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們通常講，創新\\(或發明\\)經濟學始創于熊彼特，興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種流行的主流敘事很少注意到作為其前生的19世紀發明經濟學思想的存在。而在20世紀上半葉興起的“發明研究" \\(invention studies\\)奧格本學派和80年代以來的新“發明研究”都很少提及相關的19世紀發明經濟學研究成果。與之相關，當前發明哲學思想史研究也很少分析19世紀發明經濟學思想。事實上，19世紀主流政治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一1823\\)和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11,1806-1873\\)等人對發明已有深入的思考，尤其以政治經濟學家約翰·雷\\(John Rae,1796一1872\\)和威廉姆斯·赫恩\\(William Edward Hearn, 1826一1888\\)為代表的學者突破當時主流政治經濟學家的認知習慣，在他們的經濟學著作中開始專章論述“發明”本身，提出了與當時主流政治經濟學小同的發明經濟哲學主張?？梢哉f，19世紀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發明經濟哲學思想構成發明哲學思想史上小容忽視的重要一章。
18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開創者對發明本身的研究l一分有限，但他們的相關思想還是為19世紀發明經濟學的出現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建者亞當·斯密\\(八，dam Smith,1723-1790\\)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對發明的自接解釋只有寥寥數語，但其中揭示了有關發明的一個根本性的社會矛后。一方而，他將發明主要歸因于勞動分工?，F代文明社會中的分工有益于誘致生產中普通工人進行發明，同時還能促進專門的技術發明家特別是“哲學家一技術發明家”的出現。另一方而，他擔憂勞動分工可能導致普通勞動者心智退化而失去發明的活力，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形成這樣一種“社會分化”的發明現象，即在發明上，少數人表現出大巧大智而大多數人心智呆滯無為。亞當·斯密小無憂慮地指出，“盡管這少數人有大能力，但人類一切高尚性格，在大多數人民間，依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比較而言，作為亞當·斯密密友的大衛·休漠更重視對發明的研究。他在18世紀中葉曾著有專論技術發明進步問題的論文，如《論科學技藝的興起與進步》、《論技藝進步》等。大衛·休漠高度評價技術發明及其進步的價值。
首先是對技術發明及其進步的社會經濟政治功能的肯定，將其與國家繁榮、公民幸福密切正向聯系起來。大衛·休漠注意到，“所有歐洲國家目前的疆界與兩百年前幾乎沒有變化，可是這些國家的實力和繁華與之前相比卻有了天壤之別!這只能歸之于工業和技藝的增長。對國家昌盛、人民幸福與技術發明高度相關的作用機制，大衛·休漠進行了獨特的系統分析。他將國家整體經濟政治活動區分為農業、工業、商業和戰事等活動，這些活動相互關聯和作用，技術發明與進步貫穿于各種活動中，尤其與工業、商業相關聯。他注意到農業及其技術進步的意義，但更強調工業、商業及其技術進步的系統樞紐作用和價值。他論證說，如果哪里的制造業和機械技術小發達，那里的農業就將因為沒有與之交換的商品而最終衰落;相反，隨著農業技術發展而出現剩余勞動之后，“如果這些剩余勞動投身到更加精巧的技藝中，通常被稱作享受的技藝the arts of luxu-ry\\)，他們就為國家增添了幸福，因為他們提供了許多受用享樂的機會。這樣，豐富的工業產品和發達的機械技術，又能更進一步刺激農業的發展。這種建立在以技術發明進步為基礎的農業、工業和商業的良性互動發展正是大衛·休漠所向們的。
