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改革與開放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當前，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發展處于轉型期和換擋期，需要通過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進一步促進國內體制改革，為我國經濟發展再造一個“開放紅利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 中指出： “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p>
這一論斷對于我們順利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以開放促改革，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經濟全球化新形勢的主要表現
進入 21 世紀以來，國際經濟形勢產生深刻復雜變化。世界各國相互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同時，發展問題依然突出，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轉折，國際經濟規則產生新的變化，全球經濟競爭重點領域出現新的動向，經濟全球化趨勢呈現一系列新的特點。
（ 一） 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轉折
1999 年，為防止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重演，20 國集團宣告成立。20 國集團屬于非正式論壇，旨在促進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的重要問題開展富有建設性和開放性的對話，為有關實質問題的討論和協商奠定廣泛基礎，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和持續增長。在 20 國集團成員中，包括了中國等在內的 10 個新興發展中國家。
2009 年，為了抵御美國次貸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其中的五國（ 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和南非）開啟了相互之間的合作，形成了舉世矚目的被譽為“金磚五國”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合作模式。
“金磚五國”具有很強的經濟發展互補性，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國是“世界制造中心”,俄羅斯是“世界加油站”,印度是“世界辦公室”,巴西是“世界原料基地”,南非是“世界鉆石天堂”.正因為這種互補性的存在，才使五國相互之間的合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并開拓了廣闊的發展前景。目前，“金磚五國”國土面積之和占世界領土總面積的 26. 8%,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 43%,經濟總量約占世界 20%,貿易總額約占世界 15%,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率超過了 5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4 年“金磚五國”在世界經濟增量中的比例將達到 61%.此外，金磚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氣候變化等事關全球治理的重大問題上正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推動著國際秩序朝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
（ 二） 國際經濟規則出現新變化
近年來，隨著世界新興國家群體的崛起以及歐美國家債務危機的爆發，以美國和歐盟為首的發達國家啟動并主導了一系列貿易和投資談判，其中最主要的有 2005 年啟動美國 2008 年加入并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戰略伙伴關系談判（ TPP） 、美國與歐盟 2013 年啟動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談判（ TTIP） 以及美國 2012 年提出的雙邊投資協定范本（ BIT） .隨著這些談判的逐步深入和部分框架協議的達成，新的國際經濟規則已初露端倪：
一是推行更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美國在跨太平洋經濟戰略伙伴關系規則中提出包括促進通過網絡和電子設備來進行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對關稅、數字環境、電子交易授權、消費者保護、本地化要求等進行規范，以保證信息的自由流動。美國和歐盟在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談判中希望雙方的管制條款更加具有相容性，以避免不必要的貿易壁壘。
二是積極推進投資自由化。美國 2012 年提出的雙邊投資協定范本中要求東道國政府允許外國投資者參與東道國的標準設定、降低業績要求、增加透明度等； 要求東道國不因吸引外資而違背和降低其環境法和勞動法的標準等。
三是更加強調公平競爭和權益保護。在 TPP談判中，美國提出了國有企業的競爭中立原則，即政府支持的商業活動不能因其與政府的特殊關系而利用私營部門競爭者所不具有的競爭優勢。此外，在上述幾大談判中，都強調了知識產權保護和勞工標準的問題。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制訂一些高標準的保護條款，包括延長著作權的保護時間、加強互聯網知識產權保護、明確臨時性侵權行為的法律責任等； 在勞動標準方面，強調推行嚴格的、可強制實施的勞動標準。
（ 三） 全球經濟競爭重點領域出現新動向
長期以來，國際貿易一直以貨物貿易為絕對主導。經濟全球化引發了各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國際貿易格局也相應發生著變化，服務貿易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并且呈現出加速增長和服務內容高科技化等特征。但就整體而言，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規模還偏小，目前在全球貿易總量中所占比重只有 30% 左右。此外，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及國際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具有較大差距，加上服務市場的開放涉及到國家主權與安全、政治與文化差異等敏感問題，因此國際服務貿易領域的保護程度遠遠超過了國際貨物貿易領域。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初，雖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達成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對世界服務貿易的發展與自由化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世界貿易組織本身的內部矛盾和分歧，導致這些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影響。2012 年，美國與歐盟牽頭啟動了多邊服務貿易協定談判（ TISA） ,進一步強調了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在多邊服務貿易協定中，談判范圍包括了金融、快遞、傳播、電信、電子商務、運輸、觀光、物聯網、數碼貿易、移動通信網絡、互聯網等所有服務業領域，并對國際海運、電信服務、電子商務、跨境數據轉移、運輸和快遞等新興領域建立了管制規則。在 TPP 談判中，美國希望建立全面的、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推動金融服務自由化及電信自由化，其中在電信方面，包括電子商務以及促進軟件、影音光盤等數字產品銷售的貿易自由化。
由此可以預見，從貨物貿易逐步轉向服務貿易將成為世界各國競爭的重點領域，而智能化制造與數字化服務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也將成為世界各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導方向。
二、構建我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主要舉措
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我國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創新開放模式，形成引領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開放區域，強化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提高抵御國際經濟風險能力，構建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 一） 放寬外商投資準入，推進服務領域的投資自由化
