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墨家學派的經濟思想蘊涵著豐富的生態因子，這種生態因子在《墨子》①之生產觀、消費觀、賦稅觀與分配觀中均可被相對容易地找出來。先秦墨家的生態經濟思想對于處于生態困境中的當代人類有著深刻的啟迪。
一、主張“強力疾作”與“食饑息勞”的生產觀
墨子生產觀的內容特別豐富，一方面他主張“強力疾作”，強調生產的必要性與重要作用，注意到合理的勞動分工與較高的勞動效率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他也注重“食饑息勞”與“節儉”等可以力保生產可持續性進行的措施，其生產觀領域的生態因子是相當突出的。
出身于小生產者階層的墨子深知勞動的重要性，這是他主張“強力疾作”的一個現實原因，胡寄窗先生就很敏銳地指出了這一點: “只要曾親身參加勞動并具有敏銳觀察力的思想家，即不難體會出勞動的重要性?！睘榱苏撟C勞動的重要性，墨子采用了從多個角度分析、層層遞進的邏輯思路。
首先，墨子認為勞動是保障人類得以維持其基本生存的必要條件，《墨子·非樂上》這樣論述道:“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褲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纴，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笨梢钥闯?，這里墨子是將人類視為自然界中的普通一員，將人類放置于整個自然界的生態系統中去論證勞動對于人類而言的意義。在自然界中，其它生物可以憑借其自身的遺傳基因條件在其已經適應的生態環境中生存下去，而人類的衣食住行卻無不來自于自身的勞動，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勞動則生，不勞動則亡，勞動創造了人類得以順利傳承其生命鏈條的物質資料，成為人類立足于自然界的堅實保障。
其次，墨子強調“強力疾作”式的努力勞動可以保障人類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在墨子看來，勞動誠然可以解決最為基本的生存問題，但要想生存得比較舒服就必須努力勞動，畢竟財用足與財用不足、飽與饑、暖與寒是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生存狀態的硬性指標，而前者幾乎是人類亙古的追求目標，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唯一的途徑就只能是辛勤地勞作了。
“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曰: 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 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纴，多治麻絲葛緒捆布經經歷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曰: 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p>
《非命下》墨子這種極端重視強力勞作的態度一方面與他出身于小生產者階層不無關系，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個處于戰亂紛起之時代的智者對于整個社會的憂患意識，荀子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墨子的憂患意識很是沒有必要，作為新興地主階級之代言人的荀子對財富的獲得充滿自信，在《荀子·富國》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如果將天、地、人三者的關系處理妥善，就會出現“財貨混混如泉源，滂滂如河海，暴暴如山丘”的盛況，并對墨子的強力勞作觀點和憂患意識進行了批評: “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陡粐奋髯语@然忽視了墨子為小生產者代言人這一個客觀現實，忽視了墨子所憂患的是下層勞動者之不足的思路指向，也難怪兩者在思維路徑上會有如此大的差異了。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不僅僅是“強力疾作”的倡導者，而且還是這一觀點的不折不扣的執行者，《莊子·天下》就有關于此點的描述———“以裘褐為衣，以跂 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由此不難看出墨子力主強力勞作之態度的堅定。
第三，墨子擴大了勞動的范圍，他認為王公大人等腦力勞動者的“強力疾作”也創造財富，也對國家的良性運轉有著巨大的貢獻。他在《非樂上》篇中對此進行了闡述: “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 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類似的言論在《尚賢中》篇也可以看到: “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p>
墨子對腦力勞動者的貢獻進行了充分的肯定，他甚至認為腦力勞動的作用要大大超過體力勞動者，他在《魯問》篇中相當清楚地強調了這一點: “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于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于耕織也”。對復雜性腦力勞動的作用\\( “功”\\) 大于簡單體力勞動的肯定是墨子勞動學說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這體現了他的一種比較開闊的勞動觀視角。其實，墨子對于勞動范圍的劃分很詳細，他不僅注意到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別，而且注意到了因各地自然產物不同而產生的地區分工與按照性別產生的自然分工，不僅注意到了體力勞動中一個生產單位的內部分工———“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耕柱》而且注意到了腦力勞動領域中的職業分工，“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陡泛拇跋壬鷮Υ艘呀浻泻茉攲嵉恼撌?，并認為墨子 53 篇著作中有關分業分工的記載是比先秦任何學派都多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墨子對分工的劃分有多細，他的宗旨卻只有一個，即所有屬于勞動范疇的活動都必須本著為“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的目的而“強力疾作”，從事腦力勞動的君子賢人也不例外，葉世昌教授特別指出了這一點: “墨子對統治者的聽治和勞動者的從事都突出一個‘強’字”。
在墨子看來，只有這樣，才會有政治清明、經濟殷實、社會穩定的盛世。
勞動是人類得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強力疾作”式的勞動可以保證人類得到更好的生存條件，各個不同領域的勞動者一起“強力疾作”式的勞動則會帶來更良好的社會效益。這是墨子的思維邏輯，那么，又該靠什么來保障這種良好社會效益的可持續進行呢?
