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趙靖教授任主編、石世奇教授任副主編的《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1卷）一書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F僅就該書的一些特點和不足之處作一簡單評介。
1.結構安排上的特點：在此之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中縱論古今的著作己經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模式以胡寄窗先生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和葉世昌教授的《中國經濟思想簡史》為代表，著力描繪歷史上不同思想家本人的經濟思想。對這一模式的得失，已有同志作過評論？第二種模式是以葉世昌教授主編的《中國古代經濟管理思想》為代表的好幾種關于古代管理思想方面的著作、以及《中國貨幣理論史》、《中國人口思想史稿》等，屬于專門探討某一方面經濟思想發展、演變歷史的專著。
這種模式具有專題深入的優點，對前一種模式可以說是一種補充和完善。新出版的才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以下簡稱《通史》）顯然是第三種模式，即著重從學術流派的特點、淵源、影響等方面，梳理其脈絡，揭示其變化，探尋其軌跡，展示其發展；同時注意不同學派之間的分野、爭執的焦點，互相吸收、交融的線索，同一學派內部的分化、重組等等。
為體現上述特點，《通史》作者在安排章節方面是獨具匠心的。試舉兩例：
（1）《管子》一書內容龐雜，作者眾多，分別體現道、儒、法，兵等各家的學術思想。對此，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界早有共識。成書于1985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論》一書中，厲以平先生曾以續密的思考、充足的推理論證了：《管子》是多層次構成的巨著，大致可分為前管仲學派和后管仲學振，厲先生并詳細地分析了兩者之異同？.按照這一思路，《通史》的作者摒棄了把《管子》作為一個整體放在一章來討論的傳統寫法，改為按照學術思想的歧異，在第9章和第18章分別研究。當然，這種分章辦法并非作者的首創，成書于80年代初的《中國經濟思想簡史》一書中，作者把《管子》分成“戰國部分”和“西漢部分”,分別安排在上冊等4章和中冊的第1章。但《通史》的獨特之處在于。作者主要不是依照成書年代早晚來劃分，而是按照《管子》思想內容的分野，分別以“東國法家”和“輕重論”為標題，著重分析《管子》不同部分的思想特色。當然“東國法家”的名稱還可以再斟酌。如果易名為“齊法家”,既明確點出該學派的誕生地及活動范圍，又便于與秦晉法家相對稱，似乎更為貼切。事實上該書第271頁也曾使用過“齊法家”的名稱。
看來，《通史》這種分章方法更符合中國經濟思想史這門學科的性質與宗旨。但該書作者在這樣分章研究時也不是盡善盡美、無懈可擊的。儀舉一重大疏漏處：對心管子，侈靡》這一重要文獻沒有討論，因而對該篇所反映的秦漢時代消費觀中異軍突起、獨樹一幟的侈靡理論也沒有討論。作為《通史》，不能不認為是一大缺陷，令人有滄海遺珠之憾！
（2）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時代最盛的一個學術流派。經過孔、孟、荀數傳之后，不斷分化，出現群芳爭妍的局面。將其杰出的代表作品拿來剖析無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通史》的作者并沒有按照傳統方法即把這些儒家學派的新秀一律安排附在孔子之后，而是另設專章討論。在第15章“戰國至秦漢之際儒家其他經濟思想”中，分別研究了儒家學派總匯的《禮記》中的幾篇名作：《大學》、《禮運》、《王制》等。其中對《禮運》篇中大同思想的分析尤其深刻、極見功力。大同思想曾經激發過歷代思想家的濃厚興趣，見仁見智，高論紛呈。偉大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在設計自己的革命藍圖時，就曾借鑒過大同理想。他還曾親手書寫過“大道之行也……是謂大同”全文一百余字及“天下為公”四個字的橫幅贈與同志友好，足見大同思想給予這位革命家思想影響烙印之深。近代研究者亦不乏人。郭沫若研究的結果認為，“他把原始社會太理想化了，是人類的退化觀。把原始社會認為人類的黃金時代，此后的歷史都是墮落”.胡寄窗教授則相反，他認為“就其所接觸的間題的廣泛性和深刻性來說，應該說是極其進步的思想?！薄锻ㄊ贰返淖髡邉t寫道：“可見大同與其說是對原始時代社會生活傳聞的記述，無寧說是《禮運》作者自己所提出的一種社會理想，是作者自己所向往的人間天堂?！保ㄒ姟锻ㄎ摹返?62頁，以下凡引該書只注頁碼）。其理由是：先秦時代關于三皇五帝的傳說、關于堯舜禪讓的傳說，最多說明當時社會平等、政治民主、道德高尚等等，但卻無法證明當時經濟是否發達、社會是否繁榮、人民生活富裕與否等等間題，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種對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普遍社會保障的情況。所以，“‘大同’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巨大變革時期苦難現實在儒家學者頭腦中所產生的一種同現實制度相反的理想”（第63頁）。作者對大同思想的分析牢牢把握了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生產力發展水平，同時也認真貫徹了經濟是基礎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總之，從該書結構框架來看，較好地體現了作為通史的基本要求：“通古今之變”.從作者對大同思想及其他許多重要經濟思想的細致分析并得出獨具特色的結論來看，也可以說是“成一家之言”。
當然，這樣評價并不是說在結構方面不存在任何缺陷。除了前面所說的《管子·侈靡》篇疏漏以外，在第4章分析《王制》篇時，引述“家宰制國用……”一段話之后，對其中“量入以為出”一句沒有作一字分析。顯然，作者對這句話在中國財政思想史上的意義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這恐怕是智者千慮之一失吧！
