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為了進一步激活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潛力，夯實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以下簡稱 《決定》）。 《決定》 指出： “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边@意味著中央將一視同仁地對待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 促進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互補共進， 共同促進中國經濟的大發展。
然而現實存在的所有制鴻溝， 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的不同境遇和待遇， 卻極大地抑制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 正如全國政協常委、 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研究員 （2013） 指出的： “現在，隱性或顯性地為維持既定所有制的比重， 無論政府管理還是涉及企業的許多政策， 甚至社會輿論，幾乎都打上了 ‘所有制烙印’。 相應地， 包括已經上市的公司， 每家企業頭上都有一個 ‘所有制標簽’， 在市場中形成了一條很深的 ‘所有制鴻溝’，國有企業和銀行更傾向于在國有經濟內部進行交易。 所有制歧視割裂了市場， 不僅抑制了民營經濟的增長潛力， 而且使跨所有制的人才、 技術、商品以及產權等生產要素流動都遇到了較大的非經濟因素的干擾， 降低了整體經濟效率?！?“實際上企業按所有制被分成了 ‘三六九等’， 在獲取土地、 礦產等自然資源、 特許經營權、 政府項目、銀行貸款、 資本市場融資以及市場準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 國企屬 ‘體制內’， 有行政級別， 具有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 外資企業有較強實力， 受到國家和地方的青睞； 民營企業則處于最為不利的地位。 近年， 有的地方為做大國企， 不惜強制盈利的民營企業被虧損國企兼并。在煤炭、 民航等領域屢屢出現民企進入又被擠出的案例?！?br>可見， 民營經濟在現實經濟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這不但不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 而且也制約了國有經濟的發展。 為了進一步提高國有經濟的活力， 《決定》 強調指出， 要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并指出混合所有制經濟 “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 保值增值、 提高競爭力， 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 相互促進、 共同發展?！?br>然而， 《決定》 出臺后， 根據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石軍的調查 （2014）， 民營企業表現積極， 而國有企業則大多持觀望態度。 國有企業持觀望態度的原因， 一是缺乏具體政策和辦法，二是擔心國有資產流失， 三是擔心失去控股權。
目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障礙很多， 其中民營企業難以進入國有經濟是原因之一。 對此，丁是釘和張本 （2013）認為， 民營企業難以進入國有經濟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 “有門難進”， 主要表現為 “玻璃門” 和 “彈簧門” 現象； 二是“門不敢進”， 主要表現為妖魔化非公經濟， 認為民企操作不規范， 和民企合作賺了沒榮譽虧了有風險， 對民企加以排斥； 三是 “門不想進”， 因為最先能夠對民資開放的一定是那些國有資本不賺錢， 甚至是遇到麻煩的領域。 國務院國資委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楠 （2014）則認為， 民營企業難以進入國有經濟的主要原因是體制機制的障礙， 譬如國有企業有行政級別， 中央說要取消但總是落實不了。 這就是說， 政府總是把國有企業當成附屬機構， 進行行政化管理， 民間資本的進入則對這種行政化管理體制構成了直接威脅， 這也可以解釋 20 世紀 90 年代初以來學術界和實務界主張 “政企分開” 和 “政資分開”， 但這個主張至今難以實現的現象。 這意味著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最大的障礙是政府。
如果說 20 世紀 90 年代初 “姓社姓資” 問題的大突破， 大大解放了思想， 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障礙， 那么今天進一步打破所有制界限， 破除 “所有制鴻溝”， 擺脫 “姓國姓民” 的桎梏， 將大大釋放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潛力。
二、 所有制界限的根源
上述現象說明所有制界限十分鮮明， 不打破所有制界限， 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相互融合、 互補共進， 共同促進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局面就難以形成。 那么存在所有制界限的根源是什么呢？ 我們認為， 根源在于人們思想觀念中根深蒂固地認為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而民間資本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具有危害性。
人們思想中根深蒂固地認為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這種思想源自于蘇聯。 蘇聯領導人， 根據自己的所謂 “理論創新”， 認為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越牢靠， 計劃經濟多一點還是少一點是涉及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重要問題，并把它說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 特別是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后， 沿襲了蘇聯的做法， 追求一大二公， 認為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越好， 越純越好， 因此要逐步地鏟除私有資本， 割資本主義的尾巴， 在經濟體制上借鑒蘇聯的做法， 實行計劃經濟體制， 摒棄市場經濟體制。
事實上， “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觀點并沒有理論根據。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中， 并沒有通過國有經濟這個經濟基礎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相關論述。 馬克思在 《哥達綱領批判》 中所論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 即社會主義社會， 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自然結果， 勞動者聯合所有制是一個自覺的過程，它不是某個人或某個組織或黨派 “強制” 的結果。
