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伴隨著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發生，經濟學迎來了“精神革命”和“科學啟蒙運動”，經濟學從倫理學和哲學中獨立出來，借鑒物理學等“硬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相關概念，構建具有自身規范的話語體系、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逐漸形成了崇尚經濟自由和市場競爭的學科內核和學說體系，經濟學成為一門分析人類經濟行為、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的獨立學科。第二次產業革命再次推動了人類學科體系的大分化和大發展，經濟學在大量引入數學分析工具和方法的基礎上，興起了“邊際主義革命”和“學科綜合運動”，消費者行為逐漸成為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經濟學內核得到拓展，經濟學外延和保護帶得到豐富和完善，經濟學模型的作用逐漸擴大，經濟學逐漸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學。經濟發展推動了經濟學的演進，然而經濟危機往往也會導致經濟學的危機。20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發生了進入現代社會以后的空前大蕭條，這對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教義提出了致命挑戰，經濟學也面臨空前危機。凱恩斯順應“天命”，提出了“看得見的手”理論，成為拯救西方經濟和西方經濟學的“英雄”。經濟學浴火重生，凱恩斯主義成為政府堂而皇之地干預經濟的“合法”工具，經濟學霸權意識也更加嚴重，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十分明顯。這在客觀上推動了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大發展、大融合、大變革。然而，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危機”給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致命一擊，引起了經濟學界對凱恩斯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包括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經濟學流派乘機復蘇或興起，經濟學進入了“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主流經濟學在爭論中逐漸迷失了發展方向。2008年發生的全球經濟危機再次將經濟學推到了尷尬境地，如何通過“建言獻策”將世界經濟帶出衰退泥潭成為經濟學家們的噩夢。經濟學如果真的成為一門由模型堆砌而成的“游戲學科”，忘記經濟學解釋現實世界中經濟事實的本能，成為僅能滿足經濟學家們在黑板上獲得演示快感的“黑板經濟學”，那么它的末路將至。本文將回顧經濟學說史上的經濟學轉向，分析經濟學在轉向中對待模型、事實、歷史和制度的態度變化，討論經濟學重構中的假定演化和社會實在論觀點，從思維、方法與合作經濟學形成的視角提出在第三次產業革命來臨之際經濟學重新構建的方向和路徑。
二、經濟學轉向：趨勢與迷惑
縱觀三百多年的經濟學發展史可以發現，伴隨著流派紛爭、思潮更替、方法創新和政策主張的變化，經濟學發生了幾次明顯的轉向。經濟學在轉向中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學。然而，近百年來，主流經濟學出現了片面追求“形式美”和“一般性理論”的傾向，經濟學在工具主義泛濫中迷失了發展方向。
（一）從政府干預主義到自由主義的轉向
經濟思想起源于人類勞作的經驗總結，經濟學卻起源于“家庭管理”中的關系與藝術。以色諾芬（公元前430-公元前354）和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等為代表的古希臘哲學家側重闡述了封建領主管理好自己財產并使其不斷增長的“學問”，他們從維護自然經濟出發，抵制商業資本、貨幣資本甚至反對商品貨幣經濟。這種自然經濟狀態延續了一千多年，經濟學一直處于萌芽狀態。15世紀和16世紀的西歐社會，自然經濟逐漸瓦解，商業資本主義逐漸萌芽，一種以金錢為唯一財富、引導國家以追求金錢為目標的經濟學說逐漸興起，這就是所謂的重商主義。早期的重商主義主張“少輸出貨幣，多輸入金銀”，通過“少買多賣”增加國家貨幣財富。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擴大，重商主義逐漸從“貨幣差額論”轉向“貿易差額論”，主張通過增加本國商品的輸出和減少本國對外國商品的消費來擴大對外貿易順差，進而增加本國財富。英國的托馬斯?孟（1571-1641）和法國的柯爾培爾（1619-1683）是重商主義最具代表性的鼓吹者和實踐者。他們主張依賴國家來計劃和管制經濟生活，依靠政策和法規控制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保護利益集團免受競爭威脅。重商主義主張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屬于國家主義經濟學。金錢至上的重商主義的確給英國和法國帶來了短暫繁榮，但嚴苛的政府管制和干預也導致整個社會出現“民窮財盡”、矛盾交織的困局。威廉?配第（1623-1687）、布阿吉爾貝爾（1646-1714）和魁奈（1694-1774）等開始反思重商主義的弊端，強調土地和農業在財富創造中的重要性，篤信自然法則，強調農業的首要地位，逐漸形成重農主義學派。
重農學派主張，土地和勞動都創造價值，農業和商業都是財富源泉，財富創造過程中既要發揮“自然秩序”的作用，更要建立人為的“經濟秩序”，即為經濟立法，制定經濟政策和法規。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是“謹慎的改革者”，雖然不愿意完全失去舊的秩序，不公開擁護自由放任，但吸收了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了自由主義時代的曙光。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歐洲哲學界開始大膽尋找這一制度的人性本源，“人性趨利”、“天賦人權”等哲學思潮影響著歐洲社會科學的走向。知識環境和制度環境的變化允許更多的個人自由，并明顯減少了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集中化。哲學對人性認識的啟蒙以及英國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鼓勵了以亞當?