墨子提出了兩點建議: 一者為“食饑息勞”，是針對廣大的下層勞動人民而言的; 一者為節儉，是針對那些從事著腦力勞動的上層統治者而言的。
先看第一點，墨子的《非樂上》《非命下》和《尚賢中》分別有三段論述: “民有三患: 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薄氨厥桂囌叩檬?，寒者得衣，勞者得息”; “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疆。故唯昔三代圣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憋@而易見，墨子雖然承認腦力勞動者的貢獻，但他認為體力勞動者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是“養萬民”的最基本的物質材料，想要持續不斷地得到這些物質財富，就必須保證創造這些財富的體力勞動者得到足夠維持其生產生活的待遇，要使他們得到足以果腹的糧食，足以御寒的衣物，足以恢復體力的休息，有了足夠保障自己生存的物質材料和休息權利，那些下層勞動者才能有精力繼續從事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從而也保證了可持續性生產的良性運行。再看第二點，聯系到當時戰亂不息、社會動蕩、禮崩樂壞的政局，老百姓的生活自然不會好到需要墨子號召其節儉的程度，所以墨子的節儉只能是針對統治階層而言，墨子在《七患》等篇中也點明了這一點。墨子認為，強力生產固然重要，但節儉消費也相當重要，如消費水平超過生產水平，生產的可持續進行也是一句空話\\( “為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 ，正因為如此，墨子才會強調“力時急而自養儉”“生財密而其用節”，顯然，墨子視節儉消費為影響可持續生產的又一因素。
二、注重節儉的消費觀
墨家的節儉消費觀是一個嚴密而系統的理論體系，從節儉消費的標準、操作到具體的效應，墨子的節儉消費觀自成體系，渾然一體，這在先秦諸子中是少見的。具體說來，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消費標準?！豆澯弥小菲釉敿氷U述了其消費標準。工藝制品方面: “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主張工藝制品的生產應以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為標準，不提倡過量生產; 飲食方面: “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蹦诱J為飲食只要含有足夠的營養能夠滿足身體每日所需即可; 穿衣方面: “冬服紺 之衣，輕且暖，夏服 绤之衣，輕且凊，則止?！?/p>
即衣服應以實用為標準，只要冬暖夏涼，穿著舒適即可; 交通工具方面: “車為服眾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 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奔热皇墙煌üぞ?，那就應該以快捷、安全、方便為標準; 住房方面:“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弊》烤透唵瘟?，只要能遮風擋雨、使人民可分男女按性別居住即可，這一標準也不算很高; 喪葬方面: “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發泄則止?！奔绰裨岬臅r候，衣衾用足以讓尸體腐化的三層衣衾，棺木用足以讓骨骸朽化的三寸棺木，墳墓的規模只要下面不及水泉，上面不要使臭氣外泄就可以了。
總的說來，墨子在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提出了消費的上限，在此限度內主張適度消費，適可而止，此即墨子消費觀的節儉標準。
從墨子談及節儉消費觀時的前后文可以推測，這種標準原則上是面向社會各階層的，但在實踐中卻主要是針對封建貴族的奢侈消費而言的，因為被他所批評的那種高消費顯然是當時普通民眾難以承受的，而且墨子動輒以古者圣王為依托，將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以“當今之主”和“王公大人”等為代表的統治階層，對他們在居住方面講求“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穿衣方面講究“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吃飯方面講求“美食芻豢，蒸炙魚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币约霸诖降慕煌üぞ叻矫嬷v究“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辭過》等等奢侈消費現象進行了揭露，對他們“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滿足其奢侈消費的行為進行了批評，并指出了這種消費所帶來的惡果: 國君奢侈消費，身邊人和其他王公大臣都會效仿，結果就會使天下陷于困頓和動亂之中?？梢韵胂蟮氖?，過慣舒適生活的統治階層對于這樣的消費標準是極為排斥的，墨子四處游說各國君主，推廣其包括節儉消費觀在內的墨家學說而四處碰壁的結果就很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但出身于小生產者的墨子在這一方面的信念是執著的，為了使這種標準能夠被統治者所接受，墨子及其門徒身體力行地做起了表率，在日常生活中時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甚至到了以“自苦為極”的程度，難怪胡寄窗先生這樣說道: “論節用和崇儉，在先秦各學派中，以墨家最為突出?！?/p>
趙靖教授也對此進行了肯定: “先秦思想家當中主張節用的為數不少，但把節用當作解決經濟問題的主要手段，并主張不分等級地一律節用的，只墨子一家?！?/p>
