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達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史上的地位
迄今為止,根據武漢大學《李達全集》編纂委員會的收集成果,李達撰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專著有《中國產業革命概觀》\\(1929年\\)、《經濟學大綱》\\(1935年\\)、《貨幣學概論》\\(1937年\\)等3本;譯著\\(含合譯\\)6本:\\(蘇\\)米哈列夫斯基的《經濟學入門》\\(1930年,1932年\\)、\\(蘇\\)拉比托斯和渥斯特羅夫的《政治經濟學教程》\\(1932年,1933年,1936年\\)、\\(日\\)河田嗣郎的《土地經濟論》\\(1930年,1933年\\)、\\(日\\)河西太一郎的《農業問題之理論》\\(1930年\\)、\\(日\\)高柳松一郎的《中國關稅制度論》\\(1924年,1927年,1933年\\)、\\(日\\)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1930年,1938年\\).另外兩部譯著可惜踏破鐵鞋無覓處,《李達全集》至今暫付闕如,一是馬克思的《經濟學批評》即《政治經濟學批判》\\(上海昆侖書局,1930年1月版\\);二是考茨基的《馬克思經濟學說》\\(中華書局,1921年4月版\\).這是他在1918年日本留學時期翻譯的成果.此書被李大釗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列為必讀文獻之一.
李達還先后撰寫了15篇經濟學領域的論文,其中包括《佃租論》\\(2篇\\)\\(載《現代中國》,1928年\\)、《論廣義經濟學》\\(載《讀書月報》,1939年\\)、《土地問題研究》\\(載《雙十月刊》,1928年\\)、《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載《法學?？?1935年\\)、《物價管理與強化金融統制》\\(載《申報月刊》復刊,1944年\\)等.此外,在其他一些論著中,如《馬克思學說與中國》\\(載《新時代》,1923年\\)、《現代社會學》\\(1926年\\)、《社會學大綱》\\(1937年\\)和《中國社會發展遲滯之原因》\\(1941年\\)等,也論述了不少的經濟問題這些嘔心瀝血之作奠定了李達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的聲望,以及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中的地位,以至于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無一人出李達之右"\\(侯外廬語\\).
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都以研究和宣傳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見長,而李達對于馬克思經濟學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和理論修養,并且特別重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他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者中屈指可數的經濟學家.
李達以馬克思主義這一新視角探討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的時代性問題,最早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和"中國經濟的特殊的發展法則".早在1921年,他在《新青年》發表了2篇振聾發聵的檄文,一方面,以《馬克思還原》為題,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對于馬克思真面目的歪曲,稱贊列寧恢復馬克思的真相,大聲疾呼"馬克思還原";另一方面,以《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為題,指出:"中國何時能夠發生社會革命?中國社會革命究竟采用何種范疇的社會主義,大概也是要按照國情和國民性決定的."①他嚴厲批判了各種假社會主義言論,其中包括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之解剖》,1921年\\)、"走狗社會主義"\\(《張東蓀現原形》,1920年\\)和"溫情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與江亢虎》,1923年\\),并在《什么叫社會主義》\\(1919年\\)、《社會主義的目的》\\(1919年\\)以及《現代社會學》\\(1926年\\)等論著中系統地宣傳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產業革命概觀》\\(1929年\\)、《中國現代經濟史之序幕》\\(1935年\\)、《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1935年\\)這3本著作中,李達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對中國具體的經濟社會問題作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在1936年發表的代表性論著《經濟學大綱》等論著中,他認為,"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體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綜與去跡."②可見,李達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術語,但是早在20世紀20年代已經領悟了其中之真諦和精髓,并且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做了論證和解讀.李達實際上還是倡導和力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第一人③.
二、李達力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三大階段
李達力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一\\)早期階段\\(20世紀20年代\\)李達在黨的"二大"宣言中提出民主革命的綱領后,發表了《馬克思學說與中國》\\(1923年\\)一文.李達鮮明地提出"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的口號,并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了中國經濟的演變過程,指出,"馬克思學說,已是由介紹時期而進到實行時期了.我們研究經濟學說的人,對于這樣重大的事實,似有慎重研究和考校的必要",尤其要探討三大問題,即"目前的中國可以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社會嗎……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怎樣準備,怎樣實行……應該采用何種政策",并且力圖從經濟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作有力的論證,并且預測: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應"根據馬克思學說的原則和中國的產業狀況及文化程度"來確定各種政策④.
