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歷史哲學內涵探析
熟悉當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人們應該不會忘記，在改革開放后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來確?！耙越洕ㄔO為中心”得以有效貫徹的實踐探索中，我們一開始并沒有直接拋棄計劃經濟體制而直接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事實上，隨著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決定將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從“單一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體制”翻轉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后，其在當代中國財富發展的進程中存在了將近10年時間.直至 1993 年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
綜合來看，該經濟體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對社會要素資源的配置上依然保持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的穩定，即維持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的計劃配置方式。正如該決定所明確指出的：“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社會主義的國家機構必須通過計劃的和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對企業進行必要管理、檢查、指導和調節”,可以“委派、任免或批準聘選企業的主要領導人員，并且可以決定企業的創建和關、停、并、轉、遷”.
所以，這一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總體特征，決定了當時“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
①而這一經濟體制的核心指向，則正如該《決定》中所闡述的：在對關系國計民生全局的重要產品通過計劃經濟“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總體格局下，“商品經濟”所要發揮的最大作用或預設給其的關鍵任務，就是通過觸及“賦予企業自主權這個要害問題”,給予各類從事生產經營的計劃經濟主體以體制所能允許的最大主動權。表現在具體的運行機制上，就是讓由生產要素生產的消費品逐步通過符合價值規律的市場機制來進行配置，特別是那些“在國民經濟中起輔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的“其他大量產品和經濟活動”,如農副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等，則“可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實行指導性計劃或完全由市場調節”.
②從而使他們在有限的市場權力中分享利益的同時，將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財富創造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從被原有單一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中平穩有序地激發與釋放出來.正因為如此，這種以計劃經濟體制核心外的增量式改革為階段性目標、并在外部形態上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這一特殊形態表現出來的改革方式，根本上有別于那種所謂的“休克療法”.
如若結合當代中國在財富③生產和發展中所經歷曲折的實際，即在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這一較長的歷史時期內，由于我們在財富發展上占據主流的認知和實踐乃是將在政治上跨越了“卡夫丁峽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視為在各方面已然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進化的優良產品，并過分忽視商品、市場、資本等現代財富手段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取而代之的，則是直接用揚棄資本后的未來理想社會形態的內在要求（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 來規范定義現實社會的財富發展方式，并在此過程中一度荒謬地將上述認知實踐推向了“兩條路線、兩個階級”間的斗爭乃是整個國家“工作重心”的錯誤極致，整個民族為此遭受了社會主義財富運動過程中的“最大波折”.④再結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整個社會經濟體系分為作為表層結構的商品市場和作為深層結構的、即由生產要素的流通和消耗而構成的生產系統的論述，以及我們在此論述基礎上逆向得出的、即隨著作為生產要素配置方式之邏輯展現的消費品的配置方式逐漸走向商品化市場化，必將倒逼作為深層結構的生產要素的市場配置方式歸位的邏輯推論.
⑤我們將不難得出以下結論：改革開放后這一在兼顧國情和現代財富發展要求下為擺脫經濟發展困境而建立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其本質上存在的生產要素的計劃配置和社會商品的有限市場配置的改革舉措，雖從當代中國的整個財富生產和發展的進程來看似乎顯得不徹底，實則乃恰恰順應了當代中國在探索本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道路進程中的階段性要求，因而是當代中國的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點，因此在充分肯定其具有敢講“我們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敢冒“會被看成異端”①的風險之精神，并具有引導人們“把搞活企業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種種正確舉措當成‘資本主義’”②的認識誤區中解放出來之作用的同時，還賦予了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③的歷史地位.