第二，節儉消費觀的操作與落實。盡管墨子并沒有甲乙丙丁地一一陳列應該如何將節儉消費觀落實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但我們仍不難從其行文中推測出其主張。概括而論，墨子在這方面的主張有三點: 首先，他號召統治者節儉消費，并通過上行下效的作用，影響全天下的大眾都養成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墨子沒有正面提出這一點，但是從《辭過》一篇反復出現的“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 “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 “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等文字來看，墨子是深知君主言行舉止之潛移默化的影響力的，他看到了君主在奢侈消費方面的負面影響，所以寄厚望于其正面影響。這一點也可從他反復向“當代之主”提及“古者圣王”如何如何節儉消費從而使得天下國泰民安，呈現一片祥和之勢的論述中看出來。那么，統治者應如何節儉消費呢? 首先，在墨子看來，統治者自然是應該按照他所提及的消費標準去消費，這一點上文已論述過多，此不詳述。其次，墨子認為，為了確保統治者能夠自律，就應該采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從源流上砍掉統治者用于奢侈消費的一大塊稅收，盡量將賦稅控制在使民“勞而不傷”“費而不病”《辭過》的限度以內，這樣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控制統治階層的奢侈消費，另一方面還可減輕被統治階層的負擔，緩和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再次，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墨子還號召國君通過減少官吏的俸祿以節省國家的財政開支: “一谷不收謂之饉，二谷不收謂之旱，三谷不收謂之兇，四谷不收謂之饋，五谷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兇，則損五分之三。饋，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p>
《七患》官吏的俸祿在“一谷不收”的“饉”年減少 1/5，在“旱”“兇”“饋”年依次減少的成分為 2/5、3/5、4/5，在“饑”年則直接取消俸祿只發給口糧。這種方法亦可有效限制官吏的奢侈消費，其原理同控制稅收一樣，都是采用斷其源流的方法，操作性相對較強一些。
第三，節儉消費的社會效應。在《節用上》一篇中，墨子對節儉消費的良好社會效應充滿信心: “圣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 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奔词ト酥卫韲視r只要注重節儉消費，不奢侈消費，就能使國家財富成倍增長，這是其節儉消費所帶來的經濟效應。而在《辭過》一篇中，墨子則集中對“上古之圣人”在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的節儉消費進行詳盡描述，并將這種消費所帶來的良好的政治效應一一刻畫出來: “故節于身，誨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 “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于天下矣?！薄肮势溆秘敼?，其自養儉，民富國治?！? “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 “圣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凡此種種歸結起來無非就是國泰民安，國治民富，而這是任何一個國君所期盼的，這應該是其節儉消費所帶來的政治效應。除了經濟和政治效應，節儉消費還可帶來軍事效應。對于這一點，墨子并沒有直接論述，但我們亦可從其行文中看出來，在《七患》一篇，墨子認為“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把糧食作為國家存亡的必備因素之一; 在《非攻中》一篇，墨子盡管是在陳列其反對攻伐的理由，但從他羅列的“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 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飲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這一點來說，他明顯地將糧食作為影響戰局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糧食的充足與否，在墨子看來，決定性因素就是一方面大力生產，一方面努力節儉消費?？偠灾?，在墨子看來，這些良好的經濟、政治與軍事效應是節儉消費所帶來的，換言之，節儉消費觀使得社會的良性運轉成為可能，對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勞而不傷”“費而不病”的賦稅觀
墨子賦稅觀的內容也相當豐富，這種豐富不僅體現在他的賦稅范圍上———他主張全面稅收，還體現在他對賦稅之作用的肯定上———“以實倉廩府庫”，不僅體現在其有關賦稅用途的主張上———“反中民之利”\\(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還體現在他的賦稅標準上———他主張“常征”，以使老百姓“勞而不傷”“費而不病”為標準，雖然內容豐富，但其宗旨卻只有一個，即力保賦稅征收工作的可持續性進行。