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 都不是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馬克思在 《哥達綱領批判》 中所說的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 “過渡時期”， 或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 因為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消滅了階級剝削的社會， 國家已經消亡， 而“過渡時期” 或稱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仍然存在階級剝削和階級差別， 國家依然存在， 共產黨執政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特征。
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當實行怎樣的經濟體制以及其根本任務是什么，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論述。 自改革開放以來， 特別是自鄧小平南巡之后， 中國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這就從實踐上回答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當實行怎樣的經濟體制的問題。 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或目標， 鄧小平指出： “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 這就叫社會主義?！?， 并明確指出： “走社會主義道路， 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
共同富裕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發展生產力， 因為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就不可能 “富?！?； 二是沒有兩極分化， 如果生產力發展了， 社會富裕了， 卻造成了兩極分化， 就不能說是 “共同” 富裕。
但是實現共同富裕并不一定需要國有經濟占主導， 或者說國有經濟占主導并不一定能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改革開放前國有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 （占比 90%以上）， 但并沒有實現共同富裕； 改革開放后， 國有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 目前下降到 1/3 或 1/3 以下， 但中國的經濟總量卻不斷提高， 人民的總體富裕程度不斷提升， 雖然還沒有完全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但正不斷向這個目標邁進。
因此， 國有經濟是否占主導與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能否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沒有必然的關系， 它也與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沒有關聯。
正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 著名經濟學家高尚全所指出的： “如果將國有經濟定位為黨的執政基礎， 有四種現象就不好解釋。 第一，蘇聯垮臺時， 國有經濟一統天下， 它為什么就沒有支撐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 社會主義制度持續下去？ 第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國有經濟比重都比較高， 基本上在30%~35%， 也沒有人說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第三， 浙江的國有經濟投資很少， 但恰恰是經濟發展比較快， 人民較富裕， 社會較穩定； 第四， 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低得多， 但沒有人說越南不是社會主義?！?br>如果說國有經濟占主導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那么其邏輯關系應當是， 先有國有經濟占主導，后有共產黨執政。 但是， 事實卻正好相反， 是先有中國共產黨執政， 后有國有經濟的主導。 另一方面， 如果說國有經濟占主導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 那么當國有經濟不占主導的時候， 共產黨就會失去執政基礎。 但是現階段， 國有經濟在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已降為 1/3 或 1/3 以下，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卻絲毫沒有受到動搖。
因此， 把國有經濟占主導視為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既沒有事實根據， 也沒有理論根據， 且不符合邏輯。 那么， 什么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呢？
這就需要從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上找答案。 眾所周知，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根本標志。
換言之， 只有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贏得人民的擁護和愛戴， 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就牢固了， 否則就危殆了。 “蘇聯垮臺時， 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它為什么就沒有支撐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 社會主義制度持續下去” 的原因主要是蘇聯共產黨沒有貫徹其宗旨， 脫離了人民、 脫離了群眾。 因此，高尚全認為：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比重的高低， 而根本的是在于三個 ‘民’：
民心、 民生和民意。 得民心者得天下； 為了得民心要把民生搞上去； 民意， 也就是老百姓必須有話語權、 參與權、 監督權， 有尊嚴。 有了這三‘民’， 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就牢固多了?！?br>
三、 如何打破所有制界線
打破所有制界線， 最重要的要是在思想上打破所有制界線。 如果思想觀念上認為， 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 是社會主義 （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下同） 制度的充分必要條件， 那么只要是共產黨執政， 仍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 打破所有制界線就是不可能的。 上文從理論、 事實和邏輯角度充分論證了， 國有經濟既不是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充分條件， 也不是必要條件，這就為打破所有制界線掃清了思想和觀念障礙。
下面就具體操作層面提出如何打破所有制界線。
（一） 對國有企業的功能進行科學定位
