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論發展的途徑不應該通過知識的高度專業化及單一思維的絕對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類所積累的知識之間的互通和整合。對社會科學更是如此，因為每個社會科學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視角或層面來審視共同研究的課題。
當然，理論的發展除了要對共時性知1性知識作學科內的契合。究其原因，學科內的歷時性知識提供了更為集中的研究視角、歷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論深化的基本軌跡。因此，要提升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知，就要獲得足夠的相關知識，而其中的重要途徑就是潛下心來對前人的思想和文獻做細致的梳理。波蘭尼就曾指出：“科學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識良心進行搏戰，他總會考慮到與整個科學的傳統進行接觸---事實上便是與他引為典范的所有過去的科學家，與所有承認他在進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學家，與所有他打算為之而建立新學說的未來的科學家---進行接觸”.事實上，整個科學理論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學術傳承的基礎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學中那些看似完全對立的理論，新理論的確立也是建基于對舊理論的深入解剖而不是憑空構造之上。否則，如果學術“不再尋求對話，彼此肯定完全脫節，雙方當然就沒有共同語言”,又何以有理論的發展？
相應地，就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而言，其理論發展更需要契合經濟史及經濟學說史的知識。一者，如熊彼特所說，“因為每個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不管他對純理論多么嗜好，總離不開事實，而大多數事實，照我們看來，必然是歷史性的?！?/p>
二者，如貝拉等所說，“與社會整體掛鉤的社會科學，必須是歷史的和哲學的社會科學。狹義的專業社會科學已經提供了關于當代社會的多方面的有價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時又缺乏或沒有歷史感。社會科學家在提供關于過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謀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們關于現在的發現相差無幾?！比欢?，現代經濟學教材卻將歷時性演化的各個理論放在同一個共時性的平面框架中，從而抽去了理論的時代性、主觀性和規范性，而留下一堆沒有人文思維的技術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經濟學原理往往蛻變成為脫離現實的說教，并遮蔽了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顯然，要緩和這一弊病，就需要加強經濟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為往圣繼絕學”本身就是學者的本色。事實上，有機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鑒和反思這雙重含義，從而需要注重知識的繼承性和積累性；特別是，如果說基于常規科學范式的研究比較適合自然科學的話，那么，對前人思想的討論、爭鳴和反駁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發展途徑。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來對現代主流經濟學進行反思。
一、經濟學界對思想史的認知
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這種規律來自于經驗事實又超越經驗事實；因此，要透過當前的經濟現象而揭示內在規律，就需要梳理經濟事實的發展歷程，而歷史則是經濟學家探究經濟規律的一個重要材料來源。同時，對特定歷史事實的研究構成了特定時期的經濟學說，它是對歷史事實的提煉和概括，從而有助于后人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現狀，因而經濟學的研究也要充分關注這些學說史上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時代的產物，經濟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影響。這意味著，經濟學說史的學習必須結合對經濟史的了解，兩者的結合才會真正有助于經濟學家對經濟規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說：“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
我有三條理由：首先，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經濟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其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辈粌H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羅、阿萊這樣的數理經濟學家，也都強調歷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萊說：“如果為了理解經濟學，人們必須在掌握經濟史或掌握數學和統計學之間作出選擇，那么毫無疑問他們應該選擇前者”;因為“歷史事實、學說和經濟思想是最具指導性的，別的什么都不能與之相比。無論是經濟制度、實際收入的變化、貨幣現象、人口統計、國際關系、意識形態，還是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它們的因果鏈接，沒有什么比這些更重要了?！?/p>
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因而思想史和歷史往往也是同步發展的。經濟思想史家斯皮格爾就指出，“思想史其實只是……經由人類頭腦過濾之后才反映為一般的歷史”.（導言）為此，熊彼特、阿萊等人都認為，經濟學研究至少需要四個方面的知識：理論、歷史、統計和經濟社會學；并且，他們都更為強調歷史的重要性。
當然，一般學者似乎都傾向于把這四個方面看成是獨立和平等的，但實際上，這四個方面卻是渾然一體的，并且又是存在層次之分的。一般地，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包含了四個層次，它們都涉及歷史和思想史的知識。
