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門科學都有自己的專門用語---術語（terminology）。術語是人類思維在專門領域對所研究事物和現象的本質或特征進行抽象而形成的概念和范疇。術語的使用不僅可以把一個科學研究者和一個作為門外漢的普通人區別開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傳承專門知識、從而使科學因“業專而日進”（亞當·斯密語）的必要條件。我們認為，術語的提煉應該符合以下兩點：第一，必須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就是說必須符合研究對象的本質特征。當研究對象的性質發生了部分或根本的變化時，我們就必須對術語進行重新界定，或者賦予舊術語以新的含義，或者用新術語代替舊術語。第二，界定必須非常清晰，只有這樣，才便于研究者之間的思想交流，也才不至于犯起碼的邏輯混亂和推理錯誤。然而，在經濟思想史上，作為理論經濟學的兩個最重要的術語，“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和“經濟學”（economics）的使用異?；靵y，不僅初學者，恐怕連專業人士也理不清兩者的關系?？鬃佑性唬骸懊徽?，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崩蟿P恩斯也指出：“政治經濟學到底被看做是一門實證科學，還是一門規范科學，抑或是一種手段，再或者是三者的綜合，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命名和分類的問題，因此，把經濟研究中的問題從它們所屬的三個領域區分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搞清楚它們的相互關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常?？梢钥吹饺藗儼堰@些問題搞得一團糟，并且由此產生了許多愚蠢的錯誤?！雹偎€引用坎寧安的話說：“當一個社會開始用新的術語獲得表達，或者賦予舊的術語以新的內涵，才可以說這個社會實現了完全的轉變?！北疚耐ㄟ^對經濟思想史的回顧，試圖從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理清兩者的關系。
一、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思想
“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②緣起于古希臘出現的所謂家政學或家計學（householding）。在西方古代奴隸制社會，父系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這種家庭由一個父親和通常只有一個主婦與他們的子女以及奴隸組成，生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一個大的奴隸主家庭通常役使成百上千的奴隸，所以便產生了奴隸主莊園的組織和管理問題。實際上，“經濟”（economy）一詞是由希臘文的“家庭”和“管理”這兩個詞派生來的。家計學研究的是優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財產，使自己的財富不斷增加。同時，在古代的希臘，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商業和制造業、國際貿易和生息資本也十分發達，這一方面是因為借助于奴隸制勞動，可以形成大規模的生產方式，規模經濟所產生的巨大收益與維持奴隸勞動可憐的一點點費用相結合，便會生產較多的剩余產品，超過滿足自身需要的產品需要借助于市場來進行交易；另一方面是因為西方古代奴隸制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以一個城市為中心結合其周圍若干村鎮而組成的城邦制國家這個最著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單位。日益發展的商品經濟必然要越過狹小的城市國家的國界，使對外貿易日益發達起來，而內貿和外貿的發展必將帶動商業、制造業、服務業和貨幣經濟的繁榮。有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古代奴隸社會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個結論也許適合于中國，但卻不適合于西方古代社會的城邦制國家。
日益發達的商品貨幣經濟必將從根本上顛覆古代社會的秩序，因此必須從宗教、政治、法律和倫理等方面加以匡正，這個任務是古代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和《倫理學》等著作中完成的。亞里士多德主要區分了兩種取財術或生財之道：一種是為家庭和國家取得必要的有用物品的“家庭管理”,另一種是獲得貨幣的“致富之術”.前者研究如何獲得有使用價值的物品，它是以消費為目的，是有限度的，因而是與滿足需要有關的，合乎于財富的自然的使用的方法；而后者研究如何獲得貨幣，以積累貨幣為目的買進賣出是沒有限度的，并且違反了財富的自然使用的目的。①亞里士多德不僅區分了經濟和“貨殖”,也區分了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他從“正義”這一道德范疇探討了公平價格問題，并且認為小商業者是為了謀生、為了消費而從事經營活動，所以小商業是自然的、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而大商業以追求貨幣財富為目的，不是為了自己消費，因而是不自然的。他尤其反對高利貸資本，因為它最突出地表現了以貨幣追求貨幣的特點。
