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論
談到中國古代傳統思想，人們總是自然而然地想到儒家思想，它影響著中國古代經濟、哲學、政治、教育、倫理等諸多方面。但在中國古代中唐以前的個別時期和中唐以后直至清朝，在經濟領域中還有一種重要思想可以與儒家思想相提并論，甚至其重要程度超過了儒家思想，那就是以管商之學和輕重理論為代表的國富論。與之相對應的，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民富論。
在國富、民富問題上，雖然國富論與民富論都以國富為最終追求。但是，二者在國富和民富孰先孰后、何為民富、國富與民富的關系等問題上存有分歧，甚至形成對立。國富論認為國富先于民富，應首先保證國富；民富的前提是國先富，國家對民富應有節制、應掌握民富的程度，并且弱民更可取、更有利于國家的治理，因為富民與富國是矛盾的，正如“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泵窀徽摮窒喾吹挠^點，他們認為民富優先，民富是國富的基礎，國富與民富并不相矛盾，“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可見，民富論強調民富與國富統一的一面，側重民富；國富論強調國富與民富矛盾的一面，偏重國富。通過對國富論與民富論的比較，了解二者的差異及其發展，也許對探討中國古代經濟由領先到落后這一轉變具有追本溯源的意義。
二、國富論與民富論的緣起
（一）儒家的民富論
在國富、民富孰先孰后的問題上，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民富論主張民先富，認為民富是實現統治、穩定統治的前提和基礎?？鬃诱J為民富是治國的根本，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中，“食”放在了首位，表明民富是王道之始。相反，“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泵窀F是一個政權覆亡的原因?？鬃舆€指出民富是治民的基礎：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弟子冉有駕車來接。沿途見到人煙稠密，孔子頗為高興，感慨地說：“庶矣哉?！薄叭接性唬杭仁?，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蔽闹小案恢?--教之”的先后秩序表明富民是教民的先決條件。孟子指出：首先，民富是得天下的基本條件，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次，民富是治國安邦、社會穩定的基礎，所謂“恒產決定恒心”,“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薄捌垷o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边€有，孟子從國家應實行仁政的角度論證民富的重要性?！柏涁敳痪?，非國之害也?！钡安恢居谌?，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贝四耸堑湶皇歉?。因為“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苯Y果必然是“將以取富而喪其國，將以取利而危其身”.最后，孟子通過對“民窮國富”進行抨擊，從反面論證民富與國富具有一致性。他指出：在“兇年饑歲”,如果國君“倉廩實，府庫充”,而百姓“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是“上慢而殘下也”將危及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荀子在堅持國富必先民富、民富是國富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藏富于民、節用裕民。他認為“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薄霸Ｃ駝t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眹龑嵭惺惨欢惙?，也會獲利頗豐，財政充足，用度有余。相反，“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豐?！奔词箛凑帐种陨系亩惵适斩?，“猶將寡獲也”,用度不足。
在國富與民富是否一致的問題上，民富論認為：君子如同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痹囅搿鞍傩兆?，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笨梢?，國富與民富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統一、一致的。對如何實行民富，民富論的代表人物都提到了薄賦斂，反對國家過多地干預經濟，認為聚斂之臣危害巨大，國家不應重用他們，甚至應當驅逐他們?？鬃友裕骸氨≠x斂，則民富矣”.薄斂致富民，民富則國安。正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這似乎預言了之后中國古代君主專制王朝的更迭?？鬃釉u冉有在主持魯國財政時增加賦稅收入的舉措，并決絕地宣布冉有不再是他的學生，還號召學生“鳴鼓而攻之”.孟子在談到薄稅斂時，指出“取于民有制”,否則，賦斂過重就會導致民不聊生。針對當時布帛、粟米、力役這三種賦稅，他主張只能征收一種，若“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避髯痈侵赋鼍蹟康奈：?，認為“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薄靶薅Y者王，為政者強，取民（得民心）者安，聚斂者亡?！薄巴跽吒幻?，霸者富士”,若依靠好取侵,富筐篋（筐篋是當時百姓向官府輸送紡織品的工具，這里代稱府庫），實府庫,則百姓貧，國富民貧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必亡國。后世中國古代王朝的更迭似乎印證了這句話。
