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下中國與中亞五國合作研究
【第一章】我國與中亞五國經濟合作的前景分析引言
【第二章】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綜述與規劃
【第三章】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合作前景展望
【第四章】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經濟合作前景展望
【第五章】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經濟合作前景展望
【第六章】中國與塔吉克斯坦經濟合作前景展望
【第七章】中國與烏茲別克斯坦經濟合作前景展望
【第八章】中國與土庫曼斯坦經濟合作前景展望
【結論/參考文獻】我國與中亞五國的合作發展探析結論及參考文獻

第 1 章 引言

1.1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

2013 年 9 月，我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哈薩克斯坦訪問期間，提出由古絲綢之路途經國共同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宏偉設想。2013 年 11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快同我周邊國家和區域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互聯互通，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對于中央的決策部署，我們統稱之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計劃。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計劃有以下意義：一是通過建設新絲路經濟帶為我國營造良好的外部大環境，推進我國中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中東歐地區及歐洲地區包括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外資外貿領域互聯互通、人力資源輸送與培訓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有利于推進跨國境大區域化合作水平，尤其有利于消化目前我國嚴重過剩的相關產能；二是有利于打造以我為主，滿足我周邊各國利益訴求的命運共同體，推動整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在經濟、社會、人文等方面大繁榮大發展，促進整個歐亞地區的統籌協調發展。

1.2 古絲綢之路綜述

古絲綢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漢都城長安，在東漢延伸至洛陽。它是一條溝通中西方間經濟、政治、文化交流與合作的主干道，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是我國五千年文明史上對外交往的瑰寶。古絲綢之路在我國境內長達 4000余公里，像一條綿延的巨龍。它西到印度、伊朗等國，最西端可直達古羅馬，總長約 7000 多公里。它把古代璀璨的中華文化帶到了遙遠的西方世界，把波斯、希臘、阿拉伯文化等外來文化連接起來、融會貫通，造福于它所途徑的沿路各國人民，對促進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古絲綢之路之所以得名，是因為絲綢在我國古代對外貿易中長期處于優勢地位，其價格昂貴，需求量大，所以古絲綢之路的最初作用僅僅是向我周邊國家出口絲綢，是一條純粹的貿易往來通道并持續了約 2000 年。在古絲綢之路上，絲綢是沿路最具代表性的貨物。例如緙絲就是古絲綢之路的實物見證，在當時被視為"軟黃金",有"一寸緙絲一寸金"的說法，絲綢作為易貨交易的等價物在西域各國通用。從 19 世紀中后期開始，隨著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其不斷加緊對外擴張步伐，把中亞地區囊括進它的版圖內，古絲綢之路陸上通道遭到破壞，進而分崩離析，不復存在。同樣是在 19 世紀中后期，德國地理學家李?；舴以谄渲鳌吨袊芬粫?，把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后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一直沿用至今。

古絲綢之路，最早是由我國西漢時的張騫和東漢時的班超出使西域，并在西域開疆擴土、建功立業，建立西域都護府為起點。隨后隋王朝再次成為全國性的大一統政權，國強民富，遂沿著兩漢足跡繼續開拓古絲綢之路，大力經營西域。

隋朝開皇年間，吏部侍郎裴矩在河西走廊一帶開展邊境貿易和互市通商，這是古絲綢之路繁榮昌盛的序幕。隋王朝擴展加強與西域地區的經貿聯系，使隋王朝的政治、經濟影響迅速擴展至亞歐大陸及其腹地的廣袤地區。在盛唐時期達到輝煌的頂點。盛唐時期開辟以今西安市、洛陽市為起點，經甘肅省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向東到達中亞、西亞地區，連接起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

在人類歷史上，古絲綢之路曾是聯結世界各個文明古國（古中國、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紐帶；也是途經橫跨亞非歐三洲各大帝國（馬其頓帝國、波斯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戰略要沖；還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的發祥地。古絲綢之路建成之后，在我國古代封建王朝興替的漫長歲月里，神州大地與西域各國之間"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

1.3 古絲綢之路對我國古代經濟的影響

古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我國古代的兩漢時期，它是隨著我國古代以絲綢為代表的一類商品的對外出口而逐漸發展起來的。這個出口不僅包括西域、中亞和歐洲各國對我國絲綢、陶瓷、茶葉、漆器、金銀器皿等實物的需求，也包括對我國造紙術、印刷術等生產技術的需求，還包括我國對西域及西方國家的香料、良馬、皮毛、珠寶、棉花等實物和蔗糖提煉等生產技術的需求。

古絲綢之路東起西漢首都長安（今西安）和東漢首都洛陽，它的第一條干線途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后穿過河西走廊的張掖、武威、敦煌、酒泉四郡，向西出玉門關和陽關，最后越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這一路的古絲綢之路在漢朝分為南道北道，而南北兩道的交叉點就在樓蘭。北道自西向東，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今喀什），再從疏勒（今喀什）向西，行至大宛（今費爾干納）。至此這一路的古絲綢之路國內段結束。

從大宛（今費爾干納）開始再向西行便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可以到達大秦（古羅馬帝國）的黎軒 （在今埃及的亞歷山大城附近）。古絲綢之路的第二條干線從皮山西開始南下，穿過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向西南方抵達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倘若從罽賓再向南，可以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搭舟乘船便可到達波斯（今伊朗）和羅馬等地。