首先是方法思維層次，這是研究者觀察和思考社會現象的哲學理念和基本視角，是演繹主義還是歸納主義，是因果探究還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還是均衡的分析，是整體主義的還是原子主義；顯然，通過對學術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認知到各種方法的優劣和適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其次是理論素養層次，這要求研究者通曉各個不同甚至對立的理論，了解它們所站立的背景、哲學理念以及觀察的側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觀點、思維；顯然，通過學術史的學習，更便于對理論來龍去脈的梳理，并便于結合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從而更有利于理論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達層次，有了思想和觀點就需要表達出來便于與他人交流和傳播；顯然，通過學術史的學習，就可以發現多種多樣的分析工具：文字邏輯的、圖表矩陣的、數學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適用性，便于在闡述自己的理論時更好地進行表達。最后是實證檢驗層次，這一層次是對理論的檢驗，可以運用案例調查或者統計分析的方式；通過學術史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統計實證得出的社會規律的適用性及其缺陷。事實上，拉弗曲線、奧肯定律、恩格爾定律、工資鐵律以及格萊欣法則等都具有嚴格的適用條件。
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則認為，增發貨幣可以促進就業，但顯然在不同環境下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簡單地運用某些局部的數據來實證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論。
而且，任何理論都是一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都體現了特定背景下的主體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如果離開了時代背景、離開了特定的主體，那么理論就成為毫無生氣的一堆骷髏：沒有思想、沒有內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標，而只留下形式。米爾斯就指出，經濟學中那些影響延續若干世紀的觀念都具有一個關鍵特征：“它們---至少就它們在人們心目中的現象來說---幾乎都是一些清晰、簡單并且對每一個智力尚可的相關人士來說都可以理解的觀點”;但“事實上，幾乎所有曾對經濟思想的發展有所貢獻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經歷了很長的時期，經常是經歷了幾十年，其間它們的思想觀點逐漸成熟和變化。在他們就這些思想著述的時候，他們不僅清楚地知道這些思想的長處，而且清楚地知道它們的短處和需要與它們相配套的先決條件以及它們的限定范圍。然而，一旦這些思想滲透到公共領域，往往就會被簡單化。經過多年研究才能認識到的那些先決條件、限定范圍和微妙差別，往往會遁為烏有?！?/p>
同樣，熊彼特也寫道：“既然歷史是經濟學家材料的一個主要來源，同時由于經濟學家本人是他自己時代和所有以前時代的產物，經濟分析及其成果必然會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影響，問題只在于影響程度的大小而已?！虼思词菇洕鷮W家自己不是經濟史學家，僅能閱讀別人寫的歷史報告，他們也必須了解這些報告是怎樣產生的，否則就不能評價其真正意義?！?/p>
此外，?？藗惖潞秃詹貏t認為，“人類只能按照他們曾處的位置來判斷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而且，由于歷史是人的研究，我們忽略歷史便是以冒著不理解我們自己的風險為代價的?！边@就是說，我們探討任何理論都必須弄清楚它背后的東西，這主要包括主體的基本思維及其提出該理論或分析框架的目的，離開這一點，我們根本無從真正理解理論。
不幸的是，自從邊際革命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就逐漸拋棄了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進行剖析的思路，而將研究對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資源如何配置這一問題上；接著，經過幾代人為建立“純”經濟學的不斷努力，經濟學最終成為只專注于“個人致富發財”的微觀技術。正是由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以普遍化假設為基礎，而專注于理性模型的構建或者通過對現時、現世問題的計量分析來論證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漸拋棄了研究方法和知識素養這兩個主要層次。斯特拉斯曼就寫道：“目前的經濟學知識來自越來越準確的分析進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計量經濟學與數據收集的技術進步以及數學發展的結果?！?/p>
相應地，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拋棄了自身的發展史，把建立普適性的數理模型視為理論的，而把那種反對將個人物質利益內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張歷史地分析具體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及其動機的經濟學視為缺乏理論的。而且，在功利主義和科學至上主義的主導下，承襲新古典主義思維的經濟學就日益鼎盛，從而成為主流經濟學；相反，那些對現實制度以及新古典經濟學持批判態度的則被稱為非主流經濟學，或是“異端”經濟學。尤其是，受主流化效應的引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子熱衷于遵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常規范式，并逐漸舍棄其他社會科學和經濟思想史的知識素養，以致現代經濟學的思想越來越空洞化，形式越來越僵化。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大量運用數學以求經濟學達到所謂硬科學的要求，從而導向了經濟學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爾指出的，“經濟學不可能成為一門計算結果的精確科學。它本性是成為批判性的想像的題材，本質上適合文字從書面表達的題材，如同它自己的歷史一樣?！?/p>
