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奇跡般”的高速成長，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得到顯著改善。然而，中國在轉型背景下對發達國家的追趕，也付出了高消耗、高污染、犧牲個人福利以及經濟運行體制扭曲的代價。重規模輕質量、重速度輕效率的傾向已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桎梏，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與趕超的后勁不足等問題變得愈發緊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1］，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鍵是要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增長效益上來。當前，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進入“新常態”。長期經濟增長中的供給和需求因素已經發生趨勢性逆轉，導致原有增長模式已不適應新的發展需要。因此，如何針對發展階段轉換時期的結構轉型矛盾重新構筑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實現由規模擴張向效率提升轉變已經成為政府和學界關注的核心議題。
二、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格局與動力，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等話題一直困擾著政策制定者。在“四萬億”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后，中國經濟增速自 2010 年 2 季度開始放緩，特別是 2012 年 1 季度以來 GDP 增速已連續十一個季度低于 8%?？紤]到 2014 年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復雜性，中國經濟連續 5 年增速下降，連續 3 年增速低于 8% 已成基本定局。
這將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下滑時間最長的一次，并且增速放緩的壓力仍在不斷加大。為此，許多國際機構和投資銀行紛紛下調中國 2014 年的GDP 增速預期\\( 見表 1\\) ，國外一些評論也對中國經濟的前景表示擔憂，“唱衰”中國經濟的言論再一次甚囂塵上。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認為，任何國家的經濟增長都不是直線上升的，即便在改革開放的 35 年中，中國經濟由于外部沖擊和內部調整等原因，也同樣經歷過幾次不同幅度的升降起落，年均增長率也并非保持穩定。若是進一步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遠高于歐美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與收入水平接近的其他金磚四國相比，無論是增長的速度還是穩定性方面，中國經濟顯然更勝一籌?！?】
實際上，無論是樂觀者的看好還是悲觀派的唱衰，都反映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受到舉世關注。從國內看，盡管改革開放 35 年來中國經濟保持年均 9. 8% 的高速增長，然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人均 GDP 仍然只有美國的 19. 4%、日本的25. 7%，在世界214 個國家中排在第114 位;接近一億人尚未擺脫貧困，其中 80% 是農村人口; 每年新進入市場的勞動者約為 1 300 萬人，其中一多半是等待就業的大學生。這一系列數字說明，對于剛剛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中國而言，GDP 增長速度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與社會和諧、穩定密不可分。從國際上看，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已從1978 年的 1. 8% 提高到 2011 年的 10. 5% ，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這一數字將進一步上升到14. 32% 。中國經濟的崛起對整個世界已經產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外溢效應顯著。研究表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2］，在新興市場中，中國的增長率上升 1 個百分點，其他新興市場的增長率會立刻上升 0. 1 個百分點。隨著貿易條件進一步改善，這種正面效應會不斷增大?？梢哉f，世界經濟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中國。
必須看到，當前中國經濟下行風險明顯加大，穩增長壓力陡增。從國民生產總值構成來看，消費、投資和出口均呈現回落態勢\\( 如圖 1 所示\\) 。
國內消費持續低迷，自 2010 年開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逐年下降趨勢十分明顯。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預期下降等都抑制了消費意愿。
中央八項規定和各項反腐措施出臺在糾正不合理消費的同時，也間接地沖擊了國內消費增長\\( 劉偉，2014\\)［3］。在投資方面，由于社會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企業自主投資意愿下降，固定投資增速仍延續回落之勢。特別是 2014 年以來，房地產投資大幅下滑進一步拖累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外貿進出口方面，受人民幣升值和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共同作用，我國出口傳統的成本優勢正逐漸被東南亞地區超越，高端制造又面臨著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的挑戰。因此，全年的外貿形勢依舊復雜嚴峻。