（二）以管商之學和輕重理論為核心的國富論
以管商之學和輕重理論為核心的國富論認為國富具有第一性，國富先于民富?！皣嘭攧t遠者來”,《牧民》,正所謂“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當然，國富論也有對民富的論述，但是其對民富的理解與民富論有本質的不同。
首先，國富論主張民富的前提是國先富；其次，國富論主張民富應有節制，百姓過富、過貧都不好，因為“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都會使國家機器失靈，“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都不利于君主專制的統治。個別國富論者甚至認為弱民、貧民比強民、富民更便于治理。
管子言：“民富則不如貧”,因為“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薄懊袢?，國強；國強，民弱?！惫省坝械乐畤鴦赵谌趺瘛?“弱則軌”“弱則有用”,《弱民》,“弱則尊官，貧則重賞”.韓非子也認為“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民眾富足了，國君就難于治理他們了.桑弘羊在強調“國富”的同時，也不主張民大富，認為“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太強，則不可以罰威也?！弊詈?，民富程度應由君主來掌控，要做到“貧之在君，富之在君?！薄秶睢啡簟爸螄芰钬氄吒?，富者貧”,就要“國多力”.“多力則王”,“其國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奔磻删骺刂评娴姆峙?，“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薄胺膊荒苷{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笨梢?，國富論中的民富與民富論“藏富于民”的觀點相反，認為應當通過各種財政措施把民間的財富賦斂上來，“家不積粟，上（國家）藏也?！逼浣洕弑憩F為應重關市之賦。因為在國富論看來國富與民富是矛盾的，正如“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br>
（三）國富論與民富論的理論基礎
民富論的理論基礎是以禮為基礎的義高于利、禮義決定并派生利的義利觀?？鬃友裕骸岸Y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绷x為本，利為末?！熬酉壬骱鯊?，有徳此（乃）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故“徳者本也，財者末也”.民富論主張實行“德治”和“仁政”,認為不能以利導民，更不能以求利作為國家的根本。正如，孟子在向梁惠王論及如何“利吾國”“利吾家”“利吾身”時，指出“有仁義而已矣”.相反，如果“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避髯右仓赋鲆岳麑?，必然導致“上詐其下，下詐其上”,最終國家分崩離析.
國富論的理論依據是與民富論不同的義利觀。雖然國富論也認為仁義禮智信在治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應先利后義，義必須適應求利的需要，并以利導民。管子認為義是利的派生物，“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由人好利的本性所決定的。商鞅又進一步解讀了如何以利導民---“利出一空（孔）”,國家應“開公利而塞私門”.他認為“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薄懊褚娚侠畯囊伎粘鲆?，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彼昧艘欢涡蜗蟮膶Ρ日撌觥耙弧钡闹匾裕骸袄鲆豢?，則國多物”;相反，“出十孔，則國少物?！惫省笆匾徽咧?，守十者亂?！薄豆茏印睢愤€寫到：“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p>
從國富論與民富論所持的不同義利觀，可以看出二者在“義”與“利”孰先孰后的問題上存有分歧。國家的職能中具有財政目的無可厚非，但是問題在于這個目的應放在一個什么位置。顯然，民富論反對將財政目的放在首要地位，反對國家不擇手段的聚斂，但國富論則完全相反。二者在實現國家富裕的終極目標上，民富論見效慢，卻是持續發展；國富論見效快，卻是竭澤而漁。