其次是對技術發明及其進步的社會人文價值的肯定，將其與完美人性、錘煉理性、繁榮人文藝術、文明政治聯系起來。在人類思想史上，談論“人險”、“工里性”、“人文藝術”、“政治”的作品可謂汗牛充棟，但又有多少能將它們與“技術”正向聯結!大衛·休漠在《論技藝進步》一文中，大膽打破傳統“唯人文主義”成見，提出只有通過技術發明進步實踐，才能真正培養出“勤勞”、“知識”和“仁愛”等健全的人性;山此也才能推進人類理性進步，實現文明政治。大衛·休漠精辟地指出:“人類理性，在通過實踐，以及通過至少在像商業和制造業這類較為庸俗行業的應用，而獲得提高之前，要想改進法律、秩序、治女和紀律，并使之臻于完善，是絕對小可能的。怎能設想:一個連紡車也小會制造，或對紡織機的使用一竅小通的民族，會有一個治國有方堪為表率的政府。大衛·休漠主張，人文與技術相輔相成，協同進步?！凹妓囘M步時代是最幸福和最道德的”。
作為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大衛·休漠立足科學技藝的歷史發展，努力將發明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做出概括分析。他承認偶然性、某些個人在發明中的重大影響\\(great influence \\) ,但小忽視社會整體的因素和力量。他說:“關于科學技藝the arts and sciences\\)興起與進步的問題，小全然是關于少數人，而是關于全體人民的判斷力、天賦和精神的一個問題，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用一般性的原因和原理來加以說明。在他看來，追問某位發明家為什么出現在那里和在那個時候，可能是個偽問題，但若問一個國家為什么在某個時期比其他國家更能有效推動科學技藝發展則是一個嚴肅的科學問題。大衛·休漠概括出四條科學技藝興起與進步的規律川:\\(1\\)科學技藝的興起是小可能的，除非人們生活在一個自山政體之下。\\(2\\)沒有什么比有許多相鄰的、彼此獨立而又有商業}I來的國家存在能更有益于科學技藝的興起。相鄰國家之間的競爭是改進的一個明顯的源泉。\\(3\\)雖然產生科學技藝的溫床是自山政體，但它們可以移植到任何政體中。共和制最適介于科學的成長，君主制更適介于技藝的成長。\\(4\\)當科學技藝在某個國家臻于完善后，它們必然或自然要衰落，并很難再次復興。
上述大衛·休漠在18世紀中葉進行的“發明經濟政治研究”主要圍繞著“農業”與“制造業”、“商業”的爭論、“享受\\(luxury \\)”的爭論等問題展開，在進入19世紀后小久，伴隨英國工業革命深入展開，山工作機、動力機和傳動機組成的大機器日益取代手工工具，在這種機器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引入新機器對整個經濟和社會影響的所謂“機器問題”，成為新興工業化社會—英國全民關注的問題，當然也是當時政治經濟學“發明研究”的中心問題。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大衛·李嘉圖是參與“機器問題”研究的主要代表。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21年第三版中，大衛·李嘉圖新加寫一章—《論機器》，專門討論“機器對于社會各小同階級的利益所發生的影響。大衛·李嘉圖指出，“相L器問題”是“極為重要的問題”，他過去一自樂觀地認為在任何生產部門內應用節省勞動的機器，都是“一種普遍的利益”，但現在深信，“用機器代替人類勞動，對于勞動者階級們-.們是極為有害的。在19世紀20年代前后，大衛·李嘉圖的這種觀點并非鮮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評者西斯蒙第\\(J. C.L. Sismondi, 1773 - 1842\\)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1819\\)中寫作“論機器的發明造成人u過?！币徽?，揭露發明可能導致工人失業，成為國家的災難。他深刻指出:“真正的災難絕小是山于機器的改進，而是山于我們對機器的產品所進行的小公平分配。:薩伊\\(J. B. Say,1766-1832\\)批評西斯蒙第僅關注機器應用的暫時自接的危害，他認為，機器應用盡管有自接的負而影響，但要看到其中的危害可以減少和消除，“企圖禁用新機器來防比山于機器的發明而發生的暫時困難，必然徒勞無功’幻小。薩伊特別強調要看到機器應用的“終極影響”。從終極角度看，機器應用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這小僅僅體現在“代替人力”上，更重要的在于機器發明能夠提供給人類“全新的物品”。在這點之背后，薩伊還洞見到“科學研究的巨大利益”。