以上兩條古絲綢之路干線又被稱為狹義的古絲綢之路。然而歷史上的古絲綢之路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著政治形勢的演變和地理人文環境的變遷而不斷變化著的。在這段漫長的演變歲月里，不斷有新的道路被開通，舊的道路改變方向甚至是被廢棄。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是包含家庭手工作坊在內的自然經濟，商品生產只在有限的范圍內發生作用，農民依托家庭就可以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和絕大部分的手工業制成品，形成了以傳統農業和家庭小作坊生產為基礎的模式，這不僅制約了古代我國封建社會外貿型商品市場中貨物流通容量，而且對來自與國外的商品也造成了強烈沖擊。這個特點在客觀上造成了以國外特產商品和稀有手工業制成品為代表的對外貿易在域外通商中占主導地位。因為古絲綢之路上的邊貿通商既能滿足統治階級特殊的消費性需要，又能帶來巨額利潤，我國古代封建王朝對邊境貿易的態度及采取的措施就可以直接影響到邊境貿易的興衰榮辱，而這也恰恰是古絲綢之路邊境貿易的基本特點。

古絲綢之路的形成、開通和繁榮，是一段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它需要以地緣政治為依托，以多民族跨國界融合為前提，以自然地理條件為基礎。一方面有著經濟文化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政治軍事上的訴求。從西漢初年古絲綢之路正式開通，一直到明朝中后期的的一千五百余年中，由于受到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的限制，我國一直以西北的陸路交通與西域各國相聯系。明朝以后，隨著我國東南水道的暢通、海上運力的顯著提升，古絲綢之路開始走向沒落。明嘉靖三年，明朝在吐番的步步進逼下，不得已戰略放棄我國西北的大量地區而退守長城內，從此關西七衛全部撤入嘉峪關內，繁榮了近一千七百多年的經濟文化大動脈最終歸于沉寂。

1.4 古絲綢之路的現代意義

古絲綢之路最能反映古代我國對世界文明發展的巨大貢獻。約在公元4世紀初期，我國的造紙術已經傳到中亞，后又傳至歐洲和而非洲。直到18世紀末，歐洲各國還在使用我國的造紙術制紙。伴隨著造紙術西傳的還有我國的印刷術、制造火藥技術。公元8世紀，我國的火藥技術和煉丹術一并傳入阿拉伯國家，在當地被稱為"中國雪".隨著古絲綢之路的暢通，我國的水利灌溉技術、冶鐵、養蠶、醫藥、天文和文學技藝等也不斷西傳，同時主要以出口絲綢、瓷器、茶葉、古籍、金器、銀器等貨物為主。同樣，沿著古絲綢之路也有大量的外國商品和生產技術傳入中國，比如葡萄、苜蓿、胡麻、胡椒等商品；琉璃、地毯、毛織物等手工品；藍寶石、象牙、琥珀、瑪瑙等珍貴原材料；還有釀酒、制糖工藝；造船技術；西方的天文歷法、幾何算術等等。

古絲綢之路的發展與繁榮，首先依托于我國古代西北及內陸腹地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這一特點就決定了從兩漢到十六世紀以前的古絲綢之路貿易中，我國自始至終一直起主導作用。然而由于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機（統治階級殘酷壓迫、戰亂頻繁）等因素，造成我國北方人口大量死亡和向南遷移，南北方人口分布的此消彼長，造成只有北方向南方的單向人口純輸入，而沒有南方向北方的人口輸出，這直接引起南北方勞動力資源布局的失衡，進而間接導致與古絲綢之路關系密切的統治階級消費需求的變化。

第二，我國以家庭小作坊生產為主的傳統手工業生產中心的變動。五代兩宋期間，我國絲織業中心完成南移，絲織品生產的產地變化引起交通運輸、流通條件等的變更，最終導致古絲綢之路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古絲綢之路由盛轉衰。

第三，在隋唐兩宋時期，我國古代貿易中心南移格局形成，以江浙一帶為代表的南方經濟發達地區因為政治因素，比如因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而空前繁榮，進一步促使杭州代替長安、洛陽成為新的我國最大的貿易中心。

第四，古絲綢之路與我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對外方針政策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在歷朝歷代的大一統盛世階段，民富國強，文治武功登峰造極，對外政策開明、開放，從而繁榮了我國古代的對外貿易，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規模上都是空前的。但當我國古代封建社會處于沒落崩潰期時，只能集中精力處理國內事務而無暇西顧，對外邊境貿易大量萎縮甚至只能被迫采取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

因此，古絲綢之路興衰的過程清晰地展示了它與我國古代政治、外交息息相關的歷史規律。政治的安定和經濟的繁榮是古絲綢之路邊境貿易的基礎，對古絲綢之路和西域的經營反映出國力的盛衰。所以，只有堅持對外開放政策，才是國家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

我國古代貿易多出于對政治、外交方面的考慮，并不把經濟效益放在首位。

對番外異邦顯示各個封建王朝的文治武功才是根本目的。因此，一些封建王朝常奉行供賜貿易的外貿方針，在許多朝代都曾出現過外國商旅不絕于途、萬國來朝的盛況。古絲綢之路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和興盛起來的。但這種違背互利互惠原則和經濟規律的行為在對外貿易中有很強的單邊性、隨意性和盲目性，并不考慮其中的經濟成本和因此導致的嚴重后果。這種朝貢行為多發生在僅有的幾個大一統封建王朝的盛世時期，其依托強盛的國情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勉強可以支撐一些時日，可不久之后就會難以為繼，這種朝貢貿易也會隨之夭折。因此，只有充分尊重和利用等價交換的市場機制，才能充分發揮我國的資源優勢，把古絲綢之路批判地繼承并不斷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