如果說古代思想家主要從奴隸制的道德倫理對商品貨幣經濟加以匡正，那么中世紀的神學家則為其觀點增加了宗教的色彩。在中世紀，天主教會具有宗教和世俗社會的無限權力。教會不僅掌管著人們的精神世界，發動大規模的圣戰從異教徒手中奪回圣地，而且作為大地產所有者從農奴那里獲得地租，作為精神領袖從教徒那里得到“什一稅”,并且通過發售“贖罪券”來聚斂財富。僧侶們掌握著知識和知識產品的壟斷權，他們強調心靈生活，關心的只是如何躲過現世的苦難和地獄的折磨，而天國的召喚和世俗的生活絕對是不相容的，所以需要用圍墻把自己同罪惡的世界和它的有罪的居民隔離開來，然后為靈魂的救贖而祈禱。占統治地位的經院哲學是一種哲學化了的基督教神學，因在教會學院講習而得名。經院哲學不研究自然界和現實事物的奧秘，它把《圣經》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看做是知識的主要來源和真理的標準，論證的中心圍繞著天主教教義、信條及上帝，這種思想方法必然導致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公元10世紀之后，城市再度出現，貿易和商業死灰復燃，商品貨幣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再次威脅到封建秩序，需要用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此加以規范。于是，教會思想家將《圣經》、教父的教義和亞里士多德著述中的相關觀點綜合起來的，建立了一個將信仰和理性知識調和起來、適應封建社會統治階級需要的思想體系，用以討論和規范封建制度、私有財產、交換、公平價格、貨幣、商業、利息等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中世紀經濟思想的核心。不過，教會既要維護自己對世俗事務的權力，又要堅持教義，于是教會思想家們就采取了折中的態度，對教義做出詭辨式的解釋，以遷就世俗社會。
總之，資本主義以前的經濟思想主要是一種規范的政治經濟學，其主要內容是用統治階級的哲學、政治、法律、倫理道德、宗教和文化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特別是規范人們的交易行為，以鞏固社會秩序和防止商品貨幣關系對其所造成的破壞力。作為分析和解釋經濟現象的實證經濟學的內容也是可以見到的，例如，古代和中世紀思想家對社會分工、供求關系和價格、交換的等價性、貨幣和資本的職能、農業的基礎性等問題的闡釋，就曾表現出其思想的深刻洞察力。但是，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并不是古代和中世紀思想家的研究目的和任務，壓倒一切的是規范性命題，實證分析只是附帶的副產品。當商品貨幣關系被限制在社會組織的邊緣地帶殘喘，而組織內的等級制關系被某種自然或神秘的力量安排妥當的時候，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必然是簡單的，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經濟學不可能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而從哲學和神學中擺脫出來。在我們看來，那種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經濟思想是不系統的觀點是不準確的。
實際上，古代和中世紀的思想家創立的經濟理論體系是相當完整的，這個體系討論了差不多當時所觀察到的所有經濟現象，只不過它是一種規范性的理論體系。
二、從政治經濟學到經濟學
最終摧毀了封建社會的那些過程，通?？梢杂谩百Y本主義的興起”這個短語來概括。雖然這些過程沒有發軔的日期，卻可以說其發展至少經歷了幾個世紀。歷史學家們普遍地把公元1500年看做是中世紀和近代的分界線，這個新時期的頭兩個世紀所具有的重大歷史意義是與這樣一些不同的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的：宗教改革運動、文藝復興運動、航路的發現、向新大陸殖民、世界貿易的發展、價格革命、圈地運動，以及政治國家作為歐洲政治組織主要形式的出現。資本主義制度的創立是一次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在內的社會巨大變革，而其生產方式的主要特征就是土地、勞動者和勞動產品都變成了商品而卷入到市場交易之中，在生產組織內部，它們都服從資本的統一指揮。當市場交易關系從封建羈絆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而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度時，需要解釋的經濟問題便出現了，它們主要是：在舊的經濟制度已經崩潰以及人人都只關心和追求個人利益的情況下，市場經濟是如何解決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的？就財富的增長和社會福利而言，新的經濟制度是否比舊的經濟制度更好？前者是實證性命題，而后者是規范性命題。正是為了回答哲學問題，政治經濟學從哲學和神學中分離出來而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
最初，關于財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科學被命名為“政治經濟學”.在這里，形容詞“政治的”的含義，既包括從一種新的政治觀點即從民族國家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的角度來研究財富問題，也包括運用政治哲學的觀點對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進行規范性分析?！罢谓洕鷮W”這一著名術語的出現表明，現在的經濟問題已經與家庭的財富管理無關了，因為要討論的是與整個國家有關的富裕問題?？梢?，從一開始，政治和經濟就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在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那里，政治經濟學更像是一門教導國家如何迅速致富的經濟政策學。而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只是道德哲學的一部分，這意味著政治經濟學從屬于社會哲學。斯密為自己規定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在什么樣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產權結構下，分散的、自利的、獨立的和無意識的個人行動之間的相互作用會導致社會所希求的自由、繁榮和秩序。在這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諸種因素與經濟力量一起決定著社會調節過程。雖然后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極力撇清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關系---這樣做是將政治經濟學從其他社會科學獨立出來所必需的---但它并沒有將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完全隔離開來。