三、國富論與民富論的發展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實行大一統，奉行商鞅之學，實行利出一孔、重本抑末、富國弱民、以利導民等。秦王朝僅維持了十幾年后就迅速崩潰，被西漢王朝所取代。西漢王朝總結前朝的教訓，實行儒學和道家思想，奉行清靜無為和輕徭薄賦的民富論之道。在文帝、景帝統治時期，社會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被后人譽為“文景之治”,但清靜無為之政也為西漢王朝未來埋下了隱患，積累了許多社會矛盾。在政治上，隨著西漢初期分封的同姓諸侯王勢力逐漸膨脹，西漢中央政權受到了威脅。在經濟上，迅速發展的工商業者與一般地主的矛盾日漸激烈。于是，人們紛紛提出改革要求，重提國富論主張。
到漢武帝時期，國富論又有了新發展，制定并推行了重征商、均輸平準、官鹽鐵、榷酤等政策，這是我國古代經濟社會中第一次較全面、較系統地將輕重政策貫徹在國家經濟管理中。輕重政策實施的背后是輕重理論的形成，它是國富論的重要發展，對日后中國古代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趙靖先生所言：“此后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凡是主張由國家集中控制國民經濟的思想，事實上都是對輕重論者的繼承、發展和修正”.它以貨幣為杠桿、以萬物為重心，利用供需關系，以流通領域為主要場所的管理體系。它承繼了管商之學的思想，在憑借行政、立法手段壟斷、控制貨幣和商品生產流通的基礎上，輔以經濟手段，以國家干預為主、市場機制為輔，強調用商業利潤來充實國家財政。它在強調生產領域能創造財富的基礎上，還重視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在促進財富的形成與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其突出表現為市場取利---國家與百姓進行經濟交易---這是賦稅之外的另一種聚財斂財之道。
國家通過經營工商業增加財政收入比直接向人民征稅更具優越性。因為人好利，故“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辟x稅徭役是直接從百姓身上橫征暴斂，常引起人們的反感。于是，在吸收了民富論輕徭薄賦、不增加賦稅的基礎上，依靠國家與百姓的經濟交易，利用一守一泄，國家守住重要物資、適時拋售商品，從中取利，使民“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這也成為日后中國古代經濟政策的基礎。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政府不是不注重市場問題，恰恰相反，其非常重視市場的力量，并且充分利用對市場的控制和壟斷，更多地聚斂財富，以服務于君主專制政權。
國富論之輕重理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輕重政策的實施上，汪圣鐸先生將其歸為以下五類:一是一般性散斂取利?！懊裰貏t君輕，民輕則君重?！薄胺草p重散斂之以時，則準平?！必S收時，谷價低下，國家大量購買儲存；等到災年，谷價高漲，再出賣，國家既多獲利，又平抑物價。這里的平抑物價發展到最后逐漸成為國家裝潢門面的幌子，實則是為了獲取巨額的商業利潤以充實官府財政。二是放貸與預購。
國家借給私人實物或貨幣，歸還時不是借什么還什么，而是采取折價的辦法，以物折錢、以錢折物、以此物折彼物，利用不合理的折價獲取巨額收入。三是官山海。官府壟礦冶業、林業資源（山）和食鹽生產和流通，以官代商，對壟斷商品加價出售，獲取豐厚利潤。四是賦稅與輕重散斂相結合。正如“君守布則藉于麻”,當國庫中儲存大量麻布時，通過賦稅征收麻就可以獲利。道理很簡單：賦稅征收麻時，麻的價格上漲，下游產品麻布也隨之漲價，國家乘機拋售國庫中的麻布，就可以獲得豐厚利潤。五是行政手段與輕重散斂相結合，用事變求民財。即國家對某種產品達到壟斷地位時，通過行政手段形成對該物品的特殊需求，制造商品、貨幣供求關系的失調，引起價格波動，再高價拋售套利。
當然，在漢武帝實行輕重政策前后，民富論的支持者也在重申并發展著自己的主張。
首先，儒生針對國富論的核心部分提出反對意見，反對國家過度干預經濟。西漢初期，陸賈以秦王朝滅亡為例，認為國多力不一定必治，如商紂王“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眾，豈弱于力哉？”所以，國亡不是因為貧弱，而是沒有實行仁政。司馬遷從人好利的本性進行論證，認為由國家掌握民眾的貧富違背了人的本性，且經濟活動有其自身規律，國家應盡量少干預，“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br>
其次，儒生反對官府進行散斂貿易與民爭利。董仲舒就指出：“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官與民爭利，民如何安之？官府“不與民爭業，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址T者，庶人之意也?！?br>
