,這種方法就會完全喪失其說服力和權威性?!倍捎脛P恩斯的“正式原則”,則“在通常的論述中,我們并不是盲目地推導,而是在任何時候都知道我們在做什么,文字的意義是什么。我們可以把必須保留的、限制條件和以后我們必然調整的都‘保存于我們的頭腦之中’”。顯然,不能用虛假的數學方法,“即把偏微分所簡化掉的復雜關系保存在幾頁代數的‘背面’,而在這幾頁代數的推導中,又假設這些偏微分的導數都等于零?!被谶@點,凱恩斯嚴厲地批評了其同時代的數理經濟學家。他指出:“近來的‘數理’經濟學只不過是混合品,其不精確如同它們所依賴的初始的假設條件那樣。其作者則在自命不凡和毫無用處的符號的迷霧中把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性置之于不顧了?!?br>
凱恩斯特別強調“在像經濟學這樣復雜的研究中,我們不可能希望作出完全精確的一般性結論,而只想找出那些其變動對我們的問題起著主要決定作用的因素。我們最終的任務在于,在我們實際生活的這種經濟體系中,選出那些中央當局能夠慎重地加以控制或者管理的變量?!?br>
不難看出,凱恩斯的預期理論是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依據,因為,在凱恩斯看來,非理性的動物精神決定著投資者對未來收益的預期。當預期利潤下降到利息率所規定的水平以下時,就會阻礙新的投資,從而會導致經濟的不穩定。因此,“安排現行的投資的責任決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而應“由社會控制投資量”,即實施一項“旨在取得最優國內就業水平的國家投資計劃”。這不僅是避免現存經濟制度完全被摧毀的唯一可行的手段,而且也是個人主動性能成功地發生作用的條件。
到此,我們不難作出這樣的判斷:至少就席勒的理論而言,“可預期性”并不是他的理論體系的核心。作為凱恩斯主義者,席勒深知預期不一定實現,但它卻影響人們現在的行為。實際上,席勒繼承和發展了凱恩斯基于非理性的動物精神的預期理論(本文第二節將會論及這點)。在我們看來,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所講的“可預期性”,只是一種可能。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不可預期性”。因此,無論就短期還是就長期而言,兩種可能性總是同時存在的。雖然席勒曾兩次成功地預測到資產價格的發展趨勢,但是恐怕連席勒自己也不能擔保其今后的每一次預測都能夠成功。實際上,盡管市場中的每個人或機構,都會對未來進行預測,但沒有一個人或機構,會自信到認為其所做的長期預期從來都不會出錯,否則,我國還有必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嗎?!所以,席勒非常坦率地承認“預測價格變化的艱難性”。
因此,我們不必在意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所講的“可預期性”,而應該關注席勒基于資產價格分析所提出的資產泡沫理論。席勒本人認為他的這一理論“與當今中國緊密相關”。在他看來,從金融化進程的角度來說,他的理論“對中國的意義遠大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在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經濟學家中,席勒與中國關系最為密切,曾多次到訪中國,并多次直言中國房地產泡沫嚴重。他說“中國房地產現在泡沫嚴重,如果和美國一樣泡沫破裂的話,這將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打擊”。
目前,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仍然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中小城市的房價則在下降。溫州已出現棄房現象,而廣東全省65個縣中有33個縣的住宅待售率超過30%,其中9個縣(市)的待售率超過50%。
據報道,李嘉誠已在內地拋售房產套現。由此,國內外都在議論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時間點,有的認為在2014年3月,有的認為在2015年。中國政府吸取了日本的教訓,不愿主動刺破房地產泡沫,而處于騎虎難下之勢:既不能放任,又不能控死。因此,盡管直到現在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都只能是“調而不控”。在這種形勢下,研究和借鑒席勒的資產泡沫理論,或許可以使我們找到一條穩妥的出路。
二、席勒的資產泡沫理論
席勒的資產泡沫理論提出了兩個值得關注的概念,即正態泡沫與負態泡沫。正態泡沫是指資產價格上漲,吸引更多人買入,從而進一步抬高價格,由此又引發新一輪的購入和價格上漲,隨著這種循環不斷重復,資產價格偏離其真實價值也就越來越嚴重,從而形成投機性泡沫;負態泡沫是指資產價格下降,促使人們賣出,從而導致價格進一步下降,由此又引發新一輪的賣出和價格下降。依此惡性循環。席勒認為,沒有任何辦法證明泡沫確實產生了,原因就是泡沫是無法被量化的。也沒人能預知不論正態泡沫,還是負態泡沫到底何時破裂。
值得關注的是,席勒基于凱恩斯的“動物精神論”,分析了資產泡沫產生的原因。他認為,“泡沫的癥結在于這是一個和普通人的普遍行為緊密相關的問題,而不是所謂市場這種抽象主體的行為問題”。
