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直到20世紀七十年，現代凱恩斯理論和它的繼承者始終在經濟周期和政策穩定性的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經濟學家們認為經濟波動首先是由需求的變化引起的，并且致力于解釋和說明應該執行什么樣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抵消需求的波動。
但是隨后1973年和1975年的石油價格上漲和生產率的下降顯示，供給一方的強烈震蕩同樣給經濟周期帶來很大的影響，以該理論為基礎的經濟政策無法實現預期的經濟目標?；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證明了供給一方，特別是技術進步對于經濟周期的影響大于需求一方所產生的影響，即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于供給，提出了實際經濟周期理論。
這一理論不僅極大地沖擊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周期理論，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貨幣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周期理論，成為主流經濟學研究的焦點。
文章借鑒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對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態勢加以分析。
二、實際經濟周期的運用
（一）技術沖擊的運用。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運行和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學者們主要從貨幣或虛擬經濟的角度分析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而忽視了經濟危機發生過程中的技術創新因素。事實上，技術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和杠桿，對經濟危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技術創新浪潮的乏力甚至間斷是引致美國金融危機及隨后出現的全球經濟下滑的內源性因素。
20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二戰后少見的持續性高速增長，其主導推動力量便是當時發生的信息技術革命，信息技術的重要創新帶來產業利潤率的上升和企業家樂觀預期，進而帶動了其他產業部門創新浪潮的出現和利潤率的普遍上升，由此形成了當時美國經濟的高速度和低失業率，使美國處于明顯的經濟周期上升期，這種經濟的高速度、低物價和低失業率被認為是一種“新經濟”形態。
但隨著信息技術創新力的減弱，沒有形成接續性的技術創新浪潮，導致產業投資衰落，“新經濟泡沫”隨之破滅，經濟周期進入下行期。盡管美國政府相繼推出一系列刺激投資的措施，但也只能是延緩經濟衰退的頹勢，而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經濟衰退的趨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金融政策，但無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現實情況看，這些貨幣金融政策只是暫時緩解危機的權宜之舉而非治本之策。具體表現在：
第一，GDP 增長乏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GDP增速由 2008 年的 11.3%大幅降低，2009年第一季度 GDP 增速達到歷史新低 6.6%。隨著政府 4 萬億元刺激政策的實施，GDP 增速逐漸好轉，2009 年第四季度增速達11.4%，2010年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GDP增速都超過了10%，分別為11.9%和10.3%。但隨著4萬億元投資帶來的效果逐漸減小以及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優惠政策的結束，從 2011 年以來，GDP 增速逐季回落，2012 年第二季度GDP 增速更是首次跌破 8%。
第二，三駕馬車回落。投資、出口和消費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2008 年開始三個指標不斷回落。2005 年以前，我國投資增長速度較快，2004 年一季度曾創下同比增長 47.8%的記錄。2006年以后增速呈逐漸回落狀態，2012年一季度同比增速創十年最低。同投資相比，消費增速一直較緩慢，在2008年一季度達到20.6%的峰值后又呈現回落狀態。
2012年一季度是5年來的最低增速。
我國的出口依存度較高，出口增速在大多時期甚至高于投資。由于金融全球危機的影響，出口在2009年的一季度出現了負增長，直接導致同時期的GDP增速也跌到了谷底。2010 年雖有所回升，但 2011 年以來由于歐債危機的惡化，國內生產成本上漲等原因又再次降低。2012年一季度出口是十年中除2009 年一季度外的最低增長水平。
（二）時間不一致性的運用。我國在金融危機來臨之后，實施了“一攬子計劃”、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從擴大內需的角度出發，刺激了國內經濟，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另外，央行通過其貨幣政策，調控市場中名義貨幣供給，已達到提高利率和產出水平的預期。
但在刺激經濟的同時，過度投資帶來的產能過剩、高通貨膨脹、地方政府高債務、需求結構改變等問題日益嚴重。
第一，貨幣供應量增多。2008年實施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大量貸款的產生，使M1、M2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
其中，全球新增廣義貨幣M2的規模中有48%來自中國，2011年中國新增M2的規模全球占比高達52%。2009年中國的義貨幣 M2 增速高達 27.7%。
第二，通貨膨脹嚴重。嚴重的通貨膨脹表現在高速增長的 CPI 和房價上。以2009年為例，商品房銷售額 43，995 億元，比 2008 年增長 75.5%。其中，商品住宅銷售額增長 80.0%，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額分別增長 66.9%和 45.5%。以此數據計算，2009 年新建商品房成交均價為 4，695 元/平方米，比 2008 年上漲近24%，其中商品住宅價格上漲 25%。這兩個漲幅，都是近 15 年來最大的。2004 年全國新建商品房成交均價漲幅近 18%，2007 年為 15% 左右，2005 年為 14% 左右，其余年份都不超過 10%。與此同時，CPI 從 2010 年開始上漲，2010 年 CPI 為3.3%，2011 年 CPI 為 5.4%。盡管這還屬于溫和通貨膨脹的范圍，但因當前居民收入差距很大，3%以上的 CPI 上漲率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比過去會更大，因此反應會比以前強烈得多。