國有企業改革如何打破所有制界線的問題是當前社會各界關注度最高、 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對此， 我們認為， 首先必須對國有企業的功能進行準確地定位， 定位不準確就難以找準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
國有企業是廣泛存在的經濟現象， 無論社會制度如何， 生產力發展程度怎樣， 世界各國都存在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 為什么會存在這種現象呢？ 從理論上說， 市場經濟這只 “看不見的手”存在缺陷， 需要政府這只 “看得見的手” 加以調節。 但政府調節市場的手段很多， 譬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 法律法規、 國有企業， 政府購買生產與服務， 等等。 從交易成本經濟學角度出發， 政府采用何種手段調節市場經濟， 主要視交易成本的大小而定， 哪一種手段交易成本最低就采用哪一種手段。 對不同的國家而言 ， 因政府使用各種手段的交易成本不同， 以及市場失靈的程度不同， 采用的某一種手段的多少就存在差異。 當然，不排除某些國家不是理性地比較各種手段的交易成本， 而是受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偏愛使用某種手段， 譬如蘇聯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 偏愛使用國有企業這種手段而不考慮其使用的比較成本， 而某些國家則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 偏愛使用政府購買生產與服務的方式。
各個國家市場成熟程度不同， 生產力發展水平有差異， 因而市場失靈的程度和范圍存在差異。美英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 市場較為成熟， 法制比較完善， 人們自覺遵守市場規則的意識較強，因而市場失靈的程度和范圍較之發展中國家要低得多、 小得多。 我國是一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 轉軌時間不長， 市場發育還不是很成熟， 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 人們遵守市場規則的意識還不是很強， 因此市場失靈的程度和范圍比之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要嚴重得多、 廣泛得多。 因此， 我們認為， 中國政府調節市場失靈應當效仿美英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觀點是錯誤的。 中國的市場經濟既具有一般市場經濟的普遍性， 又具有轉軌、 后發、 倫理型國家市場經濟的特殊性。 因此， 中國政府必須彌補這四種市場失靈， 而國有企業是政府彌補這四種市場失靈的重要工具之一。
1. 國有企業可以彌補市場經濟國家共有 的市場失靈現象
即使像美英等這樣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仍然存在一定比例的國有企業， 這說明國有企業在現歷史階段在彌補市場失靈方面還存在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如科斯 （1960）所指出的， 在某種程度上說， 政府是一個超級企業， 在降低交易費用方面具有比較優勢。 國有企業既是政府的替代物，又是市場的替代物， 它既可以節約政府的交易費用， 又可以節約市場的交易費用。 因 此 ， 只要使用得當， 國有企業與其它節約政府交易費用的工具相比， 具有一定的優勢。
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雖然不夠完善， 但在資源配置方面市場已經起到了基礎性作用， 正向決定性作用邁進。 我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具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 因而也存在像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的市場失靈現象。 因而， 也需要利用國有企業彌補普遍性的市場失靈。
2. 國有企業可以彌補轉軌國家特有的市 場失靈現象
我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 而且正處于轉軌的過程中。 在這一過程中， 既存在帕累托改進， 也存在卡爾多改進或?？怂垢倪M。 卡爾多改進或?？怂垢倪M則意味著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 在一部分人利益增進的同時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損， 需要對利益受損的這部分人加以補償以減少制度變遷的成本。 改革初期國有企業的比重較高， 為了推進增量改革， 需要國有企業做出犧牲為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支付改革成本。 正如祝巖松和張曉文所指出的： “沒有國有經濟對改革成本的支付， 非國有經濟等增量部門的所謂高效率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想見， 只要改革沒有完成， 國有經濟就必須繼續為其支付有關成本， 對整個國民經濟特別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起引導作用， 包括貫徹國家的產業政策、 區域發展政策等， 引導非國有企業沿著國民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方向等方面支付制度變遷成本?！?br>另一方面， 由于人們的法制意識還不是很強，國家欲通過法律法規貫徹其思想的做法有時很難實現， 而通過政府行政控制的國有企業則相對比較容易達到目的。 譬如 2010 年 6 月 4 日中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 中華全國總工會、 中國企業聯合會、 中國企業家協會聯合下發了 《關于深入推進集體合同制度實施彩虹計劃》 的文件， 但不少非國有企業遲遲不愿執行， 而國有企業則在政府行政權力的推動下相對來說執行得比較好。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 但轉軌國家的人們， 法治意識還比較淡薄， 因此市場失靈現象比之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更加嚴重， 而此時國有企業則能夠較好地彌補這種市場失靈。
3. 國有企業可以彌補發展中國家專有的市場失靈現象
發展中國家， 由于市場不發達， 市場主體自我協調能力低， 市場協調失敗較為普遍， 這是由市場缺乏而導致的市場協調問題。 另一方面， 發展中國家常常由于私人資本的力量相對弱小， 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弱勢。 因此， 發展中國家普遍通過國家的力量發展國有經濟， 奠定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建立較為完善的國民經濟體系， 同時為私人資本的發展創造條件， 帶動和引導私人資本的發展， 以增強本國經濟競爭的實力和促進市場的發育成長。
發展中國家往往還存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 依靠市場自身短時期內難以解決這一難題。因此， 發展國有企業以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底子薄、 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 因此尤其需要依靠國有企業彌補發展中國家專有的市場失靈現象。
4. 國有企業可以彌補我國獨有的由倫理社會向法治社會變遷而出現的市場失靈現象
