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研究近代以來中國金融史的文獻很多，大多聚集于某一時期某一特定行業 \\( 銀行、證券、保險與信托等\\) 的史料。用一篇論文理清中國百年金融發展的歷史是困難的，本文嘗試用近代以來的三個特殊歷史時期重點闡述百年中國金融發展的脈絡。之所以選取這三個特定時期，首先是受許章潤一個觀點的啟發。他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三次“改革開放”: 第一次始于 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至 1895 年甲午海戰，以洋務運動為骨干。第二次從晚清 1903 年至 1928 年國民黨統治的確立。這是一個中國向舊帝制、舊文物告別，而引入一個新制度、新文物的時代。第三次自 1978 年“三中全會”至今，也已逾三十年。對照近代以來的中國金融業，我們不難發現，在這三次改革開放中金融業發展也是最快的，不僅表現在銀行等金融機構數量的急劇增加，也表現為金融市場的大發展，而且每一次都表現為與前一次質的突變——— 作者將其歸納為三個轉型: 對應于第一次改革開放 \\(1865—1895\\) 是傳統金融向現代金融的轉型，表現為英國及各主要列強在中國紛紛設立銀行等特征; 對應于第二次改革開放\\(1897—1927\\) 是外來金融向本土金融的轉型，這一時期中國人開始創辦自己的銀行，其他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也開始興起; 對應于新中國改革開放后的 30 年 \\(1979—\\) 是動員金融向配置金融的轉型，這一時期是在工業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尋求更大發展的一次主動的對外開放。
近代以來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歷程是復雜的、多線條的，然而我們從“銀行業”找到了貫穿不同時代的線索。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現代金融業濫殤于銀行業，而且我國金融業一直來以銀行主導型為主要特征，因此，從銀行業的發展基本也可以看出整個金融業的發展脈絡。杜恂誠\\(2008\\) 根據制度環境變化，將中國銀行業發展歸納為五個階段: 1912 年前的發軔，到 1912—1935 年的蓬勃發展時期，到 1935—1949 年的官僚資本體系，到 1949—1978 年的出納機構、財政的附庸，再到改革開放至今的重建國有金融體系五大階段。本文的“三次轉型”與杜先生“五階段論”有異曲同工之處，因為在五階段中，銀行大發展主要集中于第一、第二與第五這三個階段，這正是本文集中討論的三個歷史時期。
二、傳統金融向現代金融的轉型:1865—1895
\\( 一\\) 中國的土壤為何產生不出現代金融
中國傳統社會有著自己獨特的金融體系。貨幣經濟在先秦時期就達到一個高峰，唐代出現飛錢\\( 早期匯兌\\) ，北宋就發行交子\\( 最早紙幣\\) 。傳統的信用機構\\( 錢莊、銀號等\\) 在明代甚至更早已大量存在。明清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銀錢業進一步發展，除錢莊、銀號以外，清代出現票號、賬局等，并逐漸發展了存貸款及匯兌業務。但現代金融業始終沒有在傳統中國社會產生，而只能是一種舶來品。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在鴉片戰爭前還沒有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因此錢鋪不可能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金融機構。然而以西方經驗看，現代金融業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存在?，F代金融業可能是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條件而非結果①。中國現代金融的產生和發展是基于外來沖擊后一個外源性的制度變遷。
無論是錢莊還是票號，都沒有完成向現代銀行業的轉化，原因很多。首先地區間貨幣不統一，各種貨幣之間的換算過于復雜，大大削弱了民間的儲蓄傾向。古代中國人有了銀錢一般埋藏在墻壁間或地下②。直到明清，金銀窖藏仍是地主、官僚和商人保藏財產的最好辦法，這對原始積累起一定的破壞。本來，傳統金融機構資本就很少，加上民間沒有儲蓄，存款有限，資產總額難以擴大。同時，這些機構不注重資本積累，每年盈利用于分紅，沒有提取公積金和增加股本擴大規模。這樣每家錢莊的資本總維持在二、三萬兩，難以從事較大規模的信用業務。19 世紀早期，專門從事匯兌并兼營存放款業務的票號產生，憑著與清政府的密切關系，通過匯兌官款以及墊解京協餉而勃興。他們或許最有可能轉化為現代銀行，但由于它們自身的保守性，最終與現代銀行業失之交臂③。
以上是間接金融的發展狀況，從直接金融看，由于中國古代王朝社會建國后長時期處于和平狀態，加之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國家對信貸市場并沒有太大的需求。同時，商人有“宗族網絡”代替金融組織，因此古代社會幾乎不存在公共信貸市場。鴉片戰爭后，晚清政府并不是沒有嘗試建立金融市場，由于缺乏產生資本市場的政治條件與社會環境，這種嘗試也沒有獲得成功。