墨子沒有正面談到農業稅收，但從墨子主張“常征”可以推測出他的態度，即他是認可農業是稅收的一個重要來源，因為在他之前的西周和在他的那個時代的君主實行的賦稅征收中農業是很重要的一個征稅領域，墨子當不能例外。同時從《墨子·尚賢中》“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之論述可以看出，墨子認可的征稅范圍是相當寬泛的，他主張全面征收賦稅，征收范圍涉及關市、山林、澤梁等多個領域，顯示了他比較開闊的稅收視野。另外，在這段話中墨子也肯定了征收賦稅對于國家和人民的作用———“官府實而財不散”“菽粟多而民足乎食”，這種肯定在《墨子》的其他篇章中也可以看到，如《非樂上》也有“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這樣的論述?？磥?，墨子并不反對通過稅收的方式來充實國庫，但同時他又強調充實到國庫中的財物必須用到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上，辦對百姓有利的事情，此其“反中民之利”的真實意義?！斗菢飞稀纺訉Α巴豕笕恕翊霐亢跞f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的行為進行了批判，因為這是王公大人為了自己的奢侈享受而為，對老百姓的利益沒有任何好處，而“古者圣王”雖然“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但卻做成了供“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的“舟車”這樣的與百姓休戚相關的交通工具，老百姓從中得到了益處，是真正的“反中民之利”，這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做法無疑會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才會有“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戚恨者”的情況出現，也正因為如此，政府的賦稅征收工作才會順利進行。
在征收賦稅的標準上，墨子秉承了其以往的小生產階級立場，主張實行不會給老百姓帶來沉重負擔的“常征”，所謂的“常征”即國家可以根據人民的生產能力和政府的開支狀況確定其稅收的稅率、稅種及稅收時間等具體事宜，一旦確定下來就不要輕易改變，當然遇到荒年可以適當減免，但是關鍵的一點是不能隨便找借口加收或多收賦稅，一旦這樣做了就違反了“常征”的政策?！掇o過》篇墨子集中闡述了他的這種思想，在他看來，“常征”既可以為維持政府的日常運轉聚斂財產，又因為賦稅合理，稅率在百姓可以承擔的范圍之內所以可以使百姓也過上比較安穩的生活，“民費而不病”是“常征”政策良好的社會效應的具體體現，這與老百姓如承擔合理的勞役不僅會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而且也會“勞而不傷”的道理是一樣的。在墨子看來，老百姓所苦的并非是正常的賦稅，而是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及奢侈生活而經常性地“厚作斂于百姓”的行為，這會大大加重百姓的負擔，甚至會使“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這樣的民之三大巨患出現，一旦如此，百姓的生產能力就會大打折扣，沒有生產何來賦稅的征收，整個的生產、賦稅征收、消費與分配鏈條也就陷入斷裂，賦稅征收的可持續性進行也就成了空談。從這一點上來說，墨子主張“勞而不傷”“費而不病”地征收賦稅的觀點的確含有豐富的生態因子。
四、“有財相分”的分配觀
比起生產觀、消費觀與賦稅觀方面的內容，墨子在分配觀領域的言論比較少，但我們仍能從墨子之寥寥數語中看出其分配觀的價值傾向，這種價值傾向是通過墨子在分配問題上的“有財相分”的主張和“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的操作方法等內容得以體現的。
墨子在其著作中多次闡述了“有財相分”的主張，如《墨子·尚賢下》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同中》的“分財不敢不均”、《墨子·天志中》的“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等等，墨子時而以圣王賢人的做法相勸勉，時而以上天意志之指向相引導，時而以“上者天鬼”手中所握的賞罰大權相震懾，不過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整個社會都會接受其“有財相分”的主張。在《修身》一篇中，墨子甚至將一個人能否分財視為此人是否值得結交為友的前提條件———“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那么，墨子為什么這樣重視財富的合理分配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墨子看來，惟有落實“有財相分”的政策才能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而一旦“饑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就會出現“此安生生”的良好社會效應，其著眼點還是在社會的良性運轉上。
對于如何操作落實“有財相分”“有財者勉以分人”的主張，墨子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他認為統治者應在節制其消費水平、采取薄稅政策等措施的基礎上盡量使老百姓過上“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的生活，即具體的操作應視百姓的個人具體生活需求而為，百姓的生活需求無非就是衣食住行這幾個方面，使百姓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是落實“有財相分”的現實目的。