李達于1929年出版的《中國產業革命概觀》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狀況及其演變趨勢的緊要關頭為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重大課題而作,是中國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闡述中國近代經濟的第一本著作.他在書中開宗明義指出:"要曉得現代的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只有從經濟里去探求",只有"就中國經濟發展的傾向作正確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論,樹立建設的計劃.這是我所以要編這本小冊子的動機"⑤.他首先指出了中國革命與中國產業革命的關系,接著運用大量統計資料詳盡地剖析了鴉片戰爭以后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的雙重壓迫下中國經濟的演變趨勢,并在此基礎上闡明了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論述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與前途,指出:"要發展中國產業,必須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廓清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樹立民眾政權,發展國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①該書出版后很快就被譯成俄、日等多國文字.
李達在這一時期還翻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時,他就已經注意到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重要理論價值,是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有如此認識的第一人.
\\(二\\)中期階段\\(20世紀30-40年代\\)20世紀30年代是李達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成果斐然的多產時期,一共撰寫出版了4本代表性著作即《經濟學大綱》教材\\(1935年\\)、《貨幣學概論》教材\\(1937年\\)、《社會學大綱》\\(1937年\\)、《社會進化史》\\(1935年\\)以及5本譯著.
40年代,撰寫了《中國社會發展遲滯之原因》\\(1941年\\)、《法理學大綱》\\(1947年\\)等論著,《經濟學大綱》和《貨幣學概論》也由生活書店和三聯書店正式出版.《經濟學大綱》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全面系統闡述《資本論》原理的最早著作,通俗易懂地向中國人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極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雖然該書系介紹《資本論》原理的專著,但依然有很多極為深刻的個人見解和富有創見的發揮,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曾向延安理論界推薦此書:"李達還寄給我一本《經濟學大綱》,我現在已讀了三遍半,也準備讀它十遍."②毛澤東在給李達的信中,稱贊他是"真正的人"③.
《貨幣學概論》表明:李達不僅是在中國獨立撰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的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開拓者.尹進教授將其與同類國內外書籍做了比較,認為它是"中國最早系統地闡述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一部專著,它不僅標志著中國貨幣理論領域發展的一個嶄新的階段;同時,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角度來看,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向部門經濟學滲透的開端,顯示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運用與發展的新的里程碑"④.從內容的全面性和體系的嚴謹性以及內容的深度來說,"即使放在30年代世界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水平上來衡量,《貨幣學概論》書稿也是高水平的"⑤.
\\(三\\)后期階段\\(20世紀50-60年代\\)全國解放后,李達大部分精力放在教育行政等領域,以及著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尤其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詮釋和闡發,關于經濟問題的研究則散見于許多論著之中,其經濟思想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乏深刻之處.例如,《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規律》\\(1955年\\)、《我國現階段的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1958年\\),以及在1959年,針對當時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發表的系列論文和講話,如《正確認識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關于我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等,提出了關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不但不會取消,而且要繼續發展"⑥的觀點,這在當時大刮共產主義之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背景下,是切中時弊,難能可貴,具有大無畏的理論膽略的.
綜上所述,李達對于馬克思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綜觀李達力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全過程,一個鮮明的特點是:有的放矢,實事求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矢\\)具體分析了置于國情和國民性基礎上\\("實事"\\)的中國現代經濟的特殊性,中國經濟的發展規律、出路和對策\\("的"和"是"\\).他是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以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其次,他既是一位理論素養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更是一位哲學功底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毋庸置疑,李達善于運用哲學方法論研究經濟問題,也善于通過經濟分析來深化和提升哲學觀點.這是李達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下面分門別類地剖析和解讀李達在這一領域的理論貢獻.
三、李達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獨到理解
李達在《經濟學大綱》"緒論"中,肯定了經濟學的社會科學的學科性質:"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種.