甲午戰爭之后，清廷被迫賠款 2 億兩，政府財政無力承擔。清政府決定發行“昭信股票”籌資。昭信股票發行突破了王朝國家通過稅收手段來籌資的慣用手段，以及捐輸、報效等額外的落后籌款方式，這在財政史上具有極大進步意義。然而當時的中國不僅缺乏發行國債的政治制度，也不具備發行國債的社會環境。國債盡管在形式上是國家所負之債，但實際上朝廷仍然將其視同“捐輸”，并屢屢提出“獎敘”。購買債券的王公大臣將正常認購稱為“報效”，在心理上并未擺脫舊制度的約束。由于行政手段及技術有限，加上官吏專業化技能及素質偏低，又缺乏監督機構，結果公債發行變成地方官吏中飽私囊的渠道。由于發行不力，再加上各種弊端叢生，政府只得下詔停止。其時募集額只有 1000 萬兩左右，只實現預定的十分之一。武昌起義之后，垂死的清王朝又發行所謂的“愛國公債”，也幾乎遭同樣命運①。
\\( 二\\) 作為一種舶來品的現代金融
中國的現代金融業起源于 1860 年代，它是隨著西方列強侵入從外國強行殖入。從 1845 年麗如銀行在中國成立分支機構，到 1865 年英國成立一家總部設在香港的匯豐銀行期間，是外國銀行在中國立定腳跟、開始舉步的時期。這一時期主要被英國壟斷，其他國家\\( 除法國\\) 還沒有插足的力量。隨著西方列強經濟侵入步步深入，從 1860 年代開始，外國銀行數量漸成規模，并成為當時一股新的金融力量——— 這也正是本文之所以將 1865 年視為現代金融業發端的原因。此后的 30 年間，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勢力形成鼎足之勢。
由于外國銀行的進入，由票號、錢莊等傳統金融機構占主體的中國金融業，開始演變成外國銀行和中國傳統金融機構并存的格局，而外國銀行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外國銀行是因洋行在華進出口貿易需要金融調度發展起來，起先以匯兌為主。1870 年代以后，外國銀行開始吸收存款，并為外國企業融通資金，展開證券和投資業務。由于外國銀行一般都資金雄厚，加之各地擁有分支機構，開始對錢莊融通資金，加以發行紙幣，逐漸控制中國的金融市場。不僅如此，外國銀行也成為清政府重要的籌資來源。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已查明的對外借款 90%是借自外國銀行。
隨著現代銀行的進入，中國金融業實現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這種轉型與中國工業化起點\\( 洋務運動\\) 在時間上似乎有著高度一致性，但有意思的是，這種一致性可能更多地是歷史的偶然。中國現代工業與現代金融業的起源雖然都與外強入侵有關，但它們發展脈絡是兩條平行的線索: 前者是由洋務派在外強入侵壓力下由上而下的自強運動，但后者是因為列強侵入從外而內的舶來品，兩者似乎并無太多的交叉。
從國外經驗看，金融業與實業之間總存在互相促進的因果關系。無論是原發性工業化國家英國，還是后起之秀日本，在工業化早期都曾經伴隨著金融業興起，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早期工業化起了重要的融通資金的作用。但中國近代化的歷史卻是另外一幅圖景: 外國銀行進入中國主要服務外國企業及政府借款，它和中國的工業化幾乎是割裂的。洋務派創辦軍事工業的經費早期主要來自政府投入，而且基本上是以“墊借”方式出現。這些墊借的官款來自關稅、餉款和報效等，需要歸還且付利息。洋務運動中后期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民事工業，除部分是官方墊付以外，其余主要通過募集商股實現，少有銀行為之提供融資。
鴉片戰爭之后，外國資本隨之進入中國，相繼成立股份公司，因此也就出現股票市場。開始并無固定場所，股票交易也不規范，但有了早期股票市場的雛形。股票交易市場始興的時間大概在 l9 世紀五六十年代。1882 年產生了中國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上海股票平準公司。1918 年才有北京證券交易所成立，這是近代中國人開辦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但這時已經是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了。
三、外來金融向本土金融的轉型:1897—1927
\\( 一\\) 本土金融業何以姍姍來遲
雖然有識之士自開埠以來一直有設銀行、興實業的主張①，但中國的工業化走的是一條特殊的道路，這種主張長期沒有得到實現。直到外國銀行進入中國的半個世紀之后，中國人才仿照西方模式創辦自己的銀行，即中國通商銀行。這家銀行成立的時間點\\(1897\\) 是頗耐人尋味的。此時，洋務運動已經失敗，但這家銀行仍不能不說是洋務運動遺留下的產物。