作為研究國民財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政治經濟學在以下兩個方面與政治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第一，決定人們經濟行為和經濟績效的經濟制度和財產制度，必須并且主要由經濟以外的力量（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諸種力量）來說明。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對財富的生產而言，什么樣的制度是合理的，而什么樣的制度是不合理的，盡管制度的演進研究到了資本主義就戛然而止了，但制度不是恒古不變的。第二，左右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決定其研究目標和存在價值的政治哲學觀點，即斯密所說的“富國裕民”和杰里米·邊沁所說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
卡爾·馬克思可以說是最后一位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他雖然不同意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結論，但使用同樣的方法研究同樣的問題。馬克思研究的中心任務是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不合理的和必然要滅亡的，而資本主義的這種命運不僅僅是由其內在的經濟邏輯決定的，而且是由社會力量、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共同決定的。
然而，當經濟出現了勞資對抗，政治淪為黨派之爭的戰利品，而社會變成了階級廝殺的戰場，政治經濟學便成為兩大對抗階級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經濟學”這個古老的術語便不再受歡迎了，特別是修飾語“政治的”（political）必須被拋棄，因為它將經濟科學貶低為一種關于階級斗爭和利益集團的理論。為了把政治因素和價值因素從經濟分析中去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作了以下兩方面工作。
第一項工作是由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英國經濟學家西尼爾和邊際學派經濟學家完成的，他們企圖把政治經濟學變成像物理學一樣純正的經濟科學。這是一種去社會化、去政治化和去制度化的政治經濟學，它不考慮制度因素和社會因素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而把經濟物品的稀缺性與人的欲望的滿足以及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福利或效用當做適用于一切場合和一切人的最高經濟生活準則，宣稱可以從魯濱遜式的個人處理他的欲望同周圍環境關系的做法找到支配現代最復雜經濟現象的法則。它從經濟人、稀缺性以及邊際遞減規律等幾個基本假設推出永恒不變的和適用于一切社會的公理性命題，然后根據這些命題推演出對經濟現象的解釋。
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學顯然抹殺了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以及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決定性作用。必然承認，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的背景下，不僅人們的經濟行為不同，甚至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目的也不同。所有批判主流經濟學的激進經濟學家都注重社會-政治-文化對人們經濟行為的影響，而把經濟制度（它本身又是由前者決定的）視為決定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整體特征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及作用。無論經濟制度是由一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馬克思的觀點），還是由人類本能和外界客觀因素互相制約所形成的和廣泛存在的習慣（凡勃倫的觀點），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為制度決定了人們之間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并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思想、習慣乃至經濟行為的最終結果。經濟制度處于不斷地演變或演化的歷史過程之中，因此，人類社會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它或將沿著某種確定的路線走向一種預知的結局（馬克思的觀點），或像生物的進化一樣，是逐漸的，演進的和不確定的（凡勃倫的觀點）。同時，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的科學（恩格斯語），是一門進化的科學（凡勃倫語）。
這種將市場經濟的法則建立在人類所謂自然秉性之上的“政治經濟學”顯然忽視了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它完全無視人類學、民族志、人類考古學和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對待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社會形態和經濟形態一般采用以下兩種態度：