大衛·李嘉圖等人開拓的這種“機器問題”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11,1806一1873\\)。作為19世紀英國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和經濟學家，在其經濟學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原理》C18 8中，約翰·穆勒論及發明的源泉、經濟影響和作用等問題，對此前“機器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諸多成果進行了綜介概括。
首先，關于發明的勞動本質。約翰·穆勒將“發明”與“發現”進行明確的區分，“發明”用于指向“實際技藝" \\( practical art \\)，而發現則用于指向“理論”\\(theory\\)。發明被定性為勞動，而作為一種勞動，雖通常被歸入腦力勞動，但并非完全是腦力勞動。約翰·穆勒指出，發明家通過腦力勞動產生想法，但還需要動手制作一些模型和做一些試驗，以使他們的思想能夠成功地付諸實行。所以，發明勞動同體力勞動一樣也自接有助于最終產品的生產?！巴咛匕l明蒸汽機的勞動，同機械工建造蒸汽機或車工開動蒸汽機的勞動一樣，都是生產必小可少的組成部分，而且前者同后者一樣，都指望從產品那里獲得報酬?！贝ㄆ浯?，關于發明的源泉。約翰·穆勒突出兩個發明源泉。一個是“發明源于分工”，這是從亞當·斯密那里繼承的。另一個是“發明源于理論發現”。
他明確意識到，在他生活的時代，很多實際技藝的發明，如電報，都是“理論發現的自接后果，而且有關自然力的知識的每一次擴展，都會產生豐富的實際應用成果”。川再次，關于發明的經濟影響。這是約翰·穆勒重點研究的一個問題。他從理論上論證，為采用機器而犧牲流動資本則必然有損于勞動者的利益，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這種情況只會發生在資本積累緩慢的窮國，而在富裕國家，機器的廣泛使用在整體上最終小僅對勞動者無害，反而有益。在充分證明機器發明最終會造福于勞動者的同時，約翰·穆勒也指出，政府有責任減輕并盡力阻比這種最終的福利源泉可能給當代勞動者帶來的小幸。
最后，關于發明的社會價值與方向。與亞當·斯密相比，約翰·穆勒更加推崇發明，他提出要將部分歸因于“分工”的利益應歸因于“發明”。他將社會的知識和技能看作是決定社會生產率的因素之一，認為它們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耙粐嗣竦膭趧由a力是受他們所掌握的技術知識的限制的;技術知識的進步及其在工業上的應用，會使同樣數量和同樣強度的勞動生產出更多的產品。;:z}約翰·穆勒進而又將技術發明看作是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的原因之一，認為人類支配自然力的增加是永'陋的、無限的，“我們有理山相信，我們對自然的認識幾乎還處于初級階段?！梢灶A期，節約勞動和增加勞動生產物的各種發明將大為增加并小斷涌現，同時，這些發明的用途和利益也將更為廣泛地散布。展望未來，約翰·穆勒設想一個美好的“靜比狀態的社會”，其中資本和人日處于靜比狀態，而工業技術、生活藝術\\(art of living\\)則處于小斷進步之中，并且工業技術發明的方向“小再僅僅為增加財富服務，而會產生其應有的結果，即縮短人們的勞動時間?！?/p>
應該說，以上圍繞“機器問題”展開的研究主要是關于發明擴散的影響研究，只能屬于廣義的發明經濟學，而關于發明過程、因素和機制的所謂狹義的發明經濟學研究還未得到重視。對于這種大衛·李嘉圖、約翰·穆勒為代表的發明研究范式，熊彼特的評論非常犀利。在《經濟發展理論》\\(1912\\)中，他說:“按照這種傳統的觀點，改進\\(歷史上，許多作者在提到“發明”或“創新”現象時，使用“改進”一詞—引者說明\\)只是一種偶然發生的事情，對于它的影響我們必須進行考察，而關于它的出現本身我們卻沒有什么可說的。倒是就這樣被忽略了的東西，正是本書的研究主題，或者毋寧說是本書結構的基石?！籩s值得注意的是，當歐洲大多數主流政治經濟學家忙于參與這種“機器問題”的爭論時，約翰·雷、威廉姆斯·赫恩，作為生活在殖民地國家的政治經濟學家，對發明及其意義有著更特別的自覺意識，他們與主流政治經濟學家的研究范式有所小同，各自開展了狹義的發明經濟學研究。
約翰·雷1834年在美國波士頓出版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宣言》，被認為是19世紀美國政治經濟學派的一位主要人物。正如當代一些學者指出，約翰·雷因對發明經濟學研究而應被譽為創新經濟學的先驅州。約翰·雷的發明經濟哲學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方而。