中國新式銀行的興起不是直接由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而產生，它是在外國銀行勢力擴張的刺激下，因洋務派興辦實業及清政府財政上的需要產生的②。中國人自辦銀行出現于洋務運動失敗之后，與洋務派當時對金融業的認識不足有關。洋務運動源于“自強”愿望，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制器又必須開辦鐵廠，開辦鐵廠不能不辦鐵路，辦了鐵路又不能不辦銀行。這完全是一種因短視而形成的逆向思維。直至洋務運動后期，原本只認為器物技能重要的精英分子認識到如果沒有制度上的變革，將成為洋務事業的障礙，因此在思想上經歷了深刻轉變，著手創辦自己的銀行。但此時興起的現代金融業對于中國民族工業可謂姍姍來遲，這也可能是導致洋務運動最終走向失敗的原因之一③。中國的現代金融業雖然自西方銀行業進入中國便存在，便金融業自主現代化過程卻在這時才真正開始。自此開始了外來金融向本土金融的轉型。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金融現代化是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制度層面”，而非“器物技能層次”的一項重要變革④。
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使當局認識到通過官辦方式并不能使中國經濟真正發展起來，所以在成立中國通商銀行的同時，政府對民營銀行并不采取壓制政策。中國本土銀行從產生之時起，就存在官辦\\( 官商合辦\\) 銀行和民營銀行兩類不同銀行。
從 1897 年到 1927 年國民政府成立的 30 年，以民國成立為分界線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之前為官辦銀行興起的時期，之后為民營銀行興起的時期。民營銀行發展，最終超過官辦銀行成為本土銀行業的主體。民營銀行發展首先得益于一戰爆發后西方列強放松對中國經濟侵略，國內工商業得到較快發展所致。同時，這也是由于國內政府控制力量薄弱，官辦銀行難以形成抗衡之勢造成。再有，民營銀行興起得益于當時一批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銀行家群體，他們不僅擁有現代金融理念，也具有實干精神和管理能力。由于本土銀行業的發展，使中國金融業在第一階段由外國銀行和錢莊“兩強稱雄”的格局，演變成外商銀行、本國銀行和錢莊三足鼎立的局面。
中國的銀行主要將資金投資于政府公債和對政府墊款，對企業的融資并不多。因此，1920 年代新成立的銀行大多不是設在經濟中心的上海，而在政治中心的北京。由于主要從事公債投機，風險很大，有的銀行旋開旋閉。與銀行業相應，證券市場也主要服務于政府融資。從 1918 年成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到 1937 年抗戰爆發，證券市場上占據主角的是政府債券。當時債券持有者主要是銀行，流通性很弱。銀行持有公債一方面是為獲取利潤，另一方面是以公債為準備金發行銀行券和紙幣，從而使公債貨幣化。除中國自己的證券市場，還有多家外國人開設的證券交易所，由于交易所濫開濫設，出現多次證券投機狂潮。
\\( 二\\)1927 年后的中國金融業: 自由型向壟斷型轉變
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政府參與經濟并介入私營企業，以國家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的傾向日益明顯。表現在金融領域，1927 年前自由市場型的制度模式轉變為國家壟斷型的制度模式。1928 年成立中央銀行，改組中國、交通兩銀行，將這兩家銀行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總部由北京遷至上海。建立“四行兩局”的國家壟斷金融體系。在貨幣制度上，國民政府于 1933 年“廢兩改元”，確立銀本位制。結束了多名目、多類別的混亂狀況。1935 年以“白銀風潮”為契機，實行法幣改革。
成立四聯總處，蔣介石以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的身份兼任理事會主席①。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金融勢力得以進一步加強，不僅如此，南京政府還向民營銀行滲透，通過加入官股、官商合辦等形式，加強對民營銀行的控制。由于官方銀行的壟斷地位，銀行資金主要為政府戰爭的軍費融資，用于工商企業貸款比重很小?？箲鹌陂g，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銀行體制得到加強。1942 年起，貨鈔行由中央銀行壟斷。國庫和政府債券也由中央銀行一家代理，對私營銀行的管理、私營銀行的存款準備金以及外匯也集中在中央銀行。這樣中央銀行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央行，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壟斷的金融體制。這種體制導致國民政府融資模式的轉變，由抗戰之前以發行公債為主②，轉向以發行紙幣、借外債為主。由于印鈔來得更為直接和便捷，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箲鹌陂g，政府軍費增加，政府債信制度和證券市場發育不良，通過證券市場不易籌資，政府更加依賴銀行墊款和增發貨幣融資，這為日后惡性通脹埋下種子。
四、動員金融向配置金融的轉型:1979—