一種是托爾斯坦·凡勃倫所說的“經濟學的先入之見”.這種態度認為，人的本性總是不變的，因而適用于分析現代市場經濟的一整套概念和理論工具，如私有財產、產權、分工和交易、資本和利息、供求與均衡等，仍然適用于分析資本主義以前的經濟行為。原始人手中的木棍和飛鏢被看做是“資本”,而一頭海貍換二頭鹿，一定遵循某種等價原則，所不同的是，由于受知識和技術累積性進展的外部條件制約，原始部落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只有量上的差別而沒有質的不同，前者是不成熟或不完善的，而后者是成熟而又完善和完美的。當條件逐漸成熟時，人類社會自然而然地進入了市場經濟社會，而后者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永恒的形態。這正如凡勃倫所譏諷的那樣，主流經濟學家筆下的原始人與現代人沒有任何的不同，他們都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其行動受著苦樂主義心理學的支配，就像“一個閃電般計算快樂與痛苦的計算器，他像一個追求快樂的同質小球一樣搖擺著，外界的刺激使他擺動，但他本身完好無損。他既沒有前因也沒有后果，他是一個孤立的、確定的人類已知數，除了沖擊力使其向某一個或者另一個方向擺動之外，他始終處于均衡狀態?！保ǚ膊獋愓Z）。①另一種態度是把市場經濟視為是自然的，而之前的社會經濟形態則是不自然的。馬克思深刻地指出：“政治經濟學對待資產階級以前的社會生產機體形式，就像教父對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樣?！雹谒€這樣寫道：“經濟學家們在論斷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地，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一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教則是神的啟示。---于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雹圻@樣一來，資本主義社會自然成為“正宗”的和永恒的社會形態，而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及經濟形態則是野蠻的、未開化的和不文明的，它們不過是偏離正軌的插曲。西方經濟學家對待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就像資產階級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對待美洲、大洋洲、非洲和亞洲尚處于原始部落文明的原住民一樣。
不消說，這種把在人類歷史上一定時期才出現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永恒化、自然化和固定化的“政治經濟學”具有明顯的辯護性質。不僅如此，按照著名經濟人類學家卡爾·波蘭尼的觀點，這種政治經濟學必將使人類社會處于災難之中。他指出，在19世紀之前，人類經濟一直都是嵌入（embedded）社會之中的?！扒度搿边@個詞表達了這樣一種理念，即經濟并非像經濟理論中說的那樣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從屬于政治、宗教和社會關系。而資產階級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恰恰要求社會從屬于市場的邏輯，并且成功地使經濟脫嵌于社會并開始支配社會。讓社會的運轉從屬于市場，意味著與經濟嵌入社會關系相反，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這完全是一種虛幻的理論建構，并將產生災難性后果。他這樣寫道：“這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并將其環境變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會將采取措施保護它自己，但是無論采取什么措施，都會損害到市場的自我調節，打亂工業生活，從而以另一種方式危害社會。正是這一兩難境地，迫使市場體系的發展進入一個特定的”瓶頸“,并且最終使得以它為基礎的社會組織陷入混亂?！雹艿诙椆ぷ髦饕怯捎洕鷮W家凱恩斯的父親約翰·內維爾·凱恩斯完成的，他以是否堅持“價值中立”（valuefree）或“立場中立”（standingneutral）的標準，把政治經濟學分成彼此相聯系但在研究范圍和方法上根本不同的兩個部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從而把不同學派之間的方法論爭論轉變成為一項如何進行正確分類的工作，并結束了19世紀末在邊際效用學派和歷史學派之間展開的那場關于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的、抽象的和演繹的科學還是一門倫理的、現實的和歸納的科學的著名大論戰。老凱恩斯認為，一方面，政治經濟學是科學，而不是藝術或倫理研究的分支，科學就是客觀地描述客觀的事實，而事實就是事實，它與研究者的意愿無關。為了使政治經濟學更像是一門科學，必須把主觀的值判斷從經濟學研究中排斥出去。
實證的政治經濟學在觀察事實的基礎上研究經濟真相是什么（whatis），“它可以對一定行為的可能的后果做出說明，但它自身不提供道德判斷，或者不宣稱什么是應該的，什么又是不應該的?！雹倭硪环矫?，他也指出，經濟學家應該是政治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生，也應該擁有社會哲學家所擁有的理論知識，研究經濟現象所具有的倫理學意義，以便為經濟生活確定理想和建立標準。規范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應該是什么（whatoughttobe），它是研究者對經濟事務狀態做出的主觀意向的陳述，價值判斷不能被客觀事實所證實或證偽，因此，我們不是用“真實的”這一尺度作為衡量正確與否的標準，而是用“公正的”、或“正義的”、或“對的”這些的理由來為我們的價值判斷辯護。
明確地區分實證的政治經濟學和規范的政治經濟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有助于糾正對經濟規律本質的錯誤認識，并解決經濟學家關于事實真相的爭論。把判斷真偽和是非的標準攪合在一起，注定要導致無可救藥的混亂。實際上，任何科學都會關系到真理和價值這兩方面，即發現真相和運用科學知識的倫理問題。然而，與以物作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相比，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涉及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主觀世界，這個世界是由偏好、感覺、知覺、計劃、預期、知識、動機、利益和目的等因素所組成，它不是客觀的，但同樣是現實的；盡管它是看不見和摸不著的，但它“就在那兒”.明確區別實證判斷和價值判斷對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因為它解決了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所具有的科學性質。