斯密（1723-1790）為代表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沖破教會思想的束縛，提出了“經濟人”的假說和“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一個嚴肅的和作為科學探討的獨立學科的經濟學正式出現?！敖洕恕奔僬f的美妙之處在于，經濟人在追求自利的同時能夠以無可比擬的方式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說，經濟人利己行為的結果卻是利他的。經濟學對經濟人本性的認同，讓追求自身幸福和自我利益、滿足個人欲望的行為“合理化”，將一種基于效用或自我利益學說的隱含的哲學吸收到經濟學之中，為現代經濟學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為經濟學的繁榮發展打開了大門。亞當?斯密在經濟思想領域播下的種子很快開花結果，以崇尚自由競爭為主要特征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逐漸成為精致而又完整的學科體系，經濟學完成了第一次大轉向，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盛行天下，以“看不見的手”配置資源、以“守夜人”定位政府職能的市場經濟成為有史以來人類最偉大的制度安排。經濟學也走向了它的第一個高峰，“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成為“君臨天下”的理論思潮。
（二）從自由主義到凱恩斯主義的轉向
亞當?斯密之后的一百多年時間內，在以馬歇爾（1842-1924）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的努力下，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主流經濟學寶座上風光無限，牢牢控制了西方經濟學界的話語權，影響了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成為了西方經濟學界深信不疑的教義。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共同觀點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會迅速有效地運作，以使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然而，1929年-1933年發生的經濟大蕭條給西方世界“自由放任”的美夢以毀滅性打擊，無情地揭露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致命弱點。如何解釋經濟大蕭條的產生，如何引導經濟走出大蕭條，自由主義經濟學無能為力。為了擺脫大蕭條，美國羅斯福政府開始拋棄自由主義的教條，推行對經濟進行全面干預的“新政”；另一方面，歐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大發展使國家力量與私人壟斷資本緊密結合，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成為常態。無論是羅斯福的“新政”，還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盛行，都迫切需要經濟學界提出相應理論對其“合法性”和“合理性”進行論證和解釋。凱恩斯（1886-1946）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應運而生，成為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的“圣經”?！锻ㄕ摗繁黄毡檎J為代表著與過去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思想的重大背離，甚至是完全決裂。
由凱恩斯完成的從自由主義到凱恩斯主義轉向，被稱為“凱恩斯革命”，主要體現在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代替新古典學派的自動充分就業均衡理論、以宏觀總量分析代替微觀個量分析、以國家干預政策代替自由放任政策。凱恩斯否定了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信奉的“供給為其自身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提出了凱恩斯定律，即“需求能創造出自己的供給”，強調了有效需求對經濟的決定作用。他從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人們對貨幣的靈活偏好三大因素出發，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凱恩斯指出，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就業問題，需要使用強有力的財政政策來補充私人部門的市場機制；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弊端在于，投資誘因不足，利率的下降速度趕不上資本邊際效率下降速度，因而導致投資需求不足。為了增加就業，需要政府干預經濟，增加開支和貨幣發行，鼓勵消費，刺激投資，擴大社會有效需求。
（三）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向
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的嚴酷事實動搖了凱恩斯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地位，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新制度主義學派、弗萊堡學派、奧地利學派等自由主義學派乘機發難，在批判凱恩斯主義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形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戰后西方世界經濟的繁榮主要得益于科技創新、戰后重建、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等世界性制度安排，凱恩斯主義不僅沒有沒有推動經濟發展，反而累積了矛盾和問題，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新自由主義陣營中的供給學派以“薩伊定律”否定了“凱恩斯定律”，理性預期學派則通過證明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政策的無效性而實現了對“凱恩斯革命”的“革命”。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崇尚經濟自由的同時，也尋求保障經濟自由的內在秩序，極力宣揚健全法律保證下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是人類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他們認為，經濟大蕭條不是自由競爭的過錯，而是缺少秩序保證的自由市場的缺陷，通過完善的法制建立市場秩序，可以避免大蕭條的出現。新自由主義對經濟人假定進行了重新解釋，提出了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經濟活動中的人是會計算、有創造性并能夠獲取最大利益的人，是有理性的人。新自由主義并未簡單地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認為國家干預應是各自由人一致同意的干預，是各自由人共同意志的體現。新自由主義學派以反凱恩斯主義為旗號，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大本營，與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所謂正統凱恩斯主義進行正面交鋒，展開了激烈論戰，將凱恩斯主義拉下了主流經濟學寶座。但是，由于新自由主義學派是由各種崇尚自由競爭的不同流派組成的松散的經濟學思潮，不能完全取代凱恩斯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因而，經濟學進入了學派林立的“戰國時代”。