社會科學,是以各種社會關系為對象的."①由此他進而明示:"經濟學的對象,是社會構成過程中的生產關系的總體,即社會的經濟構造."②李達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構造:"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即適應于生產力的各種發展階段的生產關系的總體,就是社會的經濟構造."③這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生產關系的總體"這一話語.建國以來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根源于斯大林經濟學模式的,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僅定位于單一的生產關系及其三分法.這是對馬克思研究對象總體觀的倒退.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熊映梧,1978年\\)、生產方式\\(馬家駒,1981年\\)、"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吳易風,1997年\\),以及"生產關系總體"\\(胡鈞,2011年\\)、"生產力-中介范疇-與生產關系"\\(顏鵬飛,2012\\),先后被列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引起學界的討論和爭鳴.總的來看,其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逼近馬克思的研究對象總體論.而追根溯源,是李達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對象之先河.
在李達看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在他看來,生產力是生產關系的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的運動及作用的形式.生產力是勞動力\\(隸屬于勞動者\\)與生產手段結合為一而發揮的一種能力,因而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的結合,乃是勞動力所有者與生產手段所有者的結合.勞動者的勞動力與其生產手段相結合,就發揮出生產力,勞動力所有者與生產手段所有者相結合,就形成生產關系.李達進一步指出:"這兩種結合實是一種結合的兩個方面,前一方面是內容,后一方面是形式,而內容與形式,形成為對立的統一."④這就深刻地說明了"社會的經濟構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對立的統一"⑤.此外,他還著重提出了經濟學的研究任務,即科學的經濟學所要集中注意的"焦點":"歷史上的各種經濟形態發展法則的特殊性,以及順次由一種形態推移到次一形態的轉變法則的特殊性."⑥四、李達的"廣義經濟學"主張李達把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劃分為"廣義經濟學與狹義經濟學",前者"研究歷史上各種經濟構造的發生、發展與沒落及其互相轉變的法則",后者"單只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發展及沒落的法則"⑦,并進而指出:"我的研究所以要采取廣義經濟學的立場,不僅是具有純理論的意義,并且還具有實踐的意義,因為廣義經濟學,并不僅是為了求得經濟學的知識才去研究一切經濟構造,而實在是為了求得社會的實踐的指導原理才去研究它們."⑧"我們不是為了研究經濟學才研究經濟學,而是為了要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才研究經濟學"⑨,并批評那種專門研究外國經濟卻把中國經濟忽略的做法"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是極大的缺點"\ue583瑏瑠.換而言之,經濟理論價值及其實踐上的指導意義,成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
在中國近代經濟學說史上,李達可以說是最先提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他極為重視對中國經濟特殊性的研究,在他看來,廣義經濟學必須包括對"中國經濟的特殊的發展法則"的研究,只有"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體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蹤和去跡"①.因此,"就必須把握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經濟的進化之客觀的法則,同時具體的考察中國經濟的特殊的發展法則,以期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②.李達的這些觀點在當時的中國是卓越的和獨到的,并對構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起到理論的先導作用.
李達還具體分析了中國現代經濟的特殊性:它不是"一個階段上的獨立的經濟形態",而是"還停滯在由封建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狀態中,但是深深的烙上了國際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火印"③,成為"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是資本主義列強的附庸"④、"國際資本主義殖民地化的經濟"⑤.具體而言,中國的經濟存在著"三個互相交錯的過程: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民族資本萎縮的過程和封建農業崩潰的過程.這三個過程中,第一過程占據統制的地位,第二過程已是第一過程的附屬物,第三過程雖然被第一第二所統制著,卻仍然表現頑強抵抗的力量,仍在困苦狀態中掙扎著"⑥.上述關于中國經濟特殊性的分析,對當時理論界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以及革命道路和革命綱領的制定,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因此,可以說,李達關于廣義經濟學的論斷,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和構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五、李達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
李達非常重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法則的暴露,在目前實是'人類的最高問題'."⑦在《經濟學大綱》一書中,李達不僅嚴謹地遵循《資本論》的基本原理,還有很多非常深刻的個人見解和富有創見的發揮,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及其根源、資本主義社會剝削的實質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他總結道:"我們的研究,采取了如次的順序,即商品的二重性→勞動的二重性→社會的生產與個人的占有間的矛盾.從這個順序的另一方面看來,是交換價值→價值→抽象的勞動.在這些對立的契機之中,決定的契機,是社會的矛盾、商品經濟所固有的社會的生產與個人的占有間的矛盾.這個根本矛盾的發展,必然出現為勞動的二重性.而勞動的二重性又表現于商品的二重性之中.從交換價值→價值→抽象勞動這順序說,抽象勞動是決定的契機,這抽象勞動,采取勞動生產物的價值那種形式,而價值通過交換價值而實現."⑧李達通過這種研究順序,層層深入,鞭辟入里,透過商品表面的現象看到其內在的本質,入門三分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矛盾的根源.