二、開啟了具有“國富”特色的財富動力機制
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在促進當代中國財富生產和發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從經濟哲學的視角進行審視，該體制在下述兩大方面奠定的歷史成果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第一，從該體制在促進整個社會財富發展的宏觀方面來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建立，使得原來在計劃經濟生產方式下受到束縛的生產力開始在國家體制層面上真正“觸及了自主權這個要害問題”④而跳出了原有的條條框框，并在整個國家和社會層面上被不斷地激發與釋放出來。綜合來看，這一階段農副產品大幅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城市工業蓬勃發展，人們普遍感受到了商品市場帶來的生產力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至于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回溯1984-1988年這五年期間的改革成果時不無欣喜地評論到：
“經濟發展比較快的 1984 年-1988 年。這五年，首先是農村改革帶來許多新的變化，農作物大幅度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廣大農民購買力增加了，不僅蓋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檔消費品進入普通農村家庭。農副產品的增加，農村市場的擴大，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強有力地推動了工業的發展。這五年，共創造工業總產值六萬多億元，平均每年增長21.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業品，包括彩電、冰箱、洗衣機，都大幅度增長。鋼材、水泥等生產資料也大幅度增長.”可以說，這一時期整個“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就是這樣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這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有說服力的發展過程”,這也意味著隨著財富動力機制的有效開啟，“我國財富有了巨額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p>
⑤的確，我們可以從上述評論中真實地感受到，這一階段的財富發展因為有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牽引和保障，從而使得這一漸進式改革確實在整個社會層面上突破了以往那種完全依賴純計劃體制來制造、分配社會財富，并在這一體制外擁有額外財富既無可能甚至違法的單一局面.較好地實現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所希望達到的“改革的進行，只應該促進而絕對不能損害社會的安定、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國家財力的增強”⑥的總體目標.
第二，從該體制改革在促進財富發展的微觀層面、即其在促使人們在獲取財富途徑上的改變以及相應形成的對財富的認知變革來講，我們則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一改革對身處其中的具體個人來講，則意味著當時的人們除了有可能在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內獲取更多的財富收入外（集體、國有企業中的多勞多得，按勞分配和農村中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可以在部分開啟的商品市場中覓得商機、得到那個雖然粗糙但在現實中確實已作為歷史本體論意義上存在的社會個人的那份財富.而這在人們的主觀心態上則意味著，由于社會個體在追求財富擁有財富的過程中從此開始具有了之前所不具有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這種合法正當性和當時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中釋放出來的、盡管是僅有的那么一點商品經濟意識匯合在一起，從根本上推動了人們關于現代社會財富意識的啟蒙，廣大中國人民長時期被體制和意識形態壓抑束縛的財富欲望，從此開始被深層次地激發出來，并在作為對象化存在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中得到了充分印證.依此邏輯更進一步而言，致富在當下既然已經不是罪過，那么，財富就必將會成為人們大膽追逐的目標，“致富光榮”、“思富”、“崇富”、“善待財富”開始成為對待財富的主導觀念.
如此，也標志著伴隨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一種明顯區別于傳統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形態特征的財富動力機制，此時已正式開啟.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于這一階段上“決不能忽視和放松國家計劃的統一領導”①的基調沒有根本改變，整個財富發展體制依然維持了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的計劃配置方式，而由生產要素生產的消費品則逐步通過市場機制來配置。這一以計劃經濟為核心與主體、而市場則只是其表層與補充的歷史格局，本質地決定了國有經濟依然保持著如計劃經濟時代般在財富生產、資源配置與分配中的主導地位，而個體、私營、外資經濟只能處在其拾遺補缺、有益補充的地位上。這也意味著普通民眾已經被激發出來的致富欲望在這種經濟體制結構內，尚得不到全面、深層、有效的滿足，加之整個社會對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所擁有財富的合法性并沒有像后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倡導的那樣，即不簡單地將有沒有財富和有多少財富作為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否的標準，同時明確提出保障人們所擁有財富的合法性，強調“民眾富裕才能有國家富強”、“實現人民的富裕，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②等系列突出“民富”基礎性、目的性等。因此，在沒有明確預期的情況下，許多人在歷史的陰影下仍然懷著忐忑心情來思富致富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所以，我們認為這一階段開啟的財富動力機制具有鮮明的“國富”特色。