二、基于思想史對經濟學科的審視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僅有利于經濟學的學術研究，而且有助于對經濟學科進行全面審視。事實上，通過對經濟思想史的梳理，我們可以深深地認識到，不僅經濟學本身具有非常廣泛的研究內容，甚至往往與其他社會科學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決不僅限于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推崇的成本-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數學符號的均衡分析，或強調實證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經濟學研究內容而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表明，目前紛繁蕪雜乃至相互排斥的經濟學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統一的，它們有一個共同源頭。經濟學的內容根本上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問題；二是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主要關注具體社會關系中人的行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經濟學以后，這兩方面內容卻越來越分裂了，并形成了兩個越來越對立的學科。二者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經濟學大多走跨學科的交叉道路。凡勃倫指出，“對于任何對經濟現象感興趣的現代科學家來說，人類文化的任何特定階段所包含的因果鏈條、在人類行為結構中由于習慣性行動積累起來的種種變遷，比起那種把人類行動看作是在給定的正常、不變的條件下不斷地平衡快樂與痛苦的方法來，顯然更能引起人們強烈而持久的興趣。前者是種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問題，是關乎文化傳承發展和世代命運的問題；而后者則是這種文化發展歷程中的某些給定情境下的個人決策問題。前者是人類處理其生活的物質資料的行為體系及制度的連續性和可變性的問題；后者，如果按照快樂主義的看法，關注的是社會個體成員的一段段的感官經驗?！?/p>
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割斷了思想史的傳承，而熱衷于一個普適性的常規范式。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界普遍信奉這樣的觀念：“如果足夠多的人足夠強烈地相信一個陳述，那么，這個陳述就構成了知識?！保▽а裕┫鄳?，既然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為當前大多數人所信奉，并且為主流學者提供了經濟行為分析的基本路徑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數經濟學人也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這種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嗎？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訴我們，許多人完全虔誠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強度是知識的標志，我們就不得不把關于神靈、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獄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識”;“因此，即使一個陳述似乎非?！欣?,每一個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偽科學；而一個陳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沒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學上也可能是有價值的。一個理論即使沒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說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學價值?！保▽а裕┰诤艽蟪潭壬?，正是由于當前經濟學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論導向的研究，結果，就嚴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導致了經濟理論的萎縮。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經過長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奧塔爾則強調，懷疑是科學進步的結果，而這種進步也是以懷疑為前提的。事實上，一些具有巨大貢獻的科學家們甚至對自己最偏愛的理論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懷疑；為此，拉卡托斯說，“科學行為的標志是甚至對自己最珍愛的理論也持某種懷疑態度。盲目虔信一個理論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過?！保▽а裕┙洕鷮W的發展也是如此，經濟學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斷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誕生起就遭受各種批判，經濟學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更是遭到諸多科學哲學家和方法論專家的批判。M.鮑曼就寫道：“正是在經濟學（經濟人）分析思路樂觀自信的擴大過程中，人們也聽到了對其行為模型普遍適用性越來越多的懷疑聲。人們質疑經濟人模型作為一般社會科學研究計劃的惟一基礎是否還能滿足也必須針對經驗理論’硬核心‘提出的經驗合適性最低條件。在試圖將經濟行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為的過程中，人們無法再對相反的事實視而不見。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慣例?！?/p>