（四）經濟學到底走向何方?
凱恩斯之后，經濟學界很少出現能夠改變經濟學界全貌的“大思想家”，經濟思想的“荒蕪”需要從方法論和研究工具上進行彌補，經濟學工具主義應運而生。經濟學工具主義是經濟學研究中的“皇帝新衣”，具有較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在擾亂經濟學發展方向的同時，還能夠給經濟學家們帶來經濟學仍在“高歌猛進”的錯覺。新自由主義思潮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是有力的，但是在引領西方經濟走出危機方面與凱恩斯主義一樣，也是無能為力。經濟學在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沖擊中逐漸迷失方向，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對原有理論的重新包裝和孤芳自賞上，附和經濟學界的工具主義大合唱?？梢哉f，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興起標志著經濟學進入了一個群雄競爭、學派林立、百家混戰的時代，也是一個經濟學迷失發展方向的時代。
以薩繆爾森（1915-2007）和托賓（1918-2002）為代表的一部分主流經濟學家試圖糅合各種流派的分歧，把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在理論和政策上綜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爭論化解于一個統一的體系之內，形成所謂的“新古典綜合學派”，以達到“一統江湖”的目的。這一做法遭到了以羅賓遜夫人（1903-1983）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的猛烈抨擊，認為所謂的“新古典綜合”曲解了凱恩斯的原意，丟掉了凱恩斯主義的靈魂。同時，其他新自由主義學派卻對新古典綜合學派“死守凱恩斯亡靈”的做法提出批判，以凱恩斯主義的“原罪”挑戰新古典綜合學派的主流地位。薩繆爾森以吸納迎接挑戰，以讓步彌合分歧，在原有新古典綜合學派的基礎上再次綜合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三個主要學派的觀點，形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綜合”，使得新古典綜合學派成為經濟學大雜燴。這種太極推手式的應對論爭和糅合式的綜合，并不能挽救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反而使得現代經濟學失去了自知、自覺和自信，在學派紛爭和工具主義泛濫中迷失了發展方向。
三、經濟學在轉向中忘記了什么：事實、歷史與制度
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學問，經濟學應該關注現實，立足世俗社會，成為一門受人尊敬、有用的、面向事實的學科，而不僅僅是經濟學家們虛構了很多模型的“智力游戲”。然而，經濟學在最近百年的演化中，追求方法論的自然主義轉向，使經濟學逐漸成為了數學模型的世界，經濟學研究成為職業經濟學家的數學游戲，經濟學似乎已經演變為脫離現實世界的“黑板經濟學”。美國經濟學會發起組織的經濟學研究生教育委員會針對經濟學的本質和世界頂尖大學的經濟學訓練問題，對經濟學界的“頭面人物”進行了問卷訪談。
訪談中有一個觀點是：在研究生院中所教授的經濟學正越來越被正規技術分析占據優勢地位，而排除了歷史和制度的理解。同時，經濟學界追求“一般性理論”的沖動，誘使經濟學家們崇尚通過復雜的數學模型演繹理論，而這樣的理論往往忽視事實、歷史和制度，很少能解釋現實。在主流經濟學家試圖將經濟學打造成像物理學一樣的“硬科學”的不懈努力下，對數學的嚴重依賴以及對事實、歷史和制度的忽視也就在所難免，而在形式化和簡單化邏輯論述的同時，失去了很多模型所不能表達而應在語言之中的東西。
（一）經濟學忘記事實了么
無論是重商學派還是古典主義學派，早期經濟學重點關注的都是現實生活中的資源配置與財富增長。然而，隨著經濟學向自然主義的轉向，經濟學工具主義開始泛濫，經濟學逐漸演化為一門形式化的“虛構學科”，逐漸脫離真實世界中極其豐富的事實，成為“一門沉悶的學科”。由于受貨幣價值和自由市場的影響，經濟學僅僅關注人們精于計算的貪婪及其后果，而對社會規范、習俗、情感和人際道德關系視而不見，忽略了經濟現實中這些重要的事實。
首先，邊際主義革命的興起導致了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向。英國的杰文斯（1835-1882）、奧地利的門格爾（1840-1921）和法國的瓦爾拉斯（1834-1910）這三位具有不同經濟學背景的經濟學家在與正統經濟學思想“各自為戰”時，不約而同地將欲望和效用概念與微積分思想結合起來，提出了邊際效用學說和邊際主義分析方法，在增強經濟學解釋力的同時也為經濟學與數學的聯姻樹立了典范。尤其是瓦爾拉斯及其所創立的洛桑學派的傳承人帕累托（1848-1923），為了構建和論證一般均衡理論，大量采用了數學工具來進行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分析，精心構建一般均衡的代數體系，既開辟了數理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新領域，也將經濟學思維與數理思維緊密結合在一起，開創了經濟學重視數理分析的傳統。自邊際主義學派興起以后，主導西方經濟學潮流的大多是數理?？瞥錾淼慕洕鷮W家，這使得經濟學界產生了兩大誤解：
一是似乎只有精確和數量化的經濟學才能成為主流經濟學；二是只有具備數理基礎和計量知識的人才能成為經濟學大家。主流經濟學家以數學工具證明有一個邏輯上一致的一般競爭均衡模型的存在。為了證明這種一般競爭均衡模型的存在，對數學工具的使用越來越廣泛和深化，令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最為自豪的阿羅-德布魯體系，其數學論證的嚴密性似乎超越物理學，從而使經濟學成為了一門“精密科學”。當代主流經濟學的數量化或經濟學的科學化傾向實際上反映了由孔德所發展起來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自20世紀之后在美國哲學、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各領域大行其道，并構成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最深層的思想方法論基礎和哲學范式。