第三，需求結構改變。消費、投資及出口對GDP貢獻率與2008年之前發生了巨大變化。2008 年之前，我國經濟模式主要為出口導向型，出口對GDP 貢獻率為正。2009年出口貢獻率大幅降為-37.4%，首次對GDP 產生副作用。2008 年底政府投資4 萬億元刺激經濟，使得 2009 年投資對GDP貢獻率大幅超過了消費。但隨著房地產深度調控以及地方政府投資的放緩，投資所帶來的關系逐漸降低，而消費則仍保持平穩增長。
第四，企業經營效益下滑，產能過剩。中國24 個工業行業中已有 21 個行業出現產能過剩，其中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風電設備等6個行業是重點。不僅一些傳統產業仍在盲目擴張，而且一些新興產業也出現重復建設傾向。
三、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對中國經濟的啟示
（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根據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擺脫金融危機，推動經濟步入快速發展軌道，需要依靠新一輪技術創新浪潮的出現。在我國，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方面技術的創新和產業發展不但在中國長遠發展中有巨大的需求空間，同時也體現了全球新一輪技術發展的方向。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但要著眼于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還要著眼于搶占未來技術和產業制高點，積極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發展新興產業的關鍵是發展模式的轉變。中國長期以引進外資、技術模仿、接受產業轉移，專注低端制造為主。雖然技術引進消化具有必要性，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此問題。因此，我國應轉變發展模式，著力于依靠自主技術來源、主要依靠本國資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將創新的技術發展為先進的產品，實現產業化，完善產業鏈，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產業。實現這一變革的核心要素是要著眼于培育創新能力，掌握核心技術，形成對產業鏈中最具附加值和影響力環節的控制力。
發展新興產業的重點是營造支持新興產業發展的體制與政策環境。要對新興產業實施更大膽的準入放開政策，民營資本對新興產業有很高的投資熱情，除國家明文規定禁止進入的領域外都應允許民間資本公平地進入。要打破壟斷和部門分割，為新興產業發展消除體制障礙。
（二）實施穩定的經濟政策。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一方面要穩定經濟；另一方面房價居高不下，物價也存在隨時反彈的可能，因此貨幣政策調整要更謹慎，不要輕易動用降息的工具，要盡量減少貨幣政策調整對物價的影響。至于財政政策方面，保持原有基調。因此，借鑒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我國經濟政策旨在提高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增強經濟政策的效力。
但是，在政策的執行中也不能排除根據經濟形勢的具體變化或針對新出現的某些問題進行必要的調整或微調。從總體上看，在經濟形勢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時，我國政府是非常注意保持宏觀調控基本政策的相對穩定性。
我國政府基本遵循“政策規則”，適當采取“相機抉擇”，把一定的政策規則和相機抉擇相結合，較好地避免了相機抉擇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實際經濟周期研究的基礎是相當發達的市場經濟，認為政府不應干預市場經濟。我國的市場經濟還處在發展階段，距離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發揮作用的條件還較遠，市場反應迅速且調節有力的條件還未實現。而我國政府在某些情況下，如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或高失業率時，對經濟不做任何干預是不可能的，單靠市場調節會導致嚴重的通脹和高失業率狀況持續過長，將造成極大的政治、經濟風險。
（三）加強供給管理。維系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成本“三低”局面已經結束，既有的以需求管理為導向的宏觀調控方式難以實現我國經濟的平穩增長。我國由于總需求管理措施直接影響國內消費需求的渠道并不通暢，宏觀調控政策往往是直接作用于投資，而不是通過影響國內消費需求來產生政策效應，所以居民消費需求始終沒有得到有效提升，無法改變“兩高一低”的結構性失衡。因此，政府應降低微觀主體對需求擴張政策的嚴重依賴，積極發揮供給政策的激勵，著眼于結構優化與可持續發展。時下的重點是：第一，調整結構應該從優化投資結構入手，進而帶動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的調整。第二，推進價格和財稅改革，提供有利于結構調整的激勵機制。
結構調整盡管需要政府的引導，但更重要的是依賴市場機制，特別是要素價格與財稅改革，因為只有資源、能源價格合理了，資源稅、環境稅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節能減排；只有勞動力、資金成本不再被壓低，才會激勵企業注重研發和技術創新；只有穩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才會使地方徹底改變只注重規模擴張與工業發展的狀況，從而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轉移。
第三，打破壟斷，增加有效供給。當前經濟運行中，一方面存在著大量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供應短缺。因此，要徹底打破壟斷，加強競爭，淘汰落后產能，增加有效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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