那么，如何對主流的學術取向進行反思呢？其中一個根本途徑就是，分析社會經濟的演化史并從中剖析相應的思想根源。黑格爾就指出，“思想的活動，最初表現為歷史的事實，過去的東西，并且好像是在我們的現實之外。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于我們有歷史，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領域里，過去的東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構成我們現成的，那個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與我們的歷史性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著的?！倍?，基于思想史的學科反思對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正如前面指出的，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都是與特定的時代相適應的，從社會環境的歷史變動中就可以探析經濟學的主要研究領域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試圖撇開社會環境而研究抽象的個體理性行為，同時又熱衷于尋找一種普世性的技術分析工具；結果，就將經濟學分析與歷史和思想史割裂開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視了對歷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現代主流經濟學就背離了經濟學科的根本特性。因此，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貌似強大，但在眾口為經濟學抽象化分析鼓噪的聲浪中，我們還是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學者一貫的治學態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來真正審視流行的理論。
事實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無論是在研究對象還是相應的研究方法上，都與自然科學存在根本性差異。一般來說，自然科學知識的積累具有明顯的進步性質，因而自然科學家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各門學科的最新發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輩們從事的工作中幾乎沒有湮沒什么有價值的東西；相反，社會科學的歷史不是按在時間中進步的序列發展的，無法用自然科學的進步標準進行相應的處理，而且，社會科學的每一種現代方法幾乎都有其古遠的歷史起源，因而研究經濟史的經濟學家卻常常會碰到很有啟發性的見解以及有用的教益。這意味著，諸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論都值得后人認真地進行梳理。
實際上，正如斯坦利·L·布魯指出的，“經濟思想的演變好像是螺旋式前進。確實經常有一些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與以前的理論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們卻是在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層面上被提出來的?！崩?，斯密實際上已經發現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代理機制的特點及其問題，不過，由于歷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選擇自由得到承認的今天，新制度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才再次將之提升和發展。再如，歐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闡述了人力資本觀點，但也一直默默無聞，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知識成為關鍵生產要素以及勞動力的異質化加劇，這個理論才被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所重新闡釋，從而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發展。
同時，由于社會現象比自然現象要復雜得多，影響因素也多得多；因此，兩者的理論研究取向也存在差異：研究社會現象要防止復雜事情簡單化，研究自然現象則要防止簡單事情復雜化。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抽象化研究時要更為慎重，社會科學的理論抽象不能完全脫離具體經驗事實；特別是，社會環境往往處于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變化過程中，理論抽象也應該與此保持歷史的一致性。
譬如，中國目前的工業化形勢與斯密、穆勒、馬克思等所處的古典時代就具有很多的類似之處，因此，盡管斯密、穆勒、馬克思的分析可能與西方社會的現實越來越相脫節，對當前中國問題的刻畫和分析卻極具啟發意義。再如，美國當前在世界的霸權行為和國際法的制定也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了解當時的諸子謀略也便于對當前國際走向的分析。其實，理論的抽象是科學的抽象，而不是“為抽象而抽象”;抽象應該是基于具體的抽象，因為社會科學首先是要處理具體的社會現象。這意味著，研究要強調科學化但不是惟科學主義、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義。
也即，理論研究要謹防落入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陷阱，任何東西一旦上升到“主義”的層次，就開始了異化的發展。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根本危機也正在于它越來越形式化，并已經形成了越來越強烈的帝國主義傾向；結果，其發展也就成為越來越脫離現實的極端抽象化思維方式，成為純粹的數字游戲，從而窒息思維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對經濟學科的演化和現狀，更好地認識現代經濟學的結構體系，更好地認識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優點和不足，從而避免盲從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庫恩等就指出，“我們每獲得一點知識，都伴隨著相應的損失，這樣一來就不可能斷定什么時候我們進步了，甚至不可能斷定我們是否在進步?！保ㄐ颍┒诮洕枷胧肺覀兛梢愿羁痰乩斫膺@一點。事實上，當前經濟學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異端之分，而且，主流經濟學往往標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進步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但顯然，這也正是經濟學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稱，經濟學家們只是因為信仰才墨守正統經濟學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著存在能夠證偽這種主流理論的材料，那么，主流經濟學又何來科學性而言？