因此,“我們現有的金融市場能夠成功地為人們帶來富裕的生活,這與其引導人性中的動物精神的方式有很大關系。所謂動物精神就是每個人內在的采取行動的應激性,一種被凱恩斯稱為‘主動采取行動的緊迫感’,而不是經過刻意的、仔細的謀劃之后才做事情。他相信,真正的商業決策都是情緒化的,不是‘定量利潤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權平均的結果……因此,如果我們的動物精神退化,主動的樂觀精神被動搖,那么剩下的唯一可依賴的手段就只有通過數學方式計算得出的預計值,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公司都是活不下去的’”。
也就是說,“即使我們能夠遠離投機活動所導致的市場波動,那些由人性的本質特征所引起的市場的不穩定性仍然存在。在我們所進行的積極的經濟活動中,大部分取決于自發的樂觀主義精神,而不是理性的計算”。
也許大部分決策是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作出的,但它們往往是動物精神的結果?!斑@種自發的激勵刺激著人們在不考慮平均的收益水平和風險的情況下去采取行動”。
這樣,“價格變動和金融活動是必然要受到動物精神驅動的”,從而“人性缺陷中最突出的特征,也就是市場總是朝著產生泡沫的方向發展”?!斑@個傾向性問題在歷史上已經引發了無數次金融危機,其中當然也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這一次?!?br>
從這個意義上說,凱恩斯提出的“動物精神”,“與所謂的‘非理性繁榮’的含義是相同的”。非理性在本質上是一種錯誤的判斷?!胺抢硇苑睒s”則恰當地描述了市場超出正常運行規律時的狀態?!胺抢硇苑睒s是投機性泡沫的心理基礎。
輵訛輥席勒強調,他的“泡沫理論不僅適用于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也適用于任何其他投機性市場”。
因為,這一理論是理解價格運動的“簡單明了而又必不可少的反饋模型”。
這里不難看出,席勒論及的正態泡沫和負態泡沫,實際上把通常所說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現象都包括進去了。例如,從市場投機的角度看,通貨膨脹,即物價持續的上漲,與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屬于一個類型,即都是正態泡沫。
三、重新定義通貨膨脹
如果承認物價的持續上漲與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都屬于同一個類型,那么,借鑒席勒的泡沫理論,可以從一個新的視角來研究和應對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現象,即從通貨膨脹的視角,來研究和應對資產價格的上漲。具體來說,如果將中國的房地產泡沫視為一種類型的通貨膨脹,那么,很可能帶來理論和政策上的突破。
實際上,房地產泡沫,即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與物價的持續上漲都是一種貨幣現象,直接原因都是貨幣的超經濟發行,或貨幣地區分布的超經濟集聚。如果這樣認識是正確的話,那么,傳統的通貨膨脹理論必須更新,否則,必將誤導政府的決策。
傳統的通貨膨脹定義,是指商品的價格水平,即PPI或CPI持續上升。因此,一國是否發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程度如何?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是否有效?只需盯住物價指數,特別是消費物價指數CPI即可??陀^地說,基于傳統的通貨膨脹理論,在政策層面上以CPI為依據來判斷和控制通貨膨脹,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是有效的。但是在當今世界,當資產(主要指房地產和股票,其它有價證券、證券化的金融衍生產品以及資產化的大宗商品和特殊商品等,在一定條件下都屬資產范疇)規模已大到足以影響整個經濟體系,從而因資產價格持續上漲所引發的通貨膨脹(通常稱為資產泡沫或經濟泡沫)已屢見不鮮。如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房地產價格和股價持續上漲所引發的資產型通貨膨脹、美國在20世紀末因股價持續上漲所引發的資產型通貨膨脹,以及美國在2001-2006年因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所引發的資產型通貨膨脹。其實,資產型的通貨膨脹并不是新事物,遠在1636年,所謂的“郁金香熱”就是一種不典型的資產型通貨膨脹,因為當時的人們實際上是將郁金香作為一種資產,而不是作為一種商品持有或交易的。而1719年的所謂法國密西西比泡沫和英國南海泡沫,以及1929年的美國股市泡沫都屬于典型的資產型通貨膨脹。
將通常所說的“資產泡沫”或“經濟泡沫”,明確界定為一種類型的通貨膨脹,則可以將通貨膨脹分為三類:一是商品型的通貨膨脹,即物價水平持續上漲而資產價格處于低水平,如我國1988年的通貨膨脹和1993年的通貨膨脹;二是資產型的通貨膨脹,即資產價格持續上漲而物價處于低水平,如日本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資產型通貨膨脹和美國20世紀90年代末的資產型的通貨膨脹;三是商品和資產混合型的通貨膨脹,即物價與資產價格都持續上漲,如中國2003年以來的通貨膨脹,物價和資產價格同時上漲,是一種典型的混合型通貨膨脹。