剩余價值理論是該書分析的重點.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在支配的一般的平等的外形之后,隱藏著本質上與奴隸經濟及農奴經濟諸條件下所有的完全一樣的榨取……它是外觀上在自由平等的旗幟下面,以交換契約的形式來進行的,而這契約是兩個在形式上獨立的而且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一個是貨幣所有者,另一個是勞動力這商品的所有者---所訂立的."他把剩余價值的索取視為資本主義下技術發展的界限:"假若某種新機械的價值,比它所能代替的勞動者的勞動力的價值更高些,那末,無論這種機械是怎樣好,怎樣能減輕人們的勞動,資本家是不會采用它的."⑨他以中國為例,就是因為中國"苦力"的勞動非常便宜,所以資本家寧愿放棄購買和使用起重機及其他西式的碼頭上所必要的大汽舶起運貨物的一切設備.
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時他指出:勞動者貧窮的根源就是他沒有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這是一種"無形的鞭子,比較驅使奴隸或農奴的有形的鞭子或法律的強制更要厲害,它把勞動者趕到工場里使他做資本家的奴隸"①,從而生動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家私人占有性之間的基本矛盾,并由此采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對抗的形式.他還進而分析資本主義無限地擴大生產以及"生產的消費"\\(即生產手段的消費\\)之增大的傾向,與消費資料的生產尤其個人的消費\\(即消費資料的消費\\)的縮小的矛盾,這是因為資本主義根本矛盾之使然:"廣泛的大眾,卻一天一天的貧困化了,結果自然把消費限制在極度狹隘的范圍中."②這種根本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中,即在"生產的無限擴大的傾向與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縮減之間的矛盾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③.
他進一步指出,"生產的社會性與占有的私人形式之間的矛盾"④正是"恐慌"即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這種恐慌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集中表現,會劇烈震動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他還深刻分析了這種恐慌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是由于生產縮小或商品缺乏以及某種自然災害而生出的,而是由于過剩生產而生出的"⑤,因此,這種恐慌只會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發生,而絕不會在其他經濟形態發生.
李達的這些論斷,在當時是頗為少見和難能可貴的,具有啟蒙和傳播的開拓性質,因為當時的出版界尚未提供《資本論》譯本.
六、李達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首先,李達在大論戰中論證了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20世紀20年代,《改造》雜志開辟"社會主義研究"專欄,引發了關于中國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道路之爭.李達以《新青年》雜志為陣地,開展了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大論戰.在《討論社會主義并致梁任公》\\(1921年\\)一文中,他把梁啟超等人關于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主張斥之為"空想":"中國是萬國的商場,是各資本國經濟競爭的焦點……產業萬分幼稚的時代又伏在各國政治的經濟的重重勢力之下的中國,要想發展資本主義和各資本國為經濟戰爭,恐怕要糟到極點了.梁任公認此是惟一可行之道,我看著唯一可行之道,反不免是空想罷."⑥他認為中國的唯一出路在于實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對中國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符合世界發展趨勢的,具有客觀的必然性.他指出:"就中國現狀而論,國內新式生產機關絕少,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采用社會主義"⑦,"將來社會的經濟組織必歸著于社會主義"⑧.這樣,他在批判梁啟超等人觀點的同時,旗幟鮮明地回答了中國到底應該和必然會走什么道路這樣一個具有根本方向性的重大問題.