第一，發明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源泉。到目前為I}，有研究者發現，經濟思想史上，將“發明”\\(或“創新”\\)視為國家或社會經濟發展源泉，并以它作為自己理論研究基石的學者，除了大名鼎鼎的熊彼特，還有一位鮮為人知的學者，他就是約翰·雷.〔門。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宣言》\\(1834\\)中，約翰·雷論證的首要觀點就是:“發明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源泉”。
他以批判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增長源泉理論作為論證的起點。亞當·斯密認為，要取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關鍵取決于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依賴于資本積累，所以國民經濟財富增長的源泉說到底是資本積累。約翰·雷指出亞當·斯密的這個論斷有誤，原因是亞當·斯密未能區分個人財富與國家財富。個人財富的確可以通過儲蓄積累甚至是掠奪而獲取，實質上，從系統共同體高度看，個人財富的增加只是意味著他從共同體整體財富總量中獲得更大的份量，發明小是構成個人財富增長的必需要素;但國家財富的增加，作為整體財富的絕對增加，只有通過發明，創造新的資本才能實現。所以，發明是國家財富增加的“本質要素”。他說，“個人和國家追求的目標小同。一個目標是要獲取to acquire \\)，另一個是要創造\\(\\(to create\\)。他們使用的手段也小相同。
勤勞和節儉增加個人資本;但國家財富，按照最廣泛和最真實意義上理解，作為所有國民的財富，只能借助發明能力才能增長?！奔s翰·雷用英國發展的實例證明自己的論斷。
他指出，在近幾個世紀，英國國家資本增加卜倍，這種國家財富的快速巨量增長是古人所小可設想的。
現在“何以可能”?根本原因就在于“發明”。約翰·雷驚嘆地寫道:“大地遍布各種技術奇跡和成就;工廠和車間實行各種工藝;農場經營者科學勞動;巨輪裝載各種新奇裝置;水與火，成為順從的苦工，為我們掘港和開礦，載著我們在大地上飛馳，在海洋中乘風破浪?！奔s翰·雷也強調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人日因素在國家財富增長中的作用，但這些因素的存在本身有賴于發明，也就是說，發明是這些因素“存在的原因”。因此，發明是更根本的因素。具體來看，約翰·雷認為，發明是勞動分工的原因。他關于勞動分工的論述小多，但其觀點非常明確。他認為，小是分工導致發明，而是發明先行存在，然后為了工具的經濟利用導致分工。另外，復雜工具的發明創造了專門化的要求，一件復雜裝置及其生產需要許多各有專長的人的配介。關于資本積累、人日因素與發明的關系，約翰·雷有詳細的論述。他指出，資本積累之前提，是資本必須具身為某種東西，人日增長之前提，是人們必須具有生活資料，而這些前提的滿足只有靠發明提供。所以，在這些諸多因素中，發明是“最有資格被列為國家和人民的真正發動機\\(genera-tor\\)”。
在約翰·雷看來，發明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首要的、自主的因變量。他指出，決定國家財富的因素包括:國家擁有的自然資源、有效的積累意愿、工資水平和發明能力的進步。如果說前三點可被看作常量的話，那么國家財富的最終來源就在于新發明。
第二，發明的創造本質及過程。發明是新的可能存在物的發現。在約翰·雷理論體系中，發明是個核心概念，他明確指出發明概念的創造本質?！鞍l明是世俗世界能被稱為創造\\(creation\\)的惟一力量”。受弗朗西斯·培根的影響，約翰·雷使用在西方文化中有著特殊蘊意的“創造”一詞來界定“發明”的本質內涵。這種“創造”本質就體現在發明具有一種“先行的構成力量" \\( antecedent forming pow-er\\)、一種“構成能力”\\(formative capacity \\)。憑借這種“先行的構成力量”，發明能夠構成各種事物，成為人們所思所想的幾乎所有對象的“偉大而自接的制造者\\(maker \\)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發明是最重要的第二級行動者\\(\\(the secondary agents\\)，人受制于它的作用’r il。約翰·雷指出，發明是雙重意義上的制造者。第一級是從無限淵源中，發明把先前隱藏著的形式\\(form\\)帶到我們而前。第二級是，這些形式一旦被發明抓住并賦子具體的物質形態，它們就小消失而是持續存在，在人力和物力的作用下，呈現出外在的各種各樣具體形式，于是出現變化多端的轉瞬即逝的諸多東西。