儒生將國富論的官民貿易可實現調通民利這一主張喻為：“拙醫不知脈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于疾”.其結果是“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冢累萬金”,加大了貧富差距。因為輕重政策“自利害之設，三業（鹽鐵、均輸、榷酤）之起”,為權勢者提供了更多的謀求私利的機會和途徑，“貴人之家云行于途，轂擊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br>例如，在均輸平準法中，有些官吏為了贏利，在征收物品時，往往“釋其所有，責其所無”,使得“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征收過程中，官吏又隨意評定稅物質量是否合格，并且索要賄賂，“行奸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泵看握魇?，還常常造成物價劇烈波動，“未見準之平也”.奸商又乘機利用物價大起大落牟取暴利，甚至官商勾結“積貨儲物以待其急”.有時官民貿易演變為強買強賣，帶有賦稅的性質，增加農民負擔。如，當官府不能完成預定生鐵冶煉額，就強迫百姓集資冶煉而賤價收買。相反，若鐵器有剩余，官府就強行配賣給百姓。
還有，儒生在批評官山海中，指出官營商品成本高、效率低，產品粗糙、不便使用，質次價高、侵損民利。他們將鐵器與鹽業的私營和官營情況進行對比。官營以前，每當農事急時，小鐵匠把鐵工小爐移到田邊，“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谷新弊易貨或時貰（賒買），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官營以后，鐵器價高且不能議價，“器多堅鏗（質次），善惡無所擇”.在鹽業貿易中，官營以前，“鹽與五谷同賈”;官營以后，“鹽鐵賈（價）貴，百姓不便”,甚至買不起鹽。由此還導致了社會風氣的惡化，“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樸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而推行輕重論政策后，“吏即少廉，民即寡恥，刑非誅惡，而奸猶不止?！比迳会樢娧刂赋龉贍I鹽鐵只能解決一時的財政之需，但卻失之長遠，“無異于愚人反裘（反穿皮襖）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谷熟而舊谷為之虧”.
最后，儒生指出輕重論所言“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嚴重違背現實。未行輕重政策時，國家“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可見，實行輕重政策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負擔，百姓辛勤耕作仍難免饑寒交迫。
在一陣討伐聲中，自昭帝時舉行的“鹽鐵會議”后，國富論的輕重政策也由全盛轉向衰落，但其中也有反復。到東漢時期，國富論的輕重政策更是備受冷落。直至隋朝和唐前期未見實行鹽鐵官營、榷酤和其他典型的以國富論為主導的輕重政策。直到唐玄宗時期，輕重論政策又“風云再起”,為唐王朝在平叛、反外敵入侵和抵御分裂的斗爭中提供了經濟基礎，并且未再見有衰落，而是繼續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國家經濟管理占據統治地位。需要說明的是，唐朝中后期奉行的輕重政策較之以往也有不同之處。這主要體現在寶應元年（762），劉晏任鹽鐵使，改革榷鹽法，實行官商分利，即把產運銷全過程中，國家不易管理的環節讓給商人經營，同時國家分一部分專賣利潤給予這些商人。這一變革是對傳統輕重政策的一大突破，避免了封建國家在直接參與經濟過程中的諸多不便。它一方面豐富了國富論中的輕重政策，另一方面是后代的交引法、鈔鹽法、票鹽法等政策的基礎或基本版式。
四、余論
現代經濟思想史學，根據國家與經濟的關系，將經濟學說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主張國家積極干預社會經濟，一類是主張國家對社會經濟采取放任態度。這時就不免讓人將國富論歸為國家干預社會經濟的一類。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于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的不同，中國古代經濟的國富論之國家干預經濟中的“干預”與中世紀后期的重商主義理論和近代的凱恩斯理論中的“干預”有很大差異，不僅性質完全不同，而且出發點、追求目標和實施效果都決然不同。在15、16世紀（相當中國明代），流行于西歐的重商主義理論主張的國家干預經濟，是國家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工業和出口貿易的發展，增加金銀貨幣的進口，這是為滿足資產階級自身發展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流行于西方的凱恩斯理論設想的國家干預經濟是通過調整貨幣發行、降低貸款利率，通過調整稅收等經濟手段刺激消費，通過發行國債和增加財政支出加大國家對經濟事業的投資等等，其實質也是通過國家干預經濟來協調和促進經濟發展。而中國古代經濟的國富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出發點是經濟資源出自君主、經濟收益回歸君主。國家聚集如此多的財富之后，大部分用于冗官、冗兵、冗費，而不是用于投資和刺激生產，能夠推動經濟再發展、再生產的因素是弱的，經濟發展的鏈條沒有循環起來，是重聚斂、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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