然而，區分描述現實和價值這兩個方面是一回事，要求把價值判斷從科學研究中排斥出去是另一回事?；魻柾咛卣f得好：“無論我們做什么，總是關系到事實和價值這兩個方面。在確定的意義上，價值的緯度是人類特有的緯度；把它拿走，你就消滅了人類的存在?！雹谝环矫?，我們說“社會主義好”,這是一個價值判斷，然而，當回答為什么“社會主義好”這一問題時，我們就必須給出事實的依據，而這些事實是可以被證實或證偽的，這意味著價值判斷必須以實證判斷為依據，而當這兩種判斷相互沖突時，要改變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盡管在意識形態和利益糾葛的干擾下做到這一點是十分困難的；另一方面，在既定的經濟制度下進行實證經濟學分析（這正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暗含著一個最大的價值判斷：假定制度不變，這就不僅意味著制度是一種外生變量，而且意味著當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所以根本用不著為其正名，也無需做出改變。因此，經濟問題出自人們諸如投資、儲蓄、消費等經濟行為的普遍心理傾向，也只能在運行層次上得以解決。
這樣，在“價值中立”的原則下，規范分析沒有了。政治經濟學變成了關于個人的選擇和社會配置稀缺資源的學問，變成了研究在既定制度約束下的最大化和最小化問題。這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在批評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的觀點所指出的那樣，經濟學研究“變成一種比較簡單的求最大值的應用計算技術……如果經濟學沒有比這更多的事情可做，我們最好就把經濟學研究完全交給應用數學家?！雹僖幏兜恼谓洕鷮W存在著，不過已經名存實亡了；它龜縮在角落里，變成了只研究一種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福利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學。這種規范經濟學更像是一種工具，它不詢問目標的合理性，卻能幫助人們更合理地達到目標。阿馬蒂亞·森曾這樣諷刺實證主義經濟學家：當他看到一個人用一把極鈍的刀在剁他的腳趾時，便沖上去提出建議，刀若更鋒利，會更有效地實現他的目標。②總之，“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已經過氣了，需要制造新的術語來概括實證主義對規范主義的勝利。于是乎，到了新古典經濟學那里，經濟科學獲得了新的名稱---經濟學（economics），形容詞“政治的”不見了，還要在“經濟”一詞加上后詞綴-ics,使之看上去更靠近自然科學。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政治的”這一形容詞之所以被采用，是因為它是指整個國家或社會，而它之所以被放棄，則是因為現在經濟學家都是實證主義者。直到20世紀的下半葉，“政治經濟學”這個古老的術語才在公共選擇理論家的著作中得以恢復。不過，在布坎南那里，所謂政治經濟學是指“政治的經濟學”（economicsofpolitics），即把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于非市場或集體選擇的政治過程。這樣，對于經濟制度的分析，變成了非主流經濟學家或“異端的”經濟學家的專利。
三、重新界定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
經濟科學發展到了今天，傳統的分類肯定容納不下如此豐富之思想、觀點和方法，重新分類勢在必行。我們的觀點是：在確定“經濟學”作為在既定制度下分析人們經濟行為的實證科學的基礎上，恢復“政治經濟學”這個古老的術語及其所具有的古典的含義，從而把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作為與人類經濟福利有關的、但在研究任務、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上可以明確加以區分的兩種不同的經濟理論。這種分類是在老凱恩斯關于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分類的基礎上進行的，同時又借鑒了布坎南的觀點。
為了理清經濟學研究方法、研究內容乃至名稱上的混亂，布坎南區分了做為預測科學的“經濟科學”和“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這兩種經濟學都與人類的經濟福利有關，但在功能上可以區分開來。前者是“作出和驗證關于在現存一套約束和某種既定法律下的行為的預測”;而后者的目的是為了設計合適的法律和立憲約束而構建相互作用模式，即“用某種最終目標來評價約束結構或‘法律結構',這種最終目標是為了提高潛在共同利益的開發效率而進行的重組或改革……這第二種’科學‘還要求對現存約束制度下的那些被觀察的結構，與對預測會在各種可供選擇的制度下出現的那些結果進行某種比較?！雹偎€指出，盡管作為預測的經濟科學非常重要，“可是經濟學家們必須理解，這全部運用的基本規范目的，是推進各種可選擇的制度的比較?！雹谖覀兺耆澩伎材系挠^點，盡管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有不同的理解。
