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思想史這門學科，經過許多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從無到有，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特別是解放以后，由于黨對繼承祖國珍貴文化遺產的重視，從事這門學科研究工作的隊伍有了很大的發展，許多高等院校開設了中國經濟思想史課程，有的出版機構還在這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和論文，這些著作和論文在學術園地里猶如一朵朵初放的花朵，吸引了國內外史學工作者的注意。但是，中國經濟思想史同其他學科相比，終因起步較遲，加上古籍浩繁，史料掇擇艱難以及其它種種原因，至今仍然處于草創階段。為了使中國經濟思想史成為一門真正的歷史科學，看來無論是在研究對象、范圍以及在把握中國歷史特點整理史料分析中國經濟思想的歷史發展等方面，都還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探討的間題。本文試圖就這些問題提出粗淺的看法，以就教于有關的同志。

一、關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對象和范圍問題

關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對象和范圍，從解放后所出版書刊的一些提法來看，沒有大的分歧。但在實踐，或者說表現在各自的文章和著作上，大家對這一間題的理解就不完全一致。

比如，有的經濟思想史著作，在先秦部分研究了《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并且肯定：“《禮運》作者的大同思想與古希臘柏拉圖在他《理想國》中所提出的理想社會制度大致在同一時期，這也是經濟思想史上的佳話?！笨墒?，象《禮記·禮運》那樣描述一種社會理想的材料，散見于我們古籍的還有很多。西漢思想家陸賈在他的著作《新語》中，就描繪過一幅農業社會主義的美麗圖畫?！痘茨献印芬粫撌鰺o為而治，提出所謂“尸君”政治，也說明他們對美好社會的向往。魏晉之際主張“無君無臣”的鮑敬言，兩晉文學家陶淵明，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觸到這一間題。類似這樣的間題，到底是否屬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應不位該納入這一學科探討的范圍，直到目前，人們還在“各行其是”,不然的話，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什么對《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要如此重視，加以論述，而對其它一些性質相近的史料，卻可以視而不見，一字不提？又如，在九流十家中農家這一學派，除春秋戰國時期有其代表人物，有其獨特經濟思想并為人們所稱述外，在以后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他們著力于農業生產技術和農業經營管理的研究，因此，有些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者曾經給它以公正的評價說：“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現存的清代以前的中國典籍，要從它們中尋找專門論述經濟的著作，除了桓寬的《鹽鐵論》，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及幾部敘述洛陽、汁梁、臨安等處經濟生活的記錄外，就只有歷代農家的著述才是專談經濟間題的”.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宣布：“對它們作過多的介紹亦將為我們的題材范圍所不許”,因而“不能不而且只能是作極簡單的介紹”.既是中國古代典籍中不可多得的“專談經濟問題”的著述，又“為我們的題材范圍所不許”,這就等于作者從另一角度再次向我們提出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范圍到底包括些什么的問題。根據1957年出版的《中國農學書目》記載，中國歷代的農家著述有376種；“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編輯組在1959年調查全國二十五個主要圖書館館藏圖書以后編印的《中國古農書聯合目錄》，就載有包括農業技術與農業經濟兩類古籍六百四十三種。其中有些著作不僅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各個時期的農業技術和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而且還包含有許多農政觀點和農業經營管理方面的珍貴史料。如果把這些史料一概列入我們研究范圍之內固然不妥，如果輕易抹殺，看來也會使我們的工作遭到巨大損失！

二、關于如何用中國固有的經濟概念和經濟范疇闡述中國經濟思想問題

我國的封建社會為期特長，規模最大，體制也最嚴密，在世界歷史中是很突出的。我國人民的文化思想很大一部分是在封建社會這塊土地上發生發展的。許多杰出思想家生活在這個社會，他們所接觸、所思考的都是這一社會實際向他們提出的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帝國主義入侵，都是后來的事。在這種情況下闡述任何一位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很容易發生的一個間題就是脫離歷史實際，不去正確把握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形成的某些經濟概念的內涵，望詞生義，生搬硬套，用資本主義社會或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使用的一些概念和范疇來分析和理解古代中國歷史人物的理論和思想。這種做法所引起的后果，不是曲解一個人的思想，割裂他的完整思想體系，就是盲目“拔高”,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可能產生的思想也算在古人的帳上。