其次，計量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的盛行使經濟學開始忽略經濟現實的重要方面。挪威經濟學家弗里希（1895-1973）和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1903-1994）因對經濟過程分析的數量、動態模型的開創性發展而獲得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標志著經濟學分析的新思維傳統得到主流經濟學的推崇，經濟學話語體系實現了大轉向：以數學語言說明經濟問題成為經濟學界的時尚，以數學方式表達和研究經濟問題開始主導經濟學研究的方向。從20世紀初到其后的三四十年間，經濟學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數學化與定量分析方法的廣泛應用。經濟學家討論的不再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或詞匯，而是各種精致的數學公式和美妙的幾何圖形。
計量經濟學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而且作為一個完整獨立的經濟學派，至少影響了幾代經濟學人，以至于今天真正優秀的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不是受過計量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熟練工”。美國經濟學在發展之初就深受德國統計學派的影響，再加上美國歷來就具有重視科技的傳統，經濟學研究以定量分析為主，習慣以數學方程式和曲線描述經濟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用數學模型構建經濟學精確的理論推理，對統計資料和數字進行實證數量分析并從中得出經濟學結論。薩繆爾森是美國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因通過采用系統數學表述凱恩斯的經濟思想而一舉成名，被稱為“科學先生”。瑞典皇家科學院（1970）稱“他對提高經濟科學的一般分析方法水平的貢獻超過任何其他當代經濟學家”，正是由于他的巨大影響力，在推動經濟學動態化的同時，也將經濟學研究引向了追求數學化的歧路。薩繆爾森、德布魯（1927-2004）、肯尼斯?阿羅（1921-）和庫普曼斯（1910-1985）等用數學規范了經濟學的“大人物們”，在經濟學領域領導了一場數學革命。但是，這些數學形式主義的始創者們可能從沒有想到，現在經濟學家們已經逐漸把這門學科轉變成了“社會數學”。
另外，博弈論的引入加快了經濟學的數學化的進程。馮?諾依曼（1903-1957）和摩根斯坦（1902-1977）在《博弈論與經濟行為》（1944）一書中，開了運用博弈論思想分析經濟行為的先例，納什（1928-）、澤爾騰（1930-）和豪賽尼（1920-2000）成功證明了博弈論在經濟學研究中的巨大現實意義，極大地充實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礎，解決了壟斷、信息不完全與自由主義經濟學之間的矛盾，論證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壟斷競爭市場上，個人行為仍然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為。對經濟學家而言，博弈論所展示的技術要求比一般均衡理論更為誘人，這進一步鼓勵了現代經濟學家們偏離真實世界的趨勢，使他們轉而從事“安坐于扶手椅中的理論演繹”。博弈論為傳統經濟學理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引發了經濟學領域的大改造，寡占理論取代完全競爭分析，信息不完全和非對稱取代完全信息假定，博弈均衡取代一般均衡，實現了對經濟學的重新包裝。然而，博弈論本質上是數學分析工具，在提高經濟學分析能力的同時，也加劇了經濟學工具主義傾向。
自經濟學數學化趨勢加快以后，經濟學家發生了一個遠離真實世界的“內在轉變”，轉向了純粹的智力游戲。數學工具已經滲透到經濟學的所有領域，數學特征已經成為判斷現代經濟學研究優劣的標準。當前經濟學論文的主流時尚是，采用技術導向的經濟學數理模型進行寫作，能保證論文更容易被主流雜志和一流期刊刊用，也比用語言和圖表寫作的論文更容易受到贊揚和引用。英國《經濟期刊》（EconomicJournal）的主編約翰?海在回顧了十年編輯生涯后認為，投稿于該刊的論文中，許多經濟學者似乎都在玩“期刊游戲”，在經濟問題的處理上通過構建一個數理模型得到一個期望的結論；經濟學研究成了對作者智力的一種檢驗，而不是對理論與實際的相關性的檢驗。由此可見，數理模型超越了經濟事實，其精致化程度和技術性成為論文質量的評價標準。然而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數學只是為標準理論提供了更新的、更精致的證明方法，數學的大量引入屬于方法和工具革命，在理論上和內容上并沒有帶來什么根本性的突破。
（二）經濟學忘記歷史了么
從歷史角度分析經濟學問題的傳統起源于德國，是受到以康德（1724-1804）和黑格爾（1770-1831）等為代表的德國哲學傳統的影響。他們主張，個人自由、個人意志必須與國家目的、國家意志一致，自由主義不是個人主義，國家作用和國家主權是對個人主義的合理限制。這種哲學淵源影響了德國經濟學傳統，形成了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歷史學派經濟學家認為，古典經濟學不具有普遍適用性，任何經濟思想和學說都需要同具體環境相聯系；經濟學研究必須重視歷史史料的搜集，在具體的時間和地點內解釋經濟現象。
羅雪爾（1817-1894）和他的追隨者們認為，經濟學的歷史研究方法對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絕不輕易地一律予以頌揚或一律予以否定，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有各自獨特的發展道路，經濟學應成為一種研究各個民族經濟發展特殊道路的科學。歷史學派關于經濟研究需要關注歷史特性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然而，由于其關于個體的觀念和依賴于錯誤的經驗主義的主要弱點，歷史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影響逐漸式微，歷史特性問題也逐漸從經濟學研究中淡出。然而，作為一門獨特的探尋和解釋人類行為方式的科學，經濟學伴隨著工業革命而興起，經濟思想史總是與經濟發展史交織在一起，經濟研究需要聯系特定的歷史階段和歷史特性問題。
從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到凱恩斯的“通論”，經濟學家們偏好追求經濟學的一般性原理和規律，認為經濟學理論越是具有一般性和概括性，其威望就越大，普世化榮譽就越高。經濟學家們對“一般性理論”的推崇使得經濟學在演進中逐漸忽視了歷史和傳統，非歷史、非文化的一般性原則滲透到現代主流經濟學特定理論模型的構建上，經濟學在模型的支撐下成為金碧輝煌的“空中樓閣”。著名演化經濟學家霍奇遜在評價凱恩斯時指出，“凱恩斯忽略了歷史主義，這一點與他對一般化理論的推崇結合在一起，最終導致主流經濟學家和非主流經濟學家都逐漸忽略了制度主義和歷史學派”。經濟學研究與歷史的分割給現代經濟學家帶來了損失，經濟學失去了歷史特性、文化蘊涵和社會藝術性。同時，經濟學理論一旦忽視了歷史特性問題，將會使理論和模型不能解釋具有不同歷史特征的社會現實。一般性理論學家沒有認識到歷史特性問題，因為他們相信經濟學可以在完全普遍性和非歷史特性的假設基礎上前進，經濟生活的統一性和規則性是由自然決定的（Clark，1992）。經濟學理性主義、數學化傾向、反事實假定和對一般性理論的盲目追求，使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忽視了歷史特性問題，從而使理論不能解釋具有不同歷史特征的現實。
（三）經濟學忘記制度了么
在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制度是被給定的，被認為是一個“天然的正確制度”，經濟學家們在研究經濟問題時有意回避制度問題，只是有意無意地論證和頌揚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無限完美的自然本性。