當然，從長遠來看，這一在當代中國財富生產和發展進程中作為“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必然邏輯結果的“國富”特色，必將因其所依附體制的過渡性特質，而決定了其必將要在突破自身的內在限度中得到揚棄。
三、促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道路的生成
這里所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道路，是指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充分利用資本并引導其為社會主義“共富”目標服務的財富之路.應該說，無論是馬克思當年在《法蘭西內戰》（初稿）中提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利用和發展資本的理論③,亦或是其關于東方落后國家在實現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還是列寧晚年就資本與社會主義關系的思考和實踐④,實質上均涉及到了要利用資本來為本國社會主義服務的歷史命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一財富道路并非自改革開放伊始就已存在，而是經歷了一個復雜艱難的探索歷程。而這其中，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實踐，則無疑因其在財富生產和發展中生成了系列促使改革必須走向深入的內在否定性要素，而最終對促使中國共產黨在自覺把握歷史進程中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道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的確，當我們再次審視該階段財富生產和發展的基本格局時，可以看到下述具有階段性特色的歷史景觀：即一邊是自放權讓利以來開始激活的國有企業的財富發展體系，而另一邊則是計劃外的、以非國有企業或非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財富發展體系（包括股份合作制企業、個體私營企業，鄉鎮企業以及為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而正在興起的中外合資與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等）。對處于計劃體制內而享有豐富生產資料的國有企業來講，其在按國家指令計劃來進行財富生產的過程中，同時肩負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不斷將自己被體制賦予的經營自主權轉化為追求計劃外利潤、計劃外經營等系列加速自身財富積累和擴張的能力.而對于那些不掌握生產資料劃撥權的非國有企業或非公有制經濟的財富發展體系，雖然他們已經在部分開啟的表層市場體系中獲得了商機進而享受了改革帶來的紅利，但卻又必須非常無奈而又不得不非常謹慎地依賴于這個體系，因為一旦離開這個體系，不要說發展，就連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生產要素）供應和相關配套生產條件的滿足都將成為問題。這也正是我們上述分析的這種帶有“國富”特色的財富動力機制的核心依據所在。
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發展進程的不斷深入，本質上由生產要素的計劃配置（行政配置）和商品的市場化配置間的內在矛盾，開始全方位多層次地在經濟社會中展現出來，而由此所生成的內在否定性因素，則歷史地阻礙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發展的深入推進.綜合來看，這些內在否定性因素通過下述三大矛盾對立得到了集中展現：
第一，財富發展過程中的體制外經濟主體與體制內經濟主體的矛盾對立.如前所述，伴隨“致富光榮”、“思富”、“崇富”、“善待財富”等觀念隨著改革的進程不斷成為人們主導觀念的同時，已經在改革開放過程蓬勃發展起來的計劃體制外的財富發展主體為了實現自己的致富目標，迫切需要生產要素的市場化 （即可通過市場交換獲?。﹣慝@得生存發展的機會。
但當時生產資料（即生產要素）的計劃配置方式，卻使得可在商品市場上自由銷售流通的量非常之少，這直接導致數量不斷增多、規模逐漸擴大、但仍處于計劃體制外的各財富主體無法通過正規渠道來籌集自己亟需的資本與生產資料，于是不得不采取種種手段（包括商業賄賂）來從政府與國有企業中獲取生產要素.而它們對生產要素的靈活的市場化運用方式所產生的競爭力，又通過商品市場的中介形成了對行政化管理的國有企業的巨大壓力。為了在計劃配置生產要素的總體框架下滿足這些計劃外企業的需求，政府出臺了生產資料的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的“雙軌制”.①這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內在矛盾的必然產物，其本意是要把掩蔽在商業賄賂中的計劃內外的生產資料差價公開化，納入到國有企業的收入核算中，從而消除商業賄賂.然而價格雙軌制中的差價和交易額并不由市場決定，而是由政府和企業官員所定.于是價格雙軌制成為了腐敗的源泉，產生了為社會公眾深惡痛絕的“官倒”現象（用權力以計劃內價格購買生產資料，然后再以市場價格倒賣給生產者）中得到了充分體現.②如此的客觀現實，急切地呼喚著更為深層的改革來化解“價格雙軌制”的弊端。
第二，生產要素的計劃配置與商品市場的深化拓展間的矛盾對立。眾所周知，在現實的社會經濟體中，要素與產品往往是捆綁在一起而不是像在理論中那樣可以分開考慮的.但在當時的那種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等要素根本上是由行政計劃來配置的情況下，使得住房等許多在計劃經濟下納入福利領域的消費品根本無法推行市場化，甚至如糧食、彩電等產品也很難推行市場化。這就導致改革開放帶來的財富增長無法投入到住房等大宗消費品領域，更不可能進行諸如當今市場化條件下的系列品目繁多的投資活動，因而只能將其投入到范圍非常狹窄的商品市場上，這導致了當時局部商品市場通貨膨脹的局面；特別是在1985年開始的價格改革優先戰略即我們通常所講的“闖關”計劃啟動后，頭一年即 1985 年社會零售價格指數就比前一年上升了8.8%!首開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紀錄，而在這之后的三年時間里，這一上升態勢毫無緩解的苗頭。這嚴重影響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穩定運行，也最終導致了當時價格“闖關”的失敗.從1989年開始，整個社會經濟進入了歷史上“治理整頓”的三年.可以說，這種在當時境況下根本上是因體制性矛盾而出現的劇烈的通貨膨脹壓力，客觀上要求整個社會開拓更為廣闊的商品市場，而這又必然要求推行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與此同時，由于這一階段商品市場化程度不充分，導致生產資料的價格雙軌制擴展到沒有充分市場化的消費品領域，由此又導致了商品市場中也出現了令人厭惡的“官倒”現象.