事實上，我們又有誰發現數學、物理學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盡管法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也會形成多數研究的氛圍，但它們從來沒有宣稱它們擁有一種關于世界的通論，如社會學就有家庭社會學、工作社會學等等。相反，大多數學科中一直都存在強烈的反正統力量，如生物學等學科中就存在還原論以及進化選擇的適當單位等爭鳴，這些都有力地維護了這些學科的活力。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相信不可分的個體是行為的基本粒子，而始終把個人意圖和偏好的心理或社會基礎等等排除在學科的討論之外。試問：如果抽掉那些毫無實質內容的模型框架，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統和異端的區分意味著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把自己當成了憑信仰而非邏輯的基礎，以致一些經濟學“泰斗”的著作、觀點只能被解釋而不能被懷疑，反對它的都成了異端。事實上，1973-1978年間在美國主流或正統經濟學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試圖否證已有的假說，只有極少數經濟學家真正敢于對正統觀念提出挑戰。當然，由于學術學院化之后，真正為求知而探索的學者越來越少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主要興趣在于職業和地位與學術聲望等其他個人目標。顯然，由于這些東西往往要通過依附一定的學術團體才能獲得，因而年青經濟學人就被迫在正統和主流的框架中進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從而限制了他們對經濟科學的貢獻，也限制了經濟學的實質發展。而所有這些問題，借助于經濟思想史，我們就容易看清楚。
布勞格寫道：“經濟學史揭示，經濟學家也像任何人一樣容易錯把糟糠作小麥，當它們擁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復雜的定義或偽裝成科學原則的價值判斷時，就宣稱擁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經濟學史，否則就無法完全了解這種傾向?？梢钥隙?，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論、標榜為科學的遇見或具有隱蔽的價值前提的政策建議?！逼鋵?，從經濟學說的發展史上看，所謂的主流也是在不斷變更的，現在成為主流的那些理論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異端。這意味著，主流的東西并不一直就是對的，今后也一定不會一直是主流。譬如，現代的主流就是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期間世界范圍內掀起的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產物，國民經濟的計劃要求日益精確的資源統籌、線性規劃乃至日益細化的投入-產出表格設計，這導致了數量經濟學的偏盛；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國的實踐已經開始證明了這種設計是“致命的自負”,它源于建構理性主義的思維，因而也日益為社會實踐所拋棄。然而，盡管實踐已經改弦易轍，但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卻依然一成不變地因循守舊，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只不過，經濟學的研究目的開始有了轉變：不是為了政策應用，而是變成了象牙塔內的游戲。所以，加爾布雷斯指出，思想從本質上說都是保守的，它們不會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擊，卻會屈從于它們難以應付的環境的巨大沖擊；正是每次大的社會環境的變動，才最終能夠促成經濟學的真正發展。事實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當一個新環境的來臨都必須產生一種大規模的爭論，從而才促進經濟思想和理論發生陣痛性變革；顯然，這也是經濟學說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綜合發展軌跡的緣由。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不應該為當前的所謂“主流”所牽引，而更應以反思的態度相對待；只有當知識分子堅守這種學術態度，經濟理論才可以不斷取得進步，或者說，學術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續的擴展秩序。同時，由于主流學說已經越來越定型和僵化，我們往往就只有從非主流中才更容易獲得新的思想洞見?？v觀經濟學說發展史，那些被稱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處于非主流的邊緣地位，從戈森、古諾、杰文斯、凡勃倫到凱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絕大多數思想大師都是通過與這些處于邊緣地位的學者進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獻的基礎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統洞見。譬如，諾思在伯克利讀書期間就是一個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后來說，“對我影響最大的教授全來自非主流的正統經濟學之外?！?/p>
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運是，以異端邪說開始，以迷信告終；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正表明了這一點，經濟學的任何發展都是建立在對以前理論的反思基礎之上的。當然，要進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對理論出現的前因后果進行梳理，勞丹強調，“在對任何一個學說的歷史發展（以及該學說的競爭對手的發展歷史）沒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實際的合理評價?！币虼?，通過對經濟思想史的梳理，特別關注已經逐漸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將對理論的發展和思想的萌發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如果真正通曉了經濟思想史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如果拋開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實際上，我們必須首先假定，經濟學不過就像經濟學家和同時代的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其現代定義毫無’科學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歷屆前人一樣，它很可能再次改變?！?/p>