2.論述方法上的特點：經濟思想是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其發展變化一方面有自身規律，同時又受到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制約。一種思想、觀點的產生、發展、乃至盛行或消沉衰敗都應該而且可能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來說明，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精髓?！耙磺猩鐣冞w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頭腦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薄锻ㄊ贰纷允贾两K倍守這一指導方針，用了大量篇幅介紹各種經濟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作者通過翔實的史料雄辯地告訴讀者，正是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強烈呼喚著某種思想，這種經濟思想才會應運而生，并且對自身的經濟條件施加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響。例如在《通史》的第2、5、6、11、16、18等章的第1節以及第三篇開始的第14章，都是專門分析當時社會經濟條件之作，都是試圖從當代社會經濟條件中尋找某一學術思想產生的終極原因。意識形態分析與經濟基礎分析緊緊相扣，這可以說是該書又一特色，也是作者力圖使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的研究這兩門學科互相溝通、緊密結合的一種成功嘗試。
作為《通史》，不僅要縱貫古今，還要注意橫向比較，即指明學派之間及學派內部就某一同題觀點之異同、先行者與后繼者之間的繼承、吸收及揚棄等等?！锻ㄊ贰份^好地滿足了讀者這方面的要求。例如第了章第6節、第9章第7節都專門用一節篇幅來對比孟子與商秧、東國法家與秦晉法家的異同。第18、19章則分別討論互相對立的兩種經濟觀點《管子》所反映的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和司馬遷的放任思想。這些地方都寫得十分精彩。此外，在各章節之間也都互相照應，注意前后對比。如孔子“復禮”與荀子“制禮”的區別（第344一345頁）；同樣是崇儉，孔、墨、道家出發點不同，因而賦予儉的含義也不同（第669頁）。對待人口間題，孔子主張“庶”;墨子提倡“眾”;商鞍則從農故基本國策出發，注意人地比例；東國法家則從當時勞動生產率水平出發，計算人地比例的最佳數量值，各具特色（第280一281頁）。對本末概念的運用，每位思想家各不相同，有的區別十分微細，不易察覺，該書也作了令人信服的剖析（第421一422頁）。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通史》的間世，既是該書作者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總體水平躍上一個新臺階的可喜標志。
3.幾點不足乏處：作為一部通史，若要力求完善，似乎還有許多地方值得商榷：
（1）第209頁對《孟子》中“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一句的解釋，似乎欠妥。查《孟子·滕文公上》原文如下：“夫滕，壤地狹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卑凑涨昂笪牡囊馑?，“為”應讀平聲wei，即“成為”.可是《通史》作者釋作“為了氣則讀去聲wei，如此解釋古文，恐怕難為讀者接受。同樣是解釋古文，第308頁的方式就比較好，作者對“早則資舟，水則資車”這一經營原則一方面有自己的解釋，另方面把不同的解釋作為腳注，讓讀者自己去對比、斟酌、取舍。
（2）第576頁對《管子·撰度》中“事再其本……三其本……”的解釋，也值得商榷。為了讓讀者比較鑒別，也為了給作者提供一點參照，特引北京經濟學院趙守正教授《管子通解》下冊的解釋如下：“農事收益達到工本的兩倍，農民就沒有賣兒女的；三倍，衣食充足……”.
古代的文學評論家劉祝在《文心雕龍》中說過：“詩無達沽”.同樣，對古代典籍，也沒有固定的解釋，往往人言人殊，仁智互見。哪種解釋更近情理，更合乎上下文意，可以讓讀者自己去甄別取舍。
（3）第354頁認為有若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一語，流傳海外，成為魁奈的座右銘。這似乎缺乏足夠的根據。不錯，魁奈確曾說過大意相近的話，但是兩者是偶然的巧合，還是確有淵源關系？我們不敢妄加臆斷，不知作者手頭有無更確鑿的證據？
（4）第586頁談到輕重理論對后代的影響，作者列舉了唐人劉晏，宋人王安石，清人魏源等，不知何故恰恰沒有提到距離《管子》輕重篇成書年代最近的桑弘羊？雖然在第643頁提到桑氏對輕重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但在此處卻缺乏互相照應。這可能是由于各篇章分別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是讀者卻是要求作為一個整體來接受、消化。因此，各章節之間如何互相照應，還有待于改進。
最后，談談編校質量。雖然，“無錯不成書”己成為時下通病，但對于一本嚴肅的、學術水平較高的“國家隊”的作品，讀者有權要求差錯少一些。在這方面，《通史》不能令人滿意。有的差錯是編校責任，有的卻是作者在原稿中粗疏草率所造成。特別是在引用古典文獻中，沒有小心仔細?？傆嬪e字、病句百余處（見書后附的勘誤表），其中嚴重者舉例如下：第280頁引述《管子·侈靡》的原文，竟然漏掉“則人有三十石”一句，并未加刪節號，沒有這一句，上下文字變成不可理解；又第288頁引《管子·小匡》的話，“令夫商群萃而姍處，觀兇饑、審國變，察其四時……”恰恰把前面的“令”字丟掉了，全句意思大為不同。因為以下的句子都是作為“令”的賓語，“令”是該句唯一的謂語成分。在行文方面，由于參加編寫者文字水平參差不齊，有的章節寫得言從字順，生動活潑如行云流水，有的章節則寫得倩屈鰲牙，病句屢現，甚至出現像“那樣事多倍而功不半的愚事”極不通順的句子（第264）。這應該說是統稿一關尚欠認真之故。指出以上缺陷，目的在于希望《通史》作者在寫作2一6卷時能夠精益求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