六十年代初期，在這門學科中有人提出所謂把“古人現代化”的批評，指的就是這種情形，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方面，從這里給人以啟示的是，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中如何以中國固有的概念和范疇來闡述一個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盡量避免西洋化，用“勞動觀”、“財富觀”、“貿易論”等幾個大框子把古人的思想分門別類往內裝，裝下來‘看，不但著不出中國與外國的區別，看不出古代中國與近代西方在社會性質上的區別，把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而且把多層次、多色調的古代中國經濟思想簡單化、單一化，使人讀了感到千篇一律，隙解不到由于客觀經濟條件變化在人們頭腦中引起的不同反映，更不知道一種思想的發展過程。為了說明這一點，可以舉“本末論”或“重本抑末”做倒子?！爸乇疽帜笔侵袊饨ㄉ鐣粋€特有的經濟概念，它同西歐“重農主義”在本質上的差異是盡人皆知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闡述中國古代一批重視農業的思想家的思想時，就不宜把他統統稱之為“重農主義”，把他們籠統稱之為重農主義，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遠在兩千多年前就可以從商軼、韓非或晃錯的身上去找到魁奈和杜爾閣的影子。另外，就“重本抑末”這一概念本身來說，也有一個發生、發展與演變的過程：它從法家的“利出一孔”到“耕戰論”,到“農本論”,到“農本工商末”以至“農工商各有本末”至少在理論上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梢姟爸乇疽帜闭摴倘回灤酥袊洕枷胧?，但是它的涵義不僅不同，甚而至于完全相反。又如，大哲學家王充把封建社會的交換分為兩大類：一是“抱布貿絲”,一是“抱道貿祿”.“抱布貿絲”一般指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小生產者間的直接交換；“抱道貿祿”的涵義則較廣泛，其中既指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以自己的知認職能報酬，也把他們在非生產領域進行活動獲得的傣祿包括在內?！氨Р假Q絲”是中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工的一個特有概念，“抱道貿祿”這一詞則是王充這位哲學家在經濟思想領域提出的創見。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在介紹王充的經濟思想時，既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武器，把他所謂的“抱道貿祿”的涵義作出進一步的分析指出他這一看法上存在的伺題，而要把王充說的“抱道貿祿”作為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一種特有概念，拿來與，“抱布貿絲”相對立，用以說明知識分子的腦力勞動同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體力勞動一樣，都是可以按質按量進行等價交換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兩全其美，一方面用中國歷史人物的特有概念在闡述中國經濟思想史，同時又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武器對它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不因為“分析”把中國經濟史思想“西洋化”;也不因為避免“西洋化”削弱了對它所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

三、關于評價中國歷史人物經濟思想的標準問題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這一領城，究竟應以什么標準去評價歷史人物的思想，也是一個必須更加明確的重要問題。這個間題之所以又提出，是因為對于評價歷史人物經濟思想的標準，過去曾經有過一種看法認為：在階級對抗社會，即使某一個剝削階級還處在新興、上升時期，他們的思想也不可能具有人民性，誰要“是以某一剝削階級還處在‘新興’時期為理由，斷言其思想家具有‘人民性’”則是錯誤的；對一個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應該肯定什么宣揚什么，必須以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標準。我們應該堅決批判并摒棄一切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和學說?！边@種看法對不對呢？看來也有推敲的余地。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告訴我們：“歷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會制度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在它面前，除了發生和消滅，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么都不存在?！彼?，同樣是剝削階級居統治地位的社會形態，我們也必須區別它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究竟處于那一個階段，是正在發生、發展和上升呢，還是趨于腐朽、衰落以至滅亡？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總是同他們代表的階級、階層的利益緊密相連的，當一個剝削階級還處在欣欣向榮、向上發展這個階段，一般地說，他的思想就很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它的人民性，就值得我們在分析研究中加以贊揚和肯定。因為，在地主經濟初期，除了領主與地主階級之間的對立，在資本主義初期，“除了封建貴族和市民等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游手好閑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一般的對立。正是由于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受苦人類的代表?！痹谶@里，要對他們的思想作出評價，似乎有一把很重要的尺子就是看他的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到底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利還是不利。如果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這個歷史人物就應該予以肯定。舉個倒子，象大名鼎鼎的董仲舒這樣一位人物，由于提出“天人感應”、“性三品”和歷史循環論的“五德終始”,建議武帝“罷黝百家，獨尊儒術”,在哲學史上總是遭到貶斥，但在經濟政策上，他提出了“限民名田”,要求免奴嬸為庶人，反對鹽鐵官營所有這些思想，就當時來說都有利社會生產的向前發展，都于人民有利，或者說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如果不這樣看間題，那就很容易用我們今天的尺度來衡量古人，就必然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