在我們看來，所謂政治經濟學是“經濟的政治學”（politicsofeconomics），即運用社會哲學、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觀點和方法分析社會經濟問題?！罢谓洕鷮W意味著一種跨學科的視角，政治經濟學=經濟學+政治。這種用法強調非經濟因素，特別是政治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或經濟與政治的相互作用?！雹畚覀冋J為，政治經濟學應該把經濟制度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具體而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第一，研究經濟制度的起源、演化、改變和改革的規律性；第二，對不同經濟制度下人民的福利狀況進行比較研究；第三，對現存的和各種可供選擇的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規范分析，以證明其正義性或非正義性。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規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規范性的。雖然研究和比較經濟制度也需要實證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方法也必不可少。新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作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加以研究，這是個進步，它說明制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經濟學家不能再忽視了；但是，僅僅用經濟方法（譬如說交易成本）來解釋制度的起源和變化并不能說明問題，還必須把決定經濟制度的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諸種力量和因素包括進來。對不同經濟制度的比較也必然涉及到主觀的因素，因為經濟福利包括阿瑟·庇古所說的以貨幣量來衡量的經濟福利和用貨幣無法衡量的經濟福利，前者如效率提高、收入分配平等、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等；后者如經濟自由、經濟安全、經濟穩定、和諧和協調發展。如果不同的經濟制度在每一種標準上有不同的結果，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制度績效呢？如果經濟制度A在經濟增長方面超過了經濟制度B,但后者在收入分配平等方面超過了前者，我們如何對這兩種體制進行總體評價呢？
當自由和平等出現了矛盾，我們應該如何進行取舍呢？我們顯然需要規范性的標準。就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第三個任務而言，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是一回事，即研究的主題都是有關社會基本制度的正義性問題。
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有兩點需要加以澄清。第一點是關于“經濟制度”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問題。在我們看來，經濟制度是具體的、多維的和多層次的，而不是由幾個抽象的、干巴巴的教條或原則組成的。首先，經濟制度是非常具體的和非常微觀的概念，它揭示了某一社會生產關系最本質和最典型的特性，也是構成我們分析某一經濟體運行的宏微觀基礎。在這一層次上，經濟制度和企業制度是一回事。我們把企業制度定義為關于生產要素所有者在生產和收入分配的決策中的地位的一種制度和組織安排，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公有、私有還是混合所有？）及其實現形式（個人業主制、合伙制、國有制、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制還是租賃制？）、企業的生產目的（利潤最大化？人均收入最大化？社會福利最大化？財政收入最大化？占領國民經濟的制高點？）、要素所有者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資本雇用勞動，還是勞動雇用資本？為誰生產？）以及經濟組織的管理方式（誰來決策？對誰負責？怎么管理？）和產品分配方式（按什么原則分配勞動生產物？誰得多少？），等等。
當我們從在生產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企業制度出發分析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情況時，我們便需要更宏觀的概念或更系統性的概念---經濟體制（economicsystem）。經濟體制是西方的比較經濟體制學使用的概念，根據瑞典經濟學家阿瑟·林德貝克所下的普遍被接受的定義，“一種經濟制度就是用來就某一地區內的生產、投入和消費作出決定并完成這些決定的一整套的機制和組織機構?！雹僭谶@里，“體制”這一概念被理解為一種系統、一種整體圖式或整體結構，它涉及到構成統一整體的各個部分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響，以及將各個部分聯合成一個統一體的那些特征；而“經濟體制”被理解為社會以某種系統的方法、機制、組織安排解決與稀缺資源配置和利用有關的經濟問題的關系總和。在這方面，政治經濟學便侵入到實證經濟學分析的傳統領域---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不過研究的目的有所不同，政治經濟學“運用的基本規范目的，是推進各種可選擇的制度的比較”,從而得出結論認為，哪種經濟制度是好的，而哪種是不好的。
第二點是關于價值判斷的標準問題。規范分析涉及到價值判斷，而經濟學家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大的分歧。據此，一個流行的觀點是，有關規范經濟學的分歧是沒辦法解決的，因為不存在統一的價值判斷標準。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現代社會已經建立起這樣一個價值判斷標準，這一標準由于無可爭辯的優越性為大多數社會科學家所接受，并且成為判定制度、法律、政治、政策取舍的唯一標準。這一價值標準就是“正義”.盡管政治哲學家們對什么是正義存在著較大的歧義，但正義應該包括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值得珍重的基本價值觀?，F代的社會哲學、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都證明了這樣一個價值判斷體系是唯一可以接受的，以至于還沒有哪一個社會哲學家能夠或敢于建立另外的價值判斷標準體系并證明其優越性。