其次,李達還對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和經濟特征作了初步的描述.一是從生產目的上看,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的目的在供給社會全體的消費,并不是生了產就完了的"⑨."社會主義在根本改造經濟組織謀社會中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實行將一切生產機關歸為公有,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瑏瑠\ue583,這同時也表明了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結構為公有制;二是批判了社會主義派別中的無政府主義,強調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必須集中統一領導,"非有中央權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的各職業的單位非絕對服從中央權力不可"瑏\ue583瑡;三是在分配上,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時期還不能實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譬如今日行了社會革命,明日組織新社會,而新社會都是繼承舊社會的生產力,繼續發展的,這生產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產力既有限制,生產物當然也有限制了,以這有限的生產,聽個人消費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絕對辦不到的.若果社會的生產力發達到無限制的程度,生產物十分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是很可行的."①可以說李達是較早對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和經濟特征作出較為全面描述的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此外,李達在《社會學大綱》\\(1937年\\)一書中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經濟的特征和根本法則作了前瞻性的探討.他說:"過渡期經濟,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在這種經濟中,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形態的生產關系\\(由舊社會經濟構成中遺留下來的及在新政治機構下從新發生的\\),即在這種經濟中,存在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諸要素、小部分、小片'."②他還指出:"在過渡期經濟中,不僅有上述種種經濟要素同時混合存在,而且在資本主義要素與社會主義要素之間,必然要發生不斷的激烈的斗爭."③這是"過渡期經濟的最大特征"④.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化"---"社會主義部分的擴大再生產,小商品生產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及資本主義要素的限制和消滅"⑤---的法則就是關于過渡期經濟的根本法則.李達這些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的觀點和理論探討,基本上已為后來的實踐所證實.
應該強調指出,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上,李達對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直是持肯定態度的.早在1920年發表的《社會革命底商榷》中,他便明確主張社會主義應"用貨幣經濟,借助貨幣的形式,分配生產物"⑥.他指出,社會主義時期生產力的發展還有一定的限制,"生產力既有制限,生產出來的物質當然也有制跟,我們分配這有限的物質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貨幣經濟,對于各人所收入的貨幣額加以制限"⑦.而在30年代,李達也認為社會主義過渡期仍然存在著商品和貨幣,并且是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本質之中派生出來的,只是它們"與資本主義的商品和貨幣,盡了完全不同的作用"⑧.他認為蘇聯的商品和貨幣同資本主義的商品和貨幣的作用完全不同:"蘇聯的商業和貨幣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們不是體現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運動之盲目的法則---價值法則,不是統治人們的力量,而是新政治機構之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⑨50年代末,李達對這一問題又有新的認識.這時,他摒棄了"借助"論和"工具"論,而是上升到指導思想層面和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層面.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的各種經濟規律是互相補充、互相制約、形成為一個整體的,不應孤立地考慮某一個或某幾個規律的要求,而應全面地考慮各種經濟規律的要求,并把它們正確地反映到方針路線和計劃中去;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既"包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規律、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即社會主義積累的規律\\)以及按勞分配的規律"瑏瑠\ue583,同時也包括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價值規律要求商品的生產和銷售應根據社會必要勞動量來進行.他指出:"既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價值規律也就繼續發揮作用."瑏瑡\ue583"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不但不會取消,而且要繼續發展.只有進了共產主義階段,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才能取消."\ue583瑏瑢他還將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聯系起來考慮,主張在"國家計劃的領導下,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實行必要的交換"瑏瑣\ue583.在這里,他已經有了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結合起來亦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思想的初步雛形了.
另外,李達還提到要注意"共同規律"和民族特點及國情的結合.他認為除了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律外,"但也有一些特點,各國的經濟建設應該結合本國有利的自然資源和經濟條件"①."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的結合,可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的結合.
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如果忽視了民族特點,就必然會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受損失."②這些思想,在當時是很卓越的,不僅具有理論價值,更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總之,李達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確有不少精辟和深刻之處.他在20世紀早期論證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并為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30年代,他又較早對過渡期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特征和根本法則進行了可貴的探索;50年代末,他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的一系列新認識和新見解,不僅在理論上具有發人深省的前瞻性,而且在后來的實踐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李達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產業革命史、貨幣金融思想等領域也頗多建樹.從經濟思想的豐富內容以及論著所體現的卓越理論水平上看,李達無疑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重要代表.他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經濟經濟學說、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問題以及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中國的拓荒者、播種者和耕耘者,因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學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