因此，經濟學說發展史告訴我們，不能以靜態的、單向的思維來看待現代主流經濟學，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更不能為所謂“主流”范式所牽引。事實上，經濟學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都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經濟學本身就是針對具體社會狀況而產生的一門學問，它的根本特點就是現實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本身就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一方面，是經過了古典經濟學時期國民財富的生產已經取得了極大成功，從而經濟學開始把注意力從財富創造轉移到資源配置方面來；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物質資本的匱乏，導致了如何最佳使用這些資源成為經濟學關注的焦點，從而極端地發展了數理化的傾向。不幸的是，盡管任何真正的認知都來源于基于新的實踐對過去理論的反思，并且作為一個致用的經濟學根本上也就是對現存社會制度中內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卻撇開了這種對制度變遷以及人性發展的關注，而在一個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為。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取代老制度經濟學，除了當時的制度主義者并沒有提供有效解決蕭條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凱恩斯經濟學沒有涉及制度變革問題，從而減少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生命力的懷疑；特別是，麥卡錫主義和冷戰的興起造成了一種對任何改造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敵意的政治氣氛。顯然，經濟思想史提醒我們，應以反思的態度審視現代主流經濟學，只有這樣，經濟理論才能不斷進步，經濟學科才能不斷發展。
四、結語
理論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應該建立在對各類知識之有機契合的基礎之上，這種契合是建立在對主流理論進行反思的基礎之上；而要對一個學科進行卓有成效的反思，則首先必須對該學科的發展史進行梳理。事實上，絕大多數科學哲學家如庫恩、勞丹、夏佩爾等都把歷史看成是對科學作出哲學斷言的來源或至少是部分仲裁者；對自然科學如此，對社會科學更是如此，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首先必須要建立在學說史和社會史的學習上。究其原因，自然現象僅僅是現象，它的背后并沒有思想，從而也就不要求科學家認識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社會現象卻不僅是現象，它的背后還有思想，任何社會現象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由人的思想所指導的，因而這就要求社會科學家必須吃透實踐背后的思想。例如，偉大的歷史學家柯林伍德就強調，史學家之所以關心歷史事件，僅僅在于歷史事件反映了思想，表現了或體現了思想；在他看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因而“史學的確切對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為?！?br>
正因為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歷史是不可分離的，因此，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必須注重思想史和經濟史的梳理。其實，任何理論都只是對一定歷史現象的反映，只有將理論與歷史結合起來，將理論契合進歷史的分析中，我們才能從整體上審視理論的發展。
J·內維爾·凱恩斯就指出，經濟史“描述存在于以前任何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現象，探索這種現象在依次遞進的各發展階段的實際演變”,而經濟理論“則努力把握經濟現象所以從時間上更替與空間上并存的內在規定性?！憋@然，經濟理論作為經濟現象背后的一般規律是離不開一個個具體的事實的，而僅僅是正視提供了這種豐厚的史實；更不要說，有益的經濟理論不僅要經受得起邏輯和現實的檢驗，還必須經受得起歷史的檢驗。所以，J·內維爾·凱恩斯說：“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的研究在若干不同方面又彼此幫助和制約；因為經濟史涉及到經濟理論特別加以關注的歷史時段，所以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顯得特別重要”;尤其是，“對于成為經濟理論研究題目的那些經濟現象的漸進發展，其一般歷史研究的價值首先表現為它的對比參照作用。
這種價值對于并不具有最抽象的特點的經濟學的任何研究都是有意義的?！倍?，正因為經濟理論具有時空性，因而它也就沒有正確與錯誤之分，而只有是否適應不同時代環境的問題，甚至也不可作進步程度的比較。
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模仿自然科學的發展，崇尚所謂的單向一元的進步觀，以時間先后來批判理論的先進性和進步性，乃至將新古典經濟學稱為最科學的理論體系。為了做到這一點，現代主流經濟學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強調實證主義和數理化的分析而否棄規范性的內容；二是刻意割斷理論與概念發展史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使其理論與產生的社會條件和背景相脫離。事實上，美國許多名牌大學都已取消經濟思想史的課程，因為只有通過這種刻意的斷尾行為，才能樹立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從而使得經濟思想史上一些非正統學派原創性的思想處于未發展的狀態之中。賈根良指出，“對新古典經濟學來說，只有割斷歷史，才能鞏固其統治地位?！眴栴}是，經濟理論的發展可以離開經濟學說史這一基礎嗎？離開思想史的經濟學還堅實嗎？雷斯曼就強調，過去的歷史必須永遠被珍視和尊重，以防止它被當做沉淀成本而永遠一筆勾銷。因此，作為一個真正有志于提高認知的學者或青年學子，就必須對經濟思想史有充分的認識，對那些所謂主流的思想或經濟學抱積極的反思態度；懷特海指出，“所有的活動均在歷史中推行；因此，要了解經濟未來，必須有歷史的前瞻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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