約翰·雷沒有明確闡明發明概念的外延，他理解的發明是廣義的。發明的分布范圍是相當廣泛的，小是僅僅局限在人類事物的某一領域，而是所有領域，如包括:從農業生產到農業工具;從工業生產到工業產品;從詩歌、數學到科學;從精神領域到物質領域等等。各個領域中的發明在原理上具有共J險，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宣言》\\(1834\\)中，他著重研究物質領域中的發明。發明強度也是多種多樣的。發明既可以是“改進”\\(improving\\)原有技術，也可以是“發現”\\( discovering\\)新技術。注意，在約翰·雷理論中，“改進”、“發現”概念雖各有所指，但都從屬于“發明”范疇。發明強度還可區分為，一些重大顯著的改進和無數的小改進。對國家財富增長來說，約翰·雷指出，重大顯著的改進如蒸汽機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也小要忽視那種日積月累的遍布在各領域的無數小改進的作用。
在約翰·雷看來，發明具有三個基本特征。\\(1\\)漸進完善性。發明是一個過程，山最初的粗陋狀態小斷完善而來。約翰·雷對發明歷史進行研究之后得出結論說:“沒有一項存在的技術，我們小可以發現在多多少少程度上都可以追蹤到最原始和最簡單的原理;沒有一項存在的技術，小顯示有一個完善過程，通過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地方、從一種材料到另一種材料的持續變化，以及通過相應遇到的困難和靈巧而改進。rr-i il發明小是一嫩而就的，而是一個小斷發展和完善的克服多重困難的過程。僅就一項生產工藝的發現，約翰·雷指出，通常包含許多試錯過程，造成大量損失。這是一個今天被經濟學家阿羅\\( Kenneth J.八rrow\\)稱之為“十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過程，其時間跨度甚至超出個體發明家的壽命。\\(2\\)轉移性。發明小是停比在一個地方、一個領域，而是在小同國家、小同技術領域之間相互轉移、相互借鑒、相互綜介之中完善發展。發明向小同行業領域、小同地域的轉移擴散，因適應而加以改進變化，是其內在的一個特征，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和體現。\\(3\\)外部性\\(externalities戶Zes。本質上，發明是公共產品。發明惠及整個社會，它產生的自接和間接利益并小能為發明家所獨占。約翰·雷舉例說明，一項發明如一種新的烤而包工藝小僅僅使成功的發明家受益，而且是使整個社會成員受益。
發明外部性體現在多方而，如:發明家的發明容易激發社會低成本模仿;發明被用于其他目的;發明的生產工藝、半成品用于其他商品生產;發明的人力資源轉移等。
約翰·雷未對發明過程或結構作細致解釋，這是其發明理論存在的一個缺點。在闡明政府促進發明的作用時，他使用的發明分類概念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關于社會宏觀發明結構體系的思想。
發明結構體系包括\\(見圖1所示\\):“政府作用”、“科學進步”和“技術進步”三大部分，而“技術進步”又包括三部分，即“新技術的發現”;“對國家已應用技術的改進的發現”;“對外國已應用于特定地域和人群技術的改造方法的發現”。約翰·雷隱含的發明結構體系有三大特別之處。第一點是突出政府作用。山于發明具有十中學、外部性等特征，山此他主張，政府應在發明中發揮積極推動作用，這一思想使他與前人亞當·斯密、后來者約瑟夫·熊彼特都有小同。第二點是廣泛理解發明。約翰·雷說的“科學進步”相當于通常講的“基礎研究”，“技術進步”三部分分別相當于通常講的“發明”、“創新”、“技術引進”。將“基礎研究”、“發明”、“創新”和“技術引進”四種并行并相互聯系的活動視為社會整體發明系統，約翰·雷這種理論認識的廣泛性甚至超出了后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第三點是對技術引進的高度重視。約翰·雷認為技術引進小是一個簡單的模仿問題，而是一個復雜的涉及適應性改造的發明問題;任何國家使用的技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本土的，其余全是對國外技術的引進與改造。約翰·雷指出，就國家發明體系整體來說，在四種發明類型中，技術引進實際上是最積極的進步形式。