美國經濟學界的“異類”凡勃倫（1857-1929）首次將達爾文主義的制度選擇、制度生存和行為模式思想引入到經濟學中，并采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分析范式展開對美國社會和經濟的分析和批判，創立了制度經濟學派。凡勃倫應用制度分析范式闡述了有閑階級出現的過程及其本能和習慣，解釋了美國社會的矛盾及其演化，并用進化論觀點預測了未來社會漸變可能帶來的結果。因此，制度經濟學是反主流、反傳統的一次大膽嘗試，它開拓了經濟學研究的新視野，為后人留下了許多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得⑺梗?862-1945）和米切爾（1874-1948）等人深受凡勃倫的影響，進一步拓展了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對美國工商業系統的法律和慣例基礎進行了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
20世紀50年代，在制度經濟學派沉寂了一段時間以后，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1908-2006）繼承了凡勃倫的分析傳統，既從制度視角解釋經濟現象，以制度觀點分析經濟問題，又不忘從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汲取營養，形成了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從制度出發來研究社會經濟的演變和發展，認為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忽視了制度因素，沒有考慮技術進步對整個制度演進的重要作用，以及技術傾向、習慣和由此形成的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革命性影響。加爾布雷斯之后，阿爾欽（1914-2013）、科斯（1910-2013）、諾斯（1920-）、繆爾達爾（1898-1987）等新制度經濟學家引入產權、交易等制度因素分析經濟現象，在經濟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對歷史資料的統計研究發現，在技術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通過制度創新也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經濟增長。制度是促進還是限制經濟增長，要看它對人們的努力是否加以保護，為專業化的發展提供多少機會和允許有多大的活動自由。
然而，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并沒有扭轉主流經濟學對制度的“盲目”，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們反對數學和統計學作為經濟理論輔助工具的觀點，與主流經濟學時尚格格不入，這也影響了該學派理論主張和研究范式的流行。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盛行，還是新自由主義復興，經濟學研究中的制度因素逐漸被冷淡，主流經濟學家們忽視了經濟學需要構建充分適用于特殊的、歷史的經濟機制和制度的經濟理論這一重大需求。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必須致力于研究稀缺條件下的個體選擇這一共同問題，探索出多重的、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而制度和文化可以塑造個體偏好的途徑被忽略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哈耶克（1935）認為，“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基本經濟問題是普遍存在的選擇和稀缺之間的兩難選擇”，這一基本問題只有通過市場和私有產權的運作才能被認識到。為了調和其對普遍性假定與對特定產權制度和市場體制的熱衷之間的矛盾，哈耶克假設，自從人類出現以來，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經存在。經濟學中無所不在的“理性”和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逐漸扭曲了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在這個分析范式中，人類文化和制度塑造以及約束人們行為的特定因果機制很大程度上被經濟學家們遺忘了。
在凱恩斯的著作中很少能見到涉及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制度主義的內容，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些學派在經濟學發展史上的貢獻，表現出劍橋經濟學家在對待制度因素和歷史特性問題時的“封閉與孤傲”。這一傾向隨著凱恩斯主義的盛行而擴散，主流經濟學在過于看重研究和分析技術的同時，逐漸淡忘了制度因素。
一方面，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向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回歸，另一方面，當代世界中的制度趨同現象比較明顯，使得經濟學家們“心安理得”地忽視制度差異和制度作用。凱恩斯對一般化理論的過分推崇，最終導致主流經濟學家和非主流經濟學家都忽略了制度主義和歷史學派。因此可以說，盡管凱恩斯的貢獻非常巨大，其在經濟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他卻不知不覺地推動了“偉大的遺忘”，這一對歷史和制度的遺忘在其后困擾了經濟學的發展。
四、經濟學假設、模型與社會實在論
經濟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要認清楚在不同時點上決定事物性質的主要矛盾，揭示它的對立面和矛盾運動過程，從而覺察到經濟發展的規律，預測經濟運行的趨勢，并能提出增進社會福利的政策主張。要想完成這一使命，經濟研究者就必須對經濟學進行重構，并在經濟學重構中處理好假設、模型和事實之間的關系，堅持經濟學社會實在論。
（一）經濟學假設與模型解釋力
按照工具主義者的說法，一個理論的“假設”只不過是用一種嚴謹的記錄方法總結了理論的預測結果，假設是否現實、是真是假都不重要。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假設是理想化的經濟環境，在這一假定前提下所得到的一般均衡也是一種理想狀態，只能用作研究經濟現實的參照和基準。一旦假定改變了，模型的結論就不成立了。例如，福利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最優理論的假設是，經濟行為人的偏好都是關心自己利益，一旦出現考慮他人利益的偏好，帕累托最優理論就不再是合理的了?！白杂墒袌鍪亲顑灥摹边@一論斷也是建立在嚴格的、可置疑的假定之上的，只能視為評價現實的一個純粹的和理想的標準。正如當代經濟學最基本的假設——“經濟人假設”一樣，經濟學假設雖難以做到完全符合事實，但也不能完全虛構，否則影響理論的實用性。西方主流經濟學逐漸把斯密具有豐富內涵的自利假設轉化為經濟人假設，把人從具體社會環境中抽象出來，并且完全撇開了社會倫理關系，從而把人還原為追求物質利益的本能性動物，剝離了人的社會性。這一做法方便了數理模型的構建，但也降低了經濟理論的解釋力。經濟學假設的目的不應是為了構建數理模型的方便，而應是為了以某種方法對現實進行加工，以便說明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某些事實?？茖W的基本假設不能是完全虛構的，其中要有發現、解釋或組織論據的路徑，這些論據能揭開表面上無條理的、形形色色的現象，顯示出更本質、相對更簡單的結構。