顯然,將“資產泡沫”明確界定為一種類型的通貨膨脹,無疑在學術界會引發爭論,但是就決策層面來說,對政策取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在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的初期,政府很難判斷是否產生了“資產泡沫”,或“經濟泡沫”。以美國股市為例,道·瓊斯指數在1991年為3000點,到1995年,漲至4000點,而1年后的1996年10月,則高達5000點。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公開指出美國股票市場處于“非理性繁榮”。
不過,格林斯潘也坦承無法判斷股票市場是否出現泡沫,從而難以采取具體措施。加之美聯儲在法律上,只有穩定物價的權力,沒有穩定資產價格的權力,格林斯潘只能對股票市場采取放任的政策,否則就會被認為是非法干預市場。當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時,各國政府都要求美聯儲降低基準利率,以救助亞洲的金融危機。但格林斯潘以美國面臨通貨膨脹壓力為由,拒不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表明,格林斯潘實際上將美國股價持續上漲,視作通貨膨脹,雖然他無權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但他選擇了消極的應對辦法,即不放松銀根。即便如此,道·瓊斯指數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即1999年3月就攀升至10000點。而一旦真正形成了資產泡沫,政府則在決策上處于兩難選擇:既不能任其發展,又不能刺破它。任何一種選擇所帶來的后果都是難以承受的。日本政府主動刺破20世紀80年代末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美聯儲放任2003年的房地產泡沫,都無不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前者導致日本經濟陷入20余年的停滯期,后者導致美國經濟陷入大衰退。
實際上,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與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都同屬于貨幣現象,都是貨幣超經濟發行或貨幣地區分布的超經濟集聚的產物。既然可以將后者界定為通貨膨脹,為什么就不能將前者界定為通貨膨脹呢?!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將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界定為一種類型的通貨膨脹,那么,各國央行就有權干預。而就國際通行的管控通貨膨脹的目標制來說,就可以將資產價格的升幅,限定在一定的幅度內(至于限定的升幅應該是百分之幾,則需要通過試錯法來加以確定)。這樣,一旦其升幅超過所限定的范圍,則可以采取抑制性的政策措施。因此,將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界定為一種類型的通貨膨脹,在決策層面上既容易判斷,又便于采取措施,可操作性較強。
總之,從市場投機的角度看,物價持續上漲與資產價格持續上漲,都屬于正態泡沫;而從通貨膨脹的視角看,物價持續上漲與資產價格持續上漲,都屬于貨幣現象。我國當前要避免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就必須借鑒席勒的泡沫理論,突破傳統的通貨膨脹理論,從而不僅用消費物價指數來判斷是否發生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的程度,而且要用資產價格指數來判斷是否發生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的程度。
這樣,就可以按管控通貨膨脹的原則,政府對房地產價格的漲幅設置上限,以作為調控的依據。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依據物價指數和資產價格指數,重新界定通貨膨脹,就可以對資產價格進行預調和微調,從而盡可能避免資產泡沫發展到嚴重的程度,以確保在政策上有充分的回旋余地,而不至于陷于兩難的境地。
四、結論
就現象分析而言,席勒的資產泡沫理論值得肯定的方面在于:
首先,席勒在研究資產泡沫現象時看到了泡沫的癥結與普通人的普遍行為緊密相關,“而不是所謂市場這種抽象主體的行為問題”。這意味著,通常所說的市場配置資源,并非是“市場這種抽象主體的行為”,而是千百萬參與經濟活動的“普通人的普遍行為”,即千百萬普通人的投資、經營和消費決策行為,以及這種分散決策行為間的雙向和多邊影響起著配置資源的作用。與席勒相比,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將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神秘和抽象化了,以致他自己都搞不清楚這只“看不見的手”為何物,而不得不將它與上帝聯系起來。對此,一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只“看不見的手”之所以看不見,是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