在企業生產方面，制造業 PMI 和工業增加值自 2011 年以來一直處于收縮過程\\( 如圖 2 所示\\) 。外需惡化、內需放緩、企業用工成本上升以及去庫存壓力都令制造業承壓，企業整體盈利仍在低位徘徊。實體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缺少競爭力，生產率難以提升，去庫存、去產能仍將繼續，加快更新改造，轉型升級都需要一個過程。從物價走勢看，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逐月走低，而工業產品出廠價格\\( PPI\\) 持續負增長，宏觀經濟中的通貨膨脹隱憂已經遠去，但是實體經濟通縮風險已經形成。特別是，由于 CPI 與 PPI 之間的差距并未顯著縮小，其反映的真實融資利率仍處于高位，這對凈負債的工業企業形成了巨大壓力。
為了保證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內運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后通過為小微企業減稅、加快鐵路投融資方式轉變、加大鐵路投資、加大棚戶區改造力度等財政“微刺激”政策，中國人民銀行通過不對稱降息、公開市場操作、連續定向降準以及創新使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了中性適度的流動性水平，促進了信貸的合理增長和信貸結構的有效改善，避免了中國經濟出現大的波動。從近期月度數據來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基本保持穩定，但是經濟復蘇的基礎依然脆弱，復蘇勢頭有待于時間的進一步驗證。經濟增長減速意味著很多潛在的風險會逐步暴露，這主要體現在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大、銀行資產質量下降以及信貸資金無法有效流向實體經濟。特別是當前部分企業依然存在經營困難和盈利能力不足的問題，資本回報率呈明顯的下降趨勢，產能過剩和去庫存成為部分行業的主要問題。銀監會公布的數據也反映出，銀行不良貸款率與 2013 年底相比出現了較快上升，部分企業出現了資金鏈斷裂、違約等問題，影子銀行違約風險加大，地區性金融風險問題凸顯。同時，地方政府債務高筑，今明兩年還款壓力較大。結合上述幾點問題來看，當前中國經濟動力依舊不足，潛在風險日益突出，部分深層次的問題并未得到明顯改善，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
三、經濟發展進入階段轉換期
盡管對于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分析仍有爭論，但是社會各界對增長階段轉換的共識已經形成。從表面上看，經濟增速回落主要是由于刺激政策退出后的投資放緩導致的，具有周期性波動的特點。然而，全社會投資不足背后卻折射出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 即中國經濟的增長效率正在下滑。增長核算的研究顯示\\( 見圖 3\\) ，在2008 年之前，效率的改善不僅直接推動經濟增長，還會有效的拉動民間投資的增加，使經濟增長富有效率。但是，在 2008 年之后，一方面資本產出比年均增長率大幅提高，資本形成總額占 GDP中的比重由 2004—2008 年間的均值 42. 3% 上升到 2009—2013 年的 47. 8%，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 ICO\\) 從 2006 年的 2. 9 個百分點升至 2013年的 6. 6 個百分點。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增長率\\( TFP\\) 的貢獻在快速回落，從 2007年的 6. 06 個百分點降至 2013 年的 0. 04 個百分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投資高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投資回報率的大幅下滑。白重恩和張瓊\\( 2014\\)［4］使用資本在總收入中的占比，資本產出比，折舊率以及產出價格相對于資本價格的增速測算整體資本回報率，結果顯示 2000—2007 年的平均資本回報率約為 22%，但之后大幅下降，由2007 年的 26. 7% 降至 2013 年的 14. 7% 。這些數據都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的投資拉動忽視了真正的效率改善。所以，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更多的是一種體制性、結構性問題，這也是經濟潛在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國際經驗表明，任何國家或地區都無法保持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經濟發展過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歷史上，成功實現經濟起飛的經濟體大都先后經歷了顯著的增長加速和減速、調整階段。在理論上，長期經濟增長并不存在固定模式和路徑，世界經濟史中不乏形形色色的演進路徑和成功案例?，F代經濟增長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不斷采用新技術的過程。在技術的創新和使用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人類進入現代經濟增長后，發達國家長期處于全球科技前沿，生產技術的升級換代只能通過本國研發得以實現。然而，發展中國家可以在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同時獲得國際技術溢出，通過技術引進而并非自主研發獲得更加現代化和高效率的生產技術，從而獲得巨大的后發優勢。因此，后發國家在追趕發達經濟的過程中，通常會面臨\\( 從傳統的到現代的\\) 多種可供選擇的生產技術，而不是如新古典增長理論假設的那樣存在一致的生產技術\\( 函數\\) 。因此，經濟增長并不是單一、勻質的過程，既有可能表現為遵從現有增長路徑向特定穩態收斂的過程，也有可能發生增長路徑跳躍，收斂到新的穩態，呈現出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均衡循環動態變化的特點。