一般情況下，模型是通過假設與世界相聯系，如果假設具有真實性，模型對研究世界就是有用的，通過模型推導出來的理論才具有實踐意義。但是，絕大多數模型并不是建立在具有真實性的假設之上，經濟學理論和模型是“建立在憑空捏造的關于人類行為的假設之上”；大多數假設是荒謬的，“做這樣的假設常常是為了數學處理的方便，而并非為了與具體現實保持一致”?；诓滑F實甚至錯誤的假設而構建的經濟模型無法直接解釋現實世界中的經濟現象。因此，需要辯證地對待模型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然而，現代經濟學家往往過度夸大模型的解釋力，認為經濟學模型能夠解釋一切，以至于產生了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經濟學家們嘗試把經濟學理論延伸到人類一切行為，認為凡是在以互相對立的目的為特征的資源稀缺情況下提出的資源配置和選擇問題，都屬于經濟學的范疇，均可以通過構建經濟模型的方法來進行研究。
在模型與理論、法則的關系中，找到或建立一個模型使我們能夠對現象做出科學性解釋，從而使模型通過解釋與現實世界發生聯系，提高模型解釋力，而模型的解釋力決定了模型對現實的認知作用。經濟學模型所面臨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它們不僅必須考慮人們之間的結構關系，而且要考慮人們自身的計算問題，因為人們會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做出反應，系統和人的模型化是一個紊亂的復雜性問題，很難被納入一般性理論模型之中。構建模型進行數學分析的目的是，發現不能用數字來加以估計的各種變量之間的關系，以及其規律不能夠用代數符號來表示的各種函數之間的關系，以解釋現實世界。
（二）事實、模型與社會實在論
經濟學與物理學的不同之處在于經濟學家能更直接地接觸到他們所要研究的基本經濟實體，經濟理論具有寫實能力和預測能力，經濟學應堅持社會實在論。經濟學的社會實在論是本體實在論和語義實在論的綜合，它肯定真實世界的存在性和具體事實的可解釋性，主張經濟學需要關注現實世界中的事實和現象。
經濟學既要面對人類經驗的共性，也要面對其社會成員的特性和其所面對環境的特殊性，任何社會的制度框架都包含了一整套復雜而又相互纏繞在一起的習俗、規范、結構和傳統，經濟學研究不能忽視這些特定因素的影響。由于世界的復雜性，經濟學家們更愿意用模型來簡化經濟世界，以便了解真實世界的特性，以解釋真實世界。任何模型，為了特定的目的，都需要通過抽象掉某些因素而簡化對真實世界的認識。當經濟學模型對真實世界可觀察到的特征進行不完全的解釋時，要讓人理解這種解釋，真實世界只在某些重要的細節上與模型一致，因而，簡化可能是這類模型的一個優點。然而，模型不能完全離開社會現實，好的經濟學模型應是關于經濟事實的，并且其含義能夠表征經濟事實的特征、結構和功能。建模的前景不僅取決于經濟學家提出的模型特征，還取決于經濟事實的特征。經濟學家們使用經濟學模型的目的是講述現實世界中的事實是如何發生的，以更好地解釋、理解現實世界中的這些事實。
經濟學中的思想是關于經濟中的各種理論性因素和影響經濟行為的各種制度、想法或觀念，思想是形成現代社會的基礎，是構成學科的原料，也是事實和社會實在論的載體。但模型要傳遞的不僅僅是一種思想，更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而應當是一個關于真實世界的事實是什么樣的論斷，以及一些讓人們認可這個論斷的理由。經濟模型不能成為虛構的智力游戲，它需要解釋和說明真實世界，建立模型的理論假設也應能描繪真實世界的某些特征。即使是計量經濟學，也應與社會實在論是兼容的，而且實在論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計量經濟學扮演的角色和其所獲得的成功。計量經濟學的目標是去發掘不可觀察的法則機制所產生的事實，并解釋這些事實。脫離社會實在論的模型是空洞的，也無法合理解釋現實世界發生的經濟事實。在決定是否采用模型的表達方式時，需要權衡數理模型是否真的有助于理解現實世界。建立模型的最終目的還是要告訴人們真實世界中發生的某些事實，模型世界和真實世界需要統一。例如，阿克洛夫的“檸檬市場模型”就是通過模型說明真實世界的一些事實的經典例子。這篇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成功實現了從真實世界到模型世界的轉移，通過模型世界中的推演，得到簡單而又令人震驚的結論。阿克洛夫并未停留在模型世界，而是從模型世界再回到真實世界，利用模型世界得到的結論解釋現實世界中的類似現象。由此可見，模型就是一個與真實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雖然模型世界比真實世界簡單，但模型世界的構建過程不是從真實世界出發然后去除復雜因素的過程，或者說模型世界不是真實世界的一種簡化形式，模型本身也應是現實主義的，盡可能描述真實世界的事實。
（三）經濟學重構中的多元視角
經濟學重構中的多元化包括研究對象的多元化、理論觀點的多元化、理論模型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政策主張的多元化等。人類行為是復雜的，研究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很難由某一個流派“包打天下”，多元并存、群星璀璨是經濟學發展的正常路徑。不同經濟學流派均是產生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經濟學思潮，興起、盛行和衰落都與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發展狀況、科學研究者的偏好和工具方法演進相關。對待經濟學流派不能采取非此即彼、一邊倒的思維模式，“好”的理論不可能好得無可非議，“壞”的理論也不會壞得一無是處。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科學，又是研究經濟和社會不斷運行、不斷發展的科學，研究人與大自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各方面之間和諧協調、共同發展的科學。各種關系極其錯綜復雜，而且經常變化，雖然不能說“變化莫測”，但至少可以說是“變化難測”。需要采取多種研究方法，從不同方面進行分析、比較，才能揭示它的發展趨勢和內在規律，決不是單純用數學分析方法所能解決的。
經濟學的某些分支可以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就像物理學那樣使用一些精確的概念，這些概念之間具有嚴格的演繹關系，通過純數學模型表達脫離經驗現實的變量關系。然而，經濟學理論不能完全依賴高度程式化的數理模型，數學不能成為經濟學的唯一語言，數學方法不是處理經濟關系的唯一正確方法。
經濟學研究是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所從事的創新性活動，沒有哪一個先知或學術權威能夠一貫正確地確定研究創新的方向，指出唯一可行的研究創新方法。探尋經濟研究的多元視角，能夠降低經濟學研究風險，保持經濟學研究“工具箱”的開放性和多元化，對待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要兼收并蓄、繼承革新，是保持經濟學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堅持經濟學社會實在論也需要保持多元視角，這是因為即使是現實主義也有不同的維度，包括相關性、可觀察性、真實性、經驗上的成功、似真性、局部真實、抽象性以及可操作性等；實在論也具有不同的層次，包括本體性、指示性、表征性、真實性、方法論等。扭轉經濟學的自然主義轉向，讓經濟學回歸社會科學本質，將制度和歷史特性重新引入經濟學研究，是保持經濟學多元視角的需要。制度和歷史特性是約束經濟發展的特殊社會結構類型，是構建社會交往中已被確立的、內含的社會規則、習俗和慣例的持久系統，它將通過模式和一致性強加給人類活動，影響人類經濟行為。經濟學要關注人類的經濟行為，就繞不開這些行為發生的制度和歷史背景。