正義的價值判斷標準體系并不能解決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但它提供了價值判斷的統一標準，這個標準具有如此之震撼力，以至于多少進步因你而生，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作為兩種具有不同研究對象和方法的經濟理論明確加以區分，可能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第一，這一分類是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分類的繼續和深入，就是說，一方面，它仍然是處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真理和價值之間的關系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假定經濟制度不變和把經濟制度本身當做內生變量加以研究，它顯然包括了比舊分類更多的內容。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解決經濟制度的正義性問題，它必然要涉及到社會哲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法哲學的基本問題，而且需要更多的規范性分析。
而我們在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經濟學是在既定的經濟-政治-法律制度框架下，通過分析人們的經濟行為及其由他們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某種復雜的、特定的總體結果，研究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問題，它是一種技術性質的經濟學，更多地涉及到實證性分析。這兩種經濟學都是我們所需要的。不解決經濟制度的正義性問題，它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而不解決經濟制度的效率性問題，其就沒有存在的理由。這正像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所指出的那樣：“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雹?br>
第二，把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制度和制度選擇的分析傳統重新引進經濟學分析之中。政治經濟學把經濟制度作為內生變量，它研究社會如何通過經濟制度的變遷和重新選擇改善和增進人民的經濟福利問題，而經濟學是在現存的經濟制度既定或不變的前提下研究人們的經濟行為及其各種可能的結果，以便為經濟決策、經濟預測和經濟政策提供有益的指導。很顯然，這兩種經濟學都與改善和增進社會經濟福利有關，因而都是我們所需要的。經濟學上的“短期”和“長期”之分可能并不十分恰當地描述這兩種經濟學之間的孰先孰后或孰輕孰重：在短期內，經濟制度可以被視為固定不變，所以經濟學可能是更重要的；而在長期內，政治經濟學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會提供給我們以更多的制度選擇，使我們通過制度的改革和改進獲得更大的潛在利益。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這方面最好的證明。無論如何，政治經濟學都具有優先性，這不僅是因為經濟制度的改變最終決定經濟行為和經濟績效，而且是因為在主流的正統經濟學那里，經濟制度及其變遷的作用和影響被完全忽略了。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沒有哪一種經濟制度會永遠停留在我們所熟悉的狀態上。在現代條件下，差不多每隔20年左右，經濟體制總會有較大的改變。
最后，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經濟分析方法重新引進經濟學分析之中。政治經濟學把對人們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行為的分析放到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下進行，從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等更為廣闊的角度和視野來分析社會經濟問題，所有的社會經濟制度都必須在社會哲學、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面前證明其正義性和正當性，否則“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而作為技術性質的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則包括實證主義或證偽主義、個人最大化選擇和最優行為，以及數理分析和統計分析，等等。
總之，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區分開來，可以將300多年來經濟學家們有關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務、研究內容以及經濟學與其他學科方面的關系等方面的爭論包容在兩個各自平行的體系之中，這有助于爭端的解決，并且避免了經濟學家們在建立理論模型時做過多的、不必要的解釋。在我們看來，一個經濟學家指責另一個經濟學家的經濟計量模型的主要缺陷是假定制度不變，或者指責其經濟理論沒有數學模型，或者指責其基本假設、定義都是不真實因而是錯誤的等等，都有一種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味道。不同的研究任務決定了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不同，而研究任務的選擇則取決于研究者的偏好。如果你具有很好的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功底，你可能選擇技術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如果你沒有，也可以做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經濟學大師才能將這兩方面的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