第三，國有企業在產品上的市場配置與其在生產要素上所處的計劃配置格局間的矛盾對立.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只追求產品的收益而無權對要素成本負責是基本事實。于是，那些經營不善且背負沉重歷史包袱的虧損企業最后仍舊只能由政府來養活，“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局面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與此同時，由于企業無權對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要素進行自主配置，而調動企業與職工積極性的最大限度也只能是在維持原有工資福利的基礎上使用獎金來鼓勵職工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因此“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局面也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再加之國有企業缺乏通過市場配置生產要素的自主權，也在根本上導致了這些企業無法進行自主擴張與自主創新……所有這些內在矛盾的匯聚，使得國有企業生產效率低下、創新能力低下的局面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改變，這也使得眾多國有企業在改革進程中陷入了嚴重困境。
上述這些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下生成的系列阻滯當代中國財富生產和發展走向深入發展的內在否定性因素，客觀上意味著改革初期的計劃理性化與初步市場化雙重增益現象開始逐漸淡出，計劃與壟斷（哪怕是“理性”的）與體現個體發展、利益訴求的市場化趨勢日益產生矛盾。這也意味著改革開放初期實現的那種在經濟學上因改革成本低而又普遍受益、令人向往的“帕累托最優”狀況也走到了盡頭。改革至此，整個社會在既定生產要素配置下所能激發與釋放的邊際生產力逐漸遞減，而要素的計劃配置和商品的市場配置方式間的沖突不斷遞增.矛盾的內在辯證原理已在向世人昭示：進一步改革的時機已經到來！
但是，要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從起初的商品市場化繼續推進到深層的要素市場化，并以此來全面開創一條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中國特色主義財富道路，卻遭遇了強大的意識形態阻礙，這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在人們既有的思想認知中，以為商品經濟等于資本主義，計劃配置等于社會主義，這在理論上必然導致消滅一切商品經濟.再加之盡管“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建立使人們初步接受了社會主義可以在堅持生產要素計劃配置的框架下允許商品市場存在的基本事實，但由該經濟體制生成的系列矛盾，卻使得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因沒有看清問題本質而出現的“違背改革開放客觀邏輯的各種社會思潮，一些人主張這些問題根源于中國政治體制，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到頭，下一步是要放棄共產黨的領導，走以‘多黨制’為基本特征的西方民主制道路?！硪恍┤藙t主張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其后果是將中國拉回到閉關自守的落后狀態，斷送中華民族的強國前程”.
①正是在這一歷史境遇下，自覺開啟了改革進程的中國共產黨果斷剔除了各種雜音阻撓，再次自覺主動地把握住了改革的歷史契機.繼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中明確指出：判斷改革開放姓“資”姓“社”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鐣髁x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雹俸?，執政黨及時地在1993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將之前財富發展中依賴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徹底翻轉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其中的核心環節，就是要在財富生產和發展中形成使市場在政府宏觀調控下對生產要素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格局.這也意味從此以后，整個社會將更多的是利用作為貨幣的資本力量而非行政權力來配置社會資源來進行財富生產和發展，從而在根本上順應了這一“不可逆轉”②的經濟體制改革內在矛盾發展的歷史要求中，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道路。
四、結語
改革開放之初為擺脫經濟發展困境而探索出的這一“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如今早已隨著其使命的完成而走入歷史，甚至早已被人們遺忘.但在 30 年后的今天，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走向全面深入并迎來了日益嚴峻的全球化、市場化、資本化挑戰的當下時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中國人民全面應對上述矛盾挑戰、并深入探索如何有效地使這條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運行的財富道路如何在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指引下不斷走向健全完善的過程中，我們仍然認為，從經濟哲學的視角重新梳理并深刻反思這一在30年前曾經經歷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本質內涵與歷史地位，無疑將會使我們在更加深刻地認知到該體制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道路過程中起到了何種關鍵作用、以及我們當下日漸完善的這條財富道路是如何來之不易而更加堅定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道路信心決心的同時，也必將為我們在當下“體制機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經濟社會發展中諸多矛盾和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③”的總體境遇下進一步思考如何“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富道路走向健全完善的“核心問題”④提供非常寶貴的反思性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