其次,席勒看到千百萬普通人的分散決策行為并非是基于“理性的計算”或理性的預期,而是基于凱恩斯所說的非理性的“動物精神”。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必然將市場導向均衡,席勒則認為受“動物精神”驅動下的千百萬普通人的分散決策行為,必然導致市場總是朝著產生泡沫的方向發展。不斷爆發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使席勒的觀點反復得到證實,也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看法反復得到證偽。不過,席勒在進一步解析“動物精神”時,卻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他不是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或資本家追逐利潤的貪婪去解析“動物精神”,而是基于一般人類的本性、心理,甚至腦神經來解析“動物精神”,從而得出“動物精神”是一種“腦故障”或“思想病毒”,“投機性泡沫就是多個腦故障對整個金融體系發生集體影響時產生的結果”的荒謬結論。
實際上,凱恩斯的“動物精神”,應該是指作為“經濟動物”的資本家追逐利潤的沖動。形象地說,“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
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追求利潤是資本主義的基礎”,而“狂熱追逐利潤和高度追求個人利益不可能帶來期望中的繁榮”。
遺憾的是,席勒堅信“金融理論中絕對找不到任何一條原則引導人一心只賺取金錢”,輱輦訛從而出現了“腦故障”,而不能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去解析“動物精神”。
最后,席勒泡沫理論中的正態泡沫和負態泡沫概念啟迪了我們從通貨膨脹的視角來研究資產價格的持續上升現象,從而突破傳統的通貨膨脹理論,為政府管控當前房地產泡沫探尋新的對策。
值得指出的是,席勒是一位跨學科、跨領域的金融學家,因此,他的理論絕不限于金融領域,而是以金融為基點向其他領域延伸,從而,創立了金融與社會發展理論。前面談及的泡沫理論,只是席勒的金融與社會發展理論體系中的一個構成部分。席勒能夠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因為他在資產價格分析方面的成果,而不是他的金融與社會發展理論。我們認為,能夠代表席勒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即基于凱恩斯的“動物精神”和斯密的利己利他共生性,所形成的心理與神經分析框架)、所特有的理論體系,以及所取得的系統性成果的是其金融與社會發展理論。該理論對“金融”的理解與流行的觀點完全不同。金融教科書往往將金融定義為融通資金,而席勒則從廣義上定義金融,認為,“金融系統實質是一個信息處理系統———一個建立在人力基礎而非電子元件基礎之上的系統”,因此,盡管現代社會信息技術發展十分迅速,仍然需要“復雜溝通”和“專業思維”的技能,從而需要依賴具備這些技能的金融界從業者的決斷引導行動的方向。
另外,該理論對社會發展的理解也與流行的觀點不同。席勒認為,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人們相互欣賞、相互尊重”?,F實的社會應該向著這種“美好的和諧社會”或“大同社會”發展。
在席勒看來,金融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在于:理想社會或大同社會的實現,完全“寄托于代表金融體系的各類制度的發展上”。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在過去幾十年里,我們親眼目睹了金融體系的崛起,在這個新的體系里,一度曾經為工業生產服務的金融業一舉成長為社會前進的主引擎”。
針對當前嚴重的金融危機有悖于“好的社會”所要達成的目標,席勒認為,金融要能夠幫助人們達成平等社會的終極目標,關鍵在于“金融應該作為全社會財富的托管人”,而不應該完全成為少數金融從業者不擇手段追逐財富和權力的工具,“從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為所有人服務”。為此,席勒提出了金融民主化的主張及其具體的措施,“也就是通過對金融體系的民主化改造使其更好地服務于廣大民眾”。
在我們看來,席勒的金融與社會發展理論,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主張金融不應該完全成為少數金融從業者不擇手段追逐財富和權力的工具,而應該成為為所有人服務的工具,從而促進社會良性發展。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席勒的這一主張在金融壟斷資本控制下的華爾街能夠實現嗎?!顯然,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情況下,席勒的主張只能是一種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