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條，的確是一個標準，也是一把尺子，不過這個標準和尺子，一般并不用來評價歷史人物，而是衡量從我們祖先的文化遺戶中到底繼承什么的問題。評價同繼承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評價，要根據其人在其時其地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繼承，則要看今天我們無產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主義的需要。如果把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為肯定或否定歷史人物及其經濟思想的標準，那也會“以現在的標準去衡量古人”,會違反歷史主義。

關于如何評判社會政治派別和如何評價歷史遺產問題，毛澤東同志早已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的表現的作用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彼€說：“無產階級對于過去時代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泵珴蓶|同志的上述標準雖然是就評價中國政黨政策和過去文藝作品說的，但也同樣適用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當然，“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具體運用時一定要聯系特定的歷史條件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那種一點不承認“某一剝削階級還處在新興時期”“其思想家具有人民性”的說法，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四、關于闡述一個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如何結合他的其它思想和觀點進行分析問題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料學是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形成的。在帝國主義入侵以前，我國社會仍處在封建主義階段。許多思想家考慮間題，抒發議論，往往從一個封建社會整體出發的時候多，從局部或個人角度出發少。在他們所提一整套“治國平天下”方案中，經濟思想這一部分是同他們的哲學思想、社會理想或倫理道德觀念交織在一起的。前者甚至系從后者衍引而出，獨立的經濟著作有，但是鳳毛麟角。大量的史料，特別是經濟思想史料，不僅有待發掘，而且在整理和分析時還不能就事論事，孤立的看間題；需要結合他們的哲學思想、社會理想進行研究。才能正確化握，深刻理解。在這一點上，采取“測字式”的辦法望文生義，斷章取義，尋章摘句，妄加臆度，都是不行的。例如，《孟子·滕文公》章有一段文字對社會分工作了極其精辟的論述，其中有兩句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睂@兩句話，我們如果不割斷全文的聯系，再結合他一貫主張“民貴君輕”和藐視“大人”的思想看間題，那就不難理解這兩句話的強調的只不過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而這在當時顯然是很有進步和科學意義的。遺憾的是過去都有人把它當“靶子”摘出來，完全斥之為“反動”,這就未免失之不公，沒有肯定我們應該肯定的東西?！睹献印ち夯萃酢氛逻€有“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一類的話，有人對此也抓住一點，大做文章，說孟子是“唯心主義”,不顧人民利益云云。其實縱觀《孟子》全書同樣也能看出，孟子正是一個因為“民有饑色，野有餓草”而憤憤不平，大聲疾呼的人物。他所謂的“何必日利”,目的是在規勸梁惠王不應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整體的利益。

闡述董仲舒、司馬遷等人的經濟思想也一有個取他們的其它思想的問題。董仲舒在哲學上鼓吹主觀唯心主義，經濟思想則很進步，如果按照他的經濟思想制訂政策，付諸實施，對促進當時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必然大有裨益。這是一個矛盾。要了解這個矛盾之所以產生，就經濟論經濟并不能解決問題，而要深入到他的哲學思想中去找答案，因為他的經濟思想是同他哲學思想中的自然觀緊密相連的。在自然觀方面他的看法是：“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天數”如此，人們應當照“天數”行事，所以凡是有人傣祿的人決不該兼小利，否則就是違反自然，有傷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