如果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的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令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堅持通過體制改革，釋放市場活力，推動增長路徑向更高水平轉移，避免了由于投資回報率下降出現的“條件收斂”現象。如果做一個形象的比喻，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比作火箭升空，那么無論是 1978 年的改革開放，還是 1992 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抑或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都發揮了助推器的作用，每一次的點火\\( 改革\\) ，都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一個更高水平的運行軌道\\( 如圖 4 所示\\) 。因此，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轉換不僅具備新古典經濟理論的轉移動態特征，亦伴有中國特色的漸進式改革的特征。當然，經濟增長動力在特定的發展階段所釋放的增長活力并不是永恒的。伴隨著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正在衰竭，而全新的增長動力尚處于形成之中，因此，增長的波動也成為可能。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格局已經發生顯著改變，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趨勢性逆轉\\( 圖 5 所示\\) ，在供給端表現為四個典型的倒 U 型結構特征: 人口結構———適齡勞動人口比重開始下降，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產業結構———第二產業增加值首次低于第三產業，中國邁入服務化時代; 收入結構———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回升，收入差距開始縮小，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開始下降; 環境結構———接近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從需求端來看，資本形成占總產出份額遠超同時期的日本和韓國，到達歷史峰值，消費占 GDP 比重開始回升; 在出口方面，中國出口占世界份額接近美國和德國水平，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國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中國出口產品在全球市場所占的份額將基本保持穩定，進一步提升空間不大。此外，在城鎮住宅、汽車、鋼鐵、建材等新世紀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龍頭產業已經或接近長期需求的年度峰值。顯然，各項數據均已表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已經發生，經濟發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四、增長動力轉向效率提升
面對“十八大”后的經濟形勢，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統籌推動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發展思路，力圖平穩、順利地渡過發展轉換階段，實現經濟轉型升級。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諸多潛在風險，在保證調結構、促改革的前提下，針對經濟的短期波動，采取一定的需求管理措施、刺激投資對實現增長預期目標是十分必要的。經濟體制改革屬于慢變量，而投資回落、出口趨緩則是快變量，短期的經濟波動難以通過調結構和促改革予以化解。如果放任經濟下滑，無所作為，那么不僅會加速風險暴露，還會改革社會預期，引發“羊群效應”。所以，采取一系列定向微刺激政策繼續加大投入仍有一定的作用空間，通過打造“長江經濟帶”，推進“一路一帶”等重大項目建設達到穩定經濟增長效果。因此，需求管理措施不應被排除在政策選擇之外。但是如果沒有調結構和促改革的配合，這類刺激措施只會延緩甚至強化固有的經濟增長方式。這就需要兼顧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等多重目標，特別要處理好穩增長與控風險、需求管理與推進改革之間的關系。
調結構和促改革的核心是要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增長效率上來，就是要提高全要素增長率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然而，近年來部分地區在經濟發展中過分強調經濟增長速度，忽視了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特別是在畸形政績觀引導下，地方政府通過盲目上項目、擴投資，干預微觀主體的生產經營決策，片面追求 GDP 絕對值的增長，忽略了其他因素，比如經濟結構的平衡，環境成本，社會福利等等。正是由于過分強調通過政府干預來克服市場失靈現象，強調政府在資源動員和配置上的作用，導致制度供給固化，形成負反饋效應。轉型經濟體制和強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實際上也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轉向效率驅動的增長模式造成了障礙。因此，若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必須要切實改變重數量輕質量、重速度輕效益的做法。通過著力提高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為此，需要在以下四個方面深入推進改革，提升經濟增長效率。
\\(一\\) 深耕規模效率