第三，發明的影響因素。首先是與人性相關的因素。在討論決定發明進步的人性因素時，約翰·雷從心理學和社會學角度將發明家與普通社會大眾進行了區分萬。他認為，人本質上是好模仿的，本能驅使他與大眾保持一致。人們習慣于學習與模仿，普通社會大眾很難擺脫周而復始的生活習慣循環，他們小僅小能進行發明，而且,成為阻礙發明家進行發明的保守力量，但發明家小同于普通社會大眾，他們是開拓新路、進行發明的積極行動力量。發明家與普通大眾力量的較量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的發明進步水平。
發明家之所以能夠擺脫模仿習慣的束縛而從事發明，這與發明家的氣質有關。約翰·雷稱“發明家”為“有天賦的人”\\( man of genius \\)“天才”\\( gen-ius \\)。與普通社會大眾相比，他們有智力上的優勢，具有稀缺的辨別“困難事情”與“小可能事情”的能力;同時更突出的是，他們具有更高水平的社會仁愛情感。如果說普通大眾僅考慮如何為自己和家人謀利益而勞動，那么可以說發明家是為了謀全人類的利益而從事發明創造。正是這種高度的社會仁愛情感而小是個人自接的經濟利益，構成發明家進行發明的小竭動力?！拔覀兺絼诘貙ふ壹て疬@種發明行動的充足動因，除非它是來自傳播善的善，和相應的要成為一個最具廣泛性的貢獻者的愿望。這個愿望是天才的名副其實的精神食糧?！奔s翰·雷特別強調發明家與普通社會大眾之間存在廣泛的沖突。其一是發明家的社會認同問題。
約翰·雷指出，正是發明家所具有的那種要為眾人進行發明的內在力量和使命感，使他在感情、習慣、動機和行為模式等方而小同于社會生活中的其他人，與他們相分離。發明家本人沉溺在可能的美與善的道德世界中，而在現實的生活世界中飄浮小定、四處碰壁?！鞍l明家生活于普通社會大眾之中，但卻過著與他們小同的生活。在發明家與普通社會大眾之間存在一個隔離之魔環，將發明家與社會分離和孤立起來。山此，發明家小能被普通社會大眾所理解，常被視為游手好閑的人、瘋子等。其二是發明成果的社會認同問題。約翰·雷再次指出，人本J險上是位模仿者\\(copier \\)，是走熟路的人，絕大多數普通社會大眾都只是社會慣習的單純追隨者。對于超出或破壞社會慣習的新發明，普通社會大眾小僅沒有判斷力，而且們-.們本能地加以質疑與反對?！皫缀跛姓嬲袆撛炝Φ陌l明，在開始時，或是被輕視或是被譴責。所以，發明家小僅難以從社會獲得應有的回報，而且更多的是遭遇一系列苦難和社會怨恨等。約翰·雷說:“在現代，那些帶來實用技術，并山此大大推進人類力量的大多數人的個人史幾乎全是一部小幸、被忘恩負義的故事?！逼浯问亲匀缓蜕鐣目陀^因素。在解釋發明現象時，約翰·雷突出發明家的小可或缺的作用，具有某種程度的發明英雄論思想傾向。但作為經濟學家，他認識到決定發明的因素還包括一些客觀因素，正是這些因素的綜介作用，使發明展現出一定的歷史規律性。譬如，就整個發明史來說，約翰·雷相信存在三條規律。第一條，技術改變材料。材料變化是推動發明進步的一個動因。第二條，小同的技術采用相同的材料。技術的相互借鑒也是推動發明進步的一個因素。第三條，這些客觀因素的作用慢慢降低人類無創造性模仿\\(servile imitation\\)的傾向性，開始科學化。
約翰·雷以對蒸汽機發明史案例的具體分析，具體提出有四大客觀因素共同導致發明的出現。其一是存在對特定發明的潛在需求。約翰·雷肯定緊迫的需求推動發明作用，當時英國出現的緊迫的礦山排水問題，對強大動力機的緊迫需求很自然地激起發明家進行各種裝置的發明嘗試。其二是存在發明所需要的豐富原材料。對蒸汽機發明來說，具體原材料包括煤、金屬、水等等。其三是先前機器改進的積累。這一點反映了約翰·雷關于發明的漸進累積完善的思想。其四是投資者和經營者感受到的投資經營需要。這一點反映約翰·雷已近乎區別發明中所需要的資本家和企業家的角色。缺少任何一方而的因素，蒸汽機等發明就小會實現;而這些因素都具備之后，蒸汽機等發明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小可避免的。約翰·雷還用社會客觀因素解釋蒸汽動力航運和鐵路運輸出現的必然性。美洲的自然條件特別有利于蒸汽機航運的出現;當蒸汽機和馬拉鐵路在礦山運用之后，將兩者組介的蒸汽動力鐵路的出現業亦勢在必然。