五、經濟學重構與合作經濟學的形成
以蒸汽技術為動力的第一次產業革命催生了作為獨立學科的經濟學，以電力技術為動力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使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學，以互聯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為動力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即將興起，它將改變人類經濟行為和發展模式，經濟學需要進行相應變革和重構以迎接新經濟模式的到來。
（一）經濟學重構中的再轉向：關注現實世界
首先，經濟學重構和再轉向需要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學科思維的回歸。經濟學萌芽于中世紀，作為一門學科產生于18世紀，19世紀獲得巨大發展，到了20世紀經濟學才有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在又一個百年中，經濟學應走向何方，經濟學家們思考很多，但結論莫衷一是。經濟學從根本上說是社會性的，是研究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關系的社會科學，不是脫離市民社會的“硬科學”。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學問，經濟理論是解決實際問題的一種手段。經濟學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實世界，而非在寫作中體現經濟學的技巧，現實性是經濟學的基礎，經濟理論來源于現實經濟環境，也需要經濟運行的實踐檢驗。
其次，經濟學重構和再轉向需要方法論的覺醒。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需要邏輯思辨、理論演繹和歸納推理，關注經濟問題的歷史特性，通過分析事實得到解釋現實世界的理論。經濟學將自己確定為普遍的社會物理學的目標誘使經濟學陷入了形式主義和工具主義的泥沼之中，“把經濟學建立成以公理為基礎的硬科學的努力，是注定要失敗的”（索洛，1985）。在經濟學領域，可以通過不同方式獲得經濟學知識，這取決于所研究的主題。經濟學研究在使用一般性方法的同時，還需要使用對特定的歷史背景、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的分析方法，保持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經濟思想的進步離不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應用，經濟學需要秉承方法論上的兼收并蓄，突破自然主義和工具主義束縛。以數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作為經濟分析的工具，在經濟學中得到廣泛應用有利于推動經濟學表達的準確性和藝術性，這無可厚非。然而，為了追求形式上的精致而導致內容上的虛無和方法上的工具主義，使經濟學研究脫離現實，遠離關于市場和市場功能的基本原理，是不可取的。使用數學工具分析和處理人類經濟問題，只能是經濟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再次，經濟學重構和再轉向需要處理好經濟學“頂天立地”問題。經濟學要既能夠在理論上“頂天”，重視思想和理論創新，又能夠在應用上“立地”，關注經濟現實，回歸市民社會。根治經濟學的“精神分裂癥”，需要樹立一種對實際經濟問題進行分析的探索態度，明確經濟學的性質和目的，處理好方法與思想、模型與事實、現象與制度、現實與歷史的關系，抓住所處時代的學術精神，植根現實世界，分析和解釋現實經濟問題，提出能夠“經世濟民”的政策主張。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研究的是人類行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脫的運行。張伯倫（1899-1967）和羅賓遜夫人的不完全競爭理論是經濟學走近經濟現實的成功典范，不完全競爭模型對現實的解釋力超越了完全競爭模型和完全壟斷模型。由于在模型構造中的現實主義常常帶來理論和經驗所不能控制的復雜局面，后來的經濟學家們又逐漸將不完全競爭模型精致化，并脫離經濟現實，遠離了“張伯倫-羅賓遜定向”。
（二）經濟學重構中的內核收斂與保護帶擴展
經濟學的內核是指經濟學研究綱領中不可觸動的深層核心假說與根本信念，是指不可證偽的理論或無法拒絕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個最能反映這種理論體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組成。這些硬核為研究者從事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內核周圍有一層或多層由眾多輔助假設組成的保護帶。所謂保護帶，是指一組附屬性假說或假設，這些假說或假設可以通過科學研究或經驗證據來加以檢驗、證偽或拒絕。保護帶的作用是保衛硬核不受經驗事實的反駁或否定。面對反常情況、檢驗壓力或批判紛爭，保護帶可以通過調整輔助假設來消解反常、維護內核，防止內核被證偽，并促進整個學派綱領通過內部理論交替而取得進步。
保護帶包含輔助假說、經驗約定和綱領等其他理論結構，它是開展所有“活動”的地方，當研究綱領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時，所有的變化都發生在保護帶。保護帶在內核和經驗證據之間形成一個緩沖帶，當綱領隨著經驗證據的變化而向前運動時，保護帶也隨之持續地發生變化。存在不可證偽的理論內核對于經濟學理論演進十分關鍵，為了防止經濟學迷失發展方向，需要在重構中收斂內核，回歸經濟學的學科本質。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優化資源配置、增進人類福利的學問，經濟學既要研究真實“經濟”（economies），也要研究“節約”（economizing）行為。這就是經濟學的內核，也是經濟學的學科本質。
經濟學不是萬能的，很難做到涵蓋人類社會的一切意識和行為，經濟學內核的適當收斂有助于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存在。經濟學的作用應是研究客觀現實的一個特定的部分，并努力理解和解釋處于這一領域的現象。否認經濟學具有真實的客體，就等于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市場本身既不是自然數據，也不是無所不在的事物，而是一種社會關系，具有歷史特性，它被一系列的規則所統治，對一些行為施加限制，對另外一些行為施加保護，市場必須鑲嵌在其他社會制度之中，是一種組織化和制度化的交換。市場是一種制度，在這一制度中，大量特殊的、被合理規定類型的商品進行有規則的交換，它們包括一些規則和結構，并約束著其中的談判和交易。經濟學研究市場的運行規律，解釋市場上發生的經濟現象，需要考慮市場的社會屬性和制度特征。為了提高經濟學的解釋力、分析力和預測力，拓展經濟學開展“活動”的空間，在內核和經驗證據之間形成一個較為寬松的緩沖帶，經濟學可以借鑒和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表達方式，適度擴展保護帶。經濟學在擴展保護帶過程中，要避免將市場經濟的非制度化的基本原則視作普遍存在的規律，并作為分析任何經濟體系的基礎。像其他社會科學一樣，經濟學保護帶必然涉及到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研究經濟學的方法需要處理好一系列具體而含義明確的基本問題，包括不充分決定性、理論負荷、社會性質、自然主義、相對主義、邏輯演繹主義、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和工具主義等。