第二，應視個人具體的勞動貢獻而為，在尚賢上中，墨子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簡而言之就是應視個人的能力、功勞與其勞動的社會貢獻而給予其適當的待遇與獎勵，這也是財政分配的一種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墨子這一政策是面對大眾而言的，并非僅僅局限于士大夫，在他看來，“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是非常明智之舉，這也與墨子“任賢使能”的用人宗旨和“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的用人理論是相符合的。第三，墨子寄希望于富者的道德良知，希望他們能夠“多財則以分貧”。墨子對于統治階層占有大量社會財富卻不愿分給他人的現象很不滿，《魯問》一篇墨子甚至將富者“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的原因歸結為其沒有做到“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為了加強其說服力，墨子是以鬼神的意愿來陳述以上觀點的。在追述為何要“有財相分”時，墨子又回到其一貫的立場上，即為了社會的大治，因為墨子認為有財而不相分是導致民之三大巨患的直接因素之一，“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 腐臭余財，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渡匈t下》，同時這也是社會動亂的一大標志，“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勞，腐臭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渡型稀?，由此不難看出墨子之所以大力宣揚“有財相分”主張的初衷。
綜上所述，從墨子之勞動觀、消費觀、賦稅觀及分配觀四大領域的內容可以看出，墨子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生產階層的代言者，但需要強調的是，他的這種代言是建立在希冀成立一個穩定的良性運轉之社會的基礎上。因為在以上四個領域，他雖然盡力圍繞下層百姓的利益闡述其學說，但其最后的歸結點都是唯有如此，天下才不會大亂，社會才能良性運轉這一內容上來。在戰國時期，墨子絕對不會有現代的可持續發展思想，但他清楚天下大亂是每一個統治者最不希望看到的現象，這也是對統治者最有威懾力的一個因素，墨子的潛臺詞是明顯的，如果統治者希望天下大治，就得接受其學說，就得充分考慮老百姓的利益，這樣才能使社會回歸到正常發展的軌道上來。所以，盡管無心，但墨子之經濟思想卻在客觀上滲透著豐富的生態因子，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充滿著智者透徹的生態哲理。
五、墨子生態經濟思想對當代的啟迪
墨子經濟思想蘊涵著豐富的生態因子: 注重生產、賦稅征收、分配等政府行為與消費活動的可持續性發展\\( 盡管這是一種封建農業經濟的簡單循環\\) 、重視社會的良性運轉、提倡節儉消費等思想都是這些生態因子的具體體現。這種思想對于處于生態困境中的當代人類有著深刻的啟迪。
提倡節儉消費是墨子生態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這種消費觀與當代社會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觀及循環經濟之核心主旨相吻合，兩者都強調應珍惜人類花費了一定人力物力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并應對不負責任的奢侈消費及浪費大量財物的行為進行抵制。但是當代的現實情況是有目共睹的，就餐時點超過食用量的菜肴、洗衣服時一直大開水龍頭、一次性木筷、牙刷、拖鞋等產品的濫用等等都很能說明問題。浪費現象加快了人類向自然界攫取資源的速度，而這又導致了一系列生態問題的產生，如大量原始森林的消失和大量生物物種的滅絕，水資源的匱乏、土地沙漠化等等，而這又導致了臭氧層空洞、沙塵暴、耕地面積質量與數量的嚴重萎縮等環境保護問題的出現。該是我們改變消費行為的時候了。
墨子希望統治者能夠發揮其應有的表率作用，在消費行為、鼓勵生產、合理分配、征收薄稅等方面有所為，并通過上行下效的影響模式推動整個社會的良性運轉，應該說，墨子的這種邏輯思路對于當代處于領導崗位的政府行政工作人員的啟迪是相當深刻的。發揮領導自上而下的表率作用在當前有很大的必要，“三個代表”之所以廣受人民的擁戴也很能說明問題。是那些“居廟堂之高”的領導階層切實行動的時候了。
重視政府的作用是墨子生態經濟思想的又一重要內容，征收合理的賦稅、進行公平的分配、引導大眾健康的生產與消費都是政府職能的具體內容，而要開展這項工作，合理的政策的出臺是免不了的，墨子呼吁統治者按照“圣王之制”制定一定的消費標準并嚴格按照標準行事的做法就說明了這一點。而這對當代政府的啟迪同樣深刻?，F在我們國家雖然取消了農業稅，并投入大量資金準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農民的生存環境依然面臨很多嚴峻的考驗，政府雖然進行了退耕還林、定期休漁等政策，但生態環境治理的道路依然艱辛而漫長。要想從源頭上解決以上問題，需要政府長期的一如既往的努力。
總之，墨子的經濟思想蘊涵著豐富的生態因子，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一。而這種思想又給處于生態困境中的我們以深刻的啟迪，從以上因素而言，墨子之生態經濟思想確實是值得今天的我們研究和學習的。
參考文獻:
［1］ 胡寄窗． 中國經濟思想史: 上冊［M］． 上海: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2］ 孫詒讓． 墨子間詁［M］． 北京: 中華書局，1986．
［3］ 梁啟雄． 荀子簡釋［M］． 北京: 中華書局，1983．
［4］ 葉世昌． 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52．
［5］ 趙靖．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名著選［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