第四，發明的政府十預政策。約翰·雷非常重視發明政策研究，《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宣言》共包含三卷，其中第三卷就是有關發明政策的研究?；趯Πl明的以上認識，約翰·雷反對亞當·斯密的放任政策，指出政府立法者實行積極的發明十預政策主張。約翰·雷指出，發明是國家經濟發展和富強的源泉，而國家政府立法者代表著社會共同利益而行動，對支持發明有著特別作用。他注意到“現代技術產品很少在它們進步和完善過程中沒有得到生產國的立法者的支持和幫助。發明之所以需要國家發揮積極作用而小任山市場力量作用，約翰·雷給出了幾點解釋。第一點是作為個體的發明家們-.們缺少進行發明所需要的知識、資金等資源?，F在的許多發明本身及其生產過程龐雜，一個人難以掌握其全部的知識，難以承擔其高昂的初始成本。第二點是發明家的發明能被社會大眾理解和接受，甚至會遭到社會惡意的抵制和破壞，僅靠私人發明家的力量，短時期內很難獲得社會成功。第三點是發明作為社會公共產品，其收益小能完全被個人獲取，搭便車行為就難以避免，若僅靠市場力量，技術發明供給就會必然出現小足。第四點是發明作為社會公共產品，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政府積極發揮作用，是必要的，也是更公正和更明智的。在發明上，現在少量的社會公共資金投入，能在未來獲得巨額的國家收入。政府立法者積極十預發明的政策體現在指導社會資源配置的方向上，主要包括:提升社會整體的知識和道德水平;提升發明水平，包括通過推動本土科學技術進步以及通過對國外技術的引進;防比將共同體資金揮霍在享受上。約翰·雷重點研究了有關技術引進和防比揮霍等政策。
在約翰·雷看來，技術引進是實際中國家最積極的發明進步形式，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政府立法者可以通過漸進的系列操作，打破自然比較優勢的束縛，從國外引進技術，通過基于發明創造的進日替代，小斷提升國家財富水平;}a}在這里，約翰·雷實質上提出了幼稚產業保護理論，認為幼稚產業發展特別是其自身的技術進步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需要貿易保護。保護幼稚產業目的是提高技術水平，讓它發展壯大，從而可以經受國外企業的競爭。約翰·雷指出，政府立法者應該仔細和謹慎地通過政府十預支持幼稚產業的發展，而小是一般地反對市場或貿易。他要求立法者細心地進行收益一成本分析評價，僅僅支持那些很可能成功的產業。約翰·雷提出的政策手段包括:對外國商品的個人的成功模仿給子風險補償的保險費\\(pre-mium \\);對國內制造給子補貼;對進u實行關稅。約翰·雷認為，可以先通過給子保險費來推動新企業的建立，再為建立一定規模的企業給子補貼或關稅。
另外，政府可以通過對“奢侈品”征收關稅減少進日，減少資本流失，以增加對發明的資本投資數量。
總之，在1834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宣言》中，約翰·雷伊提出深刻的具有原創性的以發明為國家經濟發展源泉的經濟哲學思想。，es當今學者們通常認為，熊彼特是提出以“創新”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理論的第一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其代表作《經濟發展理論》\\(1912\\)中，第一次將“創新”
C innovation\\)引入經濟學，提出“發展”即是“創新”的“創新一發展”經濟理論。約瑟夫·熊彼特的創新經濟學之父的地位無可懷疑和動搖，但約翰·雷作為創新經濟學先驅亦應得到廣泛承認。約翰·雷的發明思想小僅影響了同時代的約翰·穆勒，也對后來的熊彼特產生作用。熊彼特本人或許比任何經濟學家都更理解約翰·雷的思想，在《經濟分析史》中，他稱贊約翰·雷具有與亞當·斯密“類似的心靈”，“我們在雷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是另外一部《國富論》，或者更正確地說，是如果再加上卜年精心的研究，輔之以足夠的收入，就能逐漸變成另一部—并且是更深刻的—《國富論》的某種東西。四有必要強調，在19世紀同樣是身居殖民地澳大利亞的政治經濟學家威廉姆斯·赫恩也關注發明現象，在其代表作《理論經濟學》\\(1863\\)中同樣專章論述了發明。威廉姆斯·赫恩出生在愛爾蘭，1855年始在澳洲墨爾本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授，被譽為首位澳洲經濟學家。威廉姆斯·赫恩熟悉約翰·雷的發明經濟哲學理論，受其思想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有學者甚至指責威廉姆斯·赫恩票l竊了約翰·雷的思想。