發達的市場經濟都是建立在較為完備的法制基礎上的， 因為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匿名經濟， 不同的市場主體依靠法制協調市場關系， 建立在法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才能不斷發展， 交易的深度和廣度才能不斷拓展。 而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倫理社會， 對經濟社會的管理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不斷融入世界經濟， 倫理社會的人治經濟的缺陷日益凸顯， 阻礙了中國民營經濟的做大做強。 譬如， 研究表明， 目前我國民營企業有 80％以上是家族企業， 幾乎全部的中小民營企業為家族所有。 因此， 通過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融合而成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可以引入現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由人治管理轉型為現代化的制度化管理， 在促進經營理念轉型的過程中， 使企業不斷做大做強。 同時， 通過國有企業的引導和示范作用， 使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逐步改造成規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 在這一過程中， 也會使中國的資本市場、 經理市場以及其它要素市場不斷得到發育壯大， 法治意識不斷得到培育， 最終規范化的法治經濟得以形成。
（二） 改革國有企業管理方式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決定》 強調要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但目前國有企業的行政化管理方式使得民營資本難以進入， 即使民營資本進入了， 也難以使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真正地融合。 譬如， 自 1999 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 概念以來， 雖然我國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很快， 據統計， 我國已有 90%的國有企業進行了公司股份制改造， 到 2012 年底， 中央企業及其子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中非國有股份比例已超過 53%， 但是符合 《決定》 要求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卻很少。 據調查， 中 央企業現有 113家， 真正實現股份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只有 8家， 而且基本沒有實行規范化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職業經理人制度， 這些企業仍然實行政府行政化管理。 這意味著即使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混合” 了， 但所有制界線在企業內依然明顯， 打破所有制界線仍然任重而道遠。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狀況， 除了理念上的問題以外， 與國有企業管理方式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相關。 因此，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 “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 對此， 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表示， 這更加突出了出資人代表的性質， 更加突出了國有資本的運作， 更加強調從出資人的角度來加強監管。 今后各級國資委將主要以產權管理為紐帶， 依法通過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 圍繞“管好資本” 落實出資人的職責， 不干預國有企業的具體經營活動， 不干預國有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 這意味著今后政府主要以管資本的方式與混合所有制企業發生關聯， 不再干預企業的具體經營決策， 不同的資本同股同權同利，不再給企業定行政級別， 企業經理人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 公司實行規范化的現代企業制度， 構建科學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 這不但有利于不同所有制資本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深度融合， 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 實現保值增值、 提高競爭力，消除企業內的所有制鴻溝， 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取長補短、 相互促進、 共同發展， 也有利于國有資本根據變化了的經濟形勢迅速調整布局， 有效調控宏觀經濟形勢。
（三） 轉變政府職能
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是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政府應依法行政。 通過法律法規明確政府職責范圍減少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 提高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水平， 加快推進政企分開、 政資分開、 政事分開、 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取消違背市場規律的行政手段， 政府不再以言代法， 而要以法律法規為行政準繩， 使各類市場主體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改革政府與市場關系， 要以營造各種市場主體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 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為體制基礎。 取消按企業所有制性質劃界， 不再以國有和民營劃分準入杠杠， 而要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 在制定負面清單的基礎上， 讓各類市場主體依法依規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 使各類市場主體同樣公平參與準入領域競爭。 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 絕大多數企業的國有資產， 國家都以國有資本的形式持有、 經營和管理， 使國有企業在勞動、 管理、 技術、 人才、資本等方面的生產要素功能與民營企業同質化，實現各類企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
政府要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消除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全面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 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文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 市場準入標準和優惠扶持政策要公開透明， 不得對民間資本單獨設置附加條件。 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企業通過參股、 控股、 并購等多種形式， 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