同歐美發達經濟體的企業相比，中國企業普遍存在規模擴張不足的問題。從生產角度看，由于金融結構存在扭曲，導致社會整體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眾多中小企業發展緩慢，部分優勢企業難以做大做強。同時，市場分割與地方保護的存在導致競爭尚不充分，特別是僵尸企業長期存活，占用并浪費大量金融資源，阻礙了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優化。從需求角度看，緩慢的城鎮化進程拖累了國內企業對本土市場開發，導致企業過分依賴出口。盡管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到達 53. 7%，但是仍有約 2 億人無法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缺位的社會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進程務工人員的消費能力\\( 陳斌開等，2010\\)［5］。部分小城鎮由于人口集聚不足，無法攤薄供給成本，導致基礎設施不足、公共服務能力嚴重滯后\\( 沈坤榮，2014\\)［6］。因此，在發揮規模效率方面中國企業仍需下大功夫。首先，要深化金融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努力消除金融歧視，為優勢企業的規模發展提供金融支持。其次，要努力克服地方保護主義，讓市場競爭機制充分發揮作用，鼓勵企業通過兼并重組，整個社會各類資源，實現行業跨越發展。第三，要緊抓新型城鎮化建設這一重大機遇，深耕國內消費市場，掌握國內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需求趨勢，開發相應產品，提升產品競爭力。
\\( 二\\) 優化配置效率
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已經取得長足進步，然而大部分改革仍有待深化，各種有形無形的制度壁壘，妨礙著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市場參與主體的公平競爭。比如，金融體制、戶籍制度和城鄉統一用地市場改革滯后，導致資金、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低效流動。另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強調政府動員、配置資源的陳舊思想依然存在，政府仍然存在干預資源配置的動機和能力，特別是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過多，不合理干預太多，通過不斷擴權，嚴重壓抑了市場成長空間，造成效率損失。因此，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有賴于真正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首先，要打破行業進入和退出壁壘，消除對民營經濟的歧視，破除民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玻璃門”“旋轉門”和“彈簧門”，允許并鼓勵社會資金向養老、醫療、教育、金融等現代服務業流動，提升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其次，切實推進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努力打造有效政府和有為政府，減少政府缺位乃至不作為問題。第三，統籌城鄉、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完善主體功能區定位，調整政績考核和績效評價體系。
\\(三\\) 提升技術效率
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創新能力已經越來越成為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重要標志，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某種程度上就是自主創新能力的競爭。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典型的粗放式特征，更多的依賴投資拉動和產能擴張，而科技創新的貢獻偏低。這也導致我國經濟發展出現高端制造缺乏、產業鏈高端環節缺失等問題，具有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并不多。同時，高投入、高能耗的發展模式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和生態問題。因此，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著重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首先，真正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加強企業的創新意識和動力，引導企業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其次，密切科研院所、高校與企業的聯系，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推進科技資源共享機制。第三，健全科技資源配置體系，加快各類鼓勵創新政策的實施，完善政府科技創新補貼的使用方式。
\\(四\\) 改善管理效率
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建設現代公司治理體系，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鼓勵企業學習和推廣現代企業管理實踐，提高企業生產經營中的規范化和標準化水平，發揮增長的管理效率。目前，中國企業的生產效率低下，部分原因在于企業的經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規模擴張，決策短期化傾向嚴重等。同時，中國企業具有明顯的機會主義傾向，盈利主要依靠改革過程釋放的各種稀缺機會。另一方面，一些中國企業并不缺乏擁有生產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優秀人才。然而，由于企業委托代理機制存在缺陷，導致企業員工特別是中高層管理人才為實現企業生產成本最小化的積極性不足。因此，企業無法采用可以提高生產率的新技術，產品的質量也無法得到保證。這就要求企業改變生產經營模式，將企業經營和管理過程中獲得的有用經驗和知識規制化，建立標準化管理流程。通過內部挖潛、機制體制改革和流程優化，提高企業的生產運營效率和管理水平，達到更高水平的產需均衡點和盈利均衡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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