（三）合作經濟學與經濟學研究的“合作范式”
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等主流經濟學體系都是以“競爭”為主線的，或者說，其理論體系的靈魂是競爭，是揭示或解釋人類經濟行為競爭性的經濟學，也就是競爭的經濟學，對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合作性研究不夠。新經濟時代，市場的網絡化和市場向網絡的轉向帶來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新型合作商業模式，利益共享的觀念逐漸取代純粹利己主義，網絡時代的合作經濟開始興起，經濟學需要關注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合作。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的凱恩斯主義學派、新古典主義學派、制度經濟學派、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供應學派、福利經濟學派、比較經濟學派、行為科學學派、發展經濟學派和激進經濟學派等不同經濟學流派，在“經濟學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學問、經濟學應該達到怎樣的目標”
等這些有關經濟學科學性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影響了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和對現實的解釋能力，需要在經濟學領域引入合作思維，構建經濟學研究的“合作范式”。
多元融合和兼收并蓄是構建合作經濟學和形成經濟學研究的“合作范式”的關鍵所在。融合并非簡單合一，融合發展是不同流派相互借鑒合理成分，是一種高層次的多元并存。經濟學研究“合作范式”的形成是一個多元合作的過程，包括：（1）方法論的多元合作，歷史歸納、抽象演繹、演化博弈、制度分析等分析方法各得其所；（2）研究對象的多元合作，它涉及的內容不僅包括物與物的關系，還包括人與物和人與人的關系，其中最根本的是人與人的關系，不僅關注資源配置，而且研究生產關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3）理論來源的多元合作，需要繼承、借鑒與創新古今中外一切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同時需要從哲學中尋找智慧，從歷史中尋找啟示，從社會中尋找本體，從政治中尋找線索，從心理學中尋找營養，從物理中尋找思維，從數學中尋找工具，采取“滾雪球”的揚棄式發展模式，而不是“走馬燈”的坐莊式發展模式。
爐火純青的分析方法和對現實世界的敏銳感覺相互結合，成為新世紀合作經濟學的核心所在。合作經濟學應致力于構建一個思想多元化的綜合理論體系，在該體系下，不同學派理論和不同的論述視角得以融合和相互促進，既保有了不同學派有價值的理論成果，又增強了經濟學總體對于現實世界經濟現象的解釋力。
在經濟學重構過程中，既要恢復古典經濟學的高雅，又要突出經濟學的本質。自邊際革命以來，主流經濟學基于畢達哥拉斯哲學和牛頓力學基礎之上的唯理性化、數學化、模型化、計量化趨勢和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狂熱，突出表現了經濟學精英們試圖將經濟學打造成像物理學一樣的“硬科學”的向往和自己對形而上學的偏好。毫無疑問，經濟學在這場運動中逐漸偏離了其“經世濟民”的本質。在經濟思想史上，在發現和形成整個經濟體系方面很少有可以與古典經濟學成就相媲美的研究，對整個經濟進行全盤分析的目標和傳統應該被保留下來，以維持和恢復古典經濟學的高雅。與此同時，要處理好現實問題、原理超越與數學表達的關系，引導經濟學回歸社會科學本質屬性。經濟學是一個建構，經濟研究是一個理論和事實相互作用的過程。合作經濟學既要研究市場上的競爭，也要關注經濟生活中的合作，既要能夠反映自然，又要完成社會構建。經濟理論的構建和發展必須建立在本土行為機理的契合性基礎之上；如果經濟學理論沒有本土化，就沒有根植性，也就沒有創新性，當然也就沒有現代性和世界性。
六、簡要結論
經濟學經歷了多次轉向，在轉向中，各種經濟學流派紛呈，客觀上推動了經濟學的大發展和大繁榮。
在經濟學轉向中，由于對“一般性理論”的推崇和對“硬科學”的向往，經濟學家們崇尚通過復雜的數學模型演繹理論，而這樣的理論往往忽視事實、歷史和制度，難以充分解釋經濟現實。經濟學對數學的嚴重依賴以及對事實、歷史和制度的忽視，使得經濟學在更加“精致和嚴謹”的同時，也失去了很多模型所不能表達、而應在語言之中的東西，經濟學逐漸演變為由數學游戲構成的“空洞科學”，迷失了學科發展方向。
人類即將迎來第三次產業革命，經濟發展模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經濟學需要重構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經濟學重構的過程是經濟學再轉向的過程，也是構建合作經濟學和形成經濟學研究合作范式的過程。經濟學從根本上說是社會性的，是研究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關系的社會科學，是“經世濟民”的學問，社會現實性是經濟學的基礎。因此，經濟學重構需要轉變學科思維，使經濟學回歸社會現實。經濟學重構要求經濟研究者處理好假設、模型和事實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們構建假設、使用經濟學模型的目的應是講述現實世界中的事實是如何發生的，以更好地解釋和理解現實世界中的這些事實。經濟學重構中的內核收斂是經濟學回歸社會科學本質的內在要求，經濟學保護帶適度擴展可以豐富和發展經濟學的話語體系，提高經濟學解釋現實世界的能力。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制度日益趨同，各國普遍利用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本國經濟，突出私有制的效率，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市場經濟制度是世界制度演進的大方向，這就為合作經濟學的構建和經濟學研究合作范式的形成提供了現實基礎。然而，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在經濟學轉向和重構中，雖然各種經濟學流派之間相互批判和攻擊，但都不否認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力圖維系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運轉，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在經濟學轉向和重構中，中國經濟學界應理智對待西方經濟思潮，辯證吸收其合理成分，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