\\( 一\\) 建國至改革開放前: 動員型金融如何形成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華外商銀行相繼撤離中國。外商銀行在近代以來至解放前的一個世紀中，憑著政治和經濟特權長期在金融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從此劃上一個句號。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為適應計劃經濟體制需要，金融領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體制。當時對于銀行的作用，實際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都推崇列寧十月革命后對于銀行的論述，即要把銀行變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公共簿記的樞紐機關”③。因此政府在 1953 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基礎上，進一步實現銀行國有化，對金融業實行嚴格計劃管理。
首先是對“四行二局”為主體的金融體系的改造。中央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和郵政儲金匯業局停業清理，中國銀行改組為專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等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民營銀行通過嚴格管理和業務疏導，成為公私合營的對私營工商業辦理存放款的專業銀行。1956 年，公私合營銀行從根本上納入人民銀行體系，不再作為專業銀行獨立存在。自此，中國金融業進入人民銀行大一統的體制。這種大一統的金融體制是服務于計劃經濟一套動員社會金融資源的特殊安排，本質上講它是一種以工業化為主要目標的 “動員性金融”。通過國家隱性擔保銀行不破產的全民儲蓄動員進行信用擴張，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會金融資源，短期內激勵產出規模擴大，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使我國擺脫“貧困陷阱”并完成工業化。新中國的工業化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為了將全社會資金動員到重工業行業，讓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生存，國家必須壟斷金融行業。沒有這樣一種動員性金融，偌大國家在短時間內進行大規模重化工業投資不可想象。
圍繞著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關系，前面兩次轉型，金融業與工業化之間關系是脫節的，而只有到新中國成立之后，金融才作為“實業之母”真正服務于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直到 1970 年代末，我國已初步建立工業化體系。但是工業化基本完成之后，再通過動員性金融來提高經濟效率十分困難，這就需要資源配置性金融來實現，因此金融改革就顯得尤為迫切。
\\( 二\\)1979 年至今
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金融業開始從動員型向配置型轉型。如果說，解放后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中國銀行業作為財政的附庸僅起到出納作用的話，那么在改革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由于金融業仍維持高度壟斷，因此只是承擔“第二財政”的功能。與 1979 年以前為推行“趕超戰略”實行金融控制有所不同，1979 年后繼續實行金融控制則是為了支撐經濟改革。因為改革開放是“集財于國”到“藏富于民”的過程，主要儲蓄來源從政府和企業轉向家庭。金融具有很強的聚集金融剩余能力，企業融資來源從政府財政預算轉向金融部門。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繼介入金融業，通過對金融業的縱向和橫向分割，使金融業替代財政功能。
這樣一來，中國 30 年改革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前半段金融改革主要是為了經濟改革起支撐作用。無論是銀行改革還是資本市場的推出，在改革初期，決策者主要是通過金融體制改革為國有企業解困。因此多年來，金融仍然扮演“錢袋子”而非“資源配置者”的角色，從而使中國金融發展呈現“高增長、低效率”的特征。從 1990 年代開始，金融改革也成為經濟改革內容之一。由于當時銀行業市場化遠低于其他部門，導致銀行體系不能成為資源的有效配置者和企業監督者，使企業運轉欠佳。因此隨著分稅制完成、國有企業改制基本完成，改革重心也就在 1990 年代后期開始轉向金融自身的改革。事實上，銀行業效率的提升最主要地就發生在這個時期。隨著各類金融機構不斷設立，金融資源高度集中的狀況得以打破。因此改革后期的重心在于，通過金融改革提升行業效率反過來進一步提升整體經濟效率，促進經濟整體發展。