目前，我國對外商投資準入尤其是服務領域的投資準入仍有較多的限制。在 160 個服務部門中，不附加條件而完全開放的服務部門尚不足五分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2012 年，我國服務貿易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 10.86% ,這不僅大大低于世界范圍的平均水平，也與我國世界貿易第二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稕Q定》提出，今后將“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筑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這些舉措無疑將大大提升我國服務業開放水平，加強服務行業與世界各國的競爭和合作。
（ 二） 擴大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
貿易和投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兩股重要推動力量。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我國已由世界引資大國成長為世界投資大國，投資總額已居世界第三。
但總體來看，我國對外投資的單項規模和水平還不高，投資主體也主要還是國有大型企業。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人均 GNP 達到 3000-4000 美元之后，將迎來對外投資的高潮。2012 年 7 月，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等 13 個部門聯合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完善了對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的政策支持，簡化和規范對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的管理。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審核流程仍然比較繁瑣低效，從首次投資到隨后的每筆追加投資都需要經歷很多審批環節，整個流程常常持續半年左右。在 2013 年 12 月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洽談會上，中國政府表示要推進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由核準制逐步轉變為備案制。這一舉措將大大縮短投資申請周期，提高企業和個人的投資效率。
（ 三） 創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并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 港） 區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自貿區的主要功能是推動中國服務業的開放、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加快金融改革、推動對外貿易的轉型升級和簡政放權、完善法律保障等。在這些功能當中，自貿區肩負的重要使命之一是“要探索建立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我國長期以來對于國民待遇原則一直持謹慎態度，對于運營階段的國民待遇義務履行中，存在實行差別政策的現象，對于準入階段的國民待遇義務則一直未接受。在國際投資法領域，對國民待遇義務予以保留的方式包括“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兩種模式，前者是一種循序漸進與有選擇性的自由化的方式，比較而言，后者對締約方承擔的義務水平則要求更高，除非締約國在條約中列明例外情形，否則國民待遇義務將無條件適用于締約國所有部門。上海自貿區實施的“負面清單”模式是我國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的一個重要步驟。
（ 四） 以周邊國家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
目前，我國分別與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冰島和瑞士等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建立了內地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 CEPA） 以及大陸與臺灣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 .同時，我國正在進行與韓國、海灣合作委員會（ GCC） 、澳大利亞、挪威、中日韓自貿區以及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 RCEP） 協定的談判。此外，我國還聯合印度完成了對區域貿易協定（ RTA） 的研究，正與哥倫比亞等國開展自貿區聯合可行性研究，并加入了《亞太貿易協定》，在 WTO“多哈回合談判”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加快區域經濟合作步伐，尤其是加快實施以周邊國家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將對我國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具有重要的意義。
（ 五） 進一步擴大內陸沿邊開放，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1980 年，我國正式試辦經濟特區； 1984 年進一步開放沿海城市； 1990 年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 1992年實施沿邊、沿江及內陸省會城市的全面開放； 2001年 11 月，中國加入 WTO,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進一步提出： “加快沿邊開放步伐，允許沿邊重點口岸、邊境城市、經濟合作區在人員往來、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實行特殊方式和政策?！?/p>
通過進一步的內外開放后，我國將建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的對外經濟走廊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從而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
三、構建我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三個關鍵環節
世情國情的深刻變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都前所未有，只有適應對外開放新形勢，全面把握機遇，才能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中站穩腳跟，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把握主動。
（ 一） 審時度勢，適應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新規則的制定
一是以已經啟動的中美投資協議談判和中歐投資協議談判為突破口，積極主動與發達國家進行高水平協定談判，這是我國直接參與全球經濟新規則構建的重要一環； 二是在“10 +1”、“10 +3”、“10 +6”等基礎上，在今后談判中發揮主導作用，設計出適合中國特點，并能平衡各區域各國利益的中國版國際貿易新規則范本； 三是以上海自由貿易區為平臺，探索國內外規則整合的渠道。上海自由貿易區實際上已經融入了國際經濟的諸多新規則，為我國與國際經濟新規則之間建立了一個對接通道。
（ 二） 有序推進，防止“改革紅利”演變成“政策紅利”
在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上海自貿區的前后，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自貿區熱潮。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審慎漸進地進行試點推廣，避免自貿區再度淪為地方政府進行政策套利的工具，使之能真正發揮并帶來“改革紅利”和“創新紅利”,成為我國適應和對接國際經濟新規則的“孵化器”和助推劑。
（ 三） 抓住機遇，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握時機，首先開放部分沿海城市，利用本國充裕的資源、能源、勞動力等優勢，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加工貿易，取得顯著成效。但是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主要依賴資源、能源、勞動等有形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外貿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已是當務之急。目前，技術、品牌、質量和服務等將成為新的國際經濟競爭優勢，而技術、人力資本、管理等要素的充裕性將決定新優勢的強弱。因此，我們要緊緊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和新機遇，適時從貿易發展的規模擴張階段，轉變到結構提升階段和要素優化階段，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謀取到最大的國家利益，并達到以開放促改革的成效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