政府要拓寬民間資本融資渠道， 降低各類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門檻， 允許民營資本創辦各類金融機構， 鼓勵發展中小銀行、 證券公司、 擔保公司、 信托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等各類金融機構，創造公平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 提高金融機構的專業化服務能力和市場競爭力。
（四） 完善市場體系
統一開放、 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是各類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 共同發展的基礎。 因此， 應大力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體系建設， 堅決打破地域歧視、 所有制歧視和地區封鎖， 推進各地區市場準入與管理的公開化、 公平化和規范化。
目前， 我國公平、 開放、 透明的市場規則遠未形成， 在許多重要行業還存在國有經濟壟斷行為， 非公經濟企業進入仍然困難重重。 《決定》指出： “建立公開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 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 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 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 ”
因此， 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 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加快推進鐵路、 電力、電信等網狀行業體制改革， 推動基礎網絡建設，維護業務與網上經營業務分開， 破除行業壟斷，提升發展活力和競爭力。 鐵路行業要加快市場化、企業化改革， 實現政企分開、 政資分開。 深化電力體制改革， 穩步開展輸、 配電分開試點。 繼續推進石油、 民航、 鹽業、 煙草和市政公用事業改革， 創新行業發展模式， 積極引入市場競爭， 提高行業透明度。
在破除行業壟斷和資源壟斷的同時， 大力發展各種要素市場， 譬如資本市場、 經理人市場、產品市場、 勞動力市場，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加大金融創新力度。
完善市場體系建設， 離不開發達的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和完善， 譬如監督性中介組織、 協調性中介組織、 咨詢性中介組織、 代理性中介組織、經紀性中介組織、 公證性中介組織等中介組織，它是聯系政府與市場主體的橋梁和紐帶， 有 助于規范各類市場主體的行為， 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 有助于打破所有制界線。 當今時代，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 都離不開發達的市場中介組織， 其作用在于緩解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直接對立和矛盾， 形成權力與權利之間的相互制衡和監督的局面， 它是經濟社會良性運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五） 完善法制體系
《決定》 指出： “建設法治中國， 必須堅持依法治國、 依法執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進， 堅持法治國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薄稕Q定》 為今后中國完善法制體系改革指明了方向。經濟發展既離不開 “有為的政府”， 也離不開“有效的市場”，但不受約束的政府和不受規范的市場同樣是有害的。 目前， 我國正處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國家與社會二元分化的階段， 在這一階段， 國家通過憲法和法律法規規范國家權力的行使， 防止國家權力的 “過度膨脹”； 同時， 國家也通過憲法和法律法規規范社會權利， 防止“私權濫用”。
石軍指出： “目前， 我國產權保護和產權流動制度還不健全， 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 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和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 非公經濟企業和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保障?！?br>因此， 當前應當按照 《決定》 的要求， 完善法制體系， 糾正歧視非公經濟的法律思想， 在法律上樹立 “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的思想。
四、 結 語
20 世紀 90 年代初 “姓社姓資 ” 問題的大突破， 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障礙，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大發展。 但是而今中國經濟社會要進一步大發展卻面臨著 “所有制界限” 的鴻溝所帶來的挑戰和制約。 理論與實踐皆表明， 只有消除 “國資民資不平等” 的 “所有制界限” 問題， 才能進一步釋放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潛力。
本文提出四項打破所有制界限的政策建議：
第一， 在思想理論上要解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問題。 我們認為， 該基礎不是國有經濟的比重高低， 而是要回歸共產黨執政的宗旨， 即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只有落實了這個宗旨， 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就牢固了，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共同富裕， 就能實現。 第二，要轉變政府職能， 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資源配置方面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政府應依法行政， 平等對待各種資本的權益， 實現 “有效市場”與 “有為政府” 的有機結合。 第三， 要對國有企業科學定位， 改革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 以管資本為主代替對企業經營事務的直接管理。 第四，要完善市場體系和法制體系， 保護不同資本的平等權益不受侵犯， 尊重各種資本主體在遵守市場規則的前提下自由選擇的權利。打破所有制界線任重而道遠， 但只有打破了所有制界限，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力才能得到進一步釋放， 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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