新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前后兩個階段的轉變，正是“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的過程?！敖鹑谝种啤笔墙^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因為推行經濟趕超戰略而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而金融深化也是放松管制的過程，包括利率市場化、放開匯率管制、取消金融機構準入控制等。Shaw 和 Mckinnon 于 1973 年提出“金融深化理論”，在發展中國家政策實踐中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西方前沿經濟理論進入中國，很快被學界與決策層接受①，并成為金融改革的理論先導。
事實上，從動員型金融向配置型金融的轉型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而且這種轉型除了考慮中國國情以外，更重要的是向國外學習、參照和吸收。因此，新中國三十年金融改革是“演繹式決策”\\( 以國外成功經驗或經典理論為依據\\) 與“歸納式決策”\\( 以事實或特殊國情為依據\\) 共同作用的結果。但與整個改革開放進程“歸納式決策”為主導的特征相比，新中國金融改革是“演繹式決策”起到更為主導的作用。目前中國金融業的開放度仍十分低下，今后金融變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必定是國際化。
五、總體評價
對應近代以來三次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經歷巨大變革。對應這三個不同時期，金融業也經歷了三次轉型與大發展: 1865—1895 年為傳統金融向現代金融轉型的階段; 1897—1927 年國民黨統治確立的 30年，為外來金融向本土金融轉型的階段; 1979 年以來，為動員金融向配置金融轉型的階段。三個階段的發展不僅體現為銀行業，也包括金融市場突破性進展，而銀行是貫穿近代以來中國金融業發展的主要線索。每一次轉型都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礎與理論背景: 外國銀行進入中國之初，當時知識分子就提出設銀行興實業的啟蒙思想，但直到洋務運動失敗后，國人設立本土銀行才成為現實。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由于蔣介石具有金融壟斷思想，導致金融體制從自由型向壟斷型轉變，這也為解放后實行動員型金融體制奠定重要的物質基礎。建國后動員型金融完全服務于工業化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列寧主義的金融思想。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西方當代“金融深化”理論開始成為金融界共識，動員金融開始向配置金融轉變。由于大家熟知的原因，本文忽略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的鋪墊，如果考慮這一點，我們就會發現，百年中國金融業在三個時期的跳躍式發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社會劇烈變革，尤其是政治制度變化的產物。百年中國金融轉型其實是關于“政治制度與金融發展理論”一個典型案例①。不僅中國為何生長不出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業，以及現代金融產生后經歷的三次轉型，從根本上講，主要受制于當時政治環境或政治變革。更重要的，由于金融轉型是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展開的\\( 改革意味著讓利與民，開放意味著外資進入\\) ，因此每一次轉型，都是政府、國內民間力量與外國勢力三種主體博弈的結果。但不同時期金融轉型的主導力量卻不同: 晚清以來直到民國成立，西方列強經濟侵略步步增強，清政府軟弱無力，金融業主要由外國力量主導; 民國成立，長時間的軍閥混戰，中央政權控制力薄弱，國內民間力量不斷興起，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集權逐漸增強，金融體系由自由型轉變為壟斷型，此后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形成高度集權的金融體制，政府成為主導。
由于不同時期主導力量各異，不同金融形態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主體功能也存在差異: 早期外國銀行在中國設立，我國金融業實現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這種外來金融主要服務于外國企業及政府融資; 第二次轉型，外來金融向本土金融轉型，無論自由型還是壟斷型，都主要服務于政府融資; 建國后形成的動員型金融主要服務于工業化趕超戰略，通過不斷金融深化，金融才回歸其資源配置功能，真正服務于經濟增長及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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