但事實上，兩者的發明經濟哲學理論還是有顯著的區別。enl與約翰·雷相比較，威廉姆斯·赫恩對于發明的理解更為嚴格和狹義，他已明確將“發明”與“發現”、“改進”，“發明”與“模仿”、“擴散”進行區分，近似于當代的用法，主要在生產勞動范疇內使用發明概念。他采用法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巴師夏\\( Frederic Bastiat , 18 O 1 - 18 5 0\\)的“需要、努力和滿足”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把握發明的本質，將發明看作是“對勞動的一種幫助”。為了滿足需要，必須付出努力。而努力在本性上多多少少對人是痛苦的，將全部或部分的努力轉移到低等動物或無生命力量上是符介人類利益的。于是，這種轉移替代就構成發明?！鞍l明，被認為是對勞動的一種幫助，存在于對人力的增強，或用蓄力、無生命力量對人力的替代?！瘧糁莞鶕匪埂ず斩鲗Πl明本質的理解，發明作為對勞動輔助的自然力利用，既區別于生產中與人介作的普通的自然力，又區別于自然力得以發揮作用的中介手段。任何生產過程，都是人與自然力的介作過程，人沒有能力“從無到有”創造，人的作用僅限于對自然物的組介或分離，除此之外，整個過程是山普通的自然力自行作用。發明加入人的勞動過程，只是意味著引入其他自然力的作用，以增強或替代原山人負擔的那份勞動。發明發揮作用可能要借助中介手段或裝置，但發明本身小等于這些裝置、手段。譬如，“一臺蒸汽機是屬于它主人的資產，而發明存在于將蒸汽彈力應用于人的目的。;:發明小一定需要特定中介手段而發揮作用。
除了具體討論發明對勞動的幫助外，如增加力量、減輕辛勞、節省時間和材料等等，威廉姆斯·赫恩重點研究了決定和影響發明的因素問題\\(見ICI 2所示\\)。
他認為，發明部分取決于人的發明能力\\(inven-five power，又部分取決于人的發明意志C inventivewi11\\)。而人們的發明能力取決于三個相互關聯的因素:物質科學狀態;將科學結果付諸行動的實踐創造力;以及實踐制作中的靈巧技能。人的發明意志取決于:同類或輔助技術的狀態;對發明需求的強度。
與約翰·雷相比，威廉姆斯·赫恩考慮發明家很少，而是更細致深入分析諸多發明的決定性因素。威廉姆斯·赫恩的分析有幾點值得注意。
\\(1\\)他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一個發明“供需”綜介解釋模型，其中暗含20世紀創新經濟學中出現的創新“技術推動與需要拉動”的綜介模型思想。在解釋發明能力三因素時，隱含著從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再到生產制造的線性過程思想;而在解釋發明意志因素時，又強調“需要”的關鍵作用，隱含著“需要拉動”的思想。他稱“需要”因素為“首要的因素”?！爱斝枰獜娏业臅r候，供應通常會追趕上J已?！谌魏螘r候和地方，所有技術的主人和天才的‘bhG的饋贈者都是需要\\(want\\(2\\)在三種發明能力因素中，威廉姆斯·赫恩l-分強調科學因素和技能因素的作用。他對發明的科學因素的分析可謂精準。經驗技術雖然大量存在，山于技術背后的知識尚小確定，經驗技術的改進空間有限。只有真正全而掌握技術涉及的事物性質和關系，人們才能獲得預見力，才能迅捷和自信地行動。他已注意到當時剛出現的科學對技術的大量饋贈現象。威廉姆斯·赫恩也重視工人的技能，工人技能狀況甚至決定新產業的地理分布。 \\(3\\)威廉姆斯·赫恩應用他提出的發明“供需”綜介解釋模型，說明同時發明、奴隸發明、早熟發明、發明應用失敗等社會現象。
威廉姆斯·赫恩還分析了資本、介作、交換對發明的影響。發明需要資本的保障是顯而易見，發明需要小斷試驗完善，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發明的成功還依賴于介作的范圍?！爸挥性诎l明家能獲得資本和介作的幫助地方，他才能介理地希望成功地從自然那里逼獲更重要的秘密。只有通過交換，才能收集、集中需要，進而引致發明。
總之，與約翰·雷相比，威廉姆斯·赫恩的發明經濟哲學理論雖沒有那么突出的原創性，但在理論的綜介概括方而還是成功的，初步提供了一個“發明”的經濟學解釋框架模型。從政治經濟學家約翰·雷到政治經濟學家威廉姆斯·赫恩，19世紀發明經濟哲學思想在探索發明的客觀因素與機制方而已